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否对经济危机起到实质性作用?

1. 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否对经济危机起到实质性作用?

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增长压力，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绝对有拉动作用

2. 中央四万亿投资的财政政策分析

　　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2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会议第一次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描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罕见地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求执行新的经济刺激计划。

　　该消息于9日正式公布后，A股市场在其后的一周中连续上涨，甚至带动了海外股票市场的上扬。

　　这是1998年以来中国再一次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从文字表述来看，两次在财政政策上是一致的，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则有所不同，1998年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今番则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显示了本次经济刺激计划在力度上可能要强过上一次，另一方面大概也有吸取上一次经验教训的意思：伴随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如果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于一边加油门，一边踩刹车，造成政府财政投资挤压民间投资的结果，此长彼消，结果是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而总量的增加则有限(1998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85万亿元，增长14.1%，其中，国有经济投资1.57万亿，增速高达19.6%)；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应该更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增长。1998年，中国的GDP为7.955万亿，财政收入为0.99万亿元，财政赤字为922亿元，大约占财政收入的10%；而今年，预计GDP将为27万亿左右，约为1998年的340%，预计财政收入将会突破6万亿元，约为1998年的600%。财政手上的钱明显地多了，所谓“长袖善舞”，财政政策的空间也明显地要比1998年大不少。比如，如果财政赤字保持1998年的水平，仅赤字一项，就有6000亿的空间。

　　1998年的时候，国企改革、房改、医改、粮改等都在次第推出，与这些改革相伴随的是下岗、财政支出显著增加(其中最明显的是当年发行2700亿的特别国债，注资几家国有银行以促进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9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一方面是为多项改革措施埋单(当然，还有为此前几年过于严厉的紧缩政策做补偿的意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是更为单纯的刺激经济，不含有支付改革成本的意味。说到成本，它更多地是为中国过去几年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付出代价。这个模式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第二产业，形成远超过本土市场需求的巨大产能，这些产能必须依赖外部市场来消化，于是形成巨额外汇储备。外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或者国际货币发生突变，都会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

3. 2009年下半年经济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009年下半年经济形势

          分析和投资策略



一、2009年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分析

  2009年以前中国经历了2次明显的经济下行周期，即“89-91年下行期和1997-1999下行期。我们下面简单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并结合当时采取措施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89-91年下行期” 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错误计划与社会动荡的产物，当时社会制度基础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国家调控力度很强；所以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迅速展开，经济随即大幅增长。“1997-1999下行期是亚洲金融危机与经济制度转型结合的产物，发生时中国正处于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这期间，98年中国政府采用了累计3600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同时实行了两项措施：一是银行坏帐的大规模冲销（包括通过债转股等方法）。数据显示这期间累计冲销的银行坏帐总额超过13000亿，大大高于财政刺激的规模；二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破产关闭和对员工的下岗分流等。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报表，提升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同时，中国加入WTO，大大改善了中国企业的外贸环境，出口大幅增加，并最终转化为私人投资的全面扩张，由此形成直到2008年的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可见，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关键因素是投资。



二、本轮经济下滑期分析

  本轮经济下滑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条件下形成的经济萧条，现有的经济主体较原有的国有经济主体对于繁荣和萧条反应更为灵敏，市场预期对他们的影响更为强烈，国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控能力会更差。经济主体对于政府的反周期政策调整的相应动力相对较弱。制度基础的差异决定了政府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效果不会立竿见影。因此，本轮萧条持续的时间可能较长。

本轮下滑期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双重冲击的经济萧条，纠其根本原因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内在矛盾的全面爆发。一方面总需求在实际投资增速下滑和外需增速下滑的引领下迅速回落，另一方面总供给却在2002-2007年固定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下迅速提升，投资增长型模式在短期与中期所固有的内在冲突的全面爆发决定了2008年宏观经济必然急转直下。外需增速的放缓与房地产市场的供求逆转先后启动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反向收缩机制；出口增速的下滑打破了“为出口而投资”的平衡，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在挤压投资泡沫的过程中打破了“为投资而投资”的自我循环机制。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内在矛盾的全面爆发，使固定投资实际增速的大幅度回落在2008年下半年取代外需回落而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直线下滑的主体，并构成中国宏观经济急转直下的核心。

三、2009年经济形势分析

   就在各方面都担忧2009年经济走势的时候，随着2009年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的出炉，乐观情绪迅速漫延。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 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025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70070亿元，增长6.6%；第三产业增加值57767亿元，增长8.3%。与之对应的是股市、期市、楼市的飞涨，似乎一夜之间由冬天进入夏天。

具体分析中国经济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我们发现：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 的贡献占53.4%，拉动3.8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 的贡献占87.6%，拉动6.2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 的贡献占-41%，下拉-2.9个百分点。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的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净出口对GDP的下拉作用，尤其是在投资强劲增长的刺激作用下，最终实现了上半年7.1%的GDP增速。可见当前的经济反弹仍然倚重于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推动，我们仍然在重复原先的老路，所以极有可能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政府主导型投资虽然可以在弥补短期需求不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良药，政府无法替代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保障。过度的刺激政策会阻碍市场对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力量，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削弱未来经济增长潜力。2009 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增长率累计达到33.5%。从绝对金额来看，2008 年1 至6月份的总额约为6.8 万亿，而今年同期则达到了9.1 万亿！如果考虑到投资品价格同比下降的因素，则根据投资增长速度还要更高。但是在投资增长之中，国有和集体直接控制的投资活动的同比增速为48.5%，是保持投资强劲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他成分企业的投资活动合计同比增速为24.8%，与过去十年平均水平相比处于偏冷区间。 1999年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如何保持政府投资的持续和刺激民间投资。

分析中国政府的财政货币刺激的目的是在经济面临一系列内外冲击的背景下，将经济增长维持在接近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短期之内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通过减税和降息，扩大贷款支持私人部门的需求；而后在全面启动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后把财政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但是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短期内实现这种改变。2009年上半年我国新增银行信贷约7.4 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长可能超过10 万亿。数据表明：（1）1 至6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达到了1.58 万亿，同比增长53%。尤其是5 月份之后，居民住房贷款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更大规模的资金随之流入房地产市场。（2）1 至5 月，股票市场的净流入资金规模达到了1.84 万亿；而据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报告，其中信贷资金的流入接近1.5万亿。（3）与此同时，银行系统的存款余额却大幅增长。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5 月份，银行活期和定期存款合计增长了4.26万亿，增幅分别达12.5%和31.7%。可见，民间投资房产化、股票化加剧，投资机会事实上的减少造成民间资本沉淀和泡沫化。1999年政府投资停顿后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有可能在10年后重演。

四、2009年投资策略

总体来看，2009年下半年宏观面偏空，对有色金属，尤其是铜建议看空为主。

   市场信心和宏观经济走势是影响沪铜走势的最主要因素。尽管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一些经济指标开始企稳甚至走好，但还有很多经济指标不尽人意，世界经济仍处于弱势震荡阶段，这种宏观经济形势对后期多头力量有很大抑制作用；尽管中国保持了较快增速，但前期的上涨已经透支了“中国因素”对全球铜价的利多影响，单单一个“中国因素”也难以承担继续推高国际铜价的重任；加上现货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对期货市场的利空影响，总体来看，目前价位下跌空间远大于上升的空间，2009年下半年建议放空沪铜。

首先，经过前期上涨后，多头题材已经得到比较充分释放。从2009年元旦过后至今，国际炒家借口“中国因素”对铜价的支撑、美元指数下跌预期等主要利多题材大肆炒作，导致全球期铜价格大幅上涨。从目前看，这些利多因素对全球铜价的后续推动作用已经明显减弱。

1、随着铜消费淡季到来和国家收储结束，“中国因素”对全球铜价的支撑作用逐渐减弱

在我国，电力行业是铜的最大用户，约占铜消费总量的一半左右，其次是空调和冰箱等加工业。按照往年生产习惯，空调和冰箱加工企业为保证在夏季到来前向市场供货，春节过后一般都会在市场上大量采购铜等生产用原材料，所以，春节过后至5月份前后，国内铜价一般都呈现一轮上涨行情，今年也不例外，沪铜指数从元旦前后最低点至4月中旬，四个月时间内最高上涨83%左右。但随着时间推移，铜加工企业备货动力逐渐减弱，随着铜加工企业铜消费数量接近尾声，支持国际铜价的利多影响也将逐渐减弱。

前期商品大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储收储。中国3月份进口了29.7万吨精炼铜，同比上升158%，第一季度累计进口达74.8万吨，同比增加了97%。在终端消费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进口增幅巨大，很明显是中国国家储备局从国外收储了部分铜，市场预估规模为30—40万吨之间。但截至目前为止，国家收储量已经达到30万吨左右，短时间就完成了大部分任务；同时，经过前期全球铜价大幅上涨，国际铜价已经远远高于业界普遍认为的国储局“理想”收储价3000美元/吨，目前价位不仅不会引起国家收储兴趣，反而不排除利用目前机会抛售的可能。

2、美元指数止跌回升，对全球铜价的利多作用有所减弱

国际市场上很多商品都以美元标价，因此美元指数变化与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呈现了非常密切的负相关关系，经过对伦铜期货价格和美元指数从2008年8月5日至2009年6月2日共209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二者之间相关系数为-0.805390785695。美元指数下跌，则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美元指数上涨，则商品价格普遍下跌。由于国内外商品价格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因此，美元指数通过国际商品价格对国内相关期货价格产生了间接地负相关关系。随着美元指数近期内在78附近企稳，从4月底至今的美元下跌趋势得以遏制，随着美元指数止跌企稳，其对全球铜价的支撑作用也随着减弱。

3、尽管一些经济指标显示实体经济已经开始企稳，但实体经济真正复苏尚需时日

   在国外，铜主要适用于建筑行业，建筑行业铜消费量占国外铜消费总量50%左右；在我国，铜广泛使用于电力行业，电力行业约占国内铜消费总量的50%左右，由此可见，铜消费数量和GDP增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图二、美国精炼铜消费行业分布



其次、美元指数下跌空间比较有限

   由于国际上很多商品期货以美元标价，因此，美元指数与期货价格呈非常密切的负相关关系。而沪铜与伦铜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美元指数也就成了影响沪铜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沪铜后期走势不能不考虑美元走势的变化趋势。

图七、美元指数和伦铜价格变化

  

图八、美元指数和沪铜价格变化



尽管次贷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但由于美国采取了相应的干预措施，在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斗争中，美国经济可能率先复苏，因此，从今后一段时间看，美元指数下跌空间仍然比较有限。

1、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美国经济复苏过程明显快于欧洲和其他国家，这决定了美元指数下跌空间不大

近期公布的一些指标对上述分析提供佐证。如6月中旬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5月份的68.7上升至69，美国商务部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商品零售额5月份上涨了0.5%，为4个月以来最大涨幅。6月7日止当周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由之前一周的负49升至负47。与此同时，其他国际和地区的经济指标却继续走低。欧洲央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收缩4.6%，明年进一步下跌0.3%，在明年中之前都不会复苏。日本内阁府11日公布的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并剔除物价变动后的实际GDP较上季度下降了3.8%,换算成年率后为下降14.2%。6月9日消息法国财经部最新预测报告显示2009年法国GDP将是-3%。今年3月初，法国财经部曾预测2009年法国GDP为-1.5%。

  美国经济谘商会最近公布，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54.9，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39.2上修至40.8。与美国经济不同，最近公布的欧元区及区内多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衰退程度加深。其中，欧元区经济萎缩2.5%，同比降4.6%，为欧元区1999年成立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德国经济萎缩3.8%，是自1970年有此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法国亦下滑1.2%，比该国政府此前预测的更糟。

2、从经济统计数据看，美国经济复苏之路明显快于其他经济体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预计，其成员国今年的经济将整体萎缩4.1%，明年则有望增长0.7%。在3月份的前一份报告中，经合组织预计其成员国经济今明两年将分别萎缩4.3%和0.1%，这也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该组织首次上调增长预期。

经合组织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可能萎缩2.8%，明年则有望增长0.9%。日本经济今年将萎缩6.8%，之前的预期为萎缩6.6%；不过，对日本经济明年的增长预期则由负0.5%上调至正0.7%。对于欧元区，经合组织的最新预测是，该地区经济在今年将萎缩4.8%，较之前预计的4.1%还要差。不过，预计明年欧元区经济将不会再出现负增长，之前的预期为萎缩0.3%。

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强差人意。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24日说，尽管已出现一些好转信号，日本金融形势依然偏紧。日本央行将尽最大可能帮助经济重返可持续增长轨道，同时将关注经济和物价的下行风险。在日本央行6月会议维持基准利率于0.1%不变后，鉴于全球信贷紧张形势缓和，市场正在重点关注日本央行是否将在商业票据及企业债券收购计划9月到期之后予以延期。
   日本财务省24日公布，5月份日本连续第四个月实现商品贸易顺差，顺差规模为2998亿日元，较上年同期收窄12.1%。数据显示，日本5月份出口较上年同期下降40.9%，为连续第8个月下降，这主要是受海外市场对汽车、钢铁及电子产品需求疲软拖累。

3、在当前市场缺乏新的保值手段的情况下，持有美元仍是最好的保值手段，增持美元也限制了美元指数下跌的空间

虽然美元汇价最近急贬，美国赤字扩大，美国AAA顶级债信评等也面临调降的威胁，债市活动依然显示，国际间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需求还是居高不下。国际货币基金(IMF)数据显示，美元在去年底约占全球央行外汇储备总额的尽管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但目前美元在世界货币中仍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美元的吸引力在短期内也不会消失，这将成为美元的坚强支撑。而对美国而言，美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均可以保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美国也需要保持世界对美元的信任，同时目前美国经济仍然在艰难的复苏中，美元的走强将会有利于美国早日走出衰退。因而美元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崩溃的局面。

再次、消费增速低于生产增速，现货压力日显沉重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精炼铜产量33.18万吨，同比增长了1.4%，较4月份环比下降1.9%。1-5月份精炼铜产量为160.29万吨，同比增长5.9%。5月份国内的铜精矿产量为8.29万吨，同比增长8.8%；1-5月份铜精矿产量为36.95万吨，同比增长9.4%。

5月份铜材产量为84.62万吨，同比增长21.3%，环比增长4.9%；1-5月份铜材产量为345.89 万吨，同比增长7.9%。

图十六、我国精炼铜产量

  

图十七、国内精炼铜产量月度同比变化



  虽然今年铜价较去年明显回落，但仍位于成本线上方，国内冶炼厂的减产意愿较弱。而 铜价的持续反弹也进一步刺激了冶炼厂的生产积极性。1-5 月份以来国内产量的稳步增长，近期现货加工精炼费用（TC/RC）的大幅下降也反映出冶炼厂的生产热情，预计下半年产量仍将维持增长趋势，这将有望继续缓解国内市场供应状况，使得铜价上行将面临压力。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中国进口未锻造的；1-5 月累计进口 180 万吨，累计 同比增加 53%。

5月份，我国进口精炼铜33.72万吨，继续创出新高。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精炼铜进口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41%、99%、138%、149%、258%。今年1-5 月份，我国精炼铜累计进口量为140.35万吨，同比增加129.68%。

 5月铜精矿进口量为50.89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2.63%；1-5月铜精矿进口约243.86万吨，同比增长6.65%。5月份废铜进口量为32.83万吨，1-5 月份废铜累计进口145.91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96.54万吨，累计同比下降39.9%。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受到盈利下滑的影响，全球废铜交易量大幅下滑。此外，由于铜价暴跌，国内废铜贸易商合同违约率上升，导致上半年国内废铜的进口明显减少。废铜供应的减少，一定程度促进了精铜进口的增加。

我国废铜进口数量

国内精炼铜进口量连续第三月触及记录高位，延续迅猛增长趋势。上半年国内铜进口巨幅增长，一方面是缘于国储局的收储措施，另一方面是，铜市内强外弱的格局导致进口套利行为。上半年年进口量的大增与进口盈利有较大关系。从内外盘比价来看，今年年初至4月底，内外盘比价处于高位，国内价格高于外盘铜价，进口套利空间较大。而从市场上了解到，贸易商从LME 点铜——进口到国内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1至5月份进口量处于高位也是合理的；进入5月份，国内受供应量较大的影响，走势弱于外盘，内外盘比价也大幅回落，加之现货的弱势，进口铜处于盈亏平衡甚至贴水的状态

中国海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5月我国未锻造铜及铜材累计进口量175.9万吨，同比增长53.0%；废铜累计进口量146万吨，同比下降39.9%。其中5月份未锻造铜及铜材进口量42.3万吨，同比增长112.5%，环比增长5.7%；5月份废铜进口量40万吨，同比下降33.5%，环比下降17.3%。

废铜进口供应减少是上半年国内供应偏紧的主要原因，春节以来由于国内比价持续处于进口比价水平之上，精铜单月进口量同比增幅持续走高，1-4月份精炼铜进口量总计110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06%。5月份预计精铜进口量在33万吨以上。

今年前 5 个月下游需求状况。电线电缆方面，大企业订单连续不断，小企业因产品技术问题表现不佳，拖累了总体开工率。从总产量看，1-5 月累计产量保持 12.52%的增速（用铜 量增长 13 万吨），与去年同期 43.71%的增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其他年份，其增速依然可观，当然除了大型电网改造的 2005 年以及电网投资大幅增加的 2008 年，也因为 2008 年的基数太大，2009 年的增速能保持两位数的增加实属不易。家电行业空调产量 1-5 月同比下降 17.26%，冷柜下降 11.54%，洗衣机增长 1.79%，家用电冰箱增长 13.85%，主要是出 口的大幅萎缩影响，按照用铜量的高低，预计家电行业用铜量将减少约 8 万吨。汽车产量和 销量分别呈现累计增长 14.02%和 10.74%，那么，这些增长的产量带来的铜增长大致为 6700 吨。

从目前情况看，在电力行业投资的带动下，中国铜的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由于电力行业投资大多为政府主导，在此轮经济危机中起到缓冲的作用，可预见性较强，实际上中国铜需求超出预期的快速增长有赖于与经济复苏紧密联系的可选消费品的增长，例如家电行业的复苏。上半年家电产销量恢复尚不明显，前期启动的家电下乡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对家电的拉动可能于下半年才开始显现。同时，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消费者信心的回升以及经济整体好转，下半年家电行业出口能否回暖也值得期待。

中国铜消费量目前一半用于电线电缆制造，在目前出口不畅、国家4万亿投资和电网建设的背景下，行业内部的需求差异进一步体现。根据中华商务网的数据，今年前3 个月我国电力电缆（含铝电缆）的产量增长了6.5%，通信及电子缆减少6.1%，变压器增长18.8%。

国内市场供应量大幅增长，主要来源于产量增长和进口量激增。今年1-5月的精铜进口量大幅增加，累计达到139.6万吨，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83.5万吨，同比增长148.8%。再看国内精铜产量，1-5月份累计达158.9万吨，去年同期为151.7万吨，同比有微幅增长。如此算来，1-5月的表观消费增长88万多吨。

精炼铜的进口大幅增加，一部分是缘于国家收储，一部分是缘于废铜进口大幅减少，因消费同比增加量不大，其他一部分或成为社会库存。国家收储量并未公开，我们预计这部分大致在20万-30万吨。据海关统计，废铜1-5月进口累计为146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96.54万吨。按照30%的金属含量，废铜减少的金属吨为29万吨左右，如果这部分完全用电解铜替代，那么，因废铜进口减少和收储而增加的精炼铜为50万-60万吨。表观消费量多出的28万-38万吨，要么被消费要么成为社会库存。交易所库存从年初截止到5月底增加了1.24万吨，尽管6月份库存大幅增加3万多吨。这么推算，1-5月份依然有27万-37万吨的电解铜的量不知去向。从6月份看来，库存逐步增加，这些过剩量逐步释放出来。

  

综合上述分析，本人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尽管从元旦过后至今，多头主力借助“中国因素”、美元贬值的预期以及全球经济止跌企稳的预期拉动沪铜走出了一轮大幅上涨的行情，但截至目前为止，上述因素已经被市场充分炒作和消化，在没有新的利多题材的刺激下，上述题材不足以拉动沪铜继续创造新高行情。

2、金融危机爆发过后，由于各国政府采取向金融行业注资、降低银行利率等一系列措施，西方主要国家的一些指标开始企稳甚至开始好转，但还有很多经济指标不尽人意甚至继续恶化，这说明当前全球经济仍未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仍很漫长，市场信心恢复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物价大幅大幅上涨缺乏坚实的基础，沪铜价格上涨也不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

3、美元指数历来是影响期货价格走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金融危机的源头在于美国，但由于美国及时向金融行业增资、降低银行基准利率，加上美国优于欧洲的政治体制，决定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美国有望率先走出危机。由此决定美元指数在近期内下跌空间比较有限，笔者的观点是近期内美元指数将在78-83的区间内维持震荡行情，美元震荡整理的格局起码对当前的价位不具有持续利多影响。

4、供求状况历来是影响期货价格的最根本因素。今年上半年，一方面国内未锻造铜及铜材的进口量在不断增加、国内铜产量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速缓慢，由此导致国内现货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欧美等国经济持续低迷，铜消费能力有限，也进一步加剧全球铜供应过剩状况，近期内沉重的现货压力将对全球铜价起到抑制作用。

5、尽管上述三方面因素对包括沪铜在内的铜价上涨具有一定的利空影响，但近期内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⑴、中国稳定的投资对全球铜价会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⑵、各国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了市场流动性，由此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通胀埋下了伏笔，这两个因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述因素对沪铜的利空影响，或者说锁定了沪铜下跌的空间。

4. 国家为什么要适时转变货币政策,调整货币供应量?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江湖健哥

5. 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发展有哪些新的认识？ 1500子左右，那为朋友帮帮忙

WTO作业   ？？

6.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有什么利弊？

其实呢，只要用心，说不定北京还可以像洛杉矶那样大赚一笔，或者像汉城一样来个经济腾飞。不过奥运会后场馆的后期工作也是个问题。反正北京奥运会招募志愿者安排不妥当，北京才几个人呀，那么多名额，全中国都没他一个多，想想，没有我们这些兄弟省市，就一个北京，能申办奥运会？

7. 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优势有哪些？

日本金融危机的情况:


一、日本未发生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经济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金融机构的直接打击有限，但对实体经济打击沉重。2008年第4季度实际GDP增长率骤降14.4%，创下战后以来的新低。2009年第1季度又降为14.2%。不仅如此，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均开始出现雪崩式下滑。美欧市场的萎缩导致日本出口迅速下降，2008年度出口同比减少16.4%，贸易顺差下降了90%。2009年第1季度，出口下降26%。此前日本之所以从长达10几年的长期萧条中挣脱出来，主要是由出口扩大带动的。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整个出口企业沉重一击，而汽车企业首当其冲，受害最重。出口产业受挫，引起工矿业生产迅速下降、设备投资下滑、企业经营恶化，而生产的减少以及企业效益的下降又引起就业形势的恶化，经济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这说明在日本并未发生金融危机，而是发生了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急剧下滑，且比震源地的美国以及其他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是在旧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进入新一轮的周期性衰退，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因此表现出比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症状。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在2008年8月、10月和12月先后采取了“紧急综合对策”、“生活对策”和“紧急经济对策”措施，被称为“三级火箭助推”。三次政策措施共投入财政资金12.4万亿日元，相当GDP的1.9%，预计将带动75万亿规模的事业投资。


三次经济对策主要包括支付定额消费补贴金（2万亿日元）、下调高速公路收费、改善就业政策、住宅减税、实施医疗、看护、社会福利政策等措施。同时，为了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出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对策（担保规模扩大到30万亿日元）、增加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公共注资（12万亿日元）、成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股票回购机构等。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向短期金融市场大量供给资金，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两次下调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的诱导目标，2008年10月从0.5%下调至0.3%，12月从0.3%下调至0.1%。2008年12月，又实施购入长期国债、购买一般企业商业票据(CP)等特别措施。直到2009年6月，日本银行一直维持0.1%的低利率不变，继续增加货币的流动性。


鉴于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恶化速度加快，日本政府又于2009年4月决定出台新的“追加经济对策”，追加额高达15.4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3%，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投资，预计带动56万亿日元的事业规模。据预测，此举将推升2009财年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


上述一系列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已初见成效。2009年5月份以来，日本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出现若干回暖迹象，节能汽车减税及绿色补贴、定额消费补贴金等对策已产生效果。据预测，如果不实施经济对策，2009年度实际GDP将为超过-5%的负增长，而实施经济对策后，将维持在-3%左右。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走势


尽管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对其金融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未造成太大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家实力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经济危机呈现出“来得快，走得也快”的特征。2009年5-7月份，日本银行与政府与双双连续三个月对经济运行做出上行判断。日本银行在6月份“金融经济月报”中指出：日本经济持续改善。7月的“月报”进一步指出；经济逐渐好转。内阁府在6月份“月例经济报告”中时隔7个月首次取消了“恶化”二字，认为经济已出现部分改善，虽然不能说复苏，但也已触底。7月份的“月例经济报告”又进一步认为，尽管形势依然严峻，但经济已全面改善。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第一个宣布“触底”。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已从危机阶段进入后金融危机的疗伤阶段。为了判断未来经济走势，还应分析一下日本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1．有利因素


（1）日本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国内金融系统仍然稳定，不良债权早已处理完毕，经济基本层面尚好。另外，日本对金融创新和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持慎重态度，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远比美国严格，这也是日本金融系统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免遭重大直接损失的主要原因。再者，日本刚刚经历长期萧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事实上，目前美国所采取的扩大公共投资、零利率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也都借鉴了日本的经验。


（2）周期性衰退接近尾声。从战后日本出现的13次景气循环来看，衰退期平均为17个月。第14次景气循环从2007年11月开始进入衰退期，到2009年7月达20个月，经过长期调整，新一轮经济周期即将来临，加之前两个季度跌幅较大，第二季度止跌反弹情在理中。


（3）库货减少，生产可望回暖。自去年秋季以来，出口锐减，企业减产，大量积压的库货开始减少，到2009年3月库货已接近正常水平。加之美国市场出现回暖兆头，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经济保持相对高速增长，3-5月份，出口连续保持降幅缩小态势，工矿业生产指数也分别出现1.6%、2.3%和5.7%，连续3个月正增长，企业信心指数得到提振。


（4）政府的紧急对策将逐渐显露效果。如前所述，面对国际市场恶化和日元升值，日本政府自2008年秋季以来先后出台了四次紧急经济对策，累计财政支出规模超过GDP的5%。发放到每位居民手中的定额消费补贴金和2008年财年补充预算以及提前执行的2009年度公共投资等均在第二季度产生效果，支撑经济回暖。央行及时下调利率，向短期金融市场提供大量资金，还采取回购长期国债、回购民间企业发行的CP等非传统金融手段，企业融资环境已明显趋好。


（5）国际经济环境的若干有利变化。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频频出手，采取协调行动，这些对策可能在2010年上半年显露效果，全球经济可望逐渐回暖。另外，国际油价、粮价的大幅度降价对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利好，会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条件改善，但前一时期这种利好为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波所淹没，经济触底后，这一利好就会逐渐显现。


2．不利因素


（1）设备投资短时期内难以恢复。据内阁府的最新调查，反映半年后设备投资增长的机械设备（除船舶、电力外）订货金额出现连续四个季度大幅度下滑，这意味着半年乃至一年后的设备投资仍将持续下跌。据内阁府预测，2009年度设备投资将为-15.9%的大幅度下降。设备投资约占日本GDP的15%，设备投资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设备投资大幅下降，首先将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


（2）失业状况继续恶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到2009年3月底已有10几万“派遣临时工”失去工作岗位，正式员工也岌岌可危。从失业率来看，2008年1月仅为3.8%，2009年1月上升为4.1%，5月又攀升至5.2%。同月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数/有效求职数）下降至0.44，为战后最低点，失业人口总数高达347万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失业率还将上升。严重的失业问题已开始演变为社会问题。


（3）个人消费增长困难。个人消费占日本GDP的56%，对自律性经济复苏影响巨大。消费疲软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重要特征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消费基本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2002年3月以来的69个长期景气过程中，由于收入未能增加，个人消费也基本处于微升和停滞状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压迫社会总收入上升，其结果导致个人消费更加疲软。


（4）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如前所述，到2008年度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达860多万亿日元，与GDP之比接近180%。前一个时期，由于政府严格控制国债发行额，财政状况曾出现过好转迹象，但突遭金融危机袭击，不得不再次采取凯恩斯主义手法，扩大发行国债，使财政再陷深渊。倘若危机长久持续，能否筹措到“第五次经济对策”资金似乎都很困难。


（5）政局将持续动荡。日本最晚将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众院选举。据媒体预测，在野的民主党获胜可能性较大，但即便民主党掌握掌权，也难以保证政局的长期稳定。政局的动荡难以保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不利于紧急经济对策的推行。


3．近期走势


由于外日本需依存度较高，只要美国经济不复苏，世界经济不复苏，日本率先实现明显的V字型复苏很难想象，但出现U型复苏的可能性较大。日本这次经济衰退，出口下降、生产减少、设备投资骤减、就业形势恶化以及个人消费减少等萧条特征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出现。来势凶猛，触底也很快，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继续走向复苏，尚需时日，由于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尚未恢复以及经济下滑惯性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度日本经济仍将是-3.3%左右的衰退。


最近世界经济出现若干复苏的端倪，在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刺激下，估计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有可能出现正增长，在继续持续一段正增长后，到2010年第二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对策效果的减弱或消失，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等民需又难以跟进，因此可能再次出短期波动，亦即出现双底的W型变化。倘若2010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出现复苏，日本经济也将随之复苏，2010年度可能转为1%左右的正增长。


4．中期走势


这里的中期是指未来5年左右的期间，亦即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一阶段是对金融危机后遗症进行处理、疗伤的阶段。由于设备投资低迷、失业压力还在增大、个人消费持续疲软、财政困难以及外需环境不稳定等不利条件的存在，日本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很难出现较高增长。


日本财政咨询会议把近中期经济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危急阶段”，大体在2009年。这一阶段的对策是：为了切断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恶化的连锁，要强化内需的支撑作用，提前实施公共投资计划项目，扩大就业。目前这一阶段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阶段为“触底阶段”，大约在2010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景气不再下跌，应当加强空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三阶段为“恢复和增长阶段”，大约在2011年以后。


虽然日本经济在2008年出现了大衰退，但由于日元升值，按美元计算的实际GDP反而比上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从4.3万亿美元上升至4.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的经济规模，而且世界金融大国、债券大国的地位也未发生变化。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日本经济实力犹在，资金雄厚、企业创新能力旺盛，具备经济再生的基础条件。因此陷入类似90年代的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望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的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领域，日本具有压倒优势，占据着制高点，加之支持力度又在加大，今后有望进一步成长。财政困难、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少子老龄化问题属于长期和超长期结构性问题，对近中期日本经济的影响有限。


综合各种不利与有利因素，笔者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日本经济走势持谨慎乐观预测，2010年以后，日本将会逐步告别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重新走向财政结构改革之路，做好后危机收口工作。目前日本有关方面明确表示，2010年度的财政预算规模将小于上年度，国债发行额度也将会相应缩小。倘若经济能够顺利复苏，日本将在2011年以后逐渐提高消费税，并择机再次解除零利率，使金融政策回归常态。在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回暖的大前提下，后金融危机时期，日本可望保持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应的1%-1.5%左右的稳定增长

8. 韩国以前是个贫穷的国家...?

是啊，韩国以前很穷的。比我们中国穷。
韩国的发展主要是四个原因吧。
一呢：朝鲜战争后比较和平稳定的环境。（一个战乱的国家是很难发展的）
二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比如韩国比较强的电子工业）
三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扶植和经济的推动。（做个简单的比方，美国是老大，韩国是小弟，老大发达了，小弟当然跟着享福了）
四呢：勤劳努力，重视教育。（劳动创造财富嘛）
还有其它等等原因，反正一下子也说不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