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黄金十年

1. 什么是黄金十年

2. 黄金十年的介绍

黄金十年又称南京十年、十年建设，是指1927－1937年间建都于南京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为近代中国较高水平。政治方面，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并导致中原大战与国共内战等战事于山东、江西等地持续爆发。在中国其他地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逐步建立起了相对稳定巩固的一党训政体制。但是侵华战争对中国东部地区留下了严重了创伤，国民政府重建乏力、解放战争爆发和战后滥发货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瓦解。

3. 黄金十年的介绍

《黄金十年》是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制作的60集电视连续剧。由梁家树执导，张兆辉、刘嘉玲、戚美珍、石修、曾华倩、商天娥、关礼杰等人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人各自追寻他们的理想的故事。

4. 黄金十年的经济建设

 1930年－1936年间，工业部门增长率达到8-9% ，尽管估计有这样的增长率，但增长的起点很低，在民国的40年中，整个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工业成长显著的分别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农业方面，也有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乡村建设政策，并开始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被动享受到的近代经济 。此阶段中国经济在官僚资本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很大弊端，但在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估计为4691万的非农业工作人口中，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 黄汉民通过对30年代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工业发展总趋势是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例如发轫于1920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一小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提高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充实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但是因腐败和资金短缺，以及战争破坏，导致重工业大部分成为纸上谈兵，无从落实。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小部分已建成投产，而大部分都停留在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钢铁3万吨，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2万吨，锑1.46万吨，精铜9吨，铁砂0.63吨，电报机425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重工业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不过在这段期间，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惹起争议。不过有论者指汉阳钢铁厂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复生产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长期向日资举债终致日资所入侵有关。另外民国时期，中国炼钢水平极端落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钢铁价下滑也是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本是中国国民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但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该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最终浙江省政府迫于压力取消了减租办法，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 总括而言，国民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能力先天不足。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农村复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喊得颇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国民政府为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几乎属于空中楼阁，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有论者指出整个十年建国期间，中国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环境，地方的基层管治还须倚赖地主豪绅，国府并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导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压制。其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国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透过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须籍壮大工业并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以当时中国落后的的工业水平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难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1930年代中期以后，爆发连串灾荒，水利建设停滞不前，技术落后，不断的内战和紧接着爆发的抗战，最终把农民推向了难以生存的边缘。 技术改良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也是有气无力。例如在33-3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工作就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到最后也未有实际成果。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门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 192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修订《中央银行条例》为20条，由国民政府拨款2,000万元。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对中国金融改革贡献不少。 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国府早于1927年北伐之后，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银为抵押，开始筹备统一货币。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971厘米）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在大萧条后期，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个半月，出口即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有见及此，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央行则随即出台新的货币政策，这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政府，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可惜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钞票支付内战军费，法币发行量急剧上升，最大面额高达六十亿元 。这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 。间接掠夺了大量国民财富，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内战频繁和腐败大增缘故。右图列出南京政府1928-1937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占8.2%，1933年占14.3%，1941年占19.7%。就国民收入而论，国民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有限规模的现代经济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在1928举行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正式把产生国民收入的65%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放弃了对一种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3年之后才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