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历史啊？

1. 商业的历史啊？

中国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商朝人善于经商。周武王灭商后，商朝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商朝人使用的货币是贝类，有海贝、骨贝、石贝、玉贝和铜贝。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到了西周，商业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部门。当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贝，但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大商人有郑国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期著名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形状各异，有的模仿农具，有的模仿各种工具，也有的模仿贝的形状。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改变战国时期货币种类繁多，度（长短）量（容积）衡（轻重）不一的现状，决定统一货币，把原来秦国流通的圆形方孔钱作为全国流通的标准货币，这就是通称的“秦半两”。他还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特别是统一货币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后各封建王朝大都掌握铸币权，钱的形制也保持着类似“秦半两”的圆形方孔模式。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两汉政府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商业出现了初步的发展。当时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邯郸、会稽、宛（南阳）、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长安城东、西有市，后来发展为九个市，当时官府对城市的商业活动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市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周边有围墙。市内设有出售商品的店铺、官府设有专职官员市令或市长进行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再有经营活动。市内的物价也由官员统一管理。
与以往不同的是，两汉又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利于中外贸易的发展。
隋唐时期商业
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东南沿海的越州、洪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唐代长安城有坊、市；市有两个，东市和西市。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220行。东市肆邸千余，货物山积，商贾云集。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繁荣。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乱后，对外商业交通的重点，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越州是东南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
就是建立在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基础上的。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商业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促进了商业的继续繁荣。（1）两宋时期商业繁荣原因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首先，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官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印制和发行交子。南宋时，纸币使用的地区广、发行量也大大增加。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2）两宋商业繁荣表现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绍兴。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南宋定都临安，全盛时期临安的人口也达百万，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商品种类增多，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北宋时商品种类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装，还注意为自己的商品作广告。南宋时流行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
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国内外各种商品川流不息地汇聚于此。“百物输入之众，有如百川之不息。”据说每天仅运入城中的丝即达到千车。绍兴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泉州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国旅行家誉之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严密控制对外贸易。
明清徽商与晋商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1）徽商
徽商即徽州的商人。徽州有经商传统，徽州人很团结，注重互相帮助，并且还崇尚节俭。经过几百年的经营，徽商积累起惊人的财富。徽商几乎“无货不居”，经营范围很广，但“首鱼盐”，对食盐的经营尤为重视。徽商的兴起就是从经营食盐开始的。明代食盐的生产由官府垄断。为了解决边疆守军粮饷不足的问题，明政府允许商人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点交纳，然后给予他们贩卖食盐的权利。徽州距边防地点遥远，徽商起初在盐业的经营中不占优势。但到明中期以后，明政府将纳粮改为纳银，徽商纷纷投资盐业而暴富。徽商经营盐业积累起商业资本之后，又扩大经营范围，经营茶叶、木材、粮食等行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民间俗谚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在海外诸国也留下他们的足迹，有“遍地徽商”之说。徽商凭借雄厚的商业资本，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并且插手生产领域，支配某些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还经营典当等金融行业，获取高额利润。徽商从明初至清末兴盛了数百年，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
（2）晋商
晋商即山西商人。他们是和徽商齐名的明清时期中国又一大商帮。他们兴起和发展的经过与徽商如出一辙。晋商的兴起也是经营盐业。晋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边防之便，为官府运送军粮，获取贩盐权利，经营盐业致富，成为富有大盐商。他们积累起巨额商业资本之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理钱粮。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晋商的财力不断壮大，到清代时，资产达百十万者不可胜数，晋商首富亢氏的资产多达数千万两。晋商的活动范围极为广泛，许多人甚至走出国门，到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地去做生意。

2. 历史 宋朝商业

五、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祯加以补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川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前代论词者多崇尚婉约而以豪放为别调，近世论者则有独推豪放为积极而以婉约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词人划分为对立的两派并在其间强分优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属机械论，有些学者完全否论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矫枉过正。按词中之豪放与婉约乃属艺术风格范畴，犹南宋严羽论诗“大概”有“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清姚鼐论散文风格之分阳刚与阴柔，近世王国维论美学之有宏壮与优美。两种概念本身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两者相互关系也是辩证的，并非壁垒分明。宋代词人之分派乃后人参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归纳，不是说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碍他们创作或欣赏多种艺术风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说婉约、豪放之外，词坛别无其他艺术风格存在。 

“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婉”“约”两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云：“亦婉约可爱。”此诗情调一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北宋中期时人曾说：苏轼的“以诗为词”为“要非本色”（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秦观“诗似小词”，苏轼“小词似诗”（见《王直方诗话》）。“本色”“小词”之论当属婉约派的主张。李清照“别是一家”说中认为只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始能知之”（《词论》），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约一宗，虽然贺铸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约之作。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说是对婉约艺术手法的一个总结。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了说明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这里谈到的近作当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抒写自己“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概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及“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壮词”先后映辉。 

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即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有些豪放词的作者气度才力不足而虚张声势，徒事叫嚣，或堆砌过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弃疾《沁园春》云：“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董士锡说秦观词云：“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秦观、晏几道“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词为辛弃疾词“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可见峥嵘生妩媚、平易清浅而深致永味，乃辛弃疾、秦观等豪放、婉约词的极诣。 

六、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的宋代词坛 

公元 960年赵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耐人寻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权虽为北宋所灭，可是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却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鹏运说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都是承袭南唐、《花间》遗韵的，晏欧之词，甚至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集名）“相杂”者。然而试读他们的代表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各具个性，“士大夫之词”的格调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论者以晏氏父子比拟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其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作者。他长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的境界更大为拓展。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前代论者或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沈谦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见《填词杂说》），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干、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苏、辛之间比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优劣论，是很困难的。陈毅《吾读》曾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如虎。”不加轩轾，允称卓识。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凄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值得注意的还有与南宋大略同时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大致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故当为当时词坛的组成部分。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故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3. 中国商业的发展历史

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有了“时间”的概念？  人类的远祖最早从天明天暗知道时间的流逝。大约六千年前，“时钟”第一次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日晷在巴比伦王国诞生了。古人使用日晷，根据太阳影子的长短和方位变化掌握时间。距今四千年前，漏刻问世，使人们不分昼夜均可知道时间。而钟表的出现，则是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的事。
  一二七O年前后在意大利北部和南德一带出现的早期机械式时钟，以秤锤作动力，每一小时鸣响附带的钟，自动报时。一三三六年，第一座公共时钟被安装于米兰一教堂内，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时钟传至欧洲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教堂纷纷建起钟塔。
  不久，发条技术发明了，时钟的体积大为缩小。一五一O年，德国的锁匠首次制出了怀表。当年，钟表的制作似乎仅限于锁匠的副业，直到后来，对钟表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钟表技艺也日益复杂，才出现了专业的钟表匠。
  一八O六年，拿破仑之妻、皇后J.约琵芬为王妃特制的一块手表，是目前知道的关于手表的最早记录。这是一块注重装饰、被制成手镯状的手表。当时，男人世界里凤行的是作为身分、地位象征的怀表，手表则被视作是女性的饰物。
  一八八五年，德国海军向瑞士的钟表商定制大量手表，手表的实用性获得世人的肯定，逐渐普及开来。
  本世纪初。ROLEX（劳力士）的前身——WILSDORF&DAVIS公司推出银制绅士表和淑女表，大获成功，带动了各家钟表厂商竞相研制开发手表。当年就以怀表技艺闻名世界的瑞士，在手表制作方面也一马当先，ROLEX在一九二六年就开发出完全防水型的手表“ROLEX OYSTER”，一九三一年又率先将自动上发条的手表“OYSTER PERPETUAL”推向市场。LONGINES（浪琴）公司也不甘示弱，其研制的精密航空钟与美国飞行家林德伯格一起飞渡大西洋，名声大振。一九二九年，推出带秒表功能的手表“CHRONOGRAPH”，翌年又在此基础上开发出飞行用精密手表“CHRONOMETER”。
  六十年代末，机械手表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九六九年，日本精工手表公司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块石英电子手表，日误差缩小到零点二秒以内。一九七二年，美国的汉密尔顿公司发明了数字显示手表，马达和齿轮从手表中消失了。
  手表制造业新技术层出不穷，机械手表却并未寿终正寝，产量虽然大减，制造技艺却得以保存。特别是瑞士的钟表厂家，在石英手表独占鳌头的今日，仍对机械手表情有独钟，坚持生产高档机械手表，并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 

制表技术之所以停滞不前,要归因于12世纪金人入侵,苏颂出色的古钟被毁,结果,传统制表学问辗转失传。此外，蒙古人入主中土后，仅让占星术继续发展，以保国运，其余所有有关计量时间的学问，都一概漠视。 
  最早一批从欧洲传到中国的时钟，是由耶稣会教士引入的，他们以传扬基督信仰，建立天国为志，早于16世纪中叶就来到中国了。他们迅即了解到，可以藉着传扬西方累积的科学知识来达到宣教目的。他们成功掌握了帝王的口味，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介绍了很多天文学家、医生、画家和制表匠到朝廷来。 
  第一个洋钟是在1582年运入中国的，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献给总督陈瑞。 
  1601年利玛窦（Matteo Rici)神父到中国，得到万历皇帝款待。利氏进贡了一座有驱动坠的铁钟，它每小时发声四次；钟身置于木柜内，柜身刻有龙饰，以鹰嘴指示用汉字写成的时间刻字。 
  洋钟大受欢迎，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于时间精确与否极其关注（以当时的技术也根本未能做到非常精确），而是因为钟表新奇鲜见，遂一时成为天子和朝廷中人争相谈论的东西。 
  1912年以前，中国人仍以“更”（两小时）来划分一天的时间，而每更分为100个时段，每段一分钟；西历则每天分为24小时，共96个刻钟，每刻钟15分钟。可见两者并无相关之处。 
  17世纪以后，耶稣会教士开始起用中国工匠造钟。利玛窦神父本人，就连同两位本地工匠造了一个铜钟，可以每隔两小时（一更）报时一次。 
  1630年，来华二十二年的耶稣会神父阿尔瓦罗·塞梅多（Alvaro Semedo)说：“中国人极欣赏西洋的机械技术。他们懂得造桌钟。假使他们的工资跟西洋的匠师一样高，他们可以做得更精巧。”由此可见，天才无经济支持，也无用武之地。 
  中国宫廷的造钟坊是乾隆年间（1736-1795）建立的。监督的沙林（Chaler)神父,辖下有差不多一百名奴仆。 
  接近1810年的时候，有几份报告提到当时在广东省售卖时钟的西方商人，说他们惨淡经营，原因是要面对来自本地产品的竞争——它们可以以低一半的价钱出售啊。 
  到了18世纪，清廷所见的钟，无不手工精巧，而且镶嵌了华丽耀目的宝石黄金，都是西方使节争相敬赠，以取悦天子的。为了出奇制胜，献上的表更益发珍贵。于是，更多具代表性的造洋钟技术得以在中国流传，广为人知。 
  1811年，法国驻北京的领使写信给拿破仑，他说：“现在到华的外国使节，都手持奉献，上贡成应尽之礼，然因汉人对于艺术美感的机械作品，未能欣赏，每多只将之堆放在宫中仓库。我国正动干戈，所献之礼，宜由陛下工房之所出，设计轻巧，方便使吏携带。 
  钟表贸易一向给驻扎在广东省的海军将领垄断，然而因大量货品充斥涌入，不久，此门生意也变得甚难经营。 
  1824年，宝威(Bovet)兄弟从瑞士到广东经商，复兴了钟表业。当时，宝威的手表是在纳沙泰尔(Neuchatel)的弗勒里耶(Fleurier)生产；时至今日，这些地方仍然是制表的中心。 
  1840年，宝威兄弟率先为自己的产品采用了中国的商标名称，叫做“宝哗”或“播威”，都是从“宝威”字音译而来的。直至20世纪之初，这牌子仍然深受欢迎。 
  同时，中国人也开始输入欧洲的游丝发条，然后以合理的价钱，生产日常使用的表。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欧洲，反从亚洲，特别是香港，输入很多制表用的石英。 
  总括而言，中国人最初对入口的洋钟是不感兴趣的。第一，因为东西方计算时间的方法不同；第二是中国人不像洋人般要求时间精确；最后，因为交通和气候因素不利精细的机件操作。洋钟吸引之处则于在精巧的设计，美观和名贵的装饰，中国宫廷视这种贵重的礼品如珠宝首饰，或是一些自己会动的小玩意。

4.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在各历史阶段发展的主要表现

①原始末期：出现偶尔以物易物行为，产生原始商业 ②商 朝：职业商人和最早货币产生（“商人”一词由来） ③周 朝: 商业由官府控制（工商食官） ④春秋战国：a.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主体，出现许多大商人； b.各国纷纷铸造货币，黄金、白银也开始用为货币； c.商业繁荣，形成了许多著名都会。 ⑤秦 朝：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促进了商业发展 ⑥西 汉：a.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b.由于开通陆海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 c.长安、洛阳等许多大城市发展成著名的商业中心，出现了专供贸易的“市”，官府有专职官员管理。 ⑦魏晋南北朝：a.社会动荡，商业发展受一定影响。货币作用减小，以物易物成为主要交换手段 b.北方发展时起时伏 c.南方有小幅发展，有关商税成为东晋南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⑧隋唐： 发展原因：政治统一、农业手工业发展、大运河开通、开明政策 发展表现： a. 长安、洛阳、扬州等成为闻名中外的商业大都会；定点－市坊分隔；定时－市白天定时开放；西域、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往频繁b.农村集市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些发展成市镇c.广州成为重要外贸港口，唐政府设市舶使专管外贸。d.出现了“柜坊”（银行雏形）、“飞钱”（类似汇票） ⑨宋 元：宋：a. 北宋出现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b. 打破日中为市限制，夜市兴盛c. 打破市坊界限，店铺随处可设d. 品种速增，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投放市场，城市中出现不同类型的集市e. 商税越来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f. 重视边境贸易（榷场）和海外贸易。 元：a. 漕运、海运发达，遍设驿站b. 大都是政治、文化、商业大都会；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⑩明 清：a. 城镇经济空前繁荣，货币经济占主要地位b. 广泛使用贵金属白银，便利商品贸易和商业资本集聚c. 涌现出许多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如徽商、晋商

5. 商业时代的历史沿革

《商业时代》其前身是《商业经济研究》，1982年由原国家商业部创办，《商业时代》创刊于1982年，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更名为《商业时代》。曾多次被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评定为“CSSCI来源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2008年继续入编最新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转轨 ：为适应期刊市场化发展形势，2000年本刊实行全面改版，并更名为《商业时代》。改版后以“传播现代营销方式，关注新锐商业理念，洞悉潜在无限商机”为宗旨，新闻性与理论性并重，专业性与社会性结合，被全国新华书店评为“新华畅销经济类重点期刊”。

6. 福州商业形成历史

hopping mall产生于二十世纪初，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盛行，指的是由众多专业店为辅助业态和多功能商业服务设施形成大型零售综合体，逐渐以其购物、餐饮、休闲、娱乐、旅游等综合性经营模式与完美的环境配套设施而风靡欧、美、日及东南亚国家。去年随着冠亚广场、万象城、宝龙城市场广场这三大Shopping mall的进驻，有人说福州的商业地产迎来了mall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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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业出现的时间?历史

中国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8. 历史、 历代统治者对商业的态度、

春秋战国
封建经济以农业为本，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商业的不稳定性及商人的流动性大的特点，与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发生了矛盾。加上法家强调抑商的言论随着法家代表人物的政治活动而付诸实践，因而在争雄称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重要作用在各国的政治角力中尤为突出，重农抑商的思想应运而生。

秦
法家认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需要人人都去从事生产，才能满足人们的温饱；而商人不事生产，剥削农民，干扰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且大商人生活奢靡，政治上勾结王侯，严重影响了统治秩序和社会的安定，所以要对商人和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这一思想由商鞅变法中得到实践。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措施。

汉
重农抑商政策继续发展，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特点是打击大商人
汉代富商豪强以其雄厚的财力，大肆兼并土地，使得广大农民几无“立锥之地”，商人势力的发展与中央政权出现了矛盾，形成强枝弱干、尾大不掉之势，于是统治者（汉高祖、汉武帝）采用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措施打击大商人，压制商业活动。


中唐以来：
中唐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出现了某种松动。中唐以来工商业者可以当兵，南宋以后参加科举，打破了“四民”中工商业者地位最低的歧视。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政策的改变是促进重农抑商政策出现松动的重要原因。  
唐代都城坊市布局严格分开，商业贸易受到官府的严格监视和控制，市场活动的范围和时间受限制。宋代都城商业活动打破了坊市限制，形成了街市，取消了营业时间限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明清
明清两代禁止海外贸易，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但专制政权为了防范“外夷”侵犯和沿海人民聚集力量抗清，维护王朝的专制统治，而固守农本思想，严格限制商人活动，重征商税，严厉控制民间对外贸易。在明清闭关锁国政策下，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受到严重阻碍，中国被远远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后面，国家日益衰弱和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