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外汇政策改革有哪些举措

1. 2015年中国外汇政策改革有哪些举措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2015年将努力实现人民币资本帐可兑换的目标。一旦实现，意味放开外汇管制，对全球金融市场有重要影响。

周小川3月22日出席中国国务院主办的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指出，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最后一年，将努力达成资本帐可转换等目标。此外，他也表示中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开放，包括债券和股票发行者都将有更大的自由度。

国际收支包括经常帐(经常项目)和资本帐(资本项目)。经常帐指本国与外国之间经常发生的贸易与劳务收支等，资本帐则是国内与国外的资本市场，包括投资与金融交易。目前中国已经放开经常帐，如果资本帐实现可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这将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将对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周小川对共同出席论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表示，目前正在通过三方面工作推进人民币资本帐可兑换：

首先，推动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目前中国国内居民到海外投资证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实施事前审批制度。现在已经准备对此进行改革。关于境外居民投资中国金融市场产品，目前主要通过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和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两个管道，方便性和灵活度都不高，今年准备颁布其他的开放政策和试点举措。

其次，将推进资本市场更加开放。未来无论是债券还是股票的发行者，将有更大自由度，可以选择境外投资者在境内发行，或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发行，选择的币种是可兑换货币或人民币。

最后，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修改多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在修改的过程中，央行也考虑有关实现资本帐可兑换、人民币变成自由使用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根据这样一个框架来审视外汇管理条例，并对它进行修改。

今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改革，其中就包括在上海率先建立资本帐可兑换的路径和管理方式。

2. 银行人员，怎么看待人民币离岸人民币贬值

岸人民币周四(1月14日)亚盘再度承压，下跌近400点。回吐了周中部分升幅，或将出现6个交易日以来首次收低的局面。
　　此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14个点，报6.5616，为1月6日以来最强。
　　但离岸人民币盘中则持续下跌。美元/离岸人民币自开盘的6.5674一度升至6.6072，升幅近400点。
　　此外，港元兑美元也一度下跌0.09%，至7.7666；创出2015年3月以来低位。
　　不过，市场担忧情绪并未就此高涨。澳新银行认为，中国有充足弹药稳定人民币，人民币兑美元到6月底将升值0.4%。澳新银行在过去四个季度是彭博排行榜上对于新兴亚洲市场预测最准的机构。
　　与此同时，排名第二的麦格理也预计，人民币贬值幅度将小于区内其它货币。“尽管人民币兑美元今年首五个交易日在在岸市场贬值了1.5%，但在央行维持中间价稳定之后，人民币本周料将攀升。”
　　当然，仍有投行看空人民币后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指出，2016年接下来，人民币疲软趋势将持续。“当前套利交易进一步展开，因基本面不佳而引发的外汇债务对冲，信用风险走高，以及中国央行对人民币贬值更高的宽容度，这些均有助力。

3. 银行有哪些外汇加杠杆

银行的杠杆太小了 要是想做找个STP模式的平台一样做也是把单子投向银行的

4. 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

　　1、体系重建阶段(1977-1986年)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银行体系迅速扩张。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了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从而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四家专业银行还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农村，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提供贷款。

　　2、扩大发展阶段(1987-1996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动力。1986年12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各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发展。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国家专业银行要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但由于这些专业银行既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信贷业务，既难以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又不利于进行金融宏观调控。

　　3、深化改革阶段(1997-2002年)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发展，到1996年底，我国已形成了一个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骨干的庞大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支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和历史包袱一时难以化解，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制度缺陷，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

　　1997年年中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业敲响了警钟，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问题受到关注。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是信贷资金的融通仍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

　　二是政府对银行运营的干涉较多。

　　三是银行管理层从其利益最大化出发，具有规模偏好和费用偏好。

　　四是银行的内部管理薄弱，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尽管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但是在2002年以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主要是在转变经营机制、健全管理制度、变更业务范围、调整营业网点等较浅的层次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也比较薄弱。

　　4、改革攻坚阶段(2003年至今)

　　经过十15年长期艰苦的谈判，我国于2002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承诺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设立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进行限制的非审批性措施。允许设立的非外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享受中资同类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外资银行可向中国居民个人提供汽车信贷业务。

　　在金融业开放及外资进入的威胁下，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1)竞争能力较差。

　　(2)不良资产率高。

　　(3)资本充足率低。

　　为了应对上述严峻的挑战，我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从2003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不断向深层次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制度(包括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向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方向迈进。

　　根据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于2003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行使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银行监督管理职权。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要“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2003年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决定》，明确规定了银监会的职能，使其对银行业的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也对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重新进行了定位，强化了其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

5. 有关外汇升跌问题

　　影响汇率的长短期因素
　　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面因素，而短期因素则很多，包括经济数据、经济新闻以及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其中经济数据有时可以改变基本面因素，因为数据本身就是基本面的反映。而随着汇市交易量的不断增长，中央银行的干预也越来越频繁，手段也多种多样，但是效果却大不相同。

　　现在有许多证据表明，货币当局经常使用冲销干预，但它们这样做时，仅取得部分成功，以致外汇市场干预经常对货币市场产生溢出效应。由此看来，外汇市场干预在减少外汇市场波动性方面可能有效。外汇市场干预并没有完全为货币当局所冲销。将德国和日本基础货币的变动，分别与马克/美元和日元/美元的汇率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在德国，美元汇率和德国基础货币的变化明显呈反向关系，特别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反向关系并不明显。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当美元价值在1970年代期间下降时，欧洲和日本的货币当局为了减缓美元的贬值而一直在进行干预。这些干预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基础货币。在1980年代前期，当美元升值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在德国比较明显。在1970－1973年和1977－1979年期间，美元兑马克的汇率迅速贬值。结果，也引起德国货币供给迅速膨胀。1980年代前期，则出现相反的情况。美元出现升值，德国货币增长率则明显下降。尽管不是很显著，日本也有相同的趋势。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现象不是很明显。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是由于干预较少或者是由于冲销干预一直比较成功。

　　前面现象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利率一直相关。从美国、德国和日本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来看，两个事实比较突出。第一，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从1960至1980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德国和日本。第二，与我们的分析更加相关，德国的年度利率变化趋向于美国利率的变化。日本也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低些。第三，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期间，利率的共同变化似乎没有出现较大的差别。以日本为例，固定汇率期间的利率共同运动似乎一直少于浮动汇率时期。

　　从前面的实际观察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主要国家的货币当局（日本和德国）经常大量干预外汇市场，尽管它们避免这些干预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但它们并没有经常取得成功。其结果看似矛盾，在浮动汇率时期，这些国家的货币当局一直遵循“游戏规则”，即当对本国货币存在超额需求（美元超额供给）时，扩张国内货币供应量；当国内货币存在超额供给（美元存在超额需求）时，收缩货币供应量。这种政策反映应该有利于稳定美元汇率。 然而，外汇市场上的这类干预在稳定汇率的长期偏离方面明显无能为力。为什么货币当局难以影响汇率较大和较长时期的变化，尽管干预经常伴随着正确的（即稳定的）货币政策？换句话说，为什么非冲销干预难以发挥稳定汇率的作用？

　　答案与货币当局自身对特定的目标汇率缺少义务相关。换句话说，目前可以利用的证据显示，外汇市场上的非冲销干预不足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汇率。为了使这类干预政策发挥作用，干预必须同时有对特定汇率（汇率区间）的明确义务。 为什么义务对稳定汇率如此重要？运用“近似理性”的模型，我们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由于极端的不确定性，当基本面在预测将来汇率的权重较低时，影响基本面的政策效应较小。经济代理人不能评价这些政策对于汇率的重要意义。汇率将继续为向后看的规则（BACKWARD－LOOKINGRULES）所驱动，偶尔也为一时的观点所驱动。这将导致汇率持续偏离经济模型所预测的均衡汇率。汇率的这种偏离不可能轻易地为货币当局所阻止，即使它们奉行改变一些重要基本面的政策。 只有对特定汇率承担义务，才能打破使汇率偏离的这种机制。可信的义务可以作为将来汇率预期的稳定器。没有这种稳定器，经济代理人在预测将来汇率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以致这些代理人在预测将来时，又回到向后看的规则。如果这种义务在可信度方面是成功的，经济代理人没有理由再使用向后看的规则来预测将来。货币当局的义务稳定了经济代理人的预期。其结果是，自1970年代以来主要货币非常典型的真实汇率的无目标运动将会消失。

　　近似理性行为理论也说明，传统的冲销干预与非冲销干预的区别可能只有有限的实际意义。传统理论告诉我们，冲销干预不起作用，而非冲销干预有效。近似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两种干预之间的区别可能并不重要。理由是，当经济代理人不知道引起汇率变动的真正重要的模型和基本面变量，改变经济基本面变量的干预可能不比没有改变经济基本面变量的干预有效。用近似理性预期的观点来看，只有存在保持汇率接近某个目标的义务时，干预才会有效。

　　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目标

　　自从浮动汇率制推行以来，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对外汇市场采取彻底的放任自流的态度，相反，这些中央银行始终保留相当一部分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目的就是对外汇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价格出现异常大的、或是朝同一一方向连续几天剧烈波动时，往往会直接介人市场，通过商业银行进行外汇买卖，以试图缓解外汇行市的剧烈波动。对于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原因，理论上可以有很多解释，为大多数人所按受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汇率的异常波动常常与国际资本流动有着必然联系，它会导致工业生产和宏观经济发展出现不必要的波动，因此，稳定汇率有助于稳定国民经济和物价。现在国际资本跨国界的流动不但规模很大，而且渠道很多，所受到的人为障碍很小。工业国家从70年代末开始放宽金融方面的规章条例，进一步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方便。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外汇市场的价格浮动。如果大批资本流人德国，则德国马克在外汇市场的汇价就会上升，而如果大批资本流出美国，外汇市场上的美元汇价必然下降。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人们都期待某一国货币的汇率会上升，资本就势必会流向该国。 资本流动与外汇行市变化的相对性变化对一个国家的国比经济产业配置和物价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大量外流，导致本国货币汇价下跌时，或者当人们预计本国货币的汇价会下跌，导致资本外流时，这个国家的产业配置和物价必然出现有利于那些与对外贸易有联系的产业的变动。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从对外贸易角度来看，可分为能进行对外贸易的产业和无法进行对外贸易的产业两种。前者如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可出口和进口，后者如某些服务业，生产和消费必须在当地进行。当资本流出货币贬值时，能进行对外贸易的产业部门的物价就会上升，如果这一部门工资的上涨速度不是同步的话，追加这一部门的生产就变得有利可图，出口因此也会增加，但是从国内的产业结构来看，资本就会从非贸易产业流向贸易产业。如果这是一种长期现象，该国的国民经济比例就可能失调。因此，工业国家和中央银行是不希望看到本国货币的汇价长期偏离它认为的均衡价格的。这是中央银行秆本国货币持续疲软或过分坚挺时直接干预市场的原因之一。 资本流动与外汇行市变化的相关性对国比经济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大量资本流出会造成本国生产资本形成的成本上升，而大量资本流入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通货膨胀压力，影响长期资本投资。美国从80年代初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元汇价逐步上涨，而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联储会)在1981年至1982年间对外汇市场又彻底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西欧国家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在欧洲货币的汇率不断下跌时，被迫经常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并一再要求美国的联储会协助干预。

　　第二，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是为了国内外贸易政策的需要。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外汇市场的价格较低，必然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出口。而出门问题在许多工业国家已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涉及到许多出口行业的就业水平、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选民对政府态度等许多方面。任何-个中央银行都不希望看到本国的出口因为本国货币的汇率太高而受到阻碍，也不希望看到本国外贸顺差是由于本国货币的汇率太低而被其他国家抓住把柄。因此，中央银行为这一目的而干预外汇市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中央银行为了保护出口，会在本国货币持续坚挺时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那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比重的国家来说，这样做就更有理由。1992年4月以前，澳元一路看涨，而且涨势平缓。但是，在3月30日澳元对美元的汇率涨到0.77美元时，澳大利亚中央银行立刻在市场上抛澳元买美元。又如，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出口大国，70年代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马克的汇价随着德国经济的强大而一路上扬，为了维持其出口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德国政府极力主张实行欧洲货币体系，以便把马克与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固定在一一个范围内。
　　从国际外汇市场发展史来看，利用本国货币贬值来扩大出门是许多国家在早期经常采用的政策，它被称为"乞邻政策"(beggar-thy-neghbor policy)，在经济不景气时，常引起两国的贸易战。由于现在非关税贸易壁垒名白繁多，这一人为干预外汇市场的政策已很少采用，而且也会明显地引起其他国家的指责。

　　第三，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是出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忧虑。宏观经济模型证明，在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汇价长期性地低于均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会刺激出口，导致外贸顺差，最终却会造成本国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通货膨胀已经较高的时候，这种工资一物价可能出现的循环上涨局面，又会造成人们出现未来的通货膨胀必然也很高的期待，使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变得很难执行。此外，在一些工业国家，选民往往把本国货币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作为政府当局宏观经济管理不当的象征。所以，在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后，许多工业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时，都把本国货币的汇率作为一项严密监视的内容。 英镑自80年代以来的波动，很清楚地说明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70年代，几乎所有工此国都陷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英镑也在劫难逃。在整个8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把反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或重要日标，美国、德国等都取得明显效果，而英国则效果较差。欧洲货币体系在1979年成立后，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出于政治等因素的考虑始终不愿加入，在抑制本国通货膨胀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顶了10多年后的1990年，英国终于在梅杰任首相后宣布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其首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欧洲货币体系，把英镑的汇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使英国的通货膨胀得到进一步的控制。可是好景不长，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出现危机，外汇市场猛抛英镑、里拉等，终于导致意大利里拉正式贬值。同样是基于反通货膨胀的考虑，英国政府花了60多亿美元在市场干预，德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英镑和里拉的币值，也花了120多亿美元在外汇市场干预。在英镑继续大跌，英镑在欧洲货币体系内贬值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英国宣布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而绝不正式将英镑贬值，同时宣布仍要继续执行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二、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与效益

　　关于什么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有一个较为正式的定义。80年代初，美元对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呈升势，围绕着工业国家要不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1982年6月的凡尔赛工业国家高峰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官方经济学家组成的“外汇干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外汇市场干预问题。1983年，该小组发表了“工作组报告”(又称“杰根森报告”)，其中对干预外汇市场的狭义定义是:“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任何外汇买卖，以影响本国货币的汇率”，其途径可以是用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之间凋拨，或官方借贷等。其实，要真正认清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实质和效果，还必须认清这种干预对该国货币供应及政策的影响。因此，在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上，可以分为不改变现有货币政策的干预(stehlized intervention，又称“消毒的干预”)和改变现有货币政策的干预(nonsterilized intervention，又称“不消毒的干预”)。所谓不改变政策的干预是指中央银行认为外汇价格的剧烈波动或偏离长期均衡是一种短期现象，希望在不改变现有货币供应量的条件下，改变现有的外汇价格。换言之，一般认为利率变化是汇率变化的关键，而中央银行试图不改变国内的利率而改坐本国货币的汇率。中央银行在进行这种干预时可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段:

　　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卖出外汇时，同时在国内债券市场上卖出或买进债券，从而使汇率变而利率不变化。例如，外汇市场上美元对日元的汇价大幅度下跌，日本中央根行想采取支持美元的政策，它可以在外汇市场上买美元抛日元。由于大量买进美元抛出日元，美元成为它的储备货币，而市场上日元流量增加，使日本货币供应量上升，而利率呈下降趋势。为了抵消外汇买卖对国内利率的影响，日本中央银行可在国内债券市场上抛债券，使市场上的日元流通量减少，利率下降的趋势因此而抵消。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债券和国际债券的相互替代性越差，中央银行不改变政策的干预就越有效果，否则就没有效果。 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通过查询汇率变化情况、发表声明等，影响汇率的变化，达到干预的效果，它被称为干预外汇市场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这样做是希望外汇市场能得到这样的信号：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要发生变化，或者说预期中的汇率将有变化等等。一般来说，外汇市场在初次接受这些信号后总会作出反应。但是，如果中央银行经常靠“信号效应”来干预市场，而这些信号又不全是直的，就会在市场上起到“狼来了”的效果。所消改变政策的外汇市场干预实际上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种转变，它是指中央银行指接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而听任国内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朝有利于达到干预目标的力向变化。例如，如果马克在外汇市场上不断贬值，德国中央银行为了支持马克的汇价，它可在市场上抛外汇买马克，由于马克流通减少，德国货币供应下降，利率呈上升趋势，人们就愿意在外汇市场多保留马克，使马克的汇价上升。这种干预方式一般来说非常有效，代价是国内既定的货币政策会受到影响，是中央银行看到本国货币的汇率长期偏离均衡价格时才愿意采取的。 判断中央银行的干预是否有效，并不是看中央银行干预的次数多少和所用的金额大小。从中央银行干预外汇的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如果外汇市场异常剧烈的波动是因为信息效益差、突发事件、人为投机等因素引起的，而出于这些因素对外汇行市的扭曲经常是短期的，那么，中央根行的干预会十分有效，或者说，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至少可能使这种短期的扭曲提前结束。

　　第二，如果一国货币的汇率长期偏高偏低是由该国的宏观经济水平、利率和政府货币政策决定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干预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而中央银行之所以坚持进行干预，主要是可能达到以下两个目的：首先，中央银行的干预可缓和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跌势或升势，这样可避免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对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过分冲击。其次，中央银行的干预在短期内常常会有明显的效果。其原因是外汇市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种突然出现的政府干预。这给中央跟行一定的时间来重新考虑其货币政策或外汇政策，从而作出适当的调整。
　　三、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历史发展

　　从1973年到现在，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直接干预，成功和失败的兼而有之。

　　（1） 1992年夏季美国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1992年3月中旬开始，外汇市场对期待已久的美国经济复苏再次失望，在德国高利率和美国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下，开始不断抛售美元，致使美元几乎对所有欧洲货币的汇价都一路下跌。美国与欧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分别在7月20日和8月11日两次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这两次干预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属不改变各自经济政策的干预，虽然有短时的效果，从中、长期来看却完全是失败的。

　　第一次干预是7月20日马克与美元的汇价冲击1991年2月以后的新高点1.4430时进行的，美国等15个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联手在市场抛马克买美元，经过3次干预后，美元对马克的汇价一下子从1.4470上升到1.5000，美元在两天内反弹了500多点。但是这次干预并没有止住美元的跌势。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徘徊后，美元又继续下跌。美国等13个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于8月11口再次联手干预，但效果比第一次还要差。第一轮干预使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从1。4620马克反弹到1。4780，仅上升150点，而且时效仅维持了半个多小时。以后美元重新下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3个多小时内分别在美元兑马克的汇率1.4715、1.4730和1.4770等处4次干预市场，抛马克买美元，但仅仅使美元略有反弹。在这次干预中，美国等工业国家共动用了10至15亿美元。然而，两天以后，美元又跌过干预前的最低点。

　　这次干预之所以失败，除了上面所说的属于不改变政策的干预外，外汇市场对这些干预早有期待也是个重要原因。对外汇市场来说，最能推动市场的是突发性事件，而预料之中的事件往往会提前反映到外汇行市中去。这是第一次干预比第二次干预有效一些的原因。而这两次干预最终不能改变美元的弱势，原因是中央银行不能使外汇市场相信，美元的汇价应该比市场价高一些。

　　（2）1992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1992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出现危机，外汇市场猛烈地抛售成员国中几乎所有的疲软的货币，英镑、意大利里拉、爱尔兰镑等无不出现大幅度币值下跌的情况。受其株连的是非成员国芬兰等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也出现大跌，迫使这些国家宣布脱离与欧洲货币体系的自愿挂钩。这次干预中，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几乎都花了很大的代价。德国中央银行花了120多亿美元，英国花了近60亿，而法国向德国中央银行借调外汇进行干预的钱，到11月初才还清。这次干预使欧洲货币体系的矛盾有所缓和，但远远没有解决问题。

　　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既然在市场经济和浮动汇率制条件下，外汇汇率应由市场本身来决定。如果相信市场的供求关系会自动调节外汇的长期汇率，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或缓和猛烈的涨势或跌势，而从长期来看是徒劳的。要真正控制外汇汇率，对中央银行来说只有实行固定汇率制。而固定汇率制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是否行得通，是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是，对外汇市场的投资者来说，认清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原因、途径、效果和规律，对提高投资效益是很有意义的。

　　（3）2003年初日本央行在117.00附件再度入市与以往不同的是，入市干预并没有高调进行，而是在市场上静静的买入美元。这次的干预是否能成功，请拭目以待！

　　http://www.licai18.com/prod/BookDetail.jsp?id=42

　　免费平台下载+在线客服：http://www.licai18.com/freedownload/index.html

6.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政治经济两方面）

　　童鞋~！！你不会是西财滴吧~~！！！哈哈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快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南北经济力量博奕是促进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南，系指南方国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获得独立与主权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北，系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集中在被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之中。南北关系，体现为南北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军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与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北经济实力对比逐渐发生的变化。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发表的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南方国家的GDP增速已高于北方国家，但人均GDP增速则低于北方国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变是永恒的，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人们不应再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就会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必然的结果。

　　一、亚洲率先走向崛起

　　亚洲地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称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1820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950亿美元，法国、英国、美国分别占5.4%、5.2%、1.8%，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占28.7%和16%。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列强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与侵略。然而，二战后，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亚洲率先涌现出一批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继起飞成“龙”，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80年代至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准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也都在加速经济发展，以争取早日成为新兴工业国。尤其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变革，促进了各自经济的腾飞，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拉动效应”。在1997—2007年的10年里，亚洲国家和地区克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跃居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年均增速超过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愈益增大。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在2008年4月4日报道中指出，2007年，中日韩、台湾、香港、东盟10国等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7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6倍。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业已替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早己不复存在。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150年来，西方享受了进步与繁荣，而亚洲却遭受贫困与饥饿。现在，亚洲正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这将使他们重新得到他们以前文明所拥有的辉煌和荣耀。

　　二、新兴大国的腾飞和“超高速”发展

　　美国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可能发展，并在2003年发表了《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2050年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金砖四国”都是大国，尽管在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巴西经济陷入零增长，但由于中印经济的拉动，“金砖四国”经济总和占全球GDP的比重还是由2007年的13%上升为2009年的15%，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加速了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继“金砖四国”之后，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推出了所谓“钻石十一国”概念（菲律宾、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指出在2004—2007年4年间，十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5.9%，是欧洲国家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在2007年则提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展望五国”（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认为这五个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其经济将会有飞速的发展。根据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的推算，从2005—2050年，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算，与现在相比最多扩大到2.5倍，“金砖四国”将扩大到20倍，而“展望五国”可能扩大到28倍。这虽然只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一种预期，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经济未来发展的变化趋势。

　　“金砖四国”、“钻石十一国”和“展望五国”的成员被国际社会冠以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国等称谓。何为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究竟有多少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在尚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和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形成了“新兴经济群体”。新兴经济体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兴起与腾飞己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20年来，工业化西方之外的国家以过去不可想像的速度发展。这意味着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见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12日版）。所谓“他者的崛起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不仅包涵着充满经济活力的亚洲及发展中大国的崛起，而且包涵着其他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发生的“悄悄的巨变”。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大变革，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化。这次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更是如此，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发展模式、美国的金融创新制度、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等等，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美国匹兹堡G20峰会弱化了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的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论坛”和“世界经济新协调群体”，标志着主导世界经济的美日欧三强已无法单独解决全球性大问题，标志着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话语权的扩大，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各方面的预测考量，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收缩幅度变小，但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衰退的总趋势已成定局，不会出现逆转。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迅速慢延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拖累和影响，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萎缩，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表现依然好于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GDP约增长2.1%，与发达国家超过负3%的经济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当今实际情况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最坏时期业已基本过去，世界经济开始触底反弹，其主要依据是恐慌指数（VIX波动率指数）已降至30%以下，表明投资者对后市的恐慌程度开始降低；企业投资欲望开始增强，银行开始改变惜贷政策；PMI持续回升；消费者信心开始回暖；首次申请失业人数开始下降；股市反弹。上述六个经济触底指标虽己有所改善，但都只是初见端倪，此外，还存在着众多不确定因素，有毒资产尚未消除，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经济复苏力度尚较为脆弱，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2002—2007年的增长水平，将会在低速增长甚至是衰退轨道上持续滑行两三年，亦即呈现“U型”反转走势。如果各国特别是二十国集团能够真正“同舟共济”，把对金融的救助转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排除持续增长的障碍，不轻意改变宏观政策，不向他国转嫁危机，那么2010年全球经济出现“双谷衰退”的机率不大，但个别国家在持续几个季度的复苏增长后，经济增速再度下行则是有可能的。由于日元升值及通货紧缩，为防止经济反弹后再次下滑，日本央行于2009年12月1日再度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水平不变，并将通过新的贷款工具向金融体系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以增加流动性。联合国发表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2.4%。世界经济从2009年的负增长转为2010年的正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5%以下，即认定为世界经济衰退，因而2010年世界经济仍将在衰退之中或衰退的边缘徘徊。

　　然而，在世界经济逆境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其发展前景仍具有持续性，其主要依据：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需求庞大；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三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研发支出显著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逐步兴起；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新兴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所占数目及市值日趋增加；五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现有209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区内贸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50%；六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指数，亦即将贸易盈余转变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七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保护力度增强的形势下，相互之间的贸易激增。鉴于上述情况，2010年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将以5.1%的速度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约为6%，而发达国家仅约为1.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为1.3%），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在全球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必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格局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革。

　　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典型体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经济体已经开始崛起，随后而至的危机则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亚洲是“新兴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经济回暖之际，亚洲经济回升的势头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迅速和强劲。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亚洲的经济，即便是美国经济减速，亚洲也不会陷入经济衰退（《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4月3日）。英国《经济学家》预测新兴亚洲国家将呈现V型反转，未来五年内，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8%，其复苏速度是全球各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因此，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新源泉，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在亚洲的引领下，预计2020年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的50%。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号发表了李光耀的题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亚洲》的撰文，他预测今后20年，中国和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会超过9%，其他东亚国家约为7.5%，到2030年，亚洲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0%，回归“世界笫一”的位置。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奥巴马不得不强调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宣示美国脱离全球发展最快速地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重返亚洲。

　　四、经济实力是经济权力分配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必然导致国际经济关系、世界格局变化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连锁反映。正如法国《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机就像一场风暴或者龙卷风，所到之处景象改变。而当危机结束时，我们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己然改变”。事实表明，美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遭受到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美国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美国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美元特权地位受到挑战，等等。这些挑战归结为一点就是世界格局不应以“单极世界”为主导，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应该承认和接受这一客观现实。

　　新兴经济体的崛及世界经济格局转变，说到底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世界格局大体经历了英国独领风骚，英法德群起称雄，美国充当救世主，称霸世界。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大国兴衰的实质是：有的国家从世界的“中心”向“外围”滑落，有的国家则从“外围”走向“中心”。大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印两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复归”，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和格局，对重振亚洲雄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印度也看到中印两国共同发展的重要性，2004年印度商务国务部长斋拉姆使用了一个新词CHINADIA，把中国与印度连在一起，CHINADIA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共同前进与合作。

　　然而，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再沿袭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走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只能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亦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在越南国会的演讲，2005年11月1日）。从亚洲新兴大国的迅速发展中，可以看到亚洲发展和亚洲崛起的前景。亚洲崛起与以往欧洲崛起、美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不同，它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共同存在、共同繁荣、共同融合的产物；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崛起，与欧洲、美洲等其他大陆是一个相互交叉、共同促进的过程，它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其他大陆的灾难（泽羽：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18日）。

　　世界许多国家看到了亚洲崛起的势头，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早在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所做《展望2020年描绘全球未来》的预测报告指出，今后15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足以匹敌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在地缘政治学上产生剧烈的冲击”。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世界从未见过这两个占全球1/3人口的国家在同一时刻崛起，中国和印度拥有改变21世纪全球经济的实力和活力（美国《商业周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2005年8月22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甚至说，中印的崛起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差距虽然趋于缩小，但差距依然巨大，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不发达状态，中印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要想做到既受国际社会重视，又受国际社会尊敬，仍任重而道远。 (来源：中国网)

7.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业务与服务

 组织原则：国家外汇管理局为外汇市场的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为外汇市场调控部门，交易中心负责外汇市场组织运行。会员构成：外汇市场实行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经营结售汇业务的外汇指定银行及其授权分支机构可成为外汇市场会员。交易方式：外汇市场采用电子竞价交易系统组织交易。会员通过现场或远程交易终端自主报价，交易系统按 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会员可选择DDN、F.R或拨号上网等方式实现远程联网。交易时间：每周一至五（节假日除外）上午9:30-16：30。交易品种：人民币兑美元、港币、日元和欧元的即期交易。汇价形成：外汇市场每场交易产生开盘价、收盘价和加权平均价，人民币兑美元的加权平均价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作为第二日人民币兑美元的基准汇价，银行据此公布人民币兑美元挂牌价。一、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是银行同业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实行会员管理，参与者包括外汇指定银行、具有交易资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交易中心受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委托，为银行间外汇市场提供统一、高效的电子交易系统，该系统提供集中竞价与双边询价两种交易模式，支持人民币对九个外币（美元、欧元、日元、港币、英镑、林吉特、俄罗斯卢布、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的即期，人民币对七个外币（美元、欧元、日元、港币、英镑、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的远期、掉期，人民币对五个外币（美元、欧元、日元、港币、英镑）的货币掉期和期权交易，以及九组外币对（欧元/美元、澳元/美元、英镑/美元、美元/日元、美元/加元、美元/瑞士法郎、美元/港元、欧元/日元、美元/新加坡元）的即期、远期和掉期交易，同时还包括交易分析、数据直通处理和即时通讯工具等辅助功能。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交易中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15分发布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外汇币种汇率中间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为：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港币、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汇率中间价由交易中心分别根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英镑、港币、澳大利亚元和加拿大元对美元汇率套算确定。人民币对日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为：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银行间外汇市场相应币种的做市商询价，将做市商报价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日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汇率中间价。三、银行间本币市场银行间本币市场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组成。通过信用拆借、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现券买卖、债券借贷、债券远期、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等交易，金融机构可以利用银行间市场管理资金头寸、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和进行投资理财。在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的证券种类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次级债、企业债、国际开发机构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等。本币市场成员涵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企业年金等各类金融机构。交易中心负责为银行间本币市场提供高效、便捷的电子交易平台。由交易中心研发的新一代本币交易系统，具有高效、安全、开放、易用等特点，适用多种本币交易产品和交易工具，适合多层次机构投资者，包含成员端前台系统、成员端中后台系统、数据接口系统、清算系统和场务管理系统等多个子系统。同时，交易中心还通过互联网站为金融机构提供拆借票据报价服务。四、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2007年初以来，交易中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计算、发布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Shibor是根据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的报价团自主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算确定的算术平均利率，是单利、无担保、批发性利率。公布的Shibor品种包括隔夜、1周、2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1年。每个交易日，交易中心根据各报价行的报价，剔除最高、最低各2家报价，对其余报价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得出每一期限品种的Shibor，并于北京时间上午11:30对外发布。  清算原则：外汇市场实行集中、双向、差额、一级的清算原则，由交易中心在清算日集中为会员办理人民币、外汇资金收付净额的清算交割。清算速度：外汇市场本、外币资金清算速度为T+1，交易日后的第一个营业日办理资金交割。清算方式：人民币资金清算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办理，外汇资金清算通过境外清算系统办理。清算备份：在北京备份中心建立实时清算备份系统。交易中心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币、外币/外币即期竞价交易提供直接清算服务。为人民币外汇即期询价交易提供净额清算业务。该业务以多边净额清算为基础，并通过清算限额和保证金等风险管理措施，严格防范风险，保证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交易中心为本币市场成员提供间接清算服务。本币交易系统具有清算跟踪提示功能，系统自动提示会员在清算交割日收、付资金和债券情况。交易中心还通过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的保证金管理账户，为债券远期交易、买断式回购、利率互换和远期利率协议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保证金集中管理服务。 交易中心坚持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建设安全、高效、可控的电子服务平台。经过多年努力，交易中心采用自主开发与项目外包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建设完成外汇交易系统、本币交易系统、Shibor系统、统计系统、清算系统、风控系统、中国货币网等30余个电子系统。除交易终端和信息终端外，交易中心还提供报价、交易、实时行情发布、交易事后数据核对等接口，方便银行内部前中后台的直通处理。交易中心在上海、北京双中心异地备份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发展为“两地三中心”的容灾系统，以上海张江为总中心，在北京建立异地灾备中心、在上海外滩建立同城灾备中心。为支持业务发展，保障信息系统满足市场需要，交易中心于2002年建立了数字认证中心，全面实施了网络系统的扩容改造，在重庆、大连、广州、青岛、汕头、深圳、天津和厦门八地设立网络中继站，所有成员会员除了可以通过上海总中心和北京备份中心接入交易中心网络外，还可以通过以上八地接入。经过网络扩容和本外币交易、信息、风险管理、监控等系统改造升级，系统安全性、稳定性、有效性和可扩展性明显提高，为加速实现全国统一联网和交易主体增加、交易量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交易中心在成立的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基础，交易中心正积极加快金融产品、工具创新，研究推出人民币利率互换和远期利率协议等产品，推动外币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加强各业务领域的系统平台建设，倾力打造全新外汇交易系统，自主开发新一代本币交易风控系统，加强数据中心建设，构建快速反应的“一站式”服务体系等，努力提升交易中心的综合服务能力。

8. 个人一年外汇最多可以换五万美金嘛、我需要这个条款的证明、银行的管理员说在网上有、搜外汇管理局~我找

二OO七年一月五日

附件：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便利银行及个人的外汇业务操作，根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 第二条 
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分别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可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对年度总额进行调整。

登陆 外汇管理局，搜索：汇发[200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