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上升对中国的影响

1. 汇率上升对中国的影响

五大弊端　　第一，将对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远低于别国同类产品价格。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二是由于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出口企业不惜血本，竞相采用低价销售的策略。人民币一旦升值，为维持同样的人民币价格底线，用外币表示的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有所提高，这会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而要使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不能不对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 　　第二，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世界上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促进技术进步、增加劳动就业、扩大出口，从而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虽然对已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对即将前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投资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投资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第三，加大国内就业压力。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和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必然会加大就业压[2]力；外资企业则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部门之一，外资增长放缓，会使国内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第四，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乘机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另外，人民币升值会使以美元衡量的银行现有不良资产的实际金额进一步上升，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改革和负债结构调整。 　　第五，巨额外汇储备将面临缩水的威胁。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454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一旦人民币升值，巨额外汇储备便面临缩水的威胁。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等主要可兑换货币升值10％，则我国的外汇储备便缩水10％。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还有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也是其中的原因。人民币升值是和美元的比价升值，美元贬值可以诱发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包括3个类别，即能源商品、农副产品约20种：包括玉米、大豆、小麦、稻谷、燕麦、大麦、黑麦、猪腩、活猪、活牛、小牛、大豆粉、大豆油、可可、咖啡、棉花、羊毛、糖、橙汁、菜籽油等，其中大豆、玉米、小麦基础原材料和农副产品。这些商品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对于我国就是输入了通货膨胀   人民币升值，资本逐利的本能，国际热钱纷纷涌入我国，我国就需要兑换相应多的人民币，这些热钱以短期盈利为目的，进入房地产市场炒高了房价，进入农产品市场炒高了农产品，前一段的“蒜你狠”“豆你玩”·····都是热钱的杰作。

2. 中国新常态对中国汇率运行有什么影响

　国际货币政策分化，美元持续走强
　　后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表现不一。虽说全球各大经济体时不时都有亮点出现，但不少都是“昙花一现”，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挥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于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各个央行都在考虑用非常规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联储却在考虑合适时机进行加息。再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澜”，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大量资本涌入美国寻求保值增值，导致美元持续走强，而非美元货币则普遍面临贬值压力。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美国经济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出现强劲反弹，三季度GDP增速进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创下过去11年以来最高。此外，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显著增强了内生增长动力，摆脱了能源条件约束，复苏步伐将稳步加快。而欧洲经济复苏力度依然疲软，日本经济仍将在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风险增大，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主要发达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
　　其次，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推动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联储刚刚公布1月FOMC 会议纪要对劳动力市场的改善情况更有信心，同时认为通胀短期虽然会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涨以及长期持稳却是明显的趋势，并取消了保持当前低利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措辞。可以看出，美联储正按部就班，稳步、谨慎地改变加息前瞻指导，此次的FOMC会议声明显示美联储又向加息迈进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话，美联储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较大。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却在持续大规模放水。欧元区再次接近衰退边缘，且面临较大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再一次重磅出击，并于1月22日宣布了扩大资产购买项目，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市场主流预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货币基础年增幅目标扩大至 80万亿日元。受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元贬值预期加大的带动，各主要货币有竞相贬值之势。
　　再次，地缘政治因素导致避险情绪升温进一步推高美元汇率。2014年以来，国际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叙利亚、加沙、伊拉克局势升级，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更是无休无止，近期欧美日各国与俄罗斯相互制裁升级，希腊退出欧洲风险加大，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未来国际地缘局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出现局部地区争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险情绪升温状况下，资金将再一次回流美国，从而支持美元走强，加大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经济强势复苏趋势不会改变，但美国经济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问题，包括劳动参与率仍低, 通胀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而欧洲、日本等外围经济依然疲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因此，美元走强可能并非一帆风顺。同时还应辩证认识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在美国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资本将大规模回流美国，从而引发资本流出，美元走强。但美国经济复苏加快不仅会带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还会导致全球资本的风险偏好回升。因此，随着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并带动世界经济向好，美国进口增多，贸易逆差增加，以及风险偏好回升带动资本重新进入新兴市场，美元很可能又将面临贬值压力，出现震荡和反复。
　　人民币面临较大阶段性贬值压力
　　全球复苏差异和货币政策分化推动美元走强，进而也带来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中走贬，2014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小幅贬值0.36%，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更是贬值2.7%，这是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年度贬值。进入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出现罕见贬值压力，近期更是连续几日几乎逼近跌停线。
　　从国际上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元走强可能引发资本流出,带来国内流动性紧缩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欧洲和日本经济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国际金融市场仍将处于动荡之中，美元升值会导致部分资金持续撤离中国而买入美元及美元资产，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事实上，2014年以来的外汇占款运行变化已经对此有所反映，新增外汇占款从5月份开始急剧下降，随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全年来看，2014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累计增加7786.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72%。预计在美联储加息初期中国将再一次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1月制造业PMI为49.8%，连续5个月下跌，近28个月首次跌入收缩区间。在宏观经济的增速换挡与行业内部深刻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业集聚的风险和问题有集中暴露的危险，导致市场情绪处于较大波动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中性宽松的预期加强，且近期进一步降息、降准的市场预期加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动资本外流，增加市场外汇需求。
　　在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下降，购汇动机增强，进一步加大了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银行代客结汇占涉外外汇收入的比重（即结汇率）总体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为71%，结汇率比上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而衡量购汇动机的银行代客售汇占涉外外汇支付的比重（即售汇率）则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为69%，售汇率比上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首先，中国经济将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虽然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还要看到一系列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宏观调控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等战略的稳步推进，将在拓展新外部空间的同时，盘活中国部分过剩产能的存量，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率将不断提高，新的增长点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来3-5年中国经济仍有望继续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家的货币会出现趋势性的大幅贬值。
　　其次，中国仍有望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近年来，在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有所收窄，但仍将维持一定的规模，顺差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国际市场，中国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优势状态仍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据统计，2014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仍达1000多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世界经济回暖，中国出口有望好转，进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趋势，未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将保持稳步增长，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顺差。国际收支状况的稳定，将使外汇储备规模基本保持稳定，这将使人民币缺乏趋势性贬值的基础。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贸易收支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对欧盟和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独对美国存在巨额顺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波动，但同时也制约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据统计，前些年对美顺差占整个顺差之比重曾高达100%以上，2013年虽有改善，但也达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鉴于贸易结构存在问题，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顺差国货币升值、逆差国货币贬值的国际经济学原理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未来仍存在升值压力。因此，可以说，目前中美之间贸易的较大不平衡基本封杀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障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基础。中国拥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一，这是防止人民币出现持续显著贬值预期、陷入“预期货币贬值→资本流出→贬值预期增强……”恶性循环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汇率中间价就可以充分发挥对市场预期的有效引导作用，市场对中间价不会“无动于衷”，从而确保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与“新常态”的
　　内在要求南辕北辙
　　在“新常态”下，投资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将继续发挥基础作用，出口将继续发挥支撑作用，但经济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常态”下深入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经济提质增效等战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币值提升出口竞争力，靠贬值促进出口。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汇率是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作为重要的相对价格水平变量，汇率影响着国际分工的成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币贬值对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民币贬值可能减弱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同时也可能减弱其通过自身创新、求变，从而实现自身产业升级的动力。
　　此外，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成本提高，不利于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会影响到经济的提质增效。因此，经济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政策导向。
　　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币值坚挺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从国际化战略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宜持续大幅贬值。
　　当前，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利于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近几年中国对外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中国已逐渐成为一个资本的输出大国，而且正在持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而且实际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约200亿美元，成为对外净输出国，而且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国际经验表明，扩大资本输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本币的升值，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所走过的路程无一不是如此。贬值与扩大资本输出背道而驰。人民币出现持续大幅贬值，企业有可能出现汇兑损失，外债成本增加，加剧企业财务风险，不利于企业 “走出去”。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且相对坚挺。对于国际货币而言，价值的稳定性是作为交易媒介、计价尺度和储藏职能的基础。无论是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发行都需要以汇率稳定为基础。很难想象，一个持续疲弱的货币会为全球投资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仅不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倒退。因此，持续大幅度贬值的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背道而驰。
　　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可能催生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人民币持续大规模贬值可能加剧资本外逃风险，使经济面临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当前，中国资本项目规模已不小，持续大幅贬值可能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外逃。理论和实践均表明，资本管制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来越打折扣，一旦资本加快流出形成趋势，将很难能被有效阻挡住，更何况当前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资本大规模外逃与本币迅速贬值等可能相互影响、循环联动，并通过流动性效应、逆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冲击人民币资产价格和国内金融市场。
　　从流动性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压缩投机资本的获利空间，促使资本流出，导致国内流向房地产、股票等市场的资金紧张，进而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从逆财富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减少，造成国内商品价格上升，使得社会购买力不足，造成国内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需求降低，最终带来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压力。
　　从替代效应看，在人民币贬值或者具有贬值预期条件下，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将进行市场干预，可能造成流动性不足，抑制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当前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复和波折，加之国内股市较长时间处于熊市，房地产泡沫风险也在潜藏暗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若听任人民币趋势性贬值，令市场形成错误预期，不仅不利于稳增长，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长类似的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热钱”在经济形势较好、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期进入中国，“蛰伏”在股市和楼市等金融市场上。在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别提防这些“热钱”因某些事件触发（比如美联储提前加息、地缘政治紧张）而大规模、迅速撤出，并引发股价、楼价迅速下跌，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甚至对国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威胁。历史上看，不乏一些国家在强势美元期间股市和楼市泡沫破裂、本币急剧贬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国菲律宾等国、1998 年俄罗斯、1999 年巴西等。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阶段性升贬值交替
　　可能成为常态
　　应当注意的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是相对美元，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甚至还有升值压力，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况为例，美元指数从7月份开始稳步上升，从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涨幅接近 20%。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贬值态势，从8月份开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1.23%，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0.75%，均为连续第七个月回升并刷新历史新高。
　　在国外及国内两方面因素影响下，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将出现阶段性流出与流入交替进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更趋频繁，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可能成为常态。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期限利差进而影响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然而欧元区和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在特定时间段产生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止跌企稳、股市逐渐回暖、金融及资本市场改革释放活力，不排除国际资本可能出现阶段性流入、从而形成升值压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逐步摆脱依靠外汇占款供应基础货币的模式，允许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不但能有效防范跨境套利和套汇行为，而且能够提升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应在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
　　尽管也存在有利影响，但美元走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应引起重视。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PPI持续负增长，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强使得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处境。为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压力、促进融资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但降息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和贬值压力。
　　为了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需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但贬值又不利于开展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过度贬值又与新常态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政策选择有必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和国际化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在此复杂局面下，建议采取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总体策略，当然这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积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辅以合适的货币金融政策。
　　一是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宽松，谨慎下调基准利率，适度下调准备金率。未来货币政策主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总体应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贷供需偏紧的形势下，降息对新增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而且在美国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国降息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出，引发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有鉴于此，建议在近期利率已经调整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需要谨慎，不建议通过大幅降息来促进融资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备金虽然也有宽松作用，但毕竟是对银行体系的负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币值的影响则相对间接。从应对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和提升基础货币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虑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使用SLF、MLF等创新工具。这样既可以有效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又可以通过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改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来带动市场利率和融资成本下降。
　　二是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建议利用美元走强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的契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从现行的2%进一步扩大到3-4%，并着力用好汇率中间价的调节功能。在人民币呈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的格局下，汇率弹性增强有利于降低“热钱”大规模进出套利，减小跨境资金频繁进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汇率机制可以成为调节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建议择机增加货币篮子中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减低美元占比，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降低篮子中美元权重后，应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以减缓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对美元适度贬值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尽量保持人民币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或略有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三是积极稳妥地实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不应操之过急。美元走强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及影子银行、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积累，中国在一定阶段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出压力。2013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仍高达3262亿美元，而2014年则迅速转变为960亿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必要坚持稳妥审慎的原则，合理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审慎、稳妥放开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入的限制。
　　应关注银行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为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活动基本都通过银行来展开。坚持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持续密切跟踪和监测，并做好资金大规模流出下的应急预案准备。从保证有足够的干预能力看，未来中国仍应拥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汇储备。
　　四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输出。在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单靠贸易结算，而应该发挥好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当以本国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建立起来，本国企业掌握了从资源采集到中间品分包、再到最终产品销售的生产链条时，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自然就会随之提高。
　　在重点领域上，应以基建投资、资源开采以及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在具体策略上，应积极推进合资并购，并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债券融资、权益类融资，以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必要时可以限定这些融资专门用于对外投资。
　　五是大力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降低企业避险成本。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升贬值交替出现将成为常态，这意味着企业有效应对汇率风险将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习惯了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和小幅波动的状况，很大程度上缺乏汇率风险意识。而一些大企业在离岸市场使用衍生品多数出于对赌心理用其进行套利，因此对规避外汇风险的工具使用并不充分。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可小觑。
　　当前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容量小，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企业避险的成本比较高，不利于企业进行风险应对。因此，应加快发展汇率期货、期权等在全球市场上比较基础且成熟的衍生产品，并进行适当创新。大力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从而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汇率避险工具，降低企业避险成本。

3. 中国的新常态对汇率运行有什么样的影响

　　新常态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
　　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飞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再追求高速度、依赖强刺激，显然不合时宜，还会耽误未来发展机遇。
　　“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
　　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
　　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权威阐释：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到新常态，就不会因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风险抬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惊慌失措乃至丧失信心，从而能够积极调整心态、采取措施，逐步适应新常态。然而，仅仅适应新常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
　　“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突出战略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王军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在采取措施稳增长、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潜力，增添新的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二是创新要实，三是政策要宽。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提出八个“更加注重”中，有三个更加注重与创新驱动有关，分别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驱动能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动力。
　　放眼环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欧洲正在大力推进“工业4．0”，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如果再走过去发展的老路，不仅无法走出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要与旧有发展模式告别，要求我们要加快打造新的驱动力量。以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引领新常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 新常态对中国的汇率运行有什么样的影响

新常态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

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飞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再追求高速度、依赖强刺激，显然不合时宜，还会耽误未来发展机遇。

“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
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
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权威阐释：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到新常态，就不会因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风险抬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惊慌失措乃至丧失信心，从而能够积极调整心态、采取措施，逐步适应新常态。然而，仅仅适应新常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

“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突出战略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王军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在采取措施稳增长、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潜力，增添新的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二是创新要实，三是政策要宽。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提出八个“更加注重”中，有三个更加注重与创新驱动有关，分别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驱动能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动力。

放眼环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欧洲正在大力推进“工业4．0”，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如果再走过去发展的老路，不仅无法走出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要与旧有发展模式告别，要求我们要加快打造新的驱动力量。以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引领新常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5. 人民币的汇率的升降受哪些因素影响,中国政府是否还依旧能控制汇率稳定

通货膨胀从本质上讲是流通中的货币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通货，其表现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者货币价格对内贬值或者对外升值。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确实出现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者货币价格对内贬值或者对外升值等现象，但全面通货膨胀还不会全面到来。这个结论必须将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放在国际历史背景下考察才可能有一清晰脉络。 

本轮原料、能源、资源类商品的价格上升，是中国为应对东南来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成功、中国加入WTO后和逐步形成的。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从此，中国经济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运转，不管你冠上什么名称。国际惯例是能够定价世界商品价格的国家或者企业来制定的，即以有利于这些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为前提制定的。工业化初期，剩余价值的获得是低级的，如延长工时或者增加劳动强度或者商品倾销来实现。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间的财富转移完全可以在和平的条件下，通过货币倾销来实现。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其说是某个国际投机者打跨几个国家，还不如说是国际垄断资本集体通过外率这一新式武器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次大规模扼杀。 

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虽然挺过来了，但仍然面临着国际垄断资本间一场更大规模的“博奕”：加入WTO后中国突然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国利用劳动力价格优势，扩大出口、迅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几十年的外汇储备不足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造成了中国“藏钱”的民族文化心理或者民族潜意识，这种民族潜意识表现为国家意志即为对外汇的国家集中管理制度。但现在的对外汇储备集中偏好与历史时空形成了错位，历史上对货币的储备是以金银形式存在，但如今的外币已经脱离 了“金银”的联系，其内在价值完全是一种国家“政策”执行的后果，这就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外汇积累过程中可能造成国民财富的快速外流过程： 

（1）外向型经济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不到十年时间，经济增长的外向依赖度从不到30%迅速上升到70%以上，因此，中国经济已经离不开“对外开放”，也即国际经济的任何波动特别是价格波动将无所阻挡地影响到国内经济中来。 

（2）加入WTO后迅速积累的外汇储备，确实为增强抵抗风险能力起到巨大作用，但其反作用力同样巨大。由于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力量存在，美元的持续贬值已经成为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意志。只有美元不断贬值，美国才能将其国内积聚的巨额双赤字问题化解于无形，即通过美元的倾销转移全世界财富的同时还“注销”了美国对全世界的欠帐，因此，美元形式的储备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贡献”自然越大，中国就是首当其冲的国家。 

（3）国家高额的储蓄和外汇储备的迅速积聚，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但中国的资本输出到目前为止主要不是以对外投资而是以相对低价的商品出口和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等形式出现。美元的贬值，使中国出口商品在低价的基础了二次贬值，当中国再次巨额投资美元国债时，实际工资上三亿民工为美国财政部在“送钱”。 

就在大量出口的同时，中国需要进口能源和原料，刚刚好在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大增长的时候，国际上却吹起了“中国概念”的炒作，所有宏观商品（国内称为物资），凡是中国没有定权又需要进口的，都出现了成倍的涨价，无论是铁矿石还是石油。这样，已经成为外向型上瘾的的中国经济形成了高价进口原料、相对便宜出口（因为处于微笑曲线低端）、外汇储备又因美元贬值而不断损耗的状态。这是一次世界规模的价值转移过程，其基础是三亿民工的低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成本又与中国严格的户口制度下形成的劳动力组织低成本相应。因此，除非出现突然的自然周期形成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和粮食减产原因，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将在下游企业利润率逐步下降的过程同步中消化，而工资水平的上升因为无法与企业生产率上升对应，消费增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种建筑于民工低水平工资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最大好处是不大容易出现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即上游原料和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不会全面传导到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来。 

因此,只要控制住食品价格，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总水平，通过对农村政策的改革，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推行，有可能让一部分进城市的民工重新回到农村，从而逐步抑制食品价格上升的势头，特别是猪蓝耳疫病已经过去三季度时间，生猪的价格将会随着存栏量的上升而逐步稳定，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的的新的涨幅肯定会下降，因此，我们可以预测2008年夏天以后中国的CPI同比下降，从而偏紧的货币政策会趋缓，这与新一届政府在科学发展观下协调发展经济的时机吻合。

6. 中国汇率增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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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这回事
2，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一些以出口贸易为主的企业影响较大，会大大降低其贸易利润，对一些原材料需要进口的企业有利，能降低其生产成本
3，人民币升值，就是说同样额度的美元可以兑换的人民币少了，也就是说若中国企业出口销售商品到美国，赚到同样额度的美元，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兑换成人民币的数额比升值钱少了。

7. 中国实施的汇率制度是怎样的？为什么汇率走势难以预测？

中国汇率制度指中国社会发展针对明确、保持、调节与管理费率的原则、方式、方式和机构等所做出的系统软件要求，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规章制度。有别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反而是外汇管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全是央行接受你一切的买卖贷币的请求，不管金额高低。

而中国是不允许个人随意兑换外币的。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说中国的费率并没有市场化。推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规章制度。人民币的汇率不会再盯紧单一美金，反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开展波动。这里的"一篮子货币"，指的是依照在我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挑选数种关键贷币，授予相应的权重值，组成一个货币篮子。

与此同时，依据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测算rmb多边合作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整，维护保养人民币的汇率在合理平衡水准里的基本上平稳。由于人民币的汇率体制改革关键在于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并非人民币的汇率水准在总数里的调整。这一调节力度目的是为了根据我国顺差程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

从而考虑了国内公司开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适应力。竹篮里的贷币组成，将充分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债务、外商投资等外经外贸主题活动占很大比例的主要国家、地域以及贷币。参照一篮子说明外汇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的汇率，但参照一篮子货币并不等于盯紧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联做为另一重要环节，由此产生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将有益于提升费率延展性，抑止单侧投机性，维护保养多边合作汇。

8. 中国汇率长期不动及现在不断升值的主因是什么？具体原因是什么？

中国汇率长期不动是历史上的汇率政策形成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出口创汇，中国政府人为规定了低估的汇率，并在1比8的水平维持了多年。
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不应该在维持人为高估的汇率。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要求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实现汇率水平的市场化。为了防止汇率大幅波动对经济的伤害，政府采取了小幅升值的策略。 
人民币升值与美国等不断施压中国有关。美国对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美国希望以此减少对中国的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