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

1. 什么是“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

所谓“治理赤字”涵义是指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
所谓“信任赤字”是指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
所谓“和平赤字”是指人类今天所处的安全环境仍然堪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
所谓“发展赤字”是指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中国思路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从最初积极与国际社会接轨，到现在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已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发展有限等客观原因，使得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力度相对有限，而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大量中国的资金、商品、标准等随着跨国投资、贸易等走向海外，客观上也使中国更加关注全球发展的关键议题。
比如卫生健康、气候变化、全球收入不平等、粮食危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而这些议题与乡村振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网-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中国思路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为破解全球“四大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2. 中国该如何减少“信任赤字”？

胡一帆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正面临如何同其他各国就本国利益而进行交流的挑战。交流与战略同等重要。作为一个实力以惊人速度增长的国家，老牌强国和邻国自然会感到某种程度的恐惧，并对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是否会威胁到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在国力衰弱时常常受到侵略，促使中国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这就出现了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之间可以说成是“信任赤字”的情况。 这种信任赤字主要是由中国文化与政治背景与其它主要国家背景的差异性所致。另一个原因是近期的金融危机拖累了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而中国仍维持强劲增长。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其它国家经济在萎缩，这让它们不仅紧张而且痛苦，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政客和媒体把中国当成是替罪羊。不信任最终是一个恶性循环，缺乏信任将进一步滋生不信任的行动和交流。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交流”应当在缓解信任赤字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推动文化沟通以减少信任赤字缺乏相互理解以及同其它国家之间的文化脱节导致中国信任赤字扩大。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几近孤立的阶段。随着日益富裕的人口借助网络文化的传播越来越顺应全球趋势，中国“落后五到十年”的日子正在快速成为过去。不过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大都是单向的，主要是外国文化向中国渗透而不是中国文化传遍整个世界。对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亚洲邻邦比如日本和韩国，尽管其人口仅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文化在全球的渗透要深入得多。根据基本的人类心理学，我们倾向于对那些与我们有所差别的人更为谨慎，因此文化沟通将有助于中国显得不那么陌生，并缩小信任赤字。文化沟通有多种形式。历史上，文化纽带常常由于个体的实际迁移而发生，比如像香港这样的前殖民地在被占领之后英国文化无处不在，而世界各地具有文化特性的地方比如唐人街、小东京和韩国城是主要由于移民而打上亚洲文化的烙印。在这一方面拥有许多在海外学习和工作人员的中国是很有优势的，并且中国可以通过雇用更多外国人到中国公司工作以及继续为外国交换生提供足够机会的方式在这个舞台上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媒体成为文化扩散的主导性工具。特别成功的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可以通过出口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以及日本动画等多种文化媒介形式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如果说所有人都由于媒体而熟悉美国和日本文化略显牵强，但这些文化媒体的影响面跟中国任何媒体相比确实都要大得多。中国媒体目前在全球形成的影响微不足道。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主要事件，包括中国媒体集团决定与美国媒体公司如梦工厂和迪斯尼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决定收购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AMC等方案，这些都是走向文化沟通的举措。即使不能达到最终的文化整合，这些做法也将播下双向文化交流的种子。继续和扩大这种性质的做法将是有益的，培养文化共通点将有助于大大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建立公开、畅通的定期官方交流平台除了文化沟通以外，建立一个开放、通畅和定期的官方交流平台可以增进在贸易、军事和其它领域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贸易方面，中国与其较大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有相当多的互补性，可以令双方受益。在提高贸易透明度和货币灵活性方面中国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不过如果没有一个有效和高效的固定交流平台，这些进步无法完全被其贸易伙伴看到和理解。这会导致贸易伙伴认为中国既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也没有进行过努力。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美国方面有时候确实不理解中国方面的限制。因此交流可以帮助双方培养善意。 在军事事务方面，当前的交流策略往往给人不太灵活的印象，中国在中国南海和增加军费开支等关键问题上进行交流的方式使得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中国可以从与美国等国以及周边国家就核心安全利益和军事原则进行深入讨论中受益。如果可以达成谅解以确保相互约束并向每个国家提供适当的保障、使他们的安全不受威胁，将可以显著加深信任。除了贸易和军事以外，其它问题也可以通过更为通畅的交流进行探讨。总体言之，在本国范围内，中国可以通过详细说明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以及罗列个别双边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双边关系的积极方面来处理大众情绪。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可以寻求参与多边对话，多方的存在可以防止讨论演变成两大不同阵营的对抗。最后中国可以与其它国家探讨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等范围更广的问题，并制定一些在实践中可以接受的规范、规则和预期。通过改善与其它国家交流，中国在实施更广泛的战略时就会更容易些。促进多层次的民间沟通渠道交流可以采取多层次的形式。目前许多交流都是经由政府渠道而发生，不是直接来自政府公报就是通过政府资助的智库。这使类似的交流有时可能会给人一种“乏味”的感觉。此外，纯粹的政府交流常常导致缺乏真诚的印象，因为它们常常按固定的日程举行并受到诸多限制，开通更多的民间交流途径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扩大中国交流机制以建立更多层次可以增加中国沟通策略的深度和多元视角。这还有助于关注不同领域；智囊团的沟通更多的是在经济问题上，而政府可能更加关注政治和外交议题，非政府组织则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等其他问题。多层次化可以放大而不是分裂沟通策略，而开放更多层次可以为中国社会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视觉和观念。日本就是一个成功运用该策略的好例子。日本随着1970年代晋升成为经济大国而开始了这个进程，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呈指数式发展。比如，日本非政府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的20多个激增到上世纪90年代的200多个。日本政府鼓励致力于加强日本在国际对话网络和合作中角色的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等智库，以及日本援助和救灾协会（AAR Japan）等非政府组织以改变日本在全世界的形象。除了自己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日本政府还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供巨额资金，并鼓励日本公司与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在推动贸易和商业联系方面。日本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与其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相一致，部分也是因为国际社会期望它们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开始承担更为活跃的角色。由于在未来几年将面对类似情形，中国可以事先建立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基础设施，并逐步与海外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如果在历史上明显更具侵略性的日本也能够成功改变其国际声望，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可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若决定将其交流策略调整成为多层次结构，中国政府有必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团体。（本文作者胡一帆博士, 现任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主管。此前曾任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法盛银行亚洲经济研究主管以及美林证券副总裁及策略师。还曾在香港大学、世界银行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拥有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浙江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为香港六大慈善团体之一的仁爱堂投资委员会成员。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3. 中国该如何减少“信任赤字”？

交流与战略同等重要。作为一个实力以惊人速度增长的国家，老牌强国和邻国自然会感到某种程度的恐惧，并对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是否会威胁到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在国力衰弱时常常受到侵略，促使中国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这就出现了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之间可以说成是“信任赤字”的情况。 这种信任赤字主要是由中国文化与政治背景与其它主要国家背景的差异性所致。另一个原因是近期的金融危机拖累了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而中国仍维持强劲增长。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其它国家经济在萎缩，这让它们不仅紧张而且痛苦，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政客和媒体把中国当成是替罪羊。不信任最终是一个恶性循环，缺乏信任将进一步滋生不信任的行动和交流。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交流”应当在缓解信任赤字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推动文化沟通以减少信任赤字 缺乏相互理解以及同其它国家之间的文化脱节导致中国信任赤字扩大。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几近孤立的阶段。随着日益富裕的人口借助网络文化的传播越来越顺应全球趋势，中国“落后五到十年”的日子正在快速成为过去。不过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大都是单向的，主要是外国文化向中国渗透而不是中国文化传遍整个世界。对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亚洲邻邦比如日本和韩国，尽管其人口仅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文化在全球的渗透要深入得多。根据基本的人类心理学，我们倾向于对那些与我们有所差别的人更为谨慎，因此文化沟通将有助于中国显得不那么陌生，并缩小信任赤字。 文化沟通有多种形式。历史上，文化纽带常常由于个体的实际迁移而发生，比如像香港这样的前殖民地在被占领之后英国文化无处不在，而世界各地具有文化特性的地方比如唐人街、小东京和韩国城是主要由于移民而打上亚洲文化的烙印。在这一方面拥有许多在海外学习和工作人员的中国是很有优势的，并且中国可以通过雇用更多外国人到中国公司工作以及继续为外国交换生提供足够机会的方式在这个舞台上进一步增强影响力。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媒体成为文化扩散的主导性工具。特别成功的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可以通过出口流行音乐、好莱坞电影以及日本动画等多种文化媒介形式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如果说所有人都由于媒体而熟悉美国和日本文化略显牵强，但这些文化媒体的影响面跟中国任何媒体相比确实都要大得多。中国媒体目前在全球形成的影响微不足道。 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主要事件，包括中国媒体集团决定与美国媒体公司如梦工厂和迪斯尼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决定收购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AMC等方案，这些都是走向文化沟通的举措。即使不能达到最终的文化整合，这些做法也将播下双向文化交流的种子。继续和扩大这种性质的做法将是有益的，培养文化共通点将有助于大大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信任。 建立公开、畅通的定期官方交流平台 除了文化沟通以外，建立一个开放、通畅和定期的官方交流平台可以增进在贸易、军事和其它领域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贸易方面，中国与其较大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有相当多的互补性，可以令双方受益。在提高贸易透明度和货币灵活性方面中国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不过如果没有一个有效和高效的固定交流平台，这些进步无法完全被其贸易伙伴看到和理解。这会导致贸易伙伴认为中国既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也没有进行过努力。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美国方面有时候确实不理解中国方面的限制。因此交流可以帮助双方培养善意。 在军事事务方面，当前的交流策略往往给人不太灵活的印象，中国在中国南海和增加军费开支等关键问题上进行交流的方式使得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中国可以从与美国等国以及周边国家就核心安全利益和军事原则进行深入讨论中受益。如果可以达成谅解以确保相互约束并向每个国家提供适当的保障、使他们的安全不受威胁，将可以显著加深信任。 除了贸易和军事以外，其它问题也可以通过更为通畅的交流进行探讨。 总体言之，在本国范围内，中国可以通过详细说明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以及罗列个别双边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双边关系的积极方面来处理大众情绪。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可以寻求参与多边对话，多方的存在可以防止讨论演变成两大不同阵营的对抗。最后中国可以与其它国家探讨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等范围更广的问题，并制定一些在实践中可以接受的规范、规则和预期。通过改善与其它国家交流，中国在实施更广泛的战略时就会更容易些。 促进多层次的民间沟通渠道 交流可以采取多层次的形式。目前许多交流都是经由政府渠道而发生，不是直接来自政府公报就是通过政府资助的智库。这使类似的交流有时可能会给人一种“乏味”的感觉。此外，纯粹的政府交流常常导致缺乏真诚的印象，因为它们常常按固定的日程举行并受到诸多限制，开通更多的民间交流途径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 扩大中国交流机制以建立更多层次可以增加中国沟通策略的深度和多元视角。这还有助于关注不同领域；智囊团的沟通更多的是在经济问题上，而政府可能更加关注政治和外交议题，非政府组织则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等其他问题。多层次化可以放大而不是分裂沟通策略，而开放更多层次可以为中国社会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视觉和观念。 日本就是一个成功运用该策略的好例子。日本随着1970年代晋升成为经济大国而开始了这个进程，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呈指数式发展。比如，日本非政府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的20多个激增到上世纪90年代的200多个。日本政府鼓励致力于加强日本在国际对话网络和合作中角色的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等智库，以及日本援助和救灾协会（AARJapan）等非政府组织以改变日本在全世界的形象。除了自己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日本政府还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供巨额资金，并鼓励日本公司与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在推动贸易和商业联系方面。日本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与其崛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相一致，部分也是因为国际社会期望它们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开始承担更为活跃的角色。 由于在未来几年将面对类似情形，中国可以事先建立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基础设施，并逐步与海外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如果在历史上明显更具侵略性的日本也能够成功改变其国际声望，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可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若决定将其交流策略调整成为多层次结构，中国政府有必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