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传统中国是“低信任社会”吗

1. 吴钩：传统中国是“低信任社会”吗

这是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被信任的前提是人需要诚信，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诚信，你去应聘一个工作岗位，假如是一个高收入的岗位

2. 社会资本论怎么样

今天继续读书，今天读的是社会科学院张其仔博士写的《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问题展开探讨。本书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点关系作了大量细致地分析，在进行文字推理的同时，还使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进行推导。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作者还注意引用各种调查资料作为证明自己论点的依据，从实证的角度对理论进行了证明。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提出社会人假定，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本部分还对儒家文明进行了分析，以作为下文将社会资本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研究相结合的铺垫。第二部分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将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应用到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解决了许多经济学研究中因为忽略社会资本问题而导致的困境。第三部分在探讨社会资本测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以实现社会资本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理论的本土化是引介西方社会科学学说时通常会遇到的问题，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如此。面对李约瑟之谜和中国新工业革命奇迹，单纯套用西方理论，仿佛难以作出有力的解释，而将社会资本理论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改造，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表现为经济人，这个假定包含着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也体现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界单纯强调经济利益的倾向。本书作者针对这一假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人假定，在认同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前提的同时，作者指出人的理性所考虑到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文化、社会的利益。同时，作者还针对西方流行的个体主义和强调个体主义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强调结构本身的重要性）更具有理论的解释力，而这正是社会资本理论得以发展和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作者也指出，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区别也正好体现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经济人假定与社会人假定之上，西方强调个人导向，儒家文明强调关系导向。而正是这个不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资本理论更容易在中国流行开来的原因，很显然，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或者东亚地区具有更好的解释力。马克斯.韦伯曾提出儒家文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近几十年来东亚国家的飞速发展有通常被归结为儒家文明的推动作用，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分析其实并不都算错，因为儒家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其作用的发挥也必须根据条件与环境而定。作为儒家文明重要变量的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同样是这样。这些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进行探讨。本部分主要是为下文的分析进行理论的准备，将社会学分析与经济学分析作出区分，作为对经济学分析的补充，将社会资本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从而解决经济学的一些困境。在市场与社会网络的区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市场交换与库拉交换的区别，后者就是典型的体现了社会网络的作用，而这是不能用经济学进行解释的，因为人们在进行库拉交换的时候并非追求经济目标，而是在进行声誉等其他目标，并且，这种交换不是建立在同一级别之上，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价值相等，而必须是同级交换，不同级之间的交换实际上并非交换，而是一种相互亏欠。 中篇主要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学分析的补充，分别从厂商行为、经济增长、产权制度、资源配置和劳动力供给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现实分析，这个过程中作者运用数学公式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同时又使用了许多调查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探讨厂商行为一章中，作者指出社会人假定同样追求经济利润，并且也能够通过关系网络形成追求利润的共识。在规模经济的问题上，作者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分析，指出边际社会资本递减的问题，社会资本在达到一定水平时会导致成本的上升，而非节约成本，这时也就是规模确定的边界。在企业间网络联系问题上，作者提出了运用社会资本的M型组织的有效性，这种组织有助于合作，减少不必要的相互竞争甚至破坏，从而有助于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益。 在解释经济增长问题上，经济学中存在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剑桥增长模型等，但这些模型都存在将经济增长技术化的问题，没有注意到社会资本对收入、消费等问题的影响，也就忽视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没有注意到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济发展存在交易成本问题，这包括网络交易费用和技术交易费用，通常在起始阶段，前者要少于后者，因此在起始阶段，通常会偏重于构建网络以减少交易费用，这也就阻碍了技术创新。担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网络费用上升，而经济发展需要更持续的费用节约的时候，技术交易费用的节约就成为必要的而可行的，这时就有创新技术的必要了。因此，从总体上说，社会网络对技术进步的不利影响在农业社会要大于工业社会。同时就规模经济来说，网络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通常都较强规模经济的行业影响较少一些。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上，社会资本则发挥着促进作用，因为人口的扩大有助于壮大关系网的规模。这还可以跟技术进步的问题结合起来，在技术最不发达的时候，生产还难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社会网络为了实现人的生存就需要推动技术进步，以解决温饱问题。当这一问题解决之后，社会网络因为具有推动人口增长的动力，加之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没有通过技术进步节省人力的动机，所以有着强大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而现时代，由于人与自然矛盾凸显，又出现了限制人口增长、推动技术进步的需要，而要实现这一要求恐怕还要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另外，本章还探讨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动机问题，人们参加科举当然是为了有个更好的发展前途，但这一选择的前提必须是当官比经商能获得更好的收益，不过这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在相对人口过剩时，当后者比前者的收益多时，由于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减少，但因为政治人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会导致报酬更多的支付给政治人，从而拉平二者的差距。但当绝对人口过剩时，更多的人就会去参加科举，通过分配去占有更多的财富。“通过网络进入政治舞台，进而依赖在政治行动过程中形成的网络进入经济生活领域，是获得经济利益的十分有价值的渠道”，这充分体现了政治领域在人口绝对过剩时的重要性。 在产权问题上，西方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明晰，更明确地讲就是私人产权的情况下才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实际表明这一理论并非一贯正确，由于社会资本的应用使得中国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能够很好的实现发展。不过在当代，后一判断或许得打个问号，因为现在很多乡镇企业也面临着极大的困境，问题的焦点恰恰就指向了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家庭上。许多论者指出中国乡镇企业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现代经营制度，而一味地信任家人。这是很有道理的，且不说福山将中国这种家庭范围的信任归结为一种低度信任，并由此将中国归为低信任度国家，说明这种小范围的社会资本并不具有现代性和可持续性，就是单论这种管理方式确实难以和西方现代式科学管理相抗衡。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或许不太正确，当然，这也需要根据实际来分析，或许在起始阶段，社会资本确实有助于乡镇企业的兴起，毕竟那时候的信任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资金、雇佣以及供销渠道本来就很小。 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作者重新使用M型组织的概念，指出要建立M型社会，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从而节约交易费用。在劳动力转移问题时，作者在肯定需求不足的同时，也指出由于农村社会网络的存在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使得大量劳动力处在潜在剩余的状态中，而非显在的剩余中。 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再版时新加的，涉及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作者在分析了社会资本测量的互动法、角色关系法、情感法、交换法，并进行实证举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推动作用以及再生产问题。对前者的分析，作者提出了社会资本乘数效应的问题，以及社会资本作用边界问题，并探讨了国家与地方冲突的解决问题，这涉及到社会资本的优缺点问题。就局限性而言，社会资本因受资产的特性、产权制度和网络构建费用，以及网络稳定性问题的影响，存在作用的边界，同时，如果社会资本局限在小圈子中，而不是在建立内部信任的同时将信任扩大到组织外乃至社会层面上，社会资本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作用的发挥，就中国而言，渐进改革的进程要求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适当运用行政手段，并根据进度减少其运用，这样才能达到社会资本健康发展的目的。最后一章集中讨论再生产社会资本问题，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并且在构建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平等地对待民间组织，使民间参与力量更有效地加入到政府决策中来，在这个过程中，达到观念的转变和结构的改革，以创造新型的社会资本，突破传统社会资本的限制。作者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建立各种层次的对话网络和沟通场所，重视地方和民众的参与，调整社会结构。不过感觉作者举的华庄镇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的例子更多的是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非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本书的写作目的与本书的讨论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在本书中还有很多，比如，作者曾指出本书主要希望通过社会资本来探讨儒家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虽然书中很多内容涉及到了这一主题，但却又有相当大的篇幅与之并无关联，或者虽有关联，但关系太远，当作理论前提也不是不可以，但总感觉对此进行必要的说明和分析更为妥当。当然，这或许也跟我领悟能力不足有关，可能是我对作者的整个框架结构把握不深造成了我的误解。或许只有更细致的阅读才能更好的理解本书。 《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作者：张其仔 目录： 序前言再版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上篇 社会人假定和儒家文明 第二章 社会人假定和社会资本 第一节 社会大假定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定义 第三节 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 第三章 社会资本作用研究回顾和研究假定 第一节 经济学中社会资本因素的缺失 第二节 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 第三节 社会资本作用的假说 第四章 社会网络和儒家文明 第一节 中国人的关系取向 第二节 结构分析：一种网络方法 第三节 儒家文明的方法论界定 第五章 网络运作的罗辑 第一节 社会支持 第二节 库拉交换 第三节 网络运作的逻辑 第六章 社会资本的影响范围：对社会人假定的一个检验 第一节 亲缘关系与经济活动 第二节 地缘关系 第三节 网络交换 第四节 社会网络与资本 中篇 社会资本与经济变迁 第七章 社会资本与厂商行为 第一节 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生产函数 第二节 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的决定 第三节 企业间的网络效应 第八章 网络社会的经济增长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第二节 个体主义消费函数和结构主义消费函数 第三节 节俭和分配上的平等 第四节 网络社会中的技术创新 第九章 产权制度选中社会资本的作用 第一节 西方的标准产权理论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产权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产权制度的转换 第四节 合作、冲突与网络的断裂 第十章 社会网络：市场、国家和企业之外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第十一章 人口压力和劳动力转移 下篇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第十二章 社会资本的测量 第一节 网络追溯的方法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测量与社会资本生产场域 第三节 嵌入系数 附录一 社会资本生产场域 附录二 不同关系类型的重要性 附录三 不同问题域和问题十一点共同度 第十三章 经济增长的社会极限 第一节 社会资本系数效应与中国的经济奇迹 第二节 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边界 第三节 国家与地方的冲突 第十四章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第一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历史经验 第三节 政府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作用 第十五章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第2版 311千字

3. 信任研究的几个大方向和主要观点（经济、社会、心理请进）

　　见 彭泗清（2004）分为4大方向
　　game theory 情景论
　　Roter       特质论
　　mayer et al 人际论
　　？？？      文化论、制度论

　　zucker：信任发展3各阶段
　　1 血缘2熟人3制度
　　所以信任一般为3种  1 交往形成 2 身份   3 制度

　　现在国内关于人际与领导方式的欠缺中

　　在讨论这些学者的观点之前，我们先介绍西方社会科学中研究诚信或信任问题的主要取向。诚信、信任、信用与信誉这几个词汇的含义有差异，但是又紧密相关，虽然一些学者试图对它们作出清晰的区分，但是有关它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事实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这里回顾的是信任研究的主要取向。

　　几十年来�来自不同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文化与经济研究等 的研究者提出了无数的信任定义）但是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信任定义的不一致，反映了对信任的理解的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信任研究的不同取向。大体来说，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信任研究中，存在以下五种取向。

　　第一，将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

　　在社会心理学家多依奇（Deutsch，1958）的囚徒困境实验中，人际信任的有无以双方合作与否来反映，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会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信任被看作一个由外界刺激决定的因变量。

　　第二，将信任理解为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其代表人物有心理学家罗特（Rotter）、怀特曼（Wrightsman）等。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对人性的看法会使他（她）形成对他人的可信赖程度的通常期望（generalized expectancy）或信念。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有的人则倾向于怀疑他人。持这种取向的学者编制了很多量表来测量人们在人际信任特质上的个体差异。

　　第三，将信任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

　　其代表人物有社会学家刘易斯（Lewis）和威格特（Weigert）等人。他们对信任的特点、维度、基本类型等进行了颇为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理性（rationality）和情感（emotionality）是人际信任中的两个重要维度，二者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信任，其中认知性信（cognitive trust，基于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而产生的信任）和情感性信任（emotional trust，基于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两种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大都是这两者的组合。他们还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都以认知性信任而非情感性信任为基础。

　　第四，将信任理解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是建立在理性的法规制度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第五，将信任理解为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道德和习俗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如果说第一、二种取向是从个人的层面来看信任，第三种取向是从人际关系的层面来看信任，那么后两种取向就是从社会的层面来看信任。其代表人物有卢曼（Luhmann）、巴伯（Barber）、祖克尔（Zucker）、福山（Fukuyama）等。这些学者都讨论了不同于“私人信任”（personal trust）的宏观层面的信任现象，但他们所用的术语不太一致，如“系统信任”（system trust,Luhmann1979）“基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Zucker1986）“非私人信任”（impersonal trust,Shapiro1987）“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如Earle ＆Cvetkovich1995）等。近年来使用“社会信任”一词的学者似乎更多一些。

　　对社会信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些人将它看作法规制度的产物，认为人们之所以讲信任，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不敢作出违背信任的行为，人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这种理解即第四种取向。另外一些人认为社会信任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人们之所以守信或信任他人，是因为文化中含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内化，此即第五种取向。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这两种取向的综合，认为制度与文化价值观一起构成社会信任的基础。在有些理论中，文化价值观本身也是制度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理论中，第四和第五种观点也就合在一起。

　　采用前两种取向的多为心理学家。他们依照心理学的传统范式，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只关注信任的认知内容或行为表现，而不考虑社会环境的因素。这类研究已经受到不少批评。社会学家多采用后三种取向。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的社会现象。因此，不能将信任从社会与文化中抽离出来，而要将它当作一个不可还原的多维的社会实体来研究。经济学家对信任的理解接近后两种取向，但是他们往往更强调信任的理性基础与制度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法规制度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更倾向于第四种取向。

　　对于诚信的根基，前述四位学者的理解相当不同。大体来说，福山持第五种取向，认为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它产生于宗教、伦理、习俗等文化资源；张维迎持第四种取向，明确指出产权制度是信誉的基础；李向阳则同时采纳了第四和第五两种取向，认为文化规范与制度安排分别是个人信誉和集体信誉的主要基础；郑也夫的观点涉及多个层面，差不多涵盖了上述五种取向，而且还特别讨论了信任与合作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张维迎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诚信与信誉的。他的论述并没有从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出发，而是从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现实社会问题切入。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诚信危机：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信誉，市场秩序混乱，老百姓缺少安全感。对于诚信危机，不少人都停留在道德义愤的层面，把注意力集中在骂骗子上面，甚至把愤怒发泄到来自某些地域的民工或生意人身上，好像把骗子批倒批臭，或者把某些省份的人隔离开来，就可以万事大吉。张维迎指出，“许多看似道德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产权制度上找到答案。”企业的短期行为，扎根于我们现行的产权制度与政府管制上的弊端。通过多方面的论证，张维迎在书中阐释了一个核心思想：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限制了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盛行。

　　在张维迎的论述中，产权制度是一个比道德规范更基本的东西。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产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他的这个观点和福山对于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福山并不认为道德规范或文化价值观念是由理性的制度安排衍生出来的。福山指出，“法律、契约和理性经济为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还必须用相互关系、道德义务、对群体的责任以及信任来激活它们。而这些是建立在习俗而不是理性的算计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道德规范并不是依靠理性制度生长出来的，相反，理性制度要得以生存和有效地运作，还必须靠道德规范来支撑。

　　在《信任》一书中�福山强调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福山指出，“群体的形成依靠的是信任，而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福山认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式向人们展示的人类本质是不完全的，“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张维迎与福山的观点的分歧，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他们论述的焦点事实上是不一样的。李向阳的看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立论的不同。李向阳指出，在讨论信誉时，我们有必要区分个人信誉与集体信誉。“尽管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无论从它们的形成与维持机制来看，还是从它们的功能来看，两者都存在重要的差异。”就两者的决定机制来说，“个人信誉更多地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道德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等”，集体信誉以个人信誉为基础，但是不等于个人信誉的简单加总，“集体信誉的实现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采用李向阳的这种区分，我们不难发现：张维迎关注的是集体信誉，更具体一点说，是企业的信誉；福山讨论的虽然是社会总体的信任度，但是他的出发点是社会成员的信任行为，更接近个人信誉。如果李向阳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张维迎强调信誉的制度根基或产权基础、福山强调信任的文化道德基础就都是理所当然了。

　　针对中国社会目前的实际情况，我觉得张维迎的观点更有现实意义。福山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按照福山的观点，中国很难有效地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而且，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诚信危机就得从重建文化道德观念开始。这种“从心开始”的观点在理论上很动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变成喊口号、走过场，弄得不好就只能去责怪祖宗。相反，从变革产权制度开始来根治企业的短期行为，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真正有效的途径，也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信任程度的可行之路。因此，张维迎提出的建设信誉的产权基础，可以成为中国社会重建诚信的一个突破口。

　　张维迎与福山的观点分歧，还牵涉到如何理解信任、理性与习俗三者的关系问题。这正是郑也夫在《信任论》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信任问题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信任论》对诚信的根基进行了相当系统的分析。郑也夫从当代生物学、博弈论、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吸收思想营养，讨论了人类信任行为的生物学根源、心理根源、制度基础（理性）以及文化基础（习俗）。同时，他还以“杀熟”现象为例，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缺乏信任的起因，包括生物学根源、制度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等。郑也夫还注意到了信任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特点，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信任的结构与特点很不一样，形成信任的根基也可能不同。传统社会中以私人信任为主，现代社会则更依赖于系统信任或社会信任。

　　当然，四位学者的著作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论点。把这几本书放在一起读，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4. 《信任》主要观点

几年前，一篇名为《赤兔之死》的作文风靡全国，也掀起了一阵“诚信”讨论的热潮。时过境迁，当若干年后再一次回顾当年全社会对诚信问题深深的担忧，不禁汗颜。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尾，这个社会的人群间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诚信危机。这样的危机，在网民们热议的“南京徐老太”事件中表露无遗。

南京徐老太事件
2006年11月20日，南京青年彭宇在南京水西门广场的83路公共汽车站好心扶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起来，并送其去医院检查。不想，受伤的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数万元医药费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担数万元医疗费。被拒绝后，老人向鼓楼区法院起诉，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余元。 面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此案惟一的证人陈二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甚至还有网友在事后“恶搞”整理出了一套“做好人好事前必读的救助标准程序” 其中包括：
1.通知家人亲友前来处理 
2.问老太姓名及子女职业： 
3. 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纸——《自愿接受救助声明》
4.用手机拍摄救助全过程 

诚信二字，人尽皆知。可很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过一个拥有诚信的社会是怎样的美好图景。然而，日本学者福山在他的《信任》一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一位日裔美籍学者，1952年生于芝加哥。他曾获得康奈尔大学古典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供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其代表作还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 

对于这本书，北大的郑也夫教授有三大特点使该书不同凡响。第一，讨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信任程度影响经济发展；第二，以比较文化的视角研究信任；第三，强烈的批判色彩。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后历史”时期全球经济秩序进行了全面地透视，揭示了经济生活的社会准则，并告诉我们如何赢得全球化挑战。它对国家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基本准则进行了全方位分析，这些准则对经济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作者强调，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筑稳定、规模庞大的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
全书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信任的理念——信任的重要性何在？ 
        第二部分：低信任度社会与矛盾的家庭价值观 
        第三部分：高信任度社会以及非营利性社群性的挑战 
        第四部分：美国的信任危机 
        第五部分：增加信任 
事实上，本书看似包罗万象，但核心观点依然直指信任对社会的重要性。
首先，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无法从理性投资中得到，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这个观点也与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徒为什么能够在资本主义竞争中领先这一问题遥相呼应。福山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文化因素——作为一个容易被古典经济学家所忽略的因素——在社会进步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文化背景的不同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于是，在基于对文化重要性的认同上，作者认为：社会的文化传统决定着信任程度的高低，也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他用翔实的多国比较研究论述了这一观点。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有：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有：日本、德国、美国。
在低信任文化的国家中（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总体来看他们有如下特点：首先，企业规模小、家族色彩浓厚。其次，信任局限于家族范围内，管理权难以超越血缘。第三，转型困难，无法发展壮大。这些企业因为其信任范围的局限，往往难以发展为成功的大型公司。作者以曾经在美国计算机行业颇具影响力的王安公司为例。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由华人创办的最成功的公司之一，王安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达到营业收入22.8亿美元，雇佣32.08万员工的巨大规模。但是由于其浓厚的家族特性，使得该企业难以获得专业高效的管理人才来执掌大局，最终错过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导致其后来的破产。 
而在高信任文化的国家中（日本、德国、美国），情况则大大不同。首先，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中间组织，如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等。其次，这样的社会具有组织非血亲大型企业的能力。再者，通过他们的高信任社会的优势，他们得以降低在建立信任上所花费的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
那么，无论对于信任度较低的国家，还是对于信任度虽然很高、但目前也遇到问题的国家（比如作者提到的信息技术发展后在美国所造成的群体内信任的下降），作者认为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是网络组织。这样的网络组织集合了大企业、小企业各自的优势，在其网络成员中遵从一套非正式的规则，因而不需要谈判、裁决、执行等程序，节省大量事务性成本并最终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最后，是一些思考与疑问：
1、作者认为：在低信任社会中建立大型组织的一条有效途径是通过国有化来实现 。但是如果说大型组织代表着一种信任度高、规模庞大的企业结构，那么，其无限制增长带来的垄断会不会造成消费者与企业间不信任的增加？以中国为例，在这样信任度低的社会现实下，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许多产业中出现了类似于作者提到的“大型组织”，如电信、铁路、邮政等。但是，由于其垄断色彩，这样的大型组织和社会大众之间已经形成了彼此的不信任。因此，不知可否这样理解：大型组织同时需要成熟的监管机制与组织原则，来保证信任不被破坏。
2、中间组织本应当是保护社会信任的重要环节，可为什么在中国，“中介”反而成了贬义词？由此可见，对中间组织的监管十分重要。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中间组织滥用其获得的“信任”的社会资本，结果会导致进一步的混乱。社会的信任犹如用竹筷搭建的塔楼，每一环节的缺失，都可能造成恶性的连锁反应，使社会成员间脆弱的信任不复存在。
3、信任已丧失殆尽的中国该怎么办？当政府都如“华南虎事件”中丧失公信力的时候，信任从何建立？笔者认为，应当寻找传统伦理与现代生产的结合点。今天，共产主义的信仰很难从根本上约束公民的作为，法律成为民众唯一的参照。然而，法律的局限性使其很难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内加强一个社会的信任程度。此时，传统道德的复兴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已经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社会服务系统。就中国而言，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可否把更多的努力投向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扬上？

5. 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信用状况存在哪些问题?

x=40

6. 子贡问政的扩展

　　1《论语》笔记1：子贡问政（代序）
　　管理学的核心道理本身其实很朴素，与中国传统经典中的思想的朴素性非常类似，这就给我们打通管理学与中国传统经典之间的内在理路留下了契机。闲来我用管理学的思路来读中国经典，渐渐读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古今能够实现交流是因为，几千年的跨度背后，人际互动的经验和道理，未必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不象从《易经》中读出现代物理来那样八卦，让专业人士哭笑不得。更何况，在这个满城说奶酪，言必称哈佛的年代，整理点国故，也算是发掘传统经典中的现代元素，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所作的一点贡献吧。

　　《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那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那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谈不上了。

　　我从这里说起，是因为孔子所讲的治理国家的足兵、足食、民信三个层面，与管理学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的理论之暗合，着实令人称惊。战备相当与物质资本，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基础，所以相当与人力资本，孔夫子认为最重要的，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任，也就是社会资本。

　　一个企业长远发展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自人力资源、人力资本这些概念普及以来，思想再落伍的人也可能也会暂时把目光从资产负债表上挪开，回答说是人力资本了。 其实，这个说法是经不起分析的。人力资本，如专业技能与技术诀窍本身，是企业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但却未必是最起决定性的一部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吧，它们长远发展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自然不是现金、存款、厂房、机器等（物质资本），那么是他们那个号称存放在保险箱里，只有几个人知道的配方吗？是他们几乎无坚不摧的广告队伍吗？是他们几乎无往不在的分销系统吗（人力资本）？其实都不是。可口可乐最重要的资本恐怕是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信任，也就是可口可乐品牌本身的价值，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品牌多年来一直以700亿美元左右的估值雄居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榜首，相当于它年营业额200亿美元的3倍多。

　　这听起来有点卑之无甚高论。事实上，人们容易忽略的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品牌代表的仅仅是顾客对企业的信任，只是企业需要取得信任的五种利益相关方中的一种。其它四种分别是：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任，股东对企业的信任，以及社区对企业的信任。五种信任加起来，才是企业真正的立身之本。而这五种信任中，依我看来，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是其他几种信任的基础，是本中之本，万源之源。

　　老板们爱用的一个有点老套的修辞性的说法是，一把火来，把工厂烧干净，只要员工还在，我多少天之内可以重建企业之类。假设在某种情况下，工厂和员工一起消失了呢？你还能不能重建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的社会资本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应该是肯定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都是可以穷尽的，惟有社会资本，却是生生不息。

　　经济学里探求绩效背后的所有驱动要素的问题叫做The full imputation problem，探求的对象包括个人的绩效、企业的绩效与国家的绩效等。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代表自7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绩效背后的驱动要素认识的一大进步。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三种资本对于企业层面的含义。个人层面，三种资本的含义同样非常适用：物质资本是你个人拥有的财富；人力资本是你健康的身体与头脑中的知识，而社会资本则是决定他人对你的信任程度的个人信誉。

　　国家层面，经济绩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三者的关系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最著名的可能还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该书中的很多分析虽然非常浮泛，但架子做得足，影响力还是很大。更为学术界重视的是Robert Putnam比较北部意大利社会和南部意大利社会机制的名著《让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把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及其障碍分析得丝丝入扣，非常精彩。同样影响力较大的还有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家Lin Zucker的著名论文《信任的生产，经济结构的制度渊源》，其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史过程，高屋建拎地分为信任发展的三个阶段：先是身份信任阶段，然后是过程信任阶段，最后是机构信任阶段。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发展的历程，是非常难得的洞见。

　　国家层面建设信任与社会资本，最大的障碍是统治者的机会主义，也就是最近的新书《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中所说的“驯服专制政府”。政府的机会主义破坏不仅仅是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破坏的是社会资本建设的根基。例如，很难想象一个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机会主义政府能建设一个公正、透明的司法系统，而司法系统的问题连带产生的是信用系统的问题和道德系统的问题，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孔夫子强调人民对管理者的信任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其核心原因即在于此。
　　2强调观点　　民不信不立（或自古皆有四，民不信不立——容卓）[

7. 弗朗西斯·福山的主要著作

《苏联与第三世界：过去三十年》《历史之终结与最後一人》，又译《历史的终结与报废的人》《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省思民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国论』《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

8. 弗朗西斯福山与中国文化关系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