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

1. 儒家思想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2. 儒家思想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帮助日本经济腾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当然支持日本经济崛起的主要是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主要精神是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其团队合作精神所凝聚则是日本的民族的精神：在不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中，把个人融入团体，凭借团体的智慧和力量来赢得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团结、协作、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甘愿为团队、民族、国家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和勇于牺牲，就是以民族精神为主导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精神也源自于民族精神：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以创新求求生存，这样的创新体现在管理上，将企业主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有三大民族心理。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3. 古代韩国的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
  孔子（或孔子）是一位生活在公元前 6 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其著作是由后来两位重要的哲学家孟子（或孟子）和荀子（或荀子）发展和编纂的。这三个人物共同创造了哲学俗称儒家。其理想中最主要的是美德生活、孝道和祖先崇拜的重要性。还强调仁爱节俭的统治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地位的必要性，内心道德和谐的重要性及其与物质世界的和谐的直接联系，以及统治者和教师是更广泛社会的重要榜样。他们必须仁慈，才能赢得民众的喜爱和尊重，而不是武力行事，这是徒劳的。因此，当遵循儒家原则时，政治倾向于关注亲密关系而不是制度。
  儒家的另一个核心支柱是个人的道德和谐与宇宙和谐直接相关。一个人做什么，会影响另一个。例如，糟糕的政治决策可能导致洪水等自然灾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就是肉体与道德直接相关的一个例子。这种想法的结果是，就像只有一个宇宙环境一样，只有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正确的政治制度。如果社会失败，那是因为神圣的文本和教义被误解了；文本本身包含了道路，但我们必须寻找并找到它。
  等级制度、权利、责任、忠诚和责任感都是韩国 *** 的重要儒家特征。
  儒家阐述了我们都拥有的四种美德的重要性：仁（jen）、义（i）、礼（li）和德智（te）。后来又添加了第五个元素——信仰——它与土、木、火、金、水这五种元素（中国人的思想）巧妙地对应。再一次说明了物质和道德领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信念。通过说人人都有这样的美德，由此产生了两个想法：教育必须培育和培养他们，人人平等——“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
   
  韩国收养
  到公元前2世纪，儒教成为中国汉朝的 国教。在唐朝（618-907 CE）寺庙，在所有行政首都建立在孔子的名字和经典的儒家文本的研究（如尚书，易经，诗经，和春秋）成为精英阶层每个成员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为希望加入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人设置的考试中接受了他们的知识测试。随后的宋朝更加重视儒学（公元 960-1279 年）。当儒家思想可能通过控制北方领土，特别是乐浪的中国诸郡，直到公元 4 世纪，传给中国的长期贸易伙伴朝鲜时，这种模式将重复出现。
  公元372年，北朝鲜高句丽王国建立了孔子学院。公元 636 年，新罗善德王后任命儒家学者入宫。不久之后，在统一新罗王国现在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国家儒家学院（Gukhak）成立于公元 682 年，在公元 717 年装饰有许多孔子和著名哲学家的肖像，专门从中国带来。公元750年更名为国立孔子大学。除了在家学习外，许多贵族青年被派往中国学习，在那里他们获得了进入和通过中国行政考试所需的儒家经典知识，并获得了宝贵的外交经验，可以带回韩国等。他们在那里的职业生涯。
  公元 788 年，韩国引入了以中国模式为基础的基于儒家文本的国家行政人员考试。这些论文中的问题主要基于《论语》和《孝经》，两者都包含孔子的对话和话语；尤其相关的是关于对上司的正确行为和态度以及人际关系对良好 *** 的重要性的那些问题。到公元 11 世纪，有 12 所私立学院，称为十二议会（Sibi to)，进一步传播儒家思想。特别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老师，崔中（公元 984-1068 年），被称为“韩国孔子”，并于公元 1055 年建立了第一所私立儒学学校，称为“ *** 学校” '（Kujae haktang ）因为有九个研究领域。
   *** 和教育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舞台，尽管也适用于家庭角色和责任，尤其是每个家庭内的家族神殿中的祖先崇拜仪式。然而，佛教仍然是官方的国教，萨满教和自然崇拜是主要的流行宗教，主要为下层和更多农村阶级所追求。
  儒家思想的采用不仅表明古代朝鲜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元素，而且其孝顺和对上司的责任的原则使对中国一切事物的长期文化钦佩以及对其庞大和强大的邻居。作为回报，中国承认朝鲜为其中“绅士”在这里被称为“君子国”军姿，如儒家论语文本。
  实际应用与表现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难以确定和阐述，主要是基于孔子本人最初的晦涩和含糊的简短格言，但统治者和大臣们努力将某些理想转移到他们的政治方法中。等级制度、权利、责任、忠诚和责任感都是韩国 *** 的重要儒家特征。对固定社会种姓制度（例如新罗骨等级制度）的信仰也是如此，该制度被认为可以保持社区的和谐与平衡——“了解你的位置”的态度——以及更多无形和无法量化的信念，如可信赖、勤奋，和尊重。历史学家 Jinwung Kim 总结了这些原则及其对韩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因此：
  儒家思想建立在家庭成员关系的理想模式之上，它要求君臣、父子、丈夫和妻子之间有特殊的联系，以及五项道德纪律。儒家概括了家庭模式以及臣民与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在政治上，这些原则意味着一个村庄遵循受尊敬的长者的领导，公民尊敬被认为是国家之父的国王。概括到国际关系，中国皇帝是朝鲜国王的大哥。儒家思想是一种保守的哲学，强调传统、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服从上级以及对君主的认同。它把适当的仪式作为其主要美德之一，因此非常注意仪式的表现。在国际背景下，它构想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金，J.，187）
  儒家思想不仅限于政治领域，其原则可以在古代韩国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中看到。在书画中，儒家原则的克制是一种尽可能争取的理想。在陶瓷方面，14世纪以后朝鲜王朝的白瓷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严肃、有序和男性化的倾向，成为当时韩国精英的宠儿并被广泛使用并非巧合。在儒家礼仪中。
  其中儒家主题是流行的另一种媒介是屏风画，尤其是代表8级中国人物的munja待办事项或儒教的美德。房子的建筑也可能是由于儒家原则，特别是认为男人和规定女性应该分开，两性，如果陌生人，应避免会议上，朝鲜王朝与不同领域的传统家园，因此设计了托管的客人和国内工作。儒家哲学也强调检视过去并从中学习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培养韩国人的历史感和民族认同感，如Samguk sagi 和Samguk yusa 等着名历史文本的产生。 从公元 12 世纪开始。
  新儒学
  从公元 14 世纪起，一种新的儒教品牌，即新儒教（再次起源于中国）获得广泛接受，损害了其他信仰，尤其是佛教。新儒家与其最初的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增加了一种信念，即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更高的目标。这一原则导致了国家考试资格的扩大，即使精英阶层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考试前多年经典学习的必要性。新儒家强调每个人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明确界定的等级角色，也导致女性的显着倒退。
   

4. 儒家思想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汉江奇迹”的产生并非偶然，朴正熙政府的正确引导是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学者在对韩国经济发展及现代化的研究中，从韩国人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深刻揭示“汉江奇迹”背后的思想基础。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韩国现代化的呢？
  
 1948年韩国立国之时，街景凋敝，一片残破。此后十余年，出于赢得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考虑，美国为韩国的经济振兴大量“输血”，但并未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然而，当上世纪60年代美援逐渐撤出后，韩国的经济却开始起飞，创造了3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近10%的 “汉江奇迹”。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试图探寻韩国崛起的原动力。一时间，儒家文化与韩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并无定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3世纪以后随着官方儒学教育机构的出现，儒家思想在朝鲜逐步得到传播，政府派往中国研习儒学的留学生亦日渐增多。788年，新罗仿效中国实行科举制，熟读儒家经典成为希望为官入仕者的进身之阶。 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进一步推行尊儒抑佛的政策，程朱理学迅速升级为朝鲜的治国方略。
  
 1961年5月16日凌晨，汉江边上出现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了国家权力。朴正熙政权治下的韩国选择的是一条 “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特征为少数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垄断决策权，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广泛干预经济。令人深思的是，曾以血的代价轰轰烈烈地推翻李承晚独裁集团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为什么此时却默默地接受了朴正熙的威权政治呢？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李承晚之后的张勉政权，其“民主=无政府主义”统治下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状态，让韩国民众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儒家倡导的秩序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为“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力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李朝的500年间，朝鲜统治者就是依据这样的信念自上而下治国治民，进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而后，虽有日本宗主国观念的广泛散播和西方民主观念的潮水般涌入，却均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地位。正因为如此， 1960年—1961年的政治动荡，才能够成功地唤醒沉积于韩国民众心中对稳定和谐的向往，并促使他们长时间地支持朴正熙领导下的发展型威权政权。
  
 如果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韩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提供了外部保障，那么有目共睹的教育进步，则是 “汉江奇迹”的内部动力来源。儒家堪称敬学尚贤的典范， “有教无类”、 “学而优则仕”等主张便是明证。在韩国，这种久远的.教育观渐渐内化为朴素的 “卖掉黄牛也要送孩子上学”的尊师重教之风，并最终成就了教育事业的腾飞。朴正熙上台后，积极推行教育先行的发展战略。在他统治期间，韩国初高中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至1965年，教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已超过15%，仅次于国防预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今后的人力资源，培养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1963年，依据 《大韩民国教育法》 “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原则，颁布了 《产业教育振兴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义务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7年， 《职业培训法》出台，职业培训活动迅速走向制度化； 1973年， 《产业教育振兴法》修正案问世，引入了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1976年，颁布 《职业培训基本法》，逐渐将职业培训的对象由技工和教师扩展到其他各行各业和不同人群。通过上述举措，韩国廉价高素质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在韩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的点点滴滴：孔子崇尚 “一箪食，一瓢饮”、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节俭生活。这种节欲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韩国人的理财之道，引导他们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而由此带来的高储蓄率是韩国经济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所需资金的重要保证。韩国威权政权有力地掌控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方向，微观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则更多地依靠单个行为体的自我约束。正是在此处，儒家的义利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规制作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评价标准，有效地抵制了资本积累初期的非法敛财的冲动。由于大多数商人恪守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韩国经济得以较为有序地运行。
  
 在韩国成长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历程中，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这也与儒家思想有关。孔孟始终强调君子应有仁爱之心，不仅要 “亲亲”，更要 “泛爱众”。朴正熙巧妙地将儒家的仁爱说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认为应在企业主与员工之间营造家庭般的气氛，发扬亲如兄弟的友爱精神，建立起和睦的工作关系。很多经营者响应朴正熙的号召，着力凸显企业主与员工间友好相处的重要性。比如，创立于1947年的LG集团坚持倡导企业内部的 “人和”与 “团结”，劳资纠纷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
  
 199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韩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此期间，很多人激烈地批评儒家思想助长了政治上的威权统治和商业上的家族经营，认为应彻底予以抛弃。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批评者决不能对危机爆发后韩国公众自愿捐赠200多吨黄金和倾其所有购买国货的爱国行动视而不见，此举与儒家思想提倡的集体主义不无关系。同样，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曾对韩国“起飞”起到的推动作用。马颖、周剑麟两位学者几年前曾撰文指出，“对具有韩国特点的现代化产生最持久影响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谓一语中的。

5. 对韩国人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

应该是儒家思想~~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影响到各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还影响到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韩国的“身土不二”观念,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展开.“身土不二”是韩国医学家许浚在1610年完成的医学名著《东医宝鉴》提出的.它的意思是：人身和土是不能分离的,人生活在土地上,食用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如果适应环境,就会身体健康.“身土不二”说明了人和环境互相依托的辩证关系,当环境遭受破坏以后,人类自身也会受到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民间组织“韩国农协”把它作为口号,号召国民消费本国的农产品,意为“韩国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最适合韩国人的体质”,韩国人应该吃韩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当然,他们推而广之,在对待其他商品上也要求做到“身土不二”,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而韩国人“身土不二”的观念中更为重视的是保护有限的生态资源.

6. 儒家哪些思想对当代韩国产生积极影响！！急！！

道家对东亚各国的影响　　公元2世纪至10世纪，越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对普通人来说，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们的处世方法；对文人来说，年轻得志时学习孔孟，遇到乱世或未得到重视时就隐居起来研究老庄，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越南历代统治者也多按照老子“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来治国安邦。但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力却日益下降，不值得一提。与此相反，由于韩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崇儒贬道，所以道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但到了20世纪，道家对韩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强，不但研究道家思想的韩国学者层出不穷，而且道家思想开始对韩国社会产生实质上的影响。长期研究道家思想的学者金溶沃，2001年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连续做了56次的长篇演讲，以老庄思想阐释韩国当代社会问题，引起极大的轰动，被称为“金容沃之风”。韩国外交家官潘基文201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也曾引用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表达自己的工作理念。 
　　比起越南和韩国，道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要大得多，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沈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有资料表明，早在6世纪中叶，老庄思想就和汉译的佛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7世纪中叶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的“17条宪法”，就包括一些道家思想的成分。江户时代道家思想开始在日本普及，不但产生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注释及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通俗读物。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如本居宣长、安藤昌益等人，已经将道家思想溶于自已理论体系之中，并以道家为理论依据，展开了对儒家及其传统社会的批判。同时，随着町人经济的崛起，海保青陵和石田梅岩等人充分吸收道家思想，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这为兰学和其他西方思想的引进打下了基础，维新变法以后，日本学者又大量借用道家术语翻译西方著作，同时道家思想还成为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 、夏目漱石、汤川秀树、川端康成等学者思想灵感的来源之一，1935年，日本学者冈田茂吉还借鉴道家思想，提出了风靡全球的自然农法。如今的日本，对道家思想的热情不减，许多日本学者对道家思想有精深的研究，日本企业家也把《道德经》作为必备读物，并充分借鉴道家上善若水的思想，创立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柔性管理学说，而号称日本当代“老子”的加岛祥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不求人》中，用亲切的语言，叙说自己对道家思想的亲身感受，首发两个月，各大书店纷纷脱销，竟然成为同类专著的佼佼者。

7. 韩国儒家思想盛行的时代?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日前，记者到韩国儒教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成均馆”进行采访。“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在两次“文化对决”中，儒教使韩国受益

　　在韩国历史上，儒教曾与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进行过两次“对决”。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35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求当地人全体学日语、“改姓更名”、崇拜日本天皇，这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精神家园。为反抗“殖民文化”，有识之士举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马上席卷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正是在这一儒家思想的鼓舞下，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掀起了全国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5年以后，随着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儒教在韩国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在这次“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正是缘于儒学对韩国作出的贡献。

　　从小进行儒教道德教育和熏陶

　　不可否认，在现代韩国社会，昔日儒教的统治地位正在受到严峻挑战。韩国为继承传统，传承儒教，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教育入手已成为其成功的根本。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韩国小学道德伦理教育的科目名为《正经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科目中，设有“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个人生活”中，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创造、深思”的教育。“社会生活”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国家生活”中，向学生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忠诚、爱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

　　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

　　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过去是必修课，现改为选修课。科目中设有“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儒学部分)”、“实学思想”、“近代化与开化思想”等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自主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韩国著名儒教学者宋荣陪认为，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韩国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论，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道德意义。提醒人们不要为追求物质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严。韩国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跳江自杀，自杀后社会还为其举行隆重葬礼。不少人觉得纳闷，问其原因，原来是犯罪嫌疑人觉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自杀是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与“推己及人”思想，明确地阐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里，两者均不可偏废。三、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处，但和睦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极为重要。

8. 儒家文化对于韩国的影响？等级制度属于儒家文化吗？

中国文化对于东亚邻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封建时期的朝鲜王朝也非常推崇中国文化！
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之中，特别是对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推崇备至的。
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符合朝鲜王朝贵族的利益。
他们认为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来约束臣民，才能保证他们的江山永固！

... ...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在韩国已发展为他们特有的等级制度。
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