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IT的发展已经渗透到各个不同的应用领域。研究以下方面的增长并IT的关系,并预测今后的增长途径。

2024-05-10 18:21

1. 1、IT的发展已经渗透到各个不同的应用领域。研究以下方面的增长并IT的关系,并预测今后的增长途径。

means the sixth year of the wedlock. It does not mean 23 years, it估计是戏谑的说法,原本只有一个3rd aniversary,而且看样子已经过过了,现在

1、IT的发展已经渗透到各个不同的应用领域。研究以下方面的增长并IT的关系,并预测今后的增长途径。

2. IT的进展已经打开了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在国防方面有哪些增长?能预估今后的增长途径?

不清楚啊

3. 现在做什么生意好呢

大市场,前景行业,无非是能源、通信、金融行业\x0d\x0a小市场,比较有前景的,是大众所需,消费忠识度比较高的行业,比如饮食,零售、生产\x0d\x0a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业!你需要选择自己兴趣,找准自己的优势,发现你的特长.\x0d\x0a1:考虑你的兴趣,做你最喜欢做的,只有让工作成为乐趣。你才能更好的在这个行业发展\x0d\x0a2:分析你拥有经验,做你最擅长的。内行的身份,会让你在很多事情上得心应手\x0d\x0a3:这里强调一下关系渠道,这个靠社会生活中的积累。多一个渠道等于多一个机会。往往发财靠关系。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x0d\x0a我的看法和我的做法是\x0d\x0a1、复利挣钱。也就是本生利,利滚利。相当于把钱放高利,拿到了利就去当本\x0d\x0a2、复式挣钱。一个人有三头六臂,也挣不多,要做到许多人为你工作,许多条路为你挣钱,许多地方为你生钱\x0d\x0a3、利用别人为你挣钱,解放自己,自己人才有时间去学习如何快速挣钱\x0d\x0a4、会运用资本的力量\x0d\x0a5、会运用人脉的力量\x0d\x0a6、会运用杆杠的力量:比如借用他人的力量,借用资本的力量??合作伙伴,共同创业??\x0d\x0a7、开源节流\x0d\x0a8、寄生法,也就是借用大企业,也可以是合股\x0d\x0a9、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现在做什么生意好呢

4. 考国防科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以后可不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如果可以,请问该如何发展,望指点一二

囧,你计算机专业的想去指挥打仗
个人认为,计算机专业的,应该是从事网络攻坚战。。
上战场也是网络战场
要让你拼刺刀?
这个估计可能性不大
你进部队也好歹是个人才
指挥千军万马,估计有希望,等你成为技术类的军官,等级上升到一定层次后,应该有机会成为千军万马的领军者。
但是估计难度较大。
还是实际点,做做技术吧,领兵打仗的事情,等你在国防科大毕业了,能进部队了,估计至少也要个十年以上的时间,才有机会领兵打仗...

5. 《论十大关系》的原文能帮忙找一下吗 我的信箱是 kangqiao4416@163.com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 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发展什么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种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渐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的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照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适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向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稳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都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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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了解中国得当前经济走向

研究报告: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特点与走向
重 要 特 点
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上升期。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外汇储备大量增加。
(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今年1—3季度,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5%。预计4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
(二)支柱行业增势强劲,重化工业化特征日益明显。前三季度,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支柱工业实现快速增长,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7%。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4%,轻工业增加值增长13.9%,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37%,比2002年全年水平(60.95%)提高3.42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增长有加速趋势,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今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一轮重化工业化主要是由工业支柱产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市场内生机制,将成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1—3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增幅提高8.7个百分点。投资高增长,主要受重化工业化趋势和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等因素的拉动。消费增幅受非典影响一度降低,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达到8.6%,同比仅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可以认为消费继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尽管有非典冲击,但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比较明显,1—3季度,建筑及装璜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6.6%,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7.5%,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4%,住、行等方面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
(四)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贸易摩擦存在隐忧。1—3季度,出口同比增长32.2%,增幅提高12.9个百分点,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进口同比增长40.5%,加快23.3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净出口91亿美元,同比减少109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看,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顺差持续增加;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出口逆差则持续扩大。由于美欧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顺差扩大势必加剧贸易摩擦,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美欧出口的一些产品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设厂,是我国对美欧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五)总量矛盾缓解,某些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缺口。随着国内市场活跃和出口增长加快,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物价指数由负转正,1—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提高0.7%;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5%,但逐季度回稳(分别为4.6%、4.7%、4%)。电力、煤炭、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产品供给出现缺口,不少省市被迫限制用电,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目前这些产品的供给正在迅速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已经趋缓。总体看,物价仍然保持在低水平,需求约束普遍存在,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竞争仍比较激烈。
(六)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供求关系并未逆转。据有关统计,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低于9000亿斤,也低于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在连续几年的减产以后,当前市场粮价出现恢复性提高,但是预计粮价以及食品价格不会长时间、大幅度上涨。一是因为库存水平较高,到2003年底粮食库存仍将保持在4000亿斤以上,比正常水平(近年来估计为3000亿斤左右)高出较多;二是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在市场需求拉动下,粮食供给会增长较快,抑制粮价上涨。近期内粮食供给不会出现紧缺,但粮食问题事关经济全局,需密切关注,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同时,不要过激反应,造成粮价的大起大落。
(七)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持续高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47万亿元,同比多增1.1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较年初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562亿美元。从贷款投放的结构看,经济内在扩张带动的需求增加依然是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但其紧缩性影响需要逐步释放,加之经济升温的惯性作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同时,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逐步约束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进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资本项目顺差较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来源,也有“热钱”加快流入的影响。
分 析 预 测
当前我国经济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
(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回升期,从国内外条件看,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在近年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持续回落的状态,进入了全面回升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从今年宏观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看,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提高,国内需求迅速扩大,总量矛盾基本缓解;主要商品的供求格局基本平衡,物价总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流入,外部资源供给比较充裕,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总体看,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但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电力、钢材供给缺口较大,造成部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一些地方正在大上电力设备、钢铁加工等项目,如果不正确引导,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产能过剩。另外,从源头上看,对一些地方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问题,亦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规范发展。既维护经济增长的上升势头,又防止局部问题影响全局。
未来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我国银行存差仍然较大,外汇储备雄厚,资金供给比较宽裕;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工低成本优势将长期保持;技术供给也不存在明显约束。现有要素供给条件,有利于扩大市场对产品供给的调节空间。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储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和支出预期趋好,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逐步完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消费需求有望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潜力很大。在消费升级拉动下,产业升级步伐将相应加快,并将带动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这些条件将使我国经济上升的态势得到保持。
(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趋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均超过预期,因此,各方进一步看好今年下半年及200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世界银行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明年全球增长4.1%,其中美国为3.9%,日本为1.4%。总体看,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并未缓解,贸易保护有增无减,针对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外部压力较大,我国的外贸环境趋于严峻。
(三)对明年经济走势的初步分析预测。
综合国内外条件,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从三大需求看,在非典之类疫情不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受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9%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产业升级的推动,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将稳定在今年的增长水平,即30%左右;由于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0%左右,受国内市场升温的拉动,进口将继续高增长,增幅超过出口,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
主 要 问 题
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一)新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和钢材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从电力、钢材等方面情况看,市场对生产的调节相当灵敏。今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发电设备产量增幅超过70%,预计这些产品的供给紧张状况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电站建设的加快和煤炭需求的增加,运输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在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面,应注意吸取电力的教训,避免陷于被动。对于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调整,不要轻易运用行政手段限制供给增长(例如1994年以后限制电站建设),否则会加剧以后的结构性矛盾。一些领域“重复建设”的症结,在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应当对症下药,用市场手段促进竞争,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
(二)投融资体制与经济市场化的矛盾比较突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投资活动中的行政审批仍然过繁,政府介入过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理门槛过高。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信用,过于依赖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市场风险往往转化为行政干预下无人负责的更大风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或以政府信用担保的长期贷款。这类贷款行为缺乏风险约束,容易推动信贷过度膨胀,形成金融风险和财政的隐性债务。现行投融资体制与市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限制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活动,限制了充分竞争,削弱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权力对投融资活动的干预,使得行政主导型的重复建设难以根治。如果不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此次经济回升的积极效果。
(三)就业稳定性下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随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值得指出,这轮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业为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主要是指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形成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非正规就业既包括诸如个体、自雇佣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包括在正式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差,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一般难以进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增加了这部分人群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此外,大量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对于社会管理的挑战也很大。如果以是否参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为尺度,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人员。在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非正规就业存在的或可能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等,应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矛盾协调机制。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2003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今年第2季度有大约10%的农民因非典返乡,据调查其中有17%今年不准备再外出。此外,非典发生后,乡镇企业外贸出口订单减少,产品因运输不畅造成积压,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促使农产品价格明显上升的因素尚未产生,部分地区的畜产品和水果蔬菜或销售不畅,或出口受阻,价格普遍下跌,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也不会乐观。完成全年农民增收4%的预期目标面临的难度较大。
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倍加珍惜,继续强化市场择优汰劣的作用,防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风险。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适当弱化政府刺激经济总量扩张的力度,强化结构性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目标应从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转向追求经济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发展
在经济全面回升的条件下,应当淡化速度指标,把宏观调节的主要目标转向控制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加强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议200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引导各级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方面,防止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盲目攀比速度。
(二)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在需求不足明显缓解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相应调整。一是继续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建设国债的使用和新开工项目可适当后移,增大结转量。同时,应严格筛选新开工国债项目,着重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二是增加对城乡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完善财政支持的机制和制度,防止财政投入的效果降低。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职责,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三是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四是统筹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历史欠账。五是针对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的特点,认真研究并合理解决这类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确保其基本权益及生活安全,以促进就业容量增加,稳定就业队伍。
(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在弱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调整财政政策着力点的同时,应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搞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和相互配合。基于对当前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判断,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总量方面可合理预调、微调,同时注意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关注和调节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维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
(四)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
投融资体制是当前制约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提高的体制瓶颈,对此次经济回升扰动极大。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应该强调“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加强审计、舆论等方面的公共监督。减少投资审批程序,放宽产业准入限制,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即使是公共产品领域,也要尽可能吸引各类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积极发展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贷担保体系和投资服务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尽快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金融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蕴藏的创业积极性。
(五)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
当前经济回升的根本拉动力量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一是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六)积极化解外经贸困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明年发展外经贸的困难加大,需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重点可考虑: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合理运用有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磨擦,规范出口秩序,积极扩大出口。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一定逆差是难免的。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有一定贸易逆差也不必过于担忧。国内需求升温可以基本弥补贸易顺差减小带来的需求缺口,对经济回升的总体态势不会产生明显冲击。今后应当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必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七)加强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把年度工作与中长期发展规划衔接起来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全面加快,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政府在粮食、石油、水等战略性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长远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增强科学性和预见性。建议结合“十一五”计划制定,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快完成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提交人代会审议确定,防止随意更改。此外应结合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大基础性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开发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7. 以现代局部战争给我们的启示为题写一篇大约二千字的军事国防结课论文(跪求)

阿富汗战争前景的军事预测解读及启示     在我国自古就有“先胜而后求战”的说法,而先胜之道,在于先见。将有先见之明,方有应变之法 
    今年2月26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军事周刊发表了《美军不会轻易重蹈苏军阿富汗战争覆辙》一文。文章见报后,许多读者都围绕此问题发表了诸多富有创意和价值的观点,让我读后深受感动,也深受启发。一方面,为《中国青年报》军事周刊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感动;另一方面,也为参与商榷的作者们的学术品格之高尚、学术视野之博大而钦佩不已。借此机会,我想从军事预测角度对美军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前景问题进行一下梳理,并与大家再做一次交流。     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对“美军在阿富汗是否会重蹈苏军覆辙”的讨论,均属军事预测范畴,是一种基于对已有情况和资料的科学判断     所谓军事预测,从宏观上说,是对未来和不确定的军事事件主要是战争和国防建设及与其相关的诸方面进行推测,并作出科学的判断。由于军事预测的核心是战争,表现为你死我活的互相杀戮,加之战争的胜负及走向取决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精神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且作用机制十分复杂,因此军事预测具有其他预测无可比拟的不确定性。     当然,无论是推测还是判断,都不是凭空猜想,而是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分析和估计事物的发展前景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一种由已知信息去推知未知信息的活动。     其实,早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出了许多预测之法:有祷之于天者、有稽之于地者、有问之于人者,有察之于象者、有推之于数者、有究之于理者。对战争而言,古人归纳了其五种基本形式:战、守、走、降、死。能战则战,不战则守,不守则走,不走则降,不降则死。这五种形式深刻地说明了战争及其发展中的基本规律。即使在今天,无论战争的形式如何发生变化,都逃不出这五个字,苏军的阿富汗战争、美军的阿富汗战争都概莫能外。从目前情况看,尽管美军吸取了苏军的作战教训,伊拉克战争的经验也派上了用场,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富汗战争的最终结果仍要看美国下一步的战略选择究竟走向何方。     从军事预测的约束条件原理来看,只有熟悉美军阿富汗战争的内外环境及其基本特点,才能结合经验正确地预测该对象的未来状态     所谓约束条件原理,是指预测者在进行具体的军事预测时,必须首先熟悉预测对象的内外环境及其基本特点,由此再选用相应的军事预测方法,并结合经验知识去正确地推测该军事预测对象的未来状态。     比如,当我们对美军阿富汗战争前景进行预测时,首先应从该战争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特点入手。对这一点,韩旭东同志的分析十分到位,“美国之所以将军事触角伸入阿富汗,除众所周知的战略目的外,更主要的是:美国企图将阿富汗拉入北约。这是美国打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战略目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如苏联‘死撑’一样,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行动方针,甚至可能迅速撤出军队。”     而战争的内部环境则包括诸如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军心士气、战略战术等,并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与战争的演化特点,结合我们的经验知识进行仔细的调查、分析、推理和论证,即可大体推测战争的发展趋势。在战术层面,李大光同志也分析得十分精到:塔利班与当年阿富汗游击队无法相比,与后者得到较多国际支援不同,如今的塔利班只能孤军作战。虽然塔利班也创造出一些应对美军的办法,但不足以与拥有先进装备的美军对抗。而美军也并不照搬苏军战法,而是在吸取当年苏军教训的基础上,利用手中的先进装备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此外,在战术运用上,美军与苏军单纯的军事打击不同,美军的阿富汗战争非常善于心理战手段的运用,合理运用了“文化软实力”。北约联军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塔利班,积极参与阿富汗重建。修路架桥、打井建校,提供免费医疗,此举也得到了阿富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     当然,我们得承认,预测战争前景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苦的过程。随着战争的不断变化,有时结论也会与事实相去甚远,因此还需要不断反馈与修正。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明白,预测未来、研究战争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完全去追求精确,而是重在指导实践,培养我们的战略思维。正如未来学家马蒂诺所说:“良好预测的标准,应当是它对决策的有用性,而不是它的精确性。”     从军事预测的类推原理来看,在各种战争的演化活动中,常常存在着一种相似的变化规律。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就能掌握其变化的前景     所谓类推原理,就是根据类似事物之间的相似特性,通过寻找并分析类似事物的相似规律,根据已知某类事物的变化特征,去推断具有近似特性的预测对象未来状态的一种预测原理。     军事行为、战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尽管战争活动可能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比如,战争是受政治制约的,是政治的继续,这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一条基本原理。在分析具体的战争动因、性质、演化趋势等问题时,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原理参照类似战争去预测新的战争动因、性质及演化趋势等。     众所周知,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发动的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是为其争霸全球的战略目的服务的。苏军在对阿富汗游击队根据地扫荡时要烧杀抢掠;对村庄农田要布撒杀伤地雷、施放“黑雨”化学武器。面对侵略者的暴行,阿富汗民众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民族宗教,全民奋起抗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其侵阿战争必然是不得人心的。     反观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至少其性质是由“9·11”事件直接引发并定位的反恐战争,且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加之安理会全票通过的1373号决议,为美国打击“9·11”恐怖袭击的元凶“基地”组织和庇护者塔利班开了绿灯,是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合法依据。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建立了由阿富汗各族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经历了议会选举和两次总统大选,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尊重。有时候,战略目标的达成,不单纯是战术上一个个胜利的叠加。正因为如此,才有“战斗的胜利易得,战争的胜利难求”的说法。     从类推原理不难看出,世界上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在对弱小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中,很多时候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战事的共同特点:弱国内部羸弱、纷争不断,看似不堪一击,一旦强敌介入,则先易后难、越陷越深、最终重创败走。有意思的是,这些强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军事战略的一再错误判断。     对此,美军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警告。近日越南战争时期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其《回顾:越南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谈到,美国政府决策人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可是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     由于任何预测都只能做到相对精确,对于美军阿富汗战争是否会重蹈苏军覆辙的复杂性问题,我们不妨具备一定的“模糊”思维     预测研究的对象是未来,而未来是现实的延续,是某种趋势,是某种可能。这一特性决定了对美军阿富汗战争问题的预测必然是模糊的,而不是完全精确。再就预测过程来说,我们依据一定的事实信息作推断,是一种假设,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猜测因素。     从预测方法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运用了逻辑思维,包括归纳、演绎和类比;形象思维,包括想象、比喻等。它们都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可以说,全部预测活动,包括它的对象、概念及方法等,都是一个大的模糊集合。     那么,既然预测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摆脱不了模糊性,那么,这种模糊理论对于预测还有什么用处呢?在一般人看来,对未来的预测总是越精确越好,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而且也不应当有此要求。事实上,任何预侧都只能做到相对精确。     未来学告诉我们,社会领域的预测,其准确度最高达到70%,这就算准确型的预测了。要看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度”,超出这个“度”事物就要发生质变。同样,精确也有个“度”,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精确越好。模糊理论认为,过于精确会产生两个缺陷:一是繁琐;二是死板,从而失掉了应有的灵活机动性。     “学会了预见,就意味着掌握了科学指挥军队的艺术”。为了指导未来军事实践,我们必须要学会科学预测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加强对多种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的预测性研究,使之具体化,是目前军事学术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有人说过:战争历来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在军事家的头脑里;第二次是在现实中。毫无疑问,由于军事领域的特殊性,军事预见就显得更为重要。现代局部战争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预见,随之而来的军事决策、军事计划、军事部署、军事行动,就会失去科学依据,就必然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萨达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苏军大将拉先科曾说过:“学会了预见,就意味着掌握了科学指挥军队的艺术。”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须臾不能没有正确、科学的军事预见。特别是在和平时期,一定要看到较远的将来,要用对未来的科学的军事预见来调节、控制当下的军事活动。

以现代局部战争给我们的启示为题写一篇大约二千字的军事国防结课论文(跪求)

8. 有一个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是关于贸易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的?

  国际贸易对城镇就业的影响研究
  2008-5-4


  内容摘要:国际贸易对我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出口鼓励就业、消费品进口阻碍就业而资本品进口鼓励就业以及贸易将提高出口部门的就业比重而减少进口部门的就业比重。

  关键词:国际贸易,城镇就业,就业水平,就业结构

  一、引言

  近几年来,城镇就业问题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我国从2001年底加入WTO组织,到2006年底5年的过渡期结束,在此期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3.6%上升到4.2%,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实际的失业率比该登记失业率要高得多。因此,人世带来的国际贸易增长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

  关于贸易和就业的关系,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蔡昉(2002)从比较优势原则出发,得出入世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就业扩大的结论。但是他侧重于对出口拉动就业的程度进行分析,忽视了进口导致的就业变化。有些研究虽然考虑进出口的共同影响,但是对其影响机制众说纷纭。俞会新、薛敬孝(2002)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得出中国的出口对工业就业的增加有带动作用,进口对工业就业变化的影响不显著的结论。罗良文(2003)则考虑到贸易的动态作用,他通过分析贸易深化对就业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发现贸易深化对经济增长进而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而雄伟(1999)不仅考虑到贸易对就业总量的影响,而且考虑到其对就业结构的作用,分别从企业结构、地区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进行分析。

  纵观国内文献,关于贸易和就业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大部分文章分析贸易与全国就业的关系,而专注于贸易对城镇就业影响的研究有限。第二,现有研究在贸易对就业水平的分析上有局限性,定性研究分析了贸易对就业水平的静态和动态作用,而定量研究却局限于静态的直接影响分析,忽视了动态的间接影响分析。第三,现有文献中极少使用定量分析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国际贸易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机制,包括对就业水平和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然后,通过定量分析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应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二、国际贸易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机制

  贸易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劳动就业,一个是贸易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另一个就是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一)贸易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出口贸易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出口直接拉动就业。随着贸易的进行,一国的出口产业部门获得有利增长机会,该部门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增加。因此,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该国的贸易结构有关:若该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数量越大,则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大,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著;若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数量大,则对资本的需求大,对就业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出口间接拉动就业。出口部门往往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即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所以出口增加会导致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流动,贸易的发展会促进这个部门产量的增加,当企业处于规模经济阶段时,长期平均成本的增加将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因此企业必然投入更多的资源组织生产,进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

  对于我国来说,出口的直接作用表现在我国是劳动丰富的国家,贸易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因此,出口将有利于拉动劳动就业。间接作用体现在加入WTO后,随着出口贸易额的增加,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9%的高增长率,特别是随着加工贸易的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极大地拉动了该地区的就业。因而可以假定:

  假定1:随着出口贸易量的增加,我国工人就业量显著增加。

  一般认为,进口会对就业水平产生一个冲击作用。其实进口的作用并不一定是减少就业水平的:一方面进口直接使得有关产业产出减少,从而减少就业;另一方面,进口的中间品会带动产出的增加从而增加就业,进口的资本货物如果用于更新改造技术,会使资本生产效率提高,那么就业减少,如果用于新建企业,则会带动就业的增长。

  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加入WTO后某些低效率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的保护程度降低,进口的增加会对这些产业的产品产生冲击,这些低效率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另一方面,我国从国外进口资本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设备的进口会改善生产,企业的生产增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可以假定:

  假定2:在我国,消费品的进口将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而资本品的进口将有利于就业量的增加。

  (二)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贸易将对一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就业结构。贸易的增加使得一国的出口部门迅速发展,从而增加该部门对劳动的需求,扩大该部门就业量;相反,进口部门由于受到进口品的冲击,该部门必须进行调整,从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缩减该部门就业量。

  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重要的转换。对于我国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贸易自由化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会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部门会迅速增长,因此劳动力在该部门的就业比重会增加。但对于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过去它依靠高关税的保护、国内市场的垄断以及政府用各种手段在资金、工资和价格等给予的支持,而加入WTO以后市场必须开放,特殊保护、特殊扶持必须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密集型产业就必须改革,该产业部门的劳动要素需求量会下降,因而劳动力在该部门的就业比重会减少。因此可以假定:

  假定3:贸易将提高我国出口部门的就业比重而减少进口部门的就业比重。

  三、建立回归模型

  (一)贸易对就业水平影响的回归模型

  本文在Hine和Wright(1998)的模型的基础上作一定的修改,即假定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其中,Qt表示t时期的工业产出③;Kt表示t时期的城镇的资本存量,Lt表示t时期城镇劳动就业量。参数A为随时间变化的量:


  其中wt为t时期城镇工人平均工资,rt为资本利率。

  厂商的要素投入决策是基于既定的资本投入量配备必要的劳动要素,即厂商如何选择最优的L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厂商利润是


  为便于计量分析,在此不考虑资本存量与投资的动态调整问题,令城镇的资本存量Kt=城镇社会投资It,同时,利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Xt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Mt替代出口导向率和进口导向率,于是上式可以转化为


  此时c2、c3、c4、c5、c6均为各经济变量的就业弹性。

  如前述,出口和进口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还可能存在间接效应,为此我们再从宏观角度研究进出口对投资的作用,进而对进出口的间接就业效应进行度量。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总投资I=I(G,NE,r,Ge),其中G代表国内需求,NE代表净出口,r代表利率,Ge为企业的预期因素,假设对未来的需求预期仅仅依赖于上一年的需求,那么Ge=Ge(Gt-1,NEt-1。)。而本文中衡量的是城镇社会投资It,因此用工业生产总值(Qt)与人民币表示的工业制成品进口额(Mt)的差表示国内需求,工业制成品出口额(Xt)表示国外需求。


  结合式(7)和式(10)式,我们可以对假定1和假定2做出检验,其中,出口的直接作用为c3,间接作用为c4×(c10×c4),因此假定1可以转化为

  假定1:c3>0,c10>0。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将进口的直接作用即c2衡量消费品进口,而用进口的间接作用即c4(c9c4)衡量资本品的进口,因此,假定2可以转化为:

  假定2:c20。

  (二)贸易对就业结构影响的回归模型

  根据传统的劳动需求函数Et=f(Qt,wt,rt),引入度量贸易自由化因素,可以检验作出贸易对就业结构影响的回归模型:


  其中,如果ιit表示t时刻在i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即ιit=Lit/LTt,Lit表示t时期在i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人数,而LTt表示总劳动人数;wit表示t时期i产业就业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与全部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即wit=Wit/WTt,Wit表示t时期i产业就业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而WTt,表示t时期全部劳动力平均工资,Oit代表t时期i产业贸易自由化程度。这个模型可以用以检验假定3是否成立。

  假定3:β2>O,若i为出口部门;β2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取1995~2005年问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量模型中的变量选取参见表1。


  (二)计量方法说明

  首先,本文关于贸易对就业水平的回归模型是由式(7)和式(10)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此联立方程模型又比较特殊,属于典型的递归联立模型,内生变量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性联系,即式(7)中的(1,A)→L,不存在任何两个内生变量间的双向联系,因而可以采用OLS或者SUR方法进行估计。本文分别采用这两种方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SUR方法更为有效,因此,这里指列出该方法回归的结果。

  其次,本文关于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回归模型涉及到截面时间序列数据,根据不同截面的系数的大小、符号和显著性来判定贸易自由化对城镇就业结构的变化。因而,这个回归模型把作为截面特殊参数的变量,采用cross—section SUR回归方法进行回归。

  (三)计量结果分析

  1 贸易对就业水平的回归模型计量结果

  本文采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5利用上述数据对由式(7)和式(10)模型进行估计,SUR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对假定1和假定2做出Wald检验,结果如表3:这里Wald检验的结果表明假定1和假定2的原假设不成立,对立假设成立。

  由回归结果和表3可知无论是出口的直接作用或间接作用,还是出口的总体作用,出口对就业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结果和假定1的假设完全符合:出口有力地拉动劳动就业,其中出口对城镇就业的直接效应为出口每增加1%,城镇就业量增加0.15%,间接效用为出口每增加1%,将增加投资0.63%,从而导致城镇就业增加0.09%。因此,出口对城镇就业的总效应为出口每增加1%将拉动城镇就业增加0.24%。

  同时可知假定2成立:消费品的进口阻碍就业,体现为消费品进口每增加1%,城镇就业量会减少0.11%;而资本品的进口将有利于就业增加,其进口每增加1%,将会增加投资1.28%,从而导致城镇就业量增加0.19%。可见,进口对城镇就业的总效应为进口每增加1%,城镇就业量增加0.08%。

  2 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回归模型计量结果

  利用上述数据对由式(11)模型进行估计,SUR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假定3也成立:出口导向型产业部门的自由贸易程度越高,该部门的就业量越大,进口竞争型产业部门的自由贸易程度越高,该部门的就业量减少,而进出口竞争产业部门的自由贸易程度越高,该部门的就业量也越大。同时,可以看出,出口导向型产业部门就业量受到自由贸易影响的程度比进出口竞争型产业部门要大。因此,随着自由贸易的程度加深,劳动就业的结构将会发生改变,出口导向型产业部门的相对就业量会增加,进口竞争型部门的相对就业量会减少,进出口竞争型产业的相对就业量也会增加,但是没有出口导向型部门增加的多,即劳动力将会倾向于在出口部门就业。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出口部门的就业比重而减少进口部门的就业比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回归实证研究分析了贸易对城镇就业水平和城镇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对城镇就业的确有一个明显的拉动作用,而进口却不一定是阻碍城镇就业的,消费品的进口将阻碍就业,而资本品的进口则有利于就业。本文通过数据核算得到的进口对就业的总体效果是正面影响,这说明通过进口拉动投资有利于城镇就业量的增加。同时,本文通过对城镇就业结构的实证分析发现,贸易扩张将会改变我国城镇居民的就业结构,出口部门的就业比重增加而进口部门的就业比重减少。

  由上面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与我国城镇就业的联系十分紧密。在当前严峻的城镇就业问题上,进一步利用加入WTO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推动劳动力就业也将会是一个较好的解决途径。

  首先,贸易不会带来城镇就业的减少。因此,当前的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加入WTO的结果,相反,贸易自由化总体上将提高我国城镇就业水平,我国应该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中,按照WTO规则进一步地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进行,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就业的增加。

  其次,积极地扩大出口,增加资本品进口,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品进口,将会从总量上拉动我国城镇居民就业。在我国扩大出口,特别是扩大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将有力地吸收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同时,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消费进口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是负面的,只有通过资本品拉动投资从而推动了城镇就业量的增加。因此,应该多增加资本品的进口,而减少一些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从而减少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冲击,降低对这些产业就业的影响。

  最后,我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继续重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当然这并不排斥出口商品结构升级。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出口部门的就业比重而减少进口部门的就业比重,因此我国加强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将有利于提高这部分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劳动就业。当然,从长远角度考虑,我国也应该加强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通过就业结构的升级促进贸易商品结构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