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是什么内容 钱学森之问的内容

1. 钱学森之问是什么内容 钱学森之问的内容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它们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杰出的人才?
 
 3、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 “钱学森之问”如何解答？

解答“钱学森之问”
——谈谈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国家人才战略
中国教育改革改来改去，始终没有抓住“培养人才的质量与开发”这个关键性的核心的最终目标，钱学森之问可谓一针见血。中国是世界上人才资源潜力最大的国家，人口世界最多，家家重视教育，这让世界其他国家十分羡慕，又十分恐惧，因为一旦这种国家竞争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必将都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可惜中国没有充分利用好在全球最有竞争优势的智力资源。
不是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主要是充分发挥了农民（土地承包到户）、农民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力资源作用，就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低成本优势），即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如果中国再把智力资源充分开发好，把人才培养好、利用好、吸引好，有了体力资源开发与智力资源开发的双轮驱动，中国不想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都难！！！
中国没有充分利用好在全球最有竞争优势的智力资源的问题关键在：现有教育发展模式已经僵化腐朽，基础教育主抓考试分数，教学评估重点是考试成绩如何；高校教育主抓招生人数，人才评估重点是否取得毕业证。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如何？后续如何开发利用？说有负责，实际可不用负责。不打破现有教育发展模式，无论怎么改革，所谓优秀学生人才都难逃“书呆子”（善于死记硬背、不善开拓创新，善于学习理论知识、不善解决实际问题，善于考试拿高分、不善竞争拿高奖）的教育发展结果。
解决的办法是：确定人才强国战略，开动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双轮驱动，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最具竞争的战略优势，实施“真才教育”和“人尽其才”发展模式，辅以在全球“招才引智”战略，对学校实施分类而治，基础教育、基础学科主要由国家承担，其他教育及人才开发主要有学校自主承担，建立“人才培养效果承包责任制”，哪个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及其从国外引进的人才，其人才个人收入所得税、遗产税归哪个大学。

3. 钱学森之问怎么回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才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
　　解决方案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 - 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
　　（一）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
　　建立“以人为本”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
　　（二）学校的德才兼备教育
　　欧洲从儒家科举制学会了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我们也可建立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和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制度，以及知识原创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课题成果的授课等教育模式。
　　（三）创业园的孵化器建设等
　　建立创业园的公用研究开发中心，提供有创新课题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实验室平台、资料检索平台等，从而增加创业的成功率，形成发明家型企业家模式，以制度化或税收政策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货真价实的高科技开发项目。    其中学术道德的监督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创新型科技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科技的进步应该以先进、优先、新颖以及其对学科、技术领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与久远来衡量，不能只是以头衔、职位、奖项和刊物、等级、权威等来衡量；因为，科技与产业的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发展。   企业以专利技术为发展机制，以设立科研基金为税收优惠；因为只有公开的技术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与带动产业经济持续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评估又应该以前沿尖端技术为依据；因为，传统产业、传统科技也有专利技术，只有最新的技术领域才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实力的发展方向。   科学创新、专利技术发明费力、费钱、费时，唯有有效而有力地保护创新的体制健全，才能形成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的环境。同样，只有鼓励而有利于生产优质产品的监督体制健全，才能形成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如果金钱在商业贸易或事务流通的交易过程比在第一线的生产与创新更能得到利益的话，就很难促进创新；然而，只有创新与发明的发达程度才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真正财富与实力所在，对科学创新、技术发明型人才与机构的落在实处的支持与利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 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师过? 生惰？还是国之错？
我们的教育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教育培养了那么多的科学家、诺贝尔奖，我们除了羡慕之外，就是对他们的教育方式顶礼膜拜，因为老祖宗留下的许多教育思想被嘲笑、讥讽，头悬梁、锥刺股被看成摧残，批评稍重一点被扣上体罚的帽子，教师队伍里有几个害群之马，媒体马上铺天盖地，还有比“禽兽教师‘’这样的辱骂更极端的词吗？试想一下，警察队伍、公务员队伍中的败类每日皆能耳濡目染，为何如此仇视教师？教师是弱势群体！政府其实应认真反思一下，西方自十五世纪许多国家就已经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而我们改革开放才短短的几十年，取得的科技成果也是令世界瞩目的，作为美籍华人杨振宁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的成功归功于西方几百年以来的科技文化积淀，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教育就落后于西方，因此对西方教育的盲目崇拜只能使得中西方差距更大

5. 回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先生曾多次提出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拥有先进高端的仪器设备，同样注重杰出人才的培养。为 什么其他国家的学校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 才？难道中国人没外国人聪明，还是培养模式的问题？是人们的重心出现了偏差？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中国不断的强调素质教育，但现今的小学到高中无不存在 应试教育。学生乃至家长都把成绩作为重中之重，小学的学习是为了考上重点初中，初中的 学习是为了中考后的重点高中，高中的学习完全围绕高考展开，不断地补课就是为了成绩。 中国的素质教育早已被人们扭曲或抛弃，弄得乌烟瘴气、面目全非。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的学校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 郑强书记在对大一新生的演讲中曾说过，中学“害”了我们。确实，中学的教育模式使 学生疲于做题、应试，学生们的创新思维被束缚，成为了考试机器。甚至到了大学，考试依 然是学生的一大梦魇，因为虽然实行了学分制，但绩点仍与考试成绩相挂钩，而绩点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专业选择、奖学金申请及保研等方面，所以大学生也不能免于考试的折磨。 国外创新素质教育开展的比我国早， 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更趋合理化。 所谓大学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理念的指导下，以获取知识为基础，以开发智 能为手段，以发展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的大学人才培养“范型” 。 国外创新型素质教育及人才培养模式有几个特征：一、以学生为中心，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 制，通识课程、专业课与任选课比例协调。而我国从 50 年代起本科教育就一味地仿照前苏 联的教育模式，强化专业教育，强调专才培养，而忽视通识教育。学生很少了解其他专业的 知识，专业口径窄，学科知识孤立，横向知识尤为欠缺。二、启发、探究式教学和“宽进严 出” 的教育特色。 而我国恰恰相反， 实行的是 “严进宽出” 的教育政策。 进入大学得需要 “过 五关、斩六将”的严格的高考，进入了大学真可谓“高枕无忧”了，大学里几乎没有淘汰制， 入学通知书就好比大学毕业证，因此无法保证人才的质量。三、师资队伍高水平化和大学教 育国际化。 和国外相比， 我国大学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 大学在人才的引进和教师的选拔、 聘任上还没有形成制度化。另外，我国在大学教育的国际化方面还比较薄弱，无论是师资构 成、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是在经费来源上，和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四、科学教育与 人文教育相融合的培养模式。 而我国高等院校体制是建国初期为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仿 照苏联模式而形成的， 长期以来在人才培养问题上表现为一种功利主义倾向， 过分强调科学 教育，忽略了人文教育。现如今是人才竞争的时代，时代要求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 科学知识， 更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融合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一个主要趋势。五、分权制的大学管理模式。而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以中央控制为主的管 理模式，国家对高校进行行政干预，学制、学费及人才培养的模式等都要白国家统一规定， 同时，高校自身又对院系统的太死，使我国高校及院系均缺乏活力和创新能力。 破解钱学森之问， 我们可以借国外创新素质教育及其人才培养模式来优化和更新中国大 学教育。简单来说：一、设通识教育课程，注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调统一，彻底落实 学分制。二、引进竞争机制．实行末位淘汰。三、优化大学教师的师资队伍，完善教师的聘 任和晋升制度，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四、高校及内部院系要准确定位，分层管理。五、走 中外高校合作办学之路。 高校的改革是破解钱学森之问必经之途，但却不是全部。杰出人才是积年累月出来的， 而仅以大学的几年是难以造就，我们需要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凡事应从小做起，何况关乎 一生的教育。

6.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一九二三年九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一九二九年九月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一九三四年六月考取公费留学生，次年九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九三六年九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50年，钱学森同志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56年初，钱学森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13张)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5年科学规划的确定，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7. 解答钱学森之问的相关发展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8. 钱学森之问的其他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