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的人物履历

1. 钟敬文的人物履历

1927年秋，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与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民俗学会，编辑了《民间文艺》、《民俗》及民俗学丛书，同时写作散文与新诗，出版了散文集和民间文艺论集。先在家乡小学教书时，就酷爱民间文学，开始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等。后到广州岭南大学半工半读，就着手整理了《粤风》专集。1928年秋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级商校教国文，后转至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讲师。此时除继续研究民间文学发表论文及译著外，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创作，在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积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山散记》，新诗集《滨海的二月》,文艺短篇集《柳花集》,写了《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中国地方传说》等学术论文,并与人合创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等刊物和丛书 。193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并继续民间文学研究，在当地《民族学研究》、《民俗学》和国内的《艺风》发表论文。1936年夏回杭州，从事教育和研究上作。后到桂林，在迁至桂林的无锡教育学院任教。不久赴广州,到粤北战地考察后,写了《抗日的民间老英雄》等数篇报告文学、散文。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在广东四战区政治部任视察专员 ；与何家槐共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写了报告文学集《良口之战》；中山大学由云南迁粤北坪石，他被聘为副教授，后为教授。1941年到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至1947年夏，因“左”倾思想被中大当局解聘。旋转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7年夏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文学系教授，被选为中国文学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这一期间,他写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和写了纪念彭湃、冼星海、郁达夫、朱自清的文章,出版了新诗集《未来的春》,还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1949年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不久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副教务长、科研室主任，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他一如既往致力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创作，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他深入生活，涉足兄弟民族地区，写了《西北纪游诗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民谣中所表现的有觉意识》和有关鲁迅研究等一批学术论文，还有《一声春雷》、《碧云寺秋色》等散文20多篇，撰写了《近代民间文学史略》，翻译了日本学者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一书。他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文字“三大干流”的概念，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2002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2. 钟敬文的介绍

钟敬文，原名钟谭宗。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公平鱼街，汉族。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是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

3. 钟敬文的个人作品

 《荔枝小品》(散文集) 1927，北新《西湖漫拾》(散文集) 1929，北新《海滨的二月》(新诗集) 1929，北新《湖上散记》(散文集) 1930，上海明日书店《未来的春》(诗集) 1940，上海言行社《钟敬文散文选》 1989，百花 《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 钟敬文中华书局96-11-1《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册)1982-1985，上海文艺《民俗学概论》 钟敬文上海文艺出版总社98-12-1《民俗学通史》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概论》 钟敬文 409页1980年7月第1版《民间文学基础理论》 钟敬文主编，1985年6月第1版，上海文艺《新的驿程》(民间文学、民俗学论集) 1987，民间《民间文艺谈薮》(论文集) 1981，湖南人民《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理论) 1930，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诗心》(诗论)1942，桂林诗创作社《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1951，师大《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 1982，陕西人民《民间文艺丛话》(短论集) 1928，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柳花集》(文艺短论集) 1929，群众图书公司《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50万字 1 《荔枝》 钟敬文 东方杂志 1925年第22卷第19号2 《随笔两则》 钟敬文 语丝 1925年第37期3 《骄纵的妇人》 钟敬文 语丝 1925年第39期4 《歌王》 钟敬文 语丝 1925年第23期5 《几首国风的今译》 钟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3卷第47期6 《蛋户恋歌》 钟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2卷第31期7 《『客音情歌集』引言》 钟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3卷第43期8 《愚女婿故事》 钟敬文 黎明(1925年) 1926年第2卷第37期9 《从迷恋的梦里归来》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7年第3卷第1-4期10 《惠阳？仔山苗民的调查》 钟敬文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1927年第6期11 《撞人情歌》 钟敬文 刘潜初 新女性 1927年第2卷第11期12 《忆「社戏」》 钟敬文 北新周刊 1927年第24期13 《山歌选序》 钟敬文 北新周刊 1927年第51-52期14 《广州风物杂忆》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7年第3卷第1-4期15 《谈两部民歌集》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7年第2卷第1-4期16 《为客音情歌集答评》 钟敬文 北新周刊 1927年第38期17 《狼人情歌》 刘潜初 钟敬文 新女性 1927年第2卷第3期18 《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顾颉刚讲》 钟敬文记 民俗周刊 1928年第5期19 《『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盘瓠』书后》 钟敬文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1928年第35-36期20 《獞民略考》 钟敬文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1928年第35-36期21 《旧梦》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8年第4卷第1-4期22 《读燕筑信》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8年第4卷第1-4期23 《羊城风景片题记》 钟敬文 贡献 1928年第2卷第1期24 《春霄》 钟敬文 新女性 1928年第3卷第1期25 《七夕风俗考》 钟敬文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1928年第11-12期26 《太湖游记》 钟敬文 语丝 1929年第5卷第47期27 《现在》 钟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11期28 《晨》 钟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11期29 《「背影」》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6卷第1-4期30 《金陵记游》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9卷第1-4期31 《重游苏州》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9卷第1-4期32 《陶元庆先生》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9卷第1-4期33 《黄叶小谈》 钟敬文 一般(1926年) 1929年第7卷第1-4期34 《『安徒生传』》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35 《寄北平岂明老人》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36 《给江绍原先生》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6卷第301-325期37 《海行日述》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38 《荔枝小品题记》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4卷第251-275期39 《重编粤风引言》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4卷第251-275期40 《中印欧民间故事相似》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6卷第301-325期41 《关于诗经》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5卷第276-300期42 《试谈小品文》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43 《宋代民歌一斑》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5卷第276-300期44 《狼人情歌》 钟敬文 刘潜初 文学周报 1929年第4卷第251-275期45 《我写诗的经过》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46 《『花束』》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47 《寒酸的店主》 钟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4期48 《姑娘你须得知道》 钟敬文 新女性 1929年第4卷第4期49 《谈谈兴诗》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5卷第276-300期50 《杜鹃(译诗)》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6卷第301-325期51 《『杂拌几』》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52 《怀林和靖》 钟敬文 文学周报 1929年第7卷第326-350期53 《罗亭》 钟敬文 真美善 1929年第4卷第3期54 《山海经是一部什麽书》 钟敬文 文理 1930年第1期55 《太湖游记》 钟敬文 语丝 1930年第5卷第47期56 《风俗学资料徵求部》 钟敬文 汪馥泉 新学生(1931年) 1931年第3期57 《徵求“老虎外婆型故事”》 钟敬文 新学生(1931年) 1931年第3期58 《我国古代民众,关于医药学的知识(“山海经之...》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1年第2卷第1期59 《种族起源神话》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1年第1卷第3期60 《一个意外的电报》 钟敬文 新学生(1931年) 1931年第1期61 《用前代诗词作教材的我见》 钟敬文 新学生(1931年) 1931年第2期62 《顾实先生的考证学》 钟敬文 新学生(1931年) 1931年第3期63 《风俗学资料徵求部》 钟敬文 汪馥泉 新学生(1931年) 1931年第2期64 《中国的水灾传说及其它》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1年第1卷第2期65 《一种民众娱乐的考察:斗牛》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1年第1卷第4期66 《民族学集镌》 钟敬文等 南华文艺 1932年第1卷第14期67 《蛇郎故事试探》 钟敬文 青年界 1932年第2卷第1期68 《中国民间故事试探》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2年第2卷第3期69 《关于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3年第3卷第1期70 《过去生涯的轮郭画》 钟敬文 艺风(杭州) 1933年第1卷第4期71 《江苏歌谣集序》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3年第3卷第1期72 《为了民谣的旅行》 钟敬文 艺风(杭州) 1933年第1卷第9期73 《关于民间艺术》 钟敬文 艺风(杭州) 1933年第1卷第9期74 《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 钟敬文 民众教育季刊 1933年第3卷第1期75 《培根隽语》 钟敬文 黄钟 1934年第41期76 《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 钟敬文 艺风(杭州) 1934年第2卷第12期77 《前奏曲》 钟敬文 艺风(杭州) 1934年第2卷第12期78 《郁达夫先生的印象》 钟敬文 青年界 1934年第6卷第1期79 《关于中国方言之分类的讨论》 钟敬文，毛坤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936年第1卷第1-12期80 《福佬民族的孟姜传说及其他》 钟敬文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936年第1卷第1-12期81 《懊侬歌中的崩城》 钟敬文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936年第1卷第1-12期82 《书默子的暑假》 钟敬文 青年界 1936年第10卷第1期83 《一部比较坚实的工作》 钟敬文 青年界 1936年第9卷第2期84 《中国小说在日本江户时代流行之一斑》 钟敬文 青年界 1936年第10卷第1期85 《被闲却的民间艺术》 钟敬文 民众教育月刊 1936年第5卷第2期86 《民间文艺学底建设》 钟敬文 艺风(杭州) 1936年第4卷第1期87 《特重音调之客歌》 钟敬文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937年第2卷第17-24期88 《未来的春》 钟敬文 中国诗坛 1939年新3期89 《新绿集自序》 钟敬文 新建设 1942年第3卷第11-12期90 《诗心自序（论文）》 钟敬文 艺文集刊 1942年第1辑91 《『感想录』抄》 钟敬文译 时代中国 1942年第5卷第4-5期92 《小诗八章》 钟敬文 创作周刊 1942年第1卷第6期93 《石桥塘》 钟敬文 创作月刊 1942年第2卷第1期94 《诗的话》 钟敬文 诗创作 1942年第8期95 《中国民谣机能试论》 钟敬文 民俗 1943年第2卷第4期96 《我与诗》 钟敬文 时代中国 1944年第9卷第1期97 《风格论备忘[诗稿]》 钟敬文 文艺春秋 1946年第3卷第6期98 《牛背脊[战地报告]》 钟敬文 文艺春秋 1946年第3卷第3期99 《东洞[战地报告]》 钟敬文 文艺春秋 1946年第3卷第2期100 《幽想录[小说]》 钟敬文 文艺春秋 1946年第3卷第5期101 《历史的公正》 钟敬文 民主世界 1946年第3卷第9期102 《我写作小品文的经历》 钟敬文 文艺知识 1947年第1集第2期103 《谈艺录〔小品〕》 钟敬文 文艺春秋 1947年第4卷第5期104 《诗和歌谣》 钟敬文 文讯 1947年第7卷第1期105 《读书经验琐谈》 钟敬文 展望 1948年第2卷第11期106 《读了「半湾镰刀」等以后》 钟敬文 华北文艺 1949年第6期107 《翻身民歌论》 钟敬文 新中华(1933年) 1949年第12卷第23期（樊氏图书馆藏）

4. 钟文法的人物生平

1930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赣南独立师、红三军团七军二十师、瑞金县模范三师战士、班长，红九军团三师八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科长，红三十二军九十四师营政治教导员，红三十二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和攻打赣州城、广东南雄等战役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八军留守兵团研究班学员，骑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陕宁联防军特务营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他奉命执行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多次率领部队参加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战斗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38年，三五九旅奉命驻防绥德，保卫黄河，任连政治指导员的钟文法率部设防吴堡。吴堡河对岸的山西柳林镇，盘踞着日寇一个中队，在八路军眼皮底下奸淫烧杀。钟文法亲率30名战士，夜渡黄河，一举端掉日寇炮楼，歼灭了日寇一个小队，八路军却一无伤亡。他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各界人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冀东独立第十旅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九纵队二十七师政治部主部、二十五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十一纵队三十三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四师政治委员。先后率部参加了东北秋季功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攻克翠微峰等战役战斗。他英勇善战、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多次负伤仍坚持指挥作战。电影《翠冈红旗》反映了他的英勇事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四师政治委员、四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第二十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中南军区第五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他认真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为选拔、培养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01年1月26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7岁。

5. 钟敬文的成就及荣誉

 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钟敬文先生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完成这项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参加每一次的审稿会，认真阅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集成编审工作中的重大贡献， 1997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 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终关注、指导着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民协领导建议，应尽快恢复协会的学术期刊，加强学会的学术研究力量。由于钟敬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建设事业及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1979年以来，钟敬文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标示着民俗学科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此外，在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与资料中心。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曾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民俗文化，2000年钟先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举起，钟敬文先生热切期待着中国民俗学早日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学。2001年11月22日，由钟敬文先生亲自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就是这样挚爱着他的事业，他的学问人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2002年1月3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启功先生的提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贺百岁华诞，钟先生面对前来祝寿的学界与新闻界同仁，说:我要养好身体，回去讲课。最后，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常在胸怀激荡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钟敬文先生经历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他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钟敬文先生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是钟敬文先生永远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脉。他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医院里，他时刻挂念着教学科研工作。嘱咐教研室的老师代他为新来的博士生开设民俗学史课程，并亲自帮助二年级博士生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检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钟先生一向对学生学业有着严格要求，他轮流约见18名同学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他惦记着学科建设的大事，一再询问北师大民俗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进展情况，还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 2001年9月他在作《拟百岁自省》一诗以铭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是那样水乳交融。钟先生的百年之旅不仅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有人用“国瑞文宗”来赞誉，可谓实至名归！他毕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事业，直到百岁仍然筹划着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大事，在临终前的几小时还在说：“我有好多事没做”。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视事业、工作为生命的超凡脱俗者，他是一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诗人钟敬文”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对此，许多人都感到颇为困惑。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散文和诗词创作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大家闻名于世的。可是为什么他却只是以“诗人”来概括和评价自己呢？其实，纵观钟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包含了这样两层的意义：首先，他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强调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的角色特征。其次，在他那里，“诗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它更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后一层的含义，大概是他以“诗人”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从30年代以来，尽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上，但对诗文的关爱却始终没有中止。散文的写作，虽然时断时续，他却一直在坚持，写出了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于多年的探索，越到后来，文风越老醇深挚、施展自如。对于诗，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抛开。多年以来，他时时刻刻在吟诵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诗作，像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便常常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期间，在他挟笔从戎、战地行脚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里所带的唯一一部书籍，也是《陆放翁全集》。而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还是住院，书籍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所热爱的诗集，则是这些书籍中的主角。反复诵读前人的诗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修养，也是为了滋润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坚持不断地写诗，则是为了记录和抒写自己的旅迹心痕。从少年时起，一直到今天，用诗来吟唱心声、歌咏时代，成了他生命中占有最主要位置的习惯。多年来，它非但没有一丝的改变，反而越来越深厚。据统计，他在八十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的就有八百余首。这些诗篇，在表现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历经的时代的风云，可以说既是文学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们借以了解他、了解他所走过的时代的可贵史料。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先生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诗是自己情感的家园、精神的故土，他怎能与之分离？即使偶尔稍有远离，燃烧的乡愁也会迫使那情感、那精神，回归到它的故乡来！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促使钟敬文在坚持用自己熟悉的旧体诗体裁写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着其他诗歌形式的写作，像词、新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赵朴初、林林等一批诗人开始倡导写作“汉俳”——一种中国式的俳句，钟敬文先生也成了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干将。由于早就熟悉日本俳句，并对其神韵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写过类似的小诗，再加上深厚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功底，因此，他所创作的一组汉俳作品，具有颇为隽永、独特的韵味。且以下面两首为例：错过花事正荼蘼，又错过赏春时节。且待来年罢。赠加藤千代女史重踏神州土，像女儿回到娘家，梦样的喜悦。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也使得写诗对钟敬文来说，成了心灵的一种自然咏唱——自然得就像心脏的搏动一样，而不是一种劳心费神的工作。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还能够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大量诗坛佳作的主要原因。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还使他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诗文方面的功底，使他的学术论文也充满了特有的文采。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更使得诗渗透在了钟敬文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他人生的导师，让心灵得到了充实，生命得到了升华：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论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这也就使“诗人”这个字眼，对他而言具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它指的不仅仅是“写诗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内质的人。与它密切关联的，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一种伟大的人品，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这些因素，用他经常作为座右铭的几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奋、淡泊”。这是真正的诗人素质的内核，也是决定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诗篇的根本。“以天下为己任”的天赋使命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十分久远而深厚的传统。钟敬文显然是这种伟大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投身何种活动，从事何种工作，对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始终在他的心灵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时期积极组织、参加爱国活动，抗战时期挟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都是这种情怀直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一直强调为民族文化的“发采扬辉”而奋斗的目标，并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学问自身的体系，实际上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的结果。“据说古代希腊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诗心》，1942年）在钟敬文那里，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是这样要求着“诗人”，同时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奋斗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要求进行了实践，尽管曾经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时，还是那样地“勇冠三军”。（程千帆语）下面的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让我们对他的这种精神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其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由于经费问题的困扰，有一度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进行都十分艰难。钟先生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放弃。“就是当裤子也要搞学问！”他用这样充满黑色幽默风格的话，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其二：钟敬文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要召开学术会议，要开展日常工作，诸如印刷刊物并向会员寄发，等等，这些都需要经费。但学会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有一年，为了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他和学会的其他领导成员，不断商讨，费尽了心思。恰好当时国家教委要评选全国优秀教师，钟先生所在的北师大，把以90多岁高龄仍然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他，也作为候选者之一推荐了上去。那些日子，本来并不关注荣誉的他，却忽然显得很振奋：“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能获奖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奖金来开会了！”钟先生曾经谦虚地说，自己的资质只能算中上，如果说还有所成就的话，那主要是来自勤奋。在我们看来，这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因为他的资质，单是博学强记这一点，就远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后半句话，却是不争的事实。勤奋，几乎是钟先生的一种天性，它突出地表现为“腿勤”、“手勤”和“脑勤”。比如，1927年，他在广州时，听到鲁迅先生来羊城的消息，尽管他和鲁迅并不认识，却约上友人，费尽周折找到了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并在当天晚上就写下了散文《记找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从少年时期的刻苦攻读古典文学、积极参加歌谣和故事的搜集并踊跃投稿，到年届百岁时还在不断思考和探索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各种重要问题，并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提出许多新观点，勤奋，成了贯穿他一生的素质。在《〈孟姜女研究集〉校后附记》中，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好朋友顾颉刚：“有颉刚聪明的，颇不乏其人，但有颉刚的成就的，总觉得太少了。你问问缘故么？缘故就在努力和谦逊与否而判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弟子的话。他所谓大事，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以探讨民族文化的意义、性质为主要目标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是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教学，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种大事，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阻挠，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对这“小事”中的前一类，他从来就不屑一顾；而对其中的后一类，他所表现出的淡漠，也常常会让一般人感到吃惊：有的时候，对于本来属于他个人但由于有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没有发给他的经费或物质奖励，他知道后也从不去追问！当有人不解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这些东西，有了它也不见得会过得有多好，没有它也饿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了自己刚刚从出版社得到的一笔稿费，租车、购买门票，组织全教研室的师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园春游。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在盎然的春天里，体验了聚会的乐趣，也再度体验了来自钟老——这位良师益友的关爱。以后连续几年，这种全室春游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诗人钟敬文”！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爱诗、写诗，又用诗来装点、升华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钟先生累了，钟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长留人间，他的事业松柏常青。钟敬文先生安息吧！(本文由萧放执笔，刘铁梁、赵世瑜、万建中等参与修改，经钟敬文先生子女钟少华、钟宜二位审定)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4-03-20

6. 钟敬文是民俗之父

　　钟敬文先生（1903.3.20——2002.1.10）中国名俗学家。
　　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中国名俗文化源远流长，起源已无从考证，现在说钟敬文是民俗之父还为时尚早。

　　海丰为汕尾市所辖。  其民间文化，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在一切民俗活动中，充分表现出它的生命力，特别是地方戏剧，更显得十分突出。海陆丰的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和皮影戏，原来都不是在本地产生，它们源远流长，自明、清两代先后流人海（陆）丰之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地方民情风俗结合，遂发展成为地方剧种流传至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正字戏，原名正音戏，唱腔道白均用中州音韵（久而久之，俗称“戏棚顶官话”），主要声腔有正音曲（是一种杂以弋阳、青阳、四平、海盐的复合声腔）和昆腔，兼有少量皮黄、小调。正字戏史无记载。建国后，众说纷纭，各言其是：说南戏遗响者有之，说脱胎于弋阳腔者有之，等等。弋阳腔，是宋元南戏流传至江西弋阳，与当地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吸收北曲演变而成，之后又在全国各地繁衍发展。明凌蒙初在《谭曲杂剳》中说：“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人腔。”清李调元在《剧话》中说弋阳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这与正字戏历代相传“曲无空腔，任人所唱”之说十分相似，尤其“三公曲”之类滚唱，更近于弋阳腔。笔者认为，从正字戏的唱腔道白、表演艺术以及当时的交通条件各方面看，似是直接源于弋阳腔，并从弋阳腔继承了一部分南戏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荆钗记》、《彩楼记》、《崔君瑞》等，都被“易调而歌”，形成具有地方乡土气息的戏曲剧种，又保留了与南戏的血缘关系。传抄的明嘉靖《碣石卫志•民俗》（卷五）载：“洪武年间，卫所戍兵军曹万有余人，均籍皖赣，既不懂我家乡话，当亦不谙我乡音，吾邑虽有白字之乡戏，亦未能引其聚观。卫所戍兵散荡饮喝，聚赌博弈，时有肇斗殴打之祸，军曹总官有见及此，乃先后数抵弋阳、泉州、温州等地，聘来正音戏班。”所以有人说可能是“军戏”一支，也不无道理。再从1975年潮安县凤塘公社修水利时出土标明“正字”的明宣德七年手抄《刘希必金钗记》剧本和建于洪武年问的海城、捷胜等多座古戏台看，明初海（陆）丰有正字戏活动了。

　　正字戏，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由于本剧种的演出需要与发展（特别是《三国》连台传戏的盛行），从原来的“八柱制”到 “九行”，而至近代以武生（原叫二生）、红面、乌面、白面、正生（老生）、文生（白扇）、正旦（乌衫）、花旦、公、婆、丑、帅主等十二个行当定型。剧目积累两千多个，分武戏（提纲戏）和文戏（曲戏）两大类。武戏居多，有“大传戏”（如汉传、三国传、隋唐传、杨家将传、水浒传、岳飞传等）、“小传戏”（如《绿牡丹》、《粉妆楼》等）；还有相当数量的“本头”（如《金叶菊》等）和“锦出”（如《张春郎削发》等）。武戏表演风格古朴、苍劲、雄浑、逼真，擅演袍甲戏，特别是反映军事斗争的《三国传》戏更脍炙人口；又长于抖动功夫，如抖靠旗、翎子、巾毛翅、髯口和拨水发、水袖及激面等，尤令观众喝彩。文戏自清乾、嘉年间起，由于武戏盛行而被逐渐淘汰或干脆改成武戏，故现在只能记录一百七十多个。文戏艺术底蕴深厚，剧本文学价值也高，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是传统“四大喜戏”（《三元记》、《月华同》、《满床笏》、《五桂记》）、“四大苦戏”（《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葵花记》）和“四大弓马戏”（《铁弓缘》、《千里驹》、《义忠烈》、《马陵道》），统称“十二真本”。建国初期，海丰县捷胜城隍庙和田墘埔上村等地每有演正字戏，还沿袭过去旧例，要剧团起鼓（首出）演“十二真本”戏，可惜今已逐渐失传。文戏表演与武戏表演截然不同，其特点是：典雅、细腻、柔情、传神，唱做俱佳，以做见长。

　　西秦戏，笔者初考系明末西秦腔（即琴腔、甘肃调）流人海（陆）丰后，与地方民间艺术结合，至清初遂逐渐游离于本腔（西秦腔）而自立门户，形成了别具风格与特色的西秦戏剧种。音乐唱腔为齐言对偶句的板式变化体。设有老生、武生、文生、正旦、花旦、红面、乌面、公末、丑、婆等十个行当。主要声腔是正线和西皮、二黄，还有少量昆腔与杂调，正线（以52定弦）为本腔，唱、白沿袭中州音韵，男女异声同调，男唱真嗓，女唱假嗓。乐队（素称“后场”）分文畔（管弦乐）与武畔（打击乐），原有打击乐器八件，俗称 “八张交椅”；管弦乐器四件十一支弦索，俗称“四大件十一条线”（统由八名打击乐手兼作）。剧目一千多个，武戏（提纲戏）七百多出，文戏（曲戏）四百多出；有“四大传”（本传）、“八小传”（草传）、“四大弓马”、“三十六本头”、“七十二小出”之分。表演风格粗犷、豪放、激昂、雄浑，长于武打，习南派，宗支少林。西秦戏植根海陆丰，流行于粤东，到过闽南、台北、广州、香港及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