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如何创新？

1. 基层社会治理如何创新？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科学研判工作形势。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概括起来讲，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六个“难”：一是人口管理难。人口流动性加强、特殊人群增多、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传统的人口管理模式亟待重构。二是矛盾化解难。社会利益结构快速分化，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不断出现，新老矛盾交织，各种利益诉求难满足。三是安全防控难。治安形势严峻，刑事犯罪高位徘徊；安全生产问题突出，事故多发；网络社会发展迅速，安全漏洞多；恐怖问题越来越现实，社会压力大。四是基层管控难。一些乡镇（街道）、村（社区）力量不足，素质不高，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缺乏。五是服务供给难。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供给的数量、质量、渠道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六是队伍建设难。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素质难提升，形象难维护。要化解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努力优化治理体系。面对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传统的以行政体系为主要力量的基层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承担现代社会治理的重任，必须在原有体系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力量架构，建立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治理体系。一是要建优党的组织。以党建为统领，把党的基层组织建全、建强、建实，选准、配优基层骨干力量，真正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要发展自治组织。着力让村委会、居委会回归自治，整合村、社区内部的治理资源，形成以居委会为中心，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体系。三是要培育服务组织。引入、培育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发展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商业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搭建起多层次、多元化服务结构，提高社会自我协调、自我供给能力。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着力化解矛盾纠纷。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引发大量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政府要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治理中提供服务，在服务中促进治理。

五、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充分激活群众动力
群众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要践行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群众动力。

2. 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于幸福百姓。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坚持将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社会管理创新要增强社会管理合力。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处于中心位置，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重视对优秀的管理者、优秀的专业人员和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培育，通过对社会管理领域进行过程引导和规范，实现政府对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的有意识引导、调控和激励，同时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性及其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制约作用。
三、社会管理创新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既要全面展开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等问题。
（一）、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为了更好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要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二）、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加强刑释解教人员衔接工作机制建设，强化看守所、司法所与家庭、单位、社区之间的对接联系，健全完善帮扶措施，减少脱管失控现象，最大限度地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认真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安置，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在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
（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与传统信息渠道相比，网络信息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但不可否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引导有方，就能为我所用；引导不当，就会深受其害。正因如此，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善于引导和调控网络舆情，特别是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网民言论要加强监控。另一方面，要完善互联网行业管理制度，完善立法，规范网络监督，依法查处制作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个人，掌握网上舆论的主导权。

3.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中的村落、社区乃至一基层组织的治理，都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是在封闭的“封建化城堡”中独自运行的。无论是奉行自治原则的基层治理还是与国家政权体系相勾连的基层治理，都是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石而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基层治理与上层治理、国家政权的内部治理又是有区别的。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这样就决定了基层治理既要依靠基层政府、法律、选举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层治理体系得以运转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社区精英。基层治理要过得硬，仅仅依靠地方政府正式的公务人员是永远无法奏效的。这是基层治理的特性和逻辑所决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层治理的质量与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在社区拥有强劲影响力的“社区精英”。
　　一般来说，社区精英的成熟度与基层治理的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得益于基层政府管理人员与社区精英的支持与合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培养社区精英,如何提高社区精英的影响力,如何配置与基层治理要求、基层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区精英，都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水平与质量。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都是与特定时代的逻辑和特色联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巩固
　　革命型社区精英孕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此后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革命型社区精英在基层治理体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国城乡社会的整合、国家政权末梢的巩固都是与革命型社区精英的诞生与成长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城市和乡村基层社会尽管都经历了被正式体系不断吸纳的过程，但国家对社会的吸纳并没有导致基层管理人员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脱社会化或脱社区化。以居委会为载体的城市社区精英和以村委会为载体的乡村社区精英，都在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沟通价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经证明，尽管革命型社区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与国家政权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着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个人魅力、人际信任、服务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这恰恰说明了基层治理有着独特的逻辑、路径和成效标准。
　　（二）经验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重构
　　经验型社区精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松懈以及国有企业的转制等结构性、体制性和政策性变动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就城市基层治理而言，大量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因为企业的转制而脱离原有组织。在随后的历程中，他们被吸纳到社区之中，从国有企业脱胎而来的管理者们在其原有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迅速转化为支撑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经验型社区精英队伍。他们对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夯实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层治理还不得不依赖于这一类型的社区精英以及他们在社区共同体中所缔造的制度传承与文化传承。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经济能人等填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所产生的精英真空。农村新型社区精英的成长既内嵌于农村权力和经济利益结构之中，又与正式的国家政权体系相嫁接，成为农村社会重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年龄等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经历和特殊转型时期而诞生出来的经验型社区精英，即将退出基层治理的舞台。中国基层社会社区精英的代际更替能否顺利完成，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够依然坚不可摧、固若金汤。诸多迹象表明，新型社区精英的培育和成长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所面临的紧迫使命。
　　（三）知识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走向
　　伴随着经验型社区精英的隐退，一种新型的社区精英正在成长，这就是知识型社区精英。农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区中年轻的社区总支书记和居委会（社区）主任，已经成为当下社区治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村社区基层治理中担当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识（很多是高中毕业）、有见识（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与早期革命型社区精英以及后来的部队转业型社区精英，在其成长路径、个人特质、管理方法和视野上都有了显著的不同。知识型社区精英的诞生，已经证明中国基层社会的社区治理在经历着社区精英替代进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节奏，同样，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主角。在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过程中，基层管理队伍特别是社区精英的成长都有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方位。任何一种类型的社区精英的成长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和路径。从革命型社区精英向经验型社区精英的转变，既是与基层社会的世俗化运动密切相关的，又是与国家政权对基层管理人员的结构性配置、新型社会空间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吸纳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成长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基层治理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知识是难以奏效的，基层治理的具体化、生活化、人际化、议题化以及应对的迅速性、及时性，都对知识型社区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调查，我们的观点是：（1）知识型社区精英的发展空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换言之，知识型社区精英可能不是永远沉淀于社区之中的，他们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为新型高层管理者的一员。如果说以前的高层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经济和主政一方的经历，那么未来部分高层管理者可能会经历社区化的洗礼。（2）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学校、社会、机关都应该成为向基层社会输送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源头。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只有经受社区的洗礼和锻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灵魂和使命是统一的、一体的、连续的。如果将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总结中国基层治理的经验，探索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演进的规律，进一步巩固社区精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效应”和“基石地位”，则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

4.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措施：1.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2.坚持多方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3.坚持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5. 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第一，推进治理理念创新。
第二，推进治理方式方法创新。
第三，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实现复合治理。
第四，健全治理制度，创新体制机制。
第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维护社会稳定。

6. 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于幸福百姓。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坚持将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社会管理创新要增强社会管理合力。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处于中心位置，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重视对优秀的管理者、优秀的专业人员和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培育，通过对社会管理领域进行过程引导和规范，实现政府对创新活动和创新行为的有意识引导、调控和激励，同时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性及其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制约作用。
三、社会管理创新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既要全面展开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等问题。
（一）、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为了更好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要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二）、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加强刑释解教人员衔接工作机制建设，强化看守所、司法所与家庭、单位、社区之间的对接联系，健全完善帮扶措施，减少脱管失控现象，最大限度地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认真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安置，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在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
（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创新。信息时代，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与传统信息渠道相比，网络信息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但不可否认，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引导有方，就能为我所用；引导不当，就会深受其害。正因如此，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善于引导和调控网络舆情，特别是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网民言论要加强监控。另一方面，要完善互联网行业管理制度，完善立法，规范网络监督，依法查处制作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个人，掌握网上舆论的主导权。

7. 创新社会治理，如何加强基层建设

    　　导语：城市基层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必须依靠政府机构和社会力量共同行动，而社会力量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参与就意味着必须发展城市居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的发展不仅需要改革现行的街道-居委会体制，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整合社区内部的治理资源。
         　　创新社会治理，如何加强基层建设        　　(一)革命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巩固 
       　　革命型社区精英孕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此后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革命型社区精英在基层治理体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国城乡社会的整合、国家政权末梢的巩固都是与革命型社区精英的诞生与成长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城市和乡村基层社会尽管都经历了被正式体系不断吸纳的过程，但国家对社会的吸纳并没有导致基层管理人员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脱社会化或脱社区化。以居委会为载体的城市社区精英和以村委会为载体的乡村社区精英，都在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沟通价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经证明，尽管革命型社区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与国家政权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着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个人魅力、人际信任、服务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这恰恰说明了基层治理有着独特的逻辑、路径和成效标准。
        　　(二)经验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重构 
       　　经验型社区精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松懈以及国有企业的转制等结构性、体制性和政策性变动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就城市基层治理而言，大量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因为企业的转制而脱离原有组织。在随后的历程中，他们被吸纳到社区之中，从国有企业脱胎而来的管理者们在其原有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迅速转化为支撑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经验型社区精英队伍。他们对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夯实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层治理还不得不依赖于这一类型的社区精英以及他们在社区共同体中所缔造的制度传承与文化传承。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经济能人等填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所产生的精英真空。农村新型社区精英的成长既内嵌于农村权力和经济利益结构之中，又与正式的国家政权体系相嫁接，成为农村社会重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年龄等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经历和特殊转型时期而诞生出来的经验型社区精英，即将退出基层治理的舞台。中国基层社会社区精英的代际更替能否顺利完成，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够依然坚不可摧、固若金汤。诸多迹象表明，新型社区精英的培育和成长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所面临的紧迫使命。
        　　(三)知识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走向 
       　　伴随着经验型社区精英的隐退，一种新型的社区精英正在成长，这就是知识型社区精英。农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区中年轻的社区总支书记和居委会(社区)主任，已经成为当下社区治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村社区基层治理中担当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识(很多是高中毕业)、有见识(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与早期革命型社区精英以及后来的部队转业型社区精英，在其成长路径、个人特质、管理方法和视野上都有了显著的不同。知识型社区精英的诞生，已经证明中国基层社会的社区治理在经历着社区精英替代进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节奏，同样，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主角。在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过程中，基层管理队伍特别是社区精英的成长都有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方位。任何一种类型的社区精英的成长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和路径。从革命型社区精英向经验型社区精英的转变，既是与基层社会的世俗化运动密切相关的，又是与国家政权对基层管理人员的结构性配置、新型社会空间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吸纳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成长已经是大势所趋。
       　　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基层治理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知识是难以奏效的，基层治理的具体化、生活化、人际化、议题化以及应对的迅速性、及时性，都对知识型社区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调查，我们的观点是：
       　　(1)知识型社区精英的发展空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换言之，知识型社区精英可能不是永远沉淀于社区之中的，他们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为新型高层管理者的一员。如果说以前的高层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经济和主政一方的经历，那么未来部分高层管理者可能会经历社区化的洗礼。
       　　(2)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学校、社会、机关都应该成为向基层社会输送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源头。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只有经受社区的.洗礼和锻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
       　　(3)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灵魂和使命是统一的、一体的、连续的。如果将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总结中国基层治理的经验，探索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演进的规律，进一步巩固社区精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效应”和“基石地位”，则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
       　　创新社会治理，如何加强基层建设        　　从基层基础工作抓起 
       　　周萌走进崇义县章源钨业有限公司和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有限公司，仔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状况，认真征询企业对当地治安环境与政法工作服务企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当得知治安秩序良好、服务热情到位时，周萌勉励政法机关要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围绕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的决策部署，顺应加快江西绿色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举措，做到企业发展到哪里，法治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设身处地为企业排忧解难、提供便利，依法铺设法治服务快车道，切实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贴心人”和“保护神”。
       　　及时稳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打牢和谐稳定的基层基础是这次调研的重要内容。周萌先后来到大余县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和大龙乡扶贫示范点、于都县接访调处中心、赣县人社局行政调解中心和县公安局应急处突大队，观看了电视录像片，逐一与工作人员交流，点击社会信息管理平台和矛盾纠纷“云平台”，并通过视频与现场调解的群众对话，充分肯定了各地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公平公正、依法调处的成效和做法。
       　　周萌强调，社会稳定要从基层基础工作抓起，注重维权与维稳的统一，依法处理与多元调解的结合，既要传承“枫桥经验”，又要依托现代科技信息手段，重视动态信息更新，完善机制制度，确保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诱因发现得了、苗头捕捉得到、事态化解得好，防止小问题、小事故演化成聚众上访、非法闹访及群体性事件。同时，一旦出了事，能有专门预案和专门队伍依法稳妥应对处置，不留后患。
        　　构筑维稳的牢固防线 
       　　加快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抓手，也是调研的重点。周萌来到大余县南安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于都县和赣县茅店镇综治网格化指挥中心，观摩了运行流程、信息研判、视频监控等情况，指出要加快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既要建好“天网地网”，更要发挥实战作用，要注重系统对接、信息共享、全频覆盖，尤其是要着力推进打防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建设，形成体系威力，构筑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牢固防线。
       　　为考察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情况，周萌相继来到大余县第三医院和赣县茅店镇，调研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有奖监护工作，详细了解患者接收、治疗等各个环节，强调对特殊人群服务管理要用“特殊”办法，突出人文关怀，善于整合多方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既治病又治心，尽最大努力促进患者康复回归社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赣县大埠乡“大埠人家”，周萌还调研了流动人员服务管理情况，对“大埠人家”作为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优秀案例表示赞赏，并希望进一步总结推广好经验，强化针对性服务、动态化管理，更好破解流动人员信息采集、关联分析与人户分离管理等难题，走出一条有助于城镇一体化人口精细管理创新之路。
        　　营造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氛围 
       　　公共安全连着社会稳定和千家万户，也是调研解剖的难题之一。周萌深入于都县公安局民爆物品视频监控中心，全程观看了实时监控操作视频，充分肯定了依托网络化将危爆物品从领取、运输、储存、现场爆破作业全过程零距离巡查监控的新模式，要求完善相关设计，强化配套措施，堵塞隐患漏洞，力争打造出确保民爆物品安全管理的新品牌。
       　　在于都县法院和司法局、赣县法院，周萌还考察调研了解决执行难及法制宣传教育等工作，肯定了于都县法院加大执行力度、维护法律尊严权威的做法，察看了长征广场法治文化长廊和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强调推进法治江西建设、法治宣传教育是先导性、基础性工程，要从最广大的普通百姓和青少年抓起，采取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精神，大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和时代风尚。

8. 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主要应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扩大公共服务向社会资本开放。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需求。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对社会资本公平开放基本公共服务准入，完善对社会资本投入的扶持和监管政策，充分发挥公共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逐步有序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提升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强化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及运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服务供给与监督评价等方面的作用，把适合由社会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推动志愿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优势互补、有机融合，发挥慈善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筹资等方面的作用。

　　二是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强化乡镇（街道）社会管理服务职责，完善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基层经费保障机制。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建立面向社区内所有常住人口的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建立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机制。不断深化村（居）民自治，增强基层群众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政府及其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充分保障村（居）委会依法组织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各项权利，不强行干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既要依法组织村（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也要积极协助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推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城乡社区。还要进一步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管理法规和相关政策。加快完成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法规修订工作。推进行业协会、境外社会组织代表机构管理法规研究制定。落实和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财税扶持和相关配套政策。完善工作体制和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建立法律监督、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加强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为社会组织履职和发展提供资金、智力、人力和信息等方面支持的政策措施，引导社会组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诚信和自律机制。

　　四是进一步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机制，落实信访制度，拓宽信访渠道，规范信访程序，提高信访效能，推进信访改革，把涉法涉诉信访从普通信访中分离出来，符合条件的导入司法程序。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健全公共决策合法性审查、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民主集中等制度，完善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健全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决策效果评价、反馈纠偏和决策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建立基层调处化解矛盾综合性平台。健全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加强政府机关反腐倡廉建设和作风建设，深入开展纠风和专项治理，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五是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改革和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深入推进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食品药品监管方式，加快形成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应急体系。严格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增强事故应急救援能力，着力构建安全防范体系；严格查处并严肃追究事故责任，及时、准确公布事故信息和调查处理情况，主动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专项整治和整体防控有机结合起来，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组织开展社会治安整治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治安排查整治行动，及时消除各类治安盲点；积极稳妥地改革劳教制度，严格落实对特殊人群的教育、帮扶、矫治、管理措施，加强对重点物品的安全监管，全面强化重点场所部位安全防范，有效整治公共安全隐患；加强互联网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搭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有机衔接的防控网络，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确保国家安全。加快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