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哪些难点

1.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哪些难点

　“一带一路”战略是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世纪性战略，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与全面合作的总体构想，是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同时也是将中国命运与沿线国家命运相连，“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的桥梁。然而，自这一战略提出后，国际社会对其看法不一、褒贬并存。对其质疑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战略动机以及最终能否实现战略预期。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讨论“一带一路”战略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困难与障碍。为此，课题组最近两年对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环境的基本评估
　　全球层面。“一带一路”战略将直面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这一现状。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风暴余震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复苏艰难，新兴市场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一路走低，全球贸易增速有所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半年时间里,两次下调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并指出全球经济短期内仍然面临着诸如金融市场动荡、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等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世界银行也在其全球经济形势报告中修正了早期的乐观估计。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增加使部分国家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又开始狭隘地采取一些不利于双方扩大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政策。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浮现。部分发达国家借机片面强调产业回归，通过限制外包以及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来达到保护主义目的。与此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化、隐蔽化。一些国家不仅对产品出口进行末端控制，同时也逐渐向产品的生命周期、生产工艺，甚至是整个产业链渗透。而这一效应具有连带性，极易被效仿和利用。
　　沿线国家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而多元。沿线国家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极为落后的国家，但多半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受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需求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在开放的程度、合作的深度、执行的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它们既看重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也担心中国的大量的廉价产品对本国市场和产业链造成一定的冲击。
　　自“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期待、顾虑、质疑声并存。首先，期待声体现在一些国家不仅继续看重中国廉价的产品，也日益看重中国的技术、资金、市场和发展理念，而“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倡的“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精神完全符合其实际的发展需要。因此，已经有沿线国家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签署了诸如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其次，顾虑主要体现在一些沿线国家将“一带一路”战略视为中国继续谋求地区影响力的一次重大举措，认为这将是又一轮大国角逐和博弈的开始。因此，在是否配合的问题上，为了避免骑虎难下的情况出现，政府官方并没有亲自做出积极肯定的回应。最后，质疑声体现在中亚国家担心中国旨在以此战略进行扩张，俄罗斯担心中国与其亚欧联盟竞争，印度担心中国在印度洋打破其主导优势，少数一些沿线国家对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际获利也存在质疑，认为自己只是扮演单一过境国、跳板国的角色，不愿为中国摇旗呐喊。
　　中国国家层面。“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具备从整体规划走向全面落实的各项条件。从硬实力上看，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二，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全球第一，对外投资额居全球第三，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①我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约占1/3。同时，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且在诸如高铁、核电、航空、电信等领域具备显著的产业优势和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我国的对外投资融资能力强，大量金融和产业资本亟待寻求“走出去”的可投空间。此外，我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批有实力、讲信誉、懂规则的国际化本土企业，既具备开拓全球市场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也具备造福当地人民为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实力。

2.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一、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带来的困难
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
众所周知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国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
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虚拟经济带来的乘数式风险困难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三、国内产能“空洞化”困难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

扩展资料：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风险与挑战
1、从安全环境层面分析，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地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因素在增多，维护安全的成本也在随之上升。
2、从经济环境层面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在一些自贸区协定签署后，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互联互通”大打折扣。
3、从政策环境层面分析，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能否获得沿线国家的支持和认可并继而合力推进，主要取决于对方对我国的战略动机、落实能力、结果预期以及与本国、本地区现有发展战略契合度和兼容性高低的认识和判断。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难点及应对思路

3. 面临“一带一路”的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哪些

　挑战一：安全风险。任何海外战略，首先要保障的就是人身与财产的基本安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面临着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的复杂局面。一个趋势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趋势。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万人次，且连续4年以年均1000多万的数量增长，已经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两个环境是指：其一，就世界大环境而言，世界正在变得更不安全，旧的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全球安全机制正在面临更多的挑战。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在过去6年间，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安全形势在下滑。其二，就小环境而言，“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比较严峻的安全问题，且其中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西北方面，中亚地区不仅长期受三股势力的袭扰，而且已经遭到了新近崛起的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渗透。东南方面，缅甸的内战存在一定扩大化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长期存在着反政府武装、地方自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等不安全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近期，随着北约在阿富汗的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亦存在着恶化的可能性。
　　与这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这也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很多时候缺乏国家直接的强力保护。目前，中国的安全保障措施实际上主要是走外交领域内的领事保护，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其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外交途径的安全保障往往难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国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将会在近10年内暴露的更为明显，并很可能构成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最为紧迫的挑战。
　　挑战二：政治风险。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经济输出基本上是以国有大型企业实施的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这意味着我们的海外项目必须考虑到所在地较长时间内的政治风险。中国在缅甸的水电、铜矿项目受阻就是一面镜子。就政治风险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大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与提.出主要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并不只有中国一国拥有国家战略，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诉求都有其各自的国家战略，这其中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以外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例如，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的印度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它虽然在经济上渴望与中国加强联系，但是在地区影响力上却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又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长期谋求在其所处区域内的大国地位。其次，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属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大国都将其重要战略意义投射于此，因此可能会与中国在战略上存在竞争。例如，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其势力范围，在中亚推进的欧亚联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就构成了一定影响，而欧亚联盟中的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一带一路”上极为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又如美国长期以来将东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近年来频繁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谋求扩大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另外，随着中韩自贸区的推进，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也会难以避免。最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之间在其国家战略层面可能存在彼此竞争与冲突，如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近年间爆发过激烈的冲突。
　　第二类政治风险则主要来源于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变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曾经有过“仇华”甚至“排华”的历史，在其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势力，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这些国家的政治过程越来越受底层民粹意识的裹挟，一些领导人可能会以中国因素来解释其经济失败，以“排华”的方式来谋求其个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时期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许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其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未确定。例如，缅甸和斯里兰卡政府未来对华政策就存在较大的变数。又如，中亚几国未来的走向亦充满悬念，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总统已执政了20多年，都面临着领导人接班和政治转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忽视经济重要性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因素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的，因此来自政治方面的挑战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挑战三：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对中国周边若干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提升，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多重区域战略。不同经济区域的重点不同：有的经济区域条件较好，已经具备了海外投资的有利环境(如马来西亚和泰国);有的经济区域在经济战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投资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回报，甚至其投资风险在近段时期内还会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亚、非洲的部分国家)。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下，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与中国力图在该区域内实现的经济目标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资本输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础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这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效益问题。相比于高技术含量、高回报率的经济领域，基础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因素较多等问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区域，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实际上很难在短时期内见到效益，甚至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亏损运营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工程安全与工程管理问题，即大量人员长期在海外工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安全问题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推进中，普遍存在着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给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贷、保险方面的制度支持，也往往难以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信息服务，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安全问题都更加严峻，因此，也让民间的海外投资行为呈现出短期化、投机化、泡沫化的不良倾向。
　　二、应对策略及其建议
　　鉴于上述三重挑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务、金融等多部门的资源，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行组织机构上的针对性设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虑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进行针对性重组。除此之外，外交、情报系统等部门视野相对狭窄、机构重置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在充分考虑保密、忠诚等要素的前提下，培养并挖掘复合型人才。可考虑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第二，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应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当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条件成熟时，可参考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适度放开安保市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安保机制。一方面是要通过改变现有的审批与监管限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在敏感地区的安保去官方化，从而可以更为灵活、有效。
　　第三，对“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对于一些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国家应该加大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力度。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性地接触所在国的各方代表，而不是过分局限于政府，应该考虑扶持亲华的进步力量。
　　第四，可适当借鉴日本的企业外交模式，以国企作为战略外交的桥头堡。大型海外工程应配套以企业外交的系统性工作，并承包给专门的专业组织来完成。此外，应构建智库、研究机构、企业、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平台，实现信息、人员的充分流动。
　　第五，要重视发挥民间商会的作用。要鼓励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组团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在部分安全形势较差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入会的制度，积极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加入商会，并在国有大型企业、华人社区与民企商会之间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与紧急状态下的互助机制。
　　第六，完善信贷、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机制。不仅要对国企保驾护航，而且要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与市场资源。应该切实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贷、保险机制和信息服务体系，为民企提供当地的经济、文化、法律、税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虑适度开放面向华人华侨的融资渠道。
　　第七，应充分发挥华人社区、侨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区的华人社团流于形式，缺乏组织能力并不能起到沟通华人华侨的作用。应考虑与华人华侨开展深入的互动，打破陆、港、澳、台以及地方华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第八，要避免重经济轻人心的做法，注重与所在国民间社会互动。在西方的外交、情报工作中，教会与基金会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虑扶持中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借鉴西方教会的经验进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成立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基金会争取当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现有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应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倾斜，最好能够以直接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选拔留学生，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建议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气，要用民间互动的方式来争取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其具体情况往往差异极大，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要有长远战略的眼光，又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针对性的策略。从目前来看，在西北方向应以安全机制的建设为主要工作内容，而在东南方向则可以更多地开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工作。

4. 面临“一带一路”的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哪些？

　挑战一：安全风险。任何海外战略，首先要保障的就是人身与财产的基本安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面临着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的复杂局面。一个趋势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趋势。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万人次，且连续4年以年均1000多万的数量增长，已经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两个环境是指：其一，就世界大环境而言，世界正在变得更不安全，旧的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全球安全机制正在面临更多的挑战。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在过去6年间，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安全形势在下滑。其二，就小环境而言，“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比较严峻的安全问题，且其中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西北方面，中亚地区不仅长期受三股势力的袭扰，而且已经遭到了新近崛起的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渗透。东南方面，缅甸的内战存在一定扩大化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长期存在着反政府武装、地方自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等不安全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近期，随着北约在阿富汗的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亦存在着恶化的可能性。
　　与这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这也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很多时候缺乏国家直接的强力保护。目前，中国的安全保障措施实际上主要是走外交领域内的领事保护，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其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外交途径的安全保障往往难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国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将会在近10年内暴露的更为明显，并很可能构成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最为紧迫的挑战。
　　挑战二：政治风险。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经济输出基本上是以国有大型企业实施的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这意味着我们的海外项目必须考虑到所在地较长时间内的政治风险。中国在缅甸的水电、铜矿项目受阻就是一面镜子。就政治风险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大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与提.出主要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并不只有中国一国拥有国家战略，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诉求都有其各自的国家战略，这其中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以外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例如，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的印度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它虽然在经济上渴望与中国加强联系，但是在地区影响力上却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又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长期谋求在其所处区域内的大国地位。其次，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属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大国都将其重要战略意义投射于此，因此可能会与中国在战略上存在竞争。例如，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其势力范围，在中亚推进的欧亚联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就构成了一定影响，而欧亚联盟中的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一带一路”上极为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又如美国长期以来将东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近年来频繁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谋求扩大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另外，随着中韩自贸区的推进，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也会难以避免。最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之间在其国家战略层面可能存在彼此竞争与冲突，如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近年间爆发过激烈的冲突。
　　第二类政治风险则主要来源于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变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曾经有过“仇华”甚至“排华”的历史，在其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势力，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这些国家的政治过程越来越受底层民粹意识的裹挟，一些领导人可能会以中国因素来解释其经济失败，以“排华”的方式来谋求其个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时期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许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其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未确定。例如，缅甸和斯里兰卡政府未来对华政策就存在较大的变数。又如，中亚几国未来的走向亦充满悬念，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总统已执政了20多年，都面临着领导人接班和政治转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忽视经济重要性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因素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的，因此来自政治方面的挑战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挑战三：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对中国周边若干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提升，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多重区域战略。不同经济区域的重点不同：有的经济区域条件较好，已经具备了海外投资的有利环境(如马来西亚和泰国);有的经济区域在经济战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投资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回报，甚至其投资风险在近段时期内还会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亚、非洲的部分国家)。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下，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与中国力图在该区域内实现的经济目标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资本输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础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这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效益问题。相比于高技术含量、高回报率的经济领域，基础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因素较多等问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区域，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实际上很难在短时期内见到效益，甚至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亏损运营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工程安全与工程管理问题，即大量人员长期在海外工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安全问题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推进中，普遍存在着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给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贷、保险方面的制度支持，也往往难以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信息服务，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安全问题都更加严峻，因此，也让民间的海外投资行为呈现出短期化、投机化、泡沫化的不良倾向。
　　二、应对策略及其建议
　　鉴于上述三重挑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务、金融等多部门的资源，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行组织机构上的针对性设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虑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进行针对性重组。除此之外，外交、情报系统等部门视野相对狭窄、机构重置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在充分考虑保密、忠诚等要素的前提下，培养并挖掘复合型人才。可考虑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第二，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应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当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条件成熟时，可参考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适度放开安保市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安保机制。一方面是要通过改变现有的审批与监管限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在敏感地区的安保去官方化，从而可以更为灵活、有效。
　　第三，对“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对于一些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国家应该加大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力度。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性地接触所在国的各方代表，而不是过分局限于政府，应该考虑扶持亲华的进步力量。
　　第四，可适当借鉴日本的企业外交模式，以国企作为战略外交的桥头堡。大型海外工程应配套以企业外交的系统性工作，并承包给专门的专业组织来完成。此外，应构建智库、研究机构、企业、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平台，实现信息、人员的充分流动。
　　第五，要重视发挥民间商会的作用。要鼓励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组团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在部分安全形势较差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入会的制度，积极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加入商会，并在国有大型企业、华人社区与民企商会之间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与紧急状态下的互助机制。
　　第六，完善信贷、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机制。不仅要对国企保驾护航，而且要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与市场资源。应该切实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贷、保险机制和信息服务体系，为民企提供当地的经济、文化、法律、税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虑适度开放面向华人华侨的融资渠道。
　　第七，应充分发挥华人社区、侨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区的华人社团流于形式，缺乏组织能力并不能起到沟通华人华侨的作用。应考虑与华人华侨开展深入的互动，打破陆、港、澳、台以及地方华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第八，要避免重经济轻人心的做法，注重与所在国民间社会互动。在西方的外交、情报工作中，教会与基金会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虑扶持中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借鉴西方教会的经验进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成立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基金会争取当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现有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应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倾斜，最好能够以直接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选拔留学生，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建议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气，要用民间互动的方式来争取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其具体情况往往差异极大，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要有长远战略的眼光，又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针对性的策略。从目前来看，在西北方向应以安全机制的建设为主要工作内容，而在东南方向则可以更多地开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工作。

5.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要性和紧迫性有哪些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要性和紧迫性：
1、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
“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
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2、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发展机遇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无数国家的实证经验都已证明，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严重不足。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样一个缺口。
3、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了大发展机遇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还有很多铁路线、公路线都正在建设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企业在非洲建设的公路大约为3万公里，铁路也有6000多公里。这将对促进非洲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非拉欧发展中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将得到大幅改进，进而为这些国家的贸易增长提供了良好机遇。

4、促进全球化转型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在于构建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而且是包括了“海陆空天电网”的一个立体的网络体系。这样就将直接促进全球产业体系更好地一体化，也能更好地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更加便利化。
5、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的扶贫经验，是可以为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参考的，特别是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实施和执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过程中，中国的脱贫经验也是可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平台，向世界传播，使那些目前仍然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国家和人民尽快脱贫致富。
这是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本精神高度吻合。这也应该被视为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对扶贫治理模式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6.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带来哪些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这一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7. 专家解析：“一带一路”有哪些战略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这一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于这一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投资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8. 2016一带一路战略采取了什么措施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措施：
一、信息化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信息化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性工程和不可或缺的驱动要素。发展数字丝路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2016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该报告共采集88个国家的数据，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0个。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7位，在产业与技术创新、信息化应用效益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这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东亚、东南亚、中东欧国家的排名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中亚、南亚、非洲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则相对落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不仅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各国家之间不同指标的发展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发展水平存在不均衡，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广泛深入信息化合作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三、网络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合作潜力。
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在积极制定和加快推进固定宽带发展计划。中亚、南亚、非洲部分国家网络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些国家亟需大力推进光纤到户工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在光缆通信设施、网络通信服务器制造等领域，已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产服务整体格局，具备为“一带一路”国家优化升级网络基础设施的坚强实力。
四、移动宽带普及存在快速提升空间。
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缅甸、老挝、印度、孟加拉国的移动宽带普及率尚未达到10%，这些国家可以充分把握移动宽带用户接入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智能终端接入设备价格大幅下降的机会，提升移动宽带普及率。中国在4G移动网络建设，5G网络标准研发制定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并且智能手机的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移动宽带普及率的提升。
五、产业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国家充分意识到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都在努力不断提升自身创新水平。以色列、新加坡、韩国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创新投入不断加大。中国积极开展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网络安全关键软硬件技术攻关和应用推广，形成一系列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特点，可以加大各国之间产业密切合作程度，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六、数字经济存在广阔发展前景。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创新活跃，在产业发展、商业应用、社会服务和个人生活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这些发展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此外，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在线文化娱乐方面有较好探索，特别是跨境电商有利于跨越国家之间的地理障碍，为沿线国家的综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提供便捷化服务。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动互联网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可以分享最佳实践，推动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创新。
七、国民数字技能需要持续提升。
“一带一路”国家需要重视信息化在提高国民素质和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家，亟需提高国民应用信息技术的数字技能。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偏低，居民受教育年限存在较大提升的潜力，全面提升国民的信息素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采取各类措施提高国民数字技能。
八、网络空间治理亟待开展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亟需加强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以及信息化发展政策协调方面的合作，解决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促进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相继制定出台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打击网络攻击等违法行为。特别是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环境下，网络空间安全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形势，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处理好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发展合作具有较大空间。通过信息化合作，可以通过畅通的信息流加速人、物、技术、资金的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