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有什么恩怨？

1. 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有什么恩怨？

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就互相排挤。具体事件如下：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
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
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
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
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2. 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是故事是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王安石变法更是几乎人人皆知其大概，这里就不多重复，简单的说几个可能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小问题。 

其一，当时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王安石要变法，变法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反对谁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说反对派领袖司马光，然而，一提到司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难道榆木疙瘩做的脑袋能产生出砸缸救人的机智来？也许是他小时候思想开放，长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写出那一大摞著作来的呢？就算司马光是个别现象吧，再看看还有谁反对变法，这并不困难，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对变法的奸党之列，哎，看到文彦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树洞取球的故事，难道以他的聪敏也理解不了变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何况文彦博不是也曾和司马光等朝中重臣一样，把王安石作为贤能之士极力向皇上举荐吗？下一个名字是苏轼，听说他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这倒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懂得变法的必要性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最让野史公不解的是就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站在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一边，哎，真是的，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类，那么当时百姓的观点如何呢？史载当时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长叹一声，老百姓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的容易吗？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传说词人晏几道还因曾赠诗与郑而受到连累，这还是王安石在位时，由他亲自领导实施的变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无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尽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还曾题诗讥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是窝囊废，他广结党羽，贪赃枉法，大量卖官鬻爵，冗赘官员日益泛滥，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时官员数量“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蔡京对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改出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钱制及茶、盐等法，以变法之名，行盘剥之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其穷侈极欲的豪华消费，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评论：“祖宗法惠民”，“崇观法惠奸”，所谓“惠奸”，就是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甚至“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官贪吏虐，劣绅横行，蔡京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来顺受的北宋民众，终于忍无可忍，在地方的上奏报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义军“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可见百姓对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诏里也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然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俱成过眼云烟，金国8万铁骑攻陷了汴梁，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北宋也灭亡了。

3. 历史上苏轼、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公，在名臣灿若星辰的北宋也是熠熠生辉天王级别的人物。三人之间的关系再新旧党争的背景下也显得扑所迷离！
司马温公三人中最年长者，文化教育方面有儒家三圣、千古两司马光环加持，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更是自古以来文人士子帝王将相的不二法宝。从政仕途也是一路青云官至宰相。
王荆公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占有一席自成一体，经世致用仕途坎坷却也是领袖群伦的一代变法名相。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偏偏这么一位大神级人物，他不修边幅到你隔着一条街都能闻着他味儿的程度，在士大夫中那也是奇特的一道风景！

苏东坡坡仙儿那更别提了，古代士大夫阶层里伟大的天才式的大牛*货，一行通百行通，诗词文学书画造诣随便拿出一样都是历史前三的水平，吃喝玩乐更是深得其中精髓翻着花的名垂千古。仕途虽然历经坎坷屡遭贬斥，但也是政绩斐然就差弄个宰相玩玩了。苏东坡的性格即使穿越到现在那也是一样的游刃有余圈粉无数的超神人物。倘若东坡先生直播带货，一嗓子出去没有李佳琪啥事儿了！
赶巧的是他们所在时代相同，俗话说 文人相轻，三位风流人物的关系当然也是自古以来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的谈资所在。三人也无一例外都裹进了新旧两党的党争。私德方面青史留名无一不是千古表率，而政治方面却是一生死敌有你没我倾情打压。在这种矛盾混扎的土壤里，纯粹的关系好坏不足以体现三位大神的人格魅力，想要弄清楚三人的关系，非得放在整个宋朝尤其北宋的大背景之下不可。
宋朝文人的政治抱负
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北宋建立，出于对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敏锐，一招杯酒释兵权打开了文人治国的大幕，更是开了不杀士大夫的先河。经过太宗、真宗拓边维稳，尤其是真宗朝"澶渊之盟"后开启的120多年的相对和平后，宋朝的文人士子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大好发展空间。

宋朝的崇文抑武，一方面使得文人士子积极参与政治，入仕从政是绝大多数士子的毕生追求。另一方面由于边患一直是北宋的心腹大患如影随形，辽国当时东亚最强的国家，再加上日益发展壮大的西夏的威胁，加之当时北宋国内社会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三冗现象-冗员，冗兵，冗费），因此就留给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施展政治抱负的绝佳机会。
仁宗时期
王安石、司马光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地方历练，对地方的治理都是政绩斐然，通过对底层人民的接触了解，对北宋的内忧外患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仁宗朝王安石便上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可惜当时仁宗没有重视采纳变法方略。司马光在中央任职期间也是屡次上言直谏，对仁宗一朝的官场弊病深恶痛绝。需要指出的是，在司马光做起居舍人期间，多次上书仁宗继嗣问题，得到了仁宗为国家社稷着想的评价，或许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两人的政治理念的不同，为之后的新旧之争埋下了伏笔。
可以这么说，在仁宗时期，他们二人一直在践行文人治国的使命，对北宋盛世之下的隐患有着同样的深刻思考。同样的忧国忧民，同样的道德治国，甚至有同样的脾气秉性，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司马光被苏轼称为司马牛，二人均不喜奢靡之风，可以想到这个时期二人虽政治理念不同，然文人之道大同，加之同为包拯门下做过僚属，同为欧阳修这位武林盟主举荐认可，他们的关系这个时候是和谐的，甚至是心心相惜的。

苏轼大神比两位前辈小10几岁，少时拜读《庆历圣德颂》，十分钦佩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后参加嘉佑元年朝廷的科举考试，策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文坛领袖对这位后生照顾有加，每有新作问世必在京师士林间传颂，一时间苏轼名动京师一时无二。看到这里或许我们有个清晰的认识了，熟悉宋史的都知道，上面对苏轼有知遇之恩或者是对他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旧党中人。有宋一朝，才华横溢如坡仙儿先生者，尚不能摆脱党争也。
仁宗后期，东坡先生开始入仕，但是接连父母过世，仕途也随之按下了暂停键，这个时候他们三人的交集不是很多，一个年轻后辈挟恣溢才华冉冉升起。二位前辈在仁宗盛世间历练完整，行事稳重执政理念渐成，他们三人的真正交集随神宗一朝到来拉开了帷幕。
神宗时期
宋神宗有为青年，王安石的头号粉丝，继位屁股还没坐热，就拉上王安石坐而论道，对北宋中期的内政外交内忧外患一顿剖析，最终君臣一拍即合把变法提上了日程，史称《熙宁变法》。同时也为北宋江山埋下了一刻定时炸弹，此后的大宋江山在毋宁日。
但凡古之变法，触碰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都会遭受猛烈的反扑，上下五千年无一例外，加上王安石操之过切更何况用人不当授人以柄，使得变法逐步脱离了他的实际控制。变法派守旧派的对抗随着变法的深入而变形。
此时三人的关系开始出现了量的变化，双方人马拉开架势劈头盖脸毫不留情的清除政治异己分子，变法前期，司马光王安石尚可双方写信沟通，文章虽然夹枪带棒但也不失风雅，而随后双方就是赤裸裸的政治绞杀。最终王安石获胜，司马光辞官不做躲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去了。
而此时的东坡先生32岁，虽然而立之年，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个政治小白。出于旧党的知遇之恩也好，还是处于父辈的政治传统也罢，总之他老先生对变法的不当之处是一顿猛烈操作。刚开始王安石尚可按住性子，后期实在烦人知会同党后，开启了这位旷世奇才一世飘零的序幕-贬官下放。

苏东坡卷进新旧党争的高潮是乌台诗案，先生一生以诗寄情，无论高官得坐还是被贬下凡，无论鸡鸭犬猪还是山川异域，豪情万丈间文思泉涌，舞文弄墨间小辫子可就被人撰在手里了。这一年42岁，历经屈辱受尽磨难，在王荆公等求情的之下勉强保住了性命。
乌台诗案牵扯甚广，平时交好的东坡先生的知己圈子无一人出来奔走呼喊，反而是政敌王安石给了其莫大的帮助。这也给苏轼极大的打击，不过这位天性旷达没心没肺的自我愈合能力极强的东坡先生，在被贬的黄州三年却是其职业生涯的创作巅峰。
变法不断的推进，利弊随之逐渐的显现，党争进入白热化，宋神宗经不住旧党的摆事实讲道理软磨硬泡，王安石的仕途也是坐山车搬的摇摆不定，最后不得不罢相归隐。而此时司马光也保持了古代名臣文人士大夫的高风亮节，告诫党派同僚不可对王安石落井下石过甚。
哲宗时期
这个时期，太皇太后高氏掌权，任用司马光为相，旧党势力卷土重来，全面废止新政，新党进入全面战略性龟缩，王安石此时已然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只是一个避世小老头，而苏轼这位莽撞人，此时又公开反对旧党不论裨益一概废止新政。我们的坡仙儿就是这么的刚直不阿，情商下线你根本看不到在哪？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又是什么？
司马光拜相一年后，王安石病逝，同年司马光也撒手人寰。这对一生的死敌，以这样的方式携手共赴黄泉，实在令人感慨万分。而苏东坡也是在被贬特赦回京的路上染病去世。真是，一生血气铸江山，怎奈社稷难做人！
历史之所以魅力无穷，正是在于历史的表象之下，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精神，我们很难抛开历史背景独立的去判定所谓的是非曲折交情好坏。我们总喜欢窥探历史人物间的私生活，不过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和而不同是大道！

4. 你如何看待司马光与王安石及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关系？

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总体上来讲都是文学大家，他们的文学成就远高于政治成就。他们彼此惺惺相惜，敬佩对方的文学才华，更敬重对方的为人。但他们又各自持着不同的政治观点，矛盾斗争相当尖锐，此消彼长，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王安石是一位北宋神宗时期伟大的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所领导的改革运动，意在改变北宋朝廷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兵，新政的大力推行，确实也收到了一定实效，给神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带来了新气象。但是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便饱受诟病，遭到以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守旧派以及封建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便连坚决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后来也动摇不定了，最后导致变法措施遭到废止，变法彻底失败。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对其文章才学进行了肯定，但对王安石的政治全盘否定，他在王安石死后能够客观公正的对待王安石所作所为，没有落井下石，为人的光明磊落值得赞扬，也从侧面表面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除了政治意见相左之外，没有其他的矛盾纠纷。
二、苏东坡与王安石苏轼的政治成就没有二人那么高，几度遭遇贬谪。但从后世流传的他的作品看，他非常崇拜司马光，也是司马光保守派的一员，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保守派当政后，他又曾反对当时的保守派政权者，说明苏轼并没有党派概念，只是一心为百姓而已。而他与王安石私下里，也曾愉快的讨论佛学和诗歌，但也对王安石的变法表示不满。由此亦可证明苏东坡欣赏王安石的才学，但也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因为王安石变法固然存在弊端，过于激进，扰民损民的地方。
他们政见不同，但他们依旧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心中的道义，理想，担当都只是为了天下百姓。

5. 北宋的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既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也是著名的文学家。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
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不接受劝告，是拒谏。
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

6. 谈谈宋朝 苏轼 王安石 以及 司马光

宋朝最璀璨耀眼的一代，就是苏轼这一代前后，即仁宗赵祯这一代前后，苏轼成名前，范仲淹和欧阳修就已经名满天下了，尤其是欧阳修“文坛盟主”，范仲淹则主导的庆历新政，俩人可以说是当时的两个领域两大标杆，至于其后一辈的苏、王、司马三人，首先共同的是，三人都可说是少年成名，文采风流，不说苏轼过目成诵，甚至因诗才吓跑老师，王安石“妙笔生花”，“司马光砸缸”都是家喻户晓的；
      但三人也有不同，苏轼说才情是千古第一人也不为过，可惜的是政治生涯不咋地，原因是这样的超级大才子多半是个心里有话不吐不快的性格，加上天生的浪漫主义因子，多少在政事民生一途稍有欠缺，故此，说白了他就是没有一个成为政治家或是政客的潜质，上了朝堂绝对是个得罪光了所有人还自以为是个万人迷的主儿，所以仕途坎坷，所幸他天生的个人魅力无可抵挡，据说还靠得皇后求情保过一命，不可否认的是他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的历史上，魅力绝对超过后面两人的；
      下面说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和司马光年龄比苏轼都大，两人貌似是同年出的进士（不记得了，反正俩人年轻的交情好像不错），俩人政治生涯都有过辉煌，至少比苏轼好得多，尤其是王安石也搞过变法，换句话说，他是当过宰执一辈儿的高官，司马君实比他差点儿，好像文坛上也比他差，貌似历史地位比王安石不如，不过一部资治通鉴又板回来了。不说他俩的文坛地位，光说政治，前面说他俩年轻交情可以，后来呢？问题出在变法上，没办法，王安石的变法说白了是为了帮国库挣钱，同时照顾到小民，也就是说，得罪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司马光就是这个阶层的，阶级的矛盾注定了俩人的政治立场不同，所以交情当然要摆一边，当然你不能说司马人品不好，这种事情其实见仁见智，也不见得王安石变法就全对，只是立场和政见不和而已，大概这就是俩人的纠葛；
        再说说俩人的搞笑事件，王安石最出名的其实还有一点是他的“名士”风格，即不讲卫生，他可以几天乃至数月的不洗澡，据说靠近他就恶臭难闻，知道他娶老婆后被逼着洗澡才有所好转；司马光则是年轻的时候跟庞籍（他老爹的好友）到西北去跟西夏人干仗，曾不听主帅命令，私自出兵，酿出几千人全军覆没的惨剧，不仅把好端端的一次镀金之旅毁了，还险些丢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幸好庞籍一个人担了下了，但也还是毁了一个很有可能即将上位的宰相，这也算少年心性，急功近利吧

7.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提起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可是北宋年间响当当的人物，都是著名的文学家。除了苏轼外，其余三人也都是政治家，都做过宰相，对北宋的社会发展都做出过杰出贡献。就是当今的儿童都在吟诵他们的诗词。他们的诗词文章倍受后世尊崇，可见他们影响力有多么深远。这就是他们的共性。若说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如果把他们的生平列出来，足可以成为北宋文学的缩影。
先来总体说说他们关系
欧阳修是他们这四位人中最年长的一个。欧阳修曾经主考礼部，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也就是说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欧阳修非常欣赏苏轼的文笔，常常感叹后生可畏。司马光、王安石他们俩年龄相差不多。他们与当时的包拯志趣相投，私交非常好，而且司马光、王安石是同年逝世的的。但是他们政见明显不同，司马光明确反对王安石变法。欧阳修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是反对的。而苏轼是这四位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父亲苏洵和欧阳修私交很好。
先来说说欧阳修

欧阳修，四川绵阳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他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古文、古诗、词作、书法等方面都引领风向标。比如他在词作上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后来她科举进士及第，步入仕途。由于上司钱惟演欣赏年轻文人，不让他们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
欧阳修与范仲淹交往颇深，范仲淹在仁宗的支持下实行庆历行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遭到失败。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接下来几年，他是仕途坎坷，召回、被贬，反反复复被贬往不同地方。
贬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后来，他在仁宗一朝，就开始修撰史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在英宗、神宗时，官运亨通，做到了参知政事（宰相），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
正是欧阳修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小结一下：
王安石、司马光在仕途上得以发展都与欧阳修的大力举荐有关系，而苏轼的才华成就也受到欧阳修影响比较大。
再来说说司马光

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属于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司马光在仁宗朝的主要表现就是在史学上。主要的任务是修史，也做过五年的谏官。他做谏官期间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他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问题。英宗赵曙被立为皇太子，司马光的功劳很大。英宗即位后与曹太后矛盾日益加深，也是司马光前后共上17封奏章，从全局出发，讲历史、摆厉害、晓大义，苦苦相劝，才使太后和英宗矛盾缓和。他任职期间，非常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多次为下层人民的利益提出建议。
司马光与王安石，包拯由于志趣相投，私人感情很好。很遗憾的是，他们政治上观点截然相反。
在神宗朝，当时任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司马光，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后来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明确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经的好友因为政见不和而各持己见。司马光为好友范镇不满王安石变法罢官而鸣不平，他就辞职离京，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继续编撰《通鉴》。
经过了15年，他完成了《通鉴》。呈给神宗看，受到了神宗的高度赞誉，并亲自改名为《资治通鉴》。
到了哲宗一朝，太皇太后高氏重用司马光，拜为宰相。当时司马光已是60多岁高龄，他上任后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同时把反对新法而遭到贬官的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中任职。历史上这个事件叫“元祐更化”。
王安石也是一位有个性的政治家

王安石的好友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他曾经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仁宗朝时，欧阳修举荐王安石为谏官。可王安石拒绝了。他志不在此，他决心改革。看出来王安石非常有个性。欧阳修又以王安石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在他的早期官宦生涯中，欧阳修对他帮助很大。
1058年，王安石就上书仁宗，提出变法主张，当时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到了英宗朝的时候，朝廷屡次征召他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王安石还是非常坚守的。
神宗朝的时候，他受到了神宗的器重，开始进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他曾经两度拜相。但他的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保守派典型代表就是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而欧阳修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是不赞同的，也提出过批评。
最后说说苏轼
他是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他经历了五朝，一直到宋徽宗的时候他还健在。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上，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他开创了“豪放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也是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书法了得，为“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其擅长墨竹、怪石、枯木等。
可是他的仕途坎坷，屡次被贬，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不过苏轼天性乐观，贬到哪里，他的才华，文章就传播到哪里，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留给后世数不尽的灿烂华章让后世吟诵至今。

8. 闲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

王安石是个思想超前 为国为民 的理想政治家     司马光是个目光较为短浅但是也是心系百姓的政治家 保守派代表          苏轼也是 后2人只是优秀的文学家 而不是 好的政治家     

     宋神宗死后 高氏专政 很痛恨王安石的新法影响其利益 立马任命司马光为宰相 和苏轼 苏澈等人1年里面废除了所有新法 正好1年 司马光病逝 由于新法都被废除 政府颗粒无收 穷的叮当响   司马光倒是好 废了新法就归西了 扔下一个烂摊子    宋哲宗就是个影子皇帝 10岁登基 24岁就死了 傀儡皇帝啊.....   最后还是 恢复了 一小部分新法 因为政府实在的没钱了 国家烂的不行了  但却依旧认为 王安石是个祸国殃民的罪人  唉 只能怪 王安石生错了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