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1.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政治对立关系，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
拓展资料：王安石是典型的激进改革派，提出“三不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苏轼和司马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保守主义：不相信可以通过变法激进而一下就成就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接受在目前的基础上做改进和提升，完成对社会的改造的民生的改观。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2. 王安石与司马光

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可谓相爱相杀。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

3. 王安石与司马光关系究竟怎么样？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同一时代的，说起两人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政敌，在官场上有非常多的交集，在政务上势同水火。但是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却是朋友。在历史当中，王安石也提起了变法，但是司马光却坚决反对这件事情的出现，也让两个人的关系闹得非常的僵硬。两人关系这么的僵硬，主要还是因为王石变法所引发的政治斗争。这也就要说到当时北宋的真实情况，北宋当时的朝政遭遇了重大的危机，财政支出有巨大的负担，再加上与西夏有战争，也带来了沉重的军费开支，也让朝廷面临着外忧内患的情况，所以王安石提出了变法，这个变法主要是从利益阶层上去获得利益。但是两个人的思维差异是非常大的，司马光的主张是稳健，所以这也让两个人的关系在后期变得非常的恶劣。双方的矛盾也走向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双方有没有对错呢
王安石和司马光其实双方是没有对错的，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是能够改变当时的社会情况，但是对于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麻烦。而且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比较超前的概念，是不具备有实施成功的条件。再加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用人方式也有一些不满，所以这也导致了在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实际上的偏差，也让一些不法分子让大家的政治斗争更为复杂。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所用非人，王安石在用人时是存在一些偏差的。王安石手下的人在上台之后，恩将仇报，去陷害王石的弟弟。再加上王安石进行变法的政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民间的反对，是没有人民的支持，百姓没有受到利益保护，反而遭受到迫害，所以是没有人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这也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 

最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主要是在政治上有一些不同的理念，所以是死敌，但是他们的矛盾也是非常单纯的，主要就是因为变法是不存在个人的得失。

4.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反目？

　　因为变法，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变法派。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5.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如何？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老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当时人们所称的"嘉四友"，就是他们俩外加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同为州牧判官的时候一天被包拯请到家里饮酒赏牡丹。当包拯亲自举杯劝酒时，司马光虽然平素不爱喝酒，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喝了一点，而王安石却能够坚持"终席不饮"，这种自制力使司马光后来谈起来还很佩服。

6. 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更高明？

司马光、王安石都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两人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辩与交锋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许多人认为，北宋灭亡正是源自“王安石变法”的缘故，但究竟是王安石推行变法导致亡国，还是司马光阻挠变法导致亡国，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很大争议。今天我们不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展开讨论，而是来说说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变法开启前夕的一场关于理财之争的辩论，看看两人究竟谁更高明。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没有之一。然而盛世之下的大宋王朝却存在着一个隐忧，那就是赚得多，花得更多，朝廷财政收支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到了宋神宗即位后，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宋神宗早就听人说司马光学识渊博，于是便找他询问解决之道。司马光提出三点：官人、信赏、必罚。大体意思就是说，国家不是收入不够，而是支出太多，当下应该全面核查全国各项支出，然后开源节流，入不敷出的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决。

听了司马光的话，宋神宗大喜，当即表示要任命他来主持这件事。可没想到，司马光却对宋神宗说：“官家，臣没空。”原来，司马光正忙着在编著一部关于历朝历代兴衰得失的史书，以后皇帝通过此书指导就会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了。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要先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至于财政改革这种小事，交给其他人就可以了。
司马光拒绝了工作邀请，宋神宗只好重新开始物色人选。在大臣的建议下，宋神宗找来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王安石。君臣二人就如何革除积弊等话题展开一番探讨后，宋神宗马上就意识到王安石才是他真正能委以重任的人，王安石就这样走上了历史舞台。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原本是好友，但两人在如何为国理财这一观点上却产生了严重分歧，于是北宋历史上一场著名的辩论就此展开。
王安石提出：“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不是钱不够用，而是你们不懂理财。这句话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是几乎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北宋时期，能有理财意识的人还是极少数，司马光就首先跳出来反对王安石的理财之说。
司马光说：“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你所谓的理财说白了就是从百姓手里搜刮，如此一来则民穷财尽，百姓被迫落草为寇，这对国家怎么会有好处？
王安石回答：“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反驳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司马光的说法有道理吗？其实他是站在零和博弈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他认为天下的钱就这么多，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朝廷手里，你王安石要为朝廷增收，那就只能从百姓手里掠夺，这种方式的危害甚至超过了直接增加税赋。然而，对金融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不增收的情况下，通过理财完全可以实现增利的目标，也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虽然都是为国献策，但两人的思想并不处在一个维度，自然就无法达成共识。
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更高明？从综合来说，两人各有各的长处，比如司马光在历史方面的见解肯定超过王安石。但如果以执政能力作为考量，王安石显然比司马光更胜一筹。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7. 司马光为何反对王安石

司马光是守旧派。是针对变法，不是针对王安石。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小人！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8. 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 有哪些区别？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朝著名人物，他们原来是朋友，二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品德、学识、性格等，治国理念却截然相反，耐人寻味。 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 司马光于1038年中进士，时年19岁；王安石于1042年中进士，时年21岁。 司马光本官员子弟，父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官居四品，入官场有庞籍提携，光尊籍为恩师；王安石则有欧阳修等人推荐。 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少时就聪明，砸缸的故事千古流传，“警枕”表现了他读书刻苦用功，对后世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王安石入仕后，在地方为官，享有盛名，但中央征召几次，均坚辞不受，名声益彰。 司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检点：王安石不纳妾，夫人背着他为他纳一妾，王发现后马上打发走了；司马夫人也像王夫人一样，给司马光纳了个妾，晚上姬妾去司马光房间，司马正颜说道:“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 司马光不喜奢华，在朝廷宴请新科进士的闻喜宴上，司马光独不戴花，别人劝说是天子所赐，他才勉强戴了一支；二人都在群牧司供职时，群牧使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 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 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王马之争以前被冠以“儒法之争”，说司马是儒家，王是法家，其实二人都是儒家，王安石还一度配享孔庙，位列孔子孟子之后。 公元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10月，司马光去世。 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文”；朝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关于二人成为正式的政敌的故事 公元1067年,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 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 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 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 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 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的年底发放双 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 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 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  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 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 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 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 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 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  变法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