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商银行法务部这个部门吗

1. 有工商银行法务部这个部门吗

没有。
中国工商银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工作机制。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五个专门委员会；监事会下设监督委员会。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了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和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方案，调整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和成员结构，实行首席风险官制度，补选职工监事，制定了股票增值权计划以建立健全公司激励机制，积极探索与境内外投资者加强沟通和战略合作的途径，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扩展资料
中国工商银行经营范围
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同业拆借业务；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贴现、转贴现；各类汇兑业务；代理资金清算；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销售业务；代理发行、代理承销、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代收代付业务；代理证券资金清算业务（银证转账）；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代理政策性银行、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保管箱服务；发行金融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托管业务；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服务、年金账户管理服务；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贷款承诺。
企业、个人财务顾问服务；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币兑换；出口托收及进口代收；外汇票据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发行、代理发行、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代客外汇买卖；外汇金融衍生业务；银行卡业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
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工商银行

2. 工商银行新兴业务有哪些风险点及防范措施

良好的风险管理不仅是决定商业银行盈亏和生死的关键，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从我国的情况看，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即主要通过银行信贷配置资金。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从1.25万亿和7.09%降到了4279亿和1.0%，良好的风险管理使中国银行业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考”，保持了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工商银行为近年来该行不断健全信贷管理风险架构，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工行的不良贷款已经连续12年保持“双降”态势。扎紧风险篱笆　确保信贷安全正是由于信贷风险管理对于中国银行业乃至经济全局的这种关键作用，国内各银行普遍都将信贷资产质量的管控作为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以工商银行为例，近年来该行不断健全信贷管理风险架构，改进信贷风险管理流程，风险控制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信贷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工行的不良贷款已经连续12年保持“双降”态势，不良率从2006年底的3.79%降至0.89%；拨备覆盖率则大幅提升至280.88%，这意味着工行的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已超过了全部不良贷款余额的2.8倍，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市场普遍关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方面，工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也保持良好。截至2011年末，工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为0.73%，同时现金流全覆盖与基本覆盖的贷款合计超过97%。房地产领域贷款不良额和不良率控制良好，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分别为0.82%和0.35%，均低于全部贷款的不良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信贷资产质量的管控上，工行不断探索适应经济金融体制发展变化、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信贷管理机制，形成了贯穿于信贷业务贷前、贷中和贷后全过程的风险控制体系，牢牢地扎紧了风险的篱笆。具体到如何控制信贷风险，前提当然是银行的客户经理们要做到尽职尽责、严格审查，管好每一笔贷款。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对于工行这样一家拥有8万多亿信贷资产的大型银行来说，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简单地说，比如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就是说要分散分险，如果一家银行没有对信贷投向的全局性、战略性把握，而是仅由各分支机构根据具体企业的情况进行判断，很有可能出现信贷投放和风险过于集中于某个行业的情况，从而导致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为此，工行充分发挥大银行在研究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大力推进信贷区域结构调整、行业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和信贷品种结构调整，促进信贷资产在不同行业、区域、客户和贷款品种上的合理摆布，进一步优化了信贷资源配置，为资产质量的持续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行业结构方面，工行早在2002年就率先在国内成立专门从事行业信贷风险研究的职能部门——行业分析中心，在深入研究分析和预判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行业信贷政策来指引全行的信贷投放。截至目前，工行已经制订了43个行业信贷政策，覆盖了80%左右的公司客户贷款，对16个国家重点战略区域制定了专门的信贷政策，还在国内同业中率先制定了绿色信贷政策体系，从源头上控制贷款的行业风险和环境风险。在客户结构调整方面，近年来工行一直将中小企业贷款作为优先发展的方向，这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也是银行自身风险控制的要求。因为中小企业贷款客户数量众多，单笔的贷款金额也比较小，非常符合银行分散风险的需要。另外从衡量信贷风险的贷款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贷款期限和关联度等指标来看，虽然与大企业贷款相比中小企业的违约概率相对较高，但由于大企业贷款中采用信用放款方式的占较大比例，一旦违约后损失率要高于中小企业，再加上大企业贷款期限一般较长，综合算下来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并不比大企业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工行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已达3.75万亿元，比2006年末增加了2.65万亿元，增长了近2.4倍。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到全部公司贷款余额的64%，比2006年末大幅提高了20个百分点。可以说，从资产占比来看，工行的公司信贷业务已经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了，通过客户结构的优化调整进一步夯实了资产质量的基础。在信贷结构优化调整的背后，是工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走向集约化、精细化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工行不断完善信贷业务授权、授信和审批管理，提升信贷决策层次，增强了集中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信贷业务的授权方式也从完全按照机构层级授权发展到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各行管理水平、资产质量及客户分类实行差别授权，合理配置信贷资源。工行的信贷审查审批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信贷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成立了专司审查职能的信贷审批中心，实现了信贷审查审批的专业化、职能化，把好贷款投入关，从整体上把握全局风险。根据企业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建立健全了授信制度，工行还制定了统一授信管理办法、授信额度的定量计算模型和标准化程序，强化了对集团客户的统一授信管理，开展了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授信和关联客户授信，充分发挥统一授信对控制信贷风险的作用。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工行信贷管理的水平，十多年以来每年新增贷款的不良率平均在1%以下，有力地促进了信贷资产质量的优化。对于工行来说，信贷风险管理的革命性变化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臣，那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在信贷风险管理上的全面运用。因为对于工行这样一家大型的信贷银行来说，各级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会滋生风险。为此，早在2003年工行运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并正式投产了覆盖全行的信贷管理系统(CM2002)，实现了信贷业务数据的大集中、数据信息的电子化和操作全流程的电子化，构建起覆盖全行所有分支机构的信贷业务操作平台，真正实现了信贷业务的集中管理与控制。现在身在北京总行的信贷专家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时查看远在海南三亚的分支机构发放的任意一笔贷款，对于贷款受理和审批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审查，并及时进行决策。这套系统将信贷业务的前期调查、复查复核、审查审批、贷款发放、贷后管理、业务分析、档案管理等环节设为标准化程序，实现了信贷业务操作流程的全程电子化控制和全行集中统一管理。对于信贷政策和风险管理的各项要求则可以通过设定系统参数的方式进行硬控制，将信贷管理由事后管理为主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全过程管理转变。对于不符合信贷管理要求的贷款申请，这套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并“拒绝”，杜绝了“蒙混过关”的现象，有效地防范了风险。内控优化助推风险管理水平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这决定了操作风险管理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突出地位。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看，由于员工违规操作导致银行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例子屡见不鲜，如1995年交易员尼克里森豪赌日经指数期货巨亏14亿美元导致已有两百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倒闭，2008年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杰洛米 柯维尔未经授权从事投机交易导致银行遭受高达71亿美元的损失，2011年瑞士银行交易员奎库 阿多博利又因为进行未授权交易使该行蒙受20亿美元损失。一个个惨痛的教训使银行不得不高度重视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在这方面，工行积极构建适应自身特点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及运行体系，大力提升合规运营和风险防控水平，各类案件发案率和涉案金额均明显下降，全行内控合规管理指标持续向好，案件防控工作在同业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操作风险损失率自2009年以来始终控制在0.1%以下的优秀水平，千人发案率自2009年以来也一直保持持续下降趋势，为全行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操作风险是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一种风险，对于工行这样一家有43万名员工大型银行来说，操作风险的管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工行认识到教育员工都成为“好人”固然是根本，但更有效、更可控的管理方式还是让“坏人”减少犯错机会。对此，工行从完善规章制度入手，将多年传承和积淀下来的管理思想与先进内控理念相结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例如，工行对各项业务操作中的风险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统一的业务操作指南，对员工的每一个业务操作都进行了规范。该指南已涵盖16个专业，包含947张流程图，覆盖2,871个风险环节、5,104个风险点、5,892项控制措施，以标准化操作促进各项业务的精细化管理。在制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工行大力开展内控评价、问责追究、内部审计和合规检查，着力加强对业务规章制度、重大业务事项的合规审核力度，定期开展关联交易、财务、利率管理等方面的重点合规性检查和审计，有效地防范了操作风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铁的规章制度是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的基础，但随着银行业务量的快速增加和客户对处理效率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在确保效率的同时实现对风险的有效管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工行将现代信息技术全面运用到操作风险的控制中，积极构建起了运营集约化、管理一体化的运行管理体系，重点推进监督体系改革、远程授权改革和业务集约运营改革，在提升业务运行效率的同时，显著提高了风险管理效果。其中，工行的新监督体系以数据分析为基础，以监督模型为风险识别引擎，基于客户交易习惯建立的智能化监督模型可自动识别可能存在风险的异常交易，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式的复审模式，使新监督体系具备了主动发现风险、识别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了风险识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改变了传统的事后监督、业务检查、现场管理等相互独立且力度不足的被动局面。通过新监督体系，工行总行的风险专家可以实时跟踪全国每一个基层网点中每一位柜员的具体操作，发现风险点后可以实时进行监督和核查，大大提高了风险防范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基层行业务运行的规范化操作和标准化管理水平。又比如，工行通过对大量风险事件的分析发现在网点授权是易出风险的重要环节，为此通过对授权体制的改革，依托先进的影像传输技术建立起了全新的远程授权管理模式，依托远程授权系统的自动、随机分配机制，实现了业务经办与授权人员在空间上的彻底分离，显著增强了风险控制能力。在加强业务运营体系风险自我防控的同时，工行还探索建立了“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的新模式。例如，在“事前环节”，积极探索和推行“嵌入型”和“服务型”的合规审查工作机制，从合规风险防控角度全面参与到各项新业务、新流程的设计开发过程，不断强化对新制度、新办法、新产品的合规审查，积极建立合规审查一票否决制。在“事中环节”，突出风险监测和准风险事件核查工作，把运营风险监督核查职能拓展到信贷、金融市场、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全面融入各项业务操作流程，实现有效的过程监督和控制。在“事后环节”则重点突出检查和问责、整改工作，探索对重点领域开展年度持续性模型排查和及时核查模式，规范检查工作流程和作业标准，大力提升检查质量和整改效果。全面风险管理迈入国际先进水平对信贷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有效管理为工行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强的保障，但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入发展，银行不能只注重单一风险管理，而应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其他风险以及包括这些风险的各种金融资产与资产组合纳入到统一的管理体系中去，依据科学的标准对各类风险进行测算、控制和管理。工行自2003年正式启动内部评级工程建设以来，扎实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各项实施工作，风险计量水平逐步与国际接轨，风险管理的前瞻性、科学性显著提高，全面风险管理迈入国际先进水平，为率先全面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作好了准备。在股改上市之初，工行制定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建立了全行上下既有明确分工又统一协调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随后，工行又进一步深入推进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构建了统一、量化、系统的风险偏好管理体系，完善了集团层面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建立了风险、资本及收益的协调机制，健全了覆盖集团各机构各风险类别的报告机制，明确了集团集中度风险管理体系，有力地提升了集团风险管理能力。此外，工行还根据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启动了国别风险管理工作，建立了国别风险管理及评级的管理办法，加强了国别风险敞口的统计分析。针对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监管框架的变化，工行把实施新资本协议作为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和完善公司治理、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一项基础工程，下大力气推进各类风险量化体系建设和具体业务应用，确定了全面风险管理建设的路线图，对新资本协议实施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和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信用风险管理领域，工行已于2007年底基本完成内部评级法体系的建设，相关系统已经全面投产应用，内部评级法的成果广泛应用于信贷授信、贷款定价与审批、限额管理、经济资本配置、业绩考核等风险管理的全流程，对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工行还正式启动了零售内部评级应用工作，明确将信用评分结果作为个人住房贷款和信用卡业务贷款审批、额度管理、贷后催收管理的决策参考依据，基本满足了评级核心应用的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内部评级法工程的创新成果，工行开发了信用风险组合模型、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模型与衍生产品EAD计量模型，进一步提高了风险管理水平。在市场风险管理领域，工商银行市场风险自主研发项目的基础建设工作于2010年基本完成，标志着该行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拥有自主研发的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计量与管理系统的银行。工行的市场风险系统建立了参考数据、交易数据、市场数据三大数据库，可以实现交易账户金融业务产品的市场风险统一计量与监控，具备了市场风险计量、压力测试、回溯测试、资本计算、限额管理、风险报告等风险计量与管理功能，达到了全行组合层面的市场风险管理目标，市场风险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在操作风险管理领域，近年来工商银行持续加强对操作风险的统一识别和分类，同时积累损失数据，为准确计量操作风险的损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工行已基本完成了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AMA)建设的主体工作，系统框架已经搭建完毕，内部损失事件收集系统(ILD)、风险和控制自我评估系统(RCSA)等模块成功投产，AMA系统也开始全面试运行。此外，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是工行新资本协议实施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项工作已全面启动，从完善治理架构、推进风险评估、优化资本评估与规划、更好满足资本充足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在对全面风险管理现状评估的基础上，工行完善了实质性风险的评估流程、计量方法和管理政策，形成了银行账户利率风险、集中度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资产证券化风险等实质性风险的计量方法论，初步建立起一整套用于评估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并制定保持合适资本水平的战略。

3. 中国入世后,工商银行风险管理的面临有哪些挑战?

《香港商报》今日援引中国工商银行高层讲话称，中国入世后银行业面临八大挑战。 一、相对於人民币业务，中资银行外币业务还不够成熟发达。入世后，立即放开外币业务将使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在国内外币业务市场上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份额。 二、外资银行将以争夺大的优质公司客户为主。主要利用中资银行分业经营的局限，凭借其混业经营手段，满足中国企业日趋旺盛的资本市场筹融资需求和投资需求，以此推销信贷产品。 三、外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将采用与中资大银行合作方式。借机占领这些中国相对发展不足的市场。 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将集中力量争夺中国国内银行人才。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业务与管理人才，将造成国有银行人才流失。 五、外资银行特别是美资银行将利用成熟的消费信贷经验抢占中国国内刚刚兴起的消费信贷市场。 六、银行将争夺中资银行相对较弱的个人金融领域，主要利用个性化服务产品和网上交易优势，争夺高收入有电脑交易条件的优质客户群体。 七、外资银行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而我国国有银行资产质量低下和财务困难大的问题还未解决。 八、伴随中国入世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利率市场化及银行利差收窄。主要依靠利差生存的国内银行将面临巨大危机。

4. 工商银行新常态下怎样改进新业务

　面临新的形势，大型银行必须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敢于担当。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准确研判、把握风险特征和规律，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做到进得科学合理、退得审慎稳妥，充分掌握信用风险管控的主动权。
　　近年来，面临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银监会不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推动大型银行改革发展，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快重点领域风险缓释，保持稳健经营的良好态势。截至2014年末，大型银行资产总额71万亿
元，占全部商业银行的53%；各项贷款余额38.6万亿元，占全部商业银行的57%，比年初增加3.7万亿元，占2014年全社会融资规模的23%。大型
银行资本充足，不良率较低，拨备覆盖率较高，在2014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基于核心资本实力公布的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位列第1名、第2名、第7名、第9名和第19名。2014年11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被列入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大型银行监
管者应如何引导大型银行继续做好银行业改革创新的领跑者、继续发挥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不久前召开的2015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为
今后的大型银行监管工作指明了方向。在会上，尚福林主席系统分析了我国银行业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市场机遇，指出我国银行业要积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更加注重根据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战略，更加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更加注重在发展中防控和化解风险。

　　尚福林主席的重要讲话对统一全银行业的认识、指导今后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围绕尚福林主席讲话精神，2015年的大型银行监管工作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以提高资产质量为目标督促大型银行做好信用风险管控

　　进入新常态并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出现阵痛，暴露一些问题、矛盾和风险。特别是部分企业对经济高速增长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当经济增速换
挡、结构调整时，企业经营短期内会更加困难，经济矛盾和风险会有所增加。经济趋缓可能会导致银行风险暴露和不良资产增加，这是经济周期规律所决定的。但要
看到，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迈上一个新台阶，中国经济的强韧性和不断出现的新增长点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因此，面临新的形势，大型银行必须
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敢于担当。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准确研判、把握风险特征和规律，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做到进得科学合理、退得审慎稳妥，充分掌握信用
风险管控的主动权。

　　一是要在发展中控制不良。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继续大力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要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和授信审批机制，切实做
好贷款“三查”，同时严格落实风险管理责任制，严肃处理违规违纪问题。另一方面，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推动信贷结构调整，同时以信贷结构调整支持和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达到经济与金融互动、客户与银行双赢的目的。

　　二是要在盘活中降低不良。对于已经出现风险苗头的企业，不宜简单地压贷、抽贷、断贷，而是要摸清家底、精准发力、因企施策。通过细致调查，全面
掌握企业的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彻底弄清信贷资产的真实状况。对于出现短期性经营困难、但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采取收回再贷、展
期续贷、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帮助企业化解风险、渡过难关。

　　三是要在处置中消化不良。要充分用好国家呆账核销政策、自主核销权，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适当扩大贷款重组减免范围。扎实推进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同时积极探索多渠道、市场化的不良贷款处置机制。

　　以资产负债平衡为目标督促大型银行提高负债管理能力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态变化很快，对银行负债结构和成本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金融业创新加快。同业市场、理财业务、跨市场产品、民间借
贷、影子银行等逐步活跃，融资渠道多元化趋势进一步显现。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持续下降，贷款占银行资产的比例持续下降，大型银行贷款占银行业贷
款的比例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新金融业态迅速渗透。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如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部分机构正在逐渐由信息中介向事实上的信用中介转变。新兴金融业态的兴起和发展，加快了我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资金的价格敏感性整体上升。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银行负债结构将更加多元化、负债成本逐步攀升，银行业的竞争重心将逐渐从资产端转向负债端。

　　但是，当前银行负债管理意识还比较薄弱，负债管理能力尚需提高，主要表现在缺乏全面系统的负债管理内部规章制度，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架构和业务
流程，人员的专业性和系统的有效性不够等。加强大型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大型银行必须下定决心，把经营管理的重心从单纯注重资产规模扩张转
到资产负债平衡匹配管理上来。

　　一是要加强负债质量“六性”管理。要按照尚福林主席在2014年中国银行业协会第六届会员大会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从六个方面切实加强负债质
量管理，即负债来源的稳定性、负债结构的多样性、负债匹配的适当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的合理性和负债项目的真实性。具体而言，加强负债来源的稳
定性，即要密切关注内外部因素，提高对负债规模和结构变动的控制力；加强负债结构的多样性，即要形成存款客户结构多样、资金交易对手分散、业务品种丰富的
负债组合；加强负债匹配的适当性，即要确保负债与资产在期限、币种、利率、汇率等方面相匹配；加强负债获取的主动性，即要能够根据业务发展和管理需要，主
动通过各种渠道及时获得所需数量、期限和利率的资金；加强负债成本的合理性，即要建立科学的内外部资金定价机制，确保以合理的利率吸收资金和确定内部资金
转移价格；加强负债项目的真实性，即要确保负债交易、负债会计核算、负债统计等符合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规定。

　　二是要健全负债质量管理体系。要根据银行经营战略、风险偏好和总体业务特征，确立与银行负债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当的负债质量管理体系。第一，要
建立适当的负债质量管理组织架构。董事会和高管层要对负债质量管理实施有效监控，其中董事会承担负债质量管理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承担负债质量的具体管
理工作；指定部门统筹负债质量的日常管理，明确统筹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确保对负债质量实现持续、有效的监控。第二，要制定合理的负债质量管理政策
和程序。负债质量管理的策略、政策、程序和应急计划应涵盖本行境内外所有可能对其负债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部门、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的所有负债业务，并
包括正常情况和压力状况下的负债质量管理；同时要健全负债业务创新机制，在引入新产品、新流程和新技术手段，建立新机构、新业务部门之前，应当充分识别和
评估其包含的各类风险，并制定相应风险管理措施。第三，要建立完善的负债质量管理内部控制体系。负债质量管理的内部控制要有利于促进有效的业务运作，并应
是银行整体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充分考虑负债质量管理与各类风险管理的相关性，并协调负债管理与其他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要将负债质量管理纳
入内部绩效考评体系，有效防范过度追求短期内业务扩张和会计利润而放松风险控制；要将负债质量管理纳入内部审计范畴，至少每年一次对负债质量管理的各个组
成部分和管理环节进行独立的审查或评价。

　　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目标督促大型银行提高资本管理水平

　　过去30多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银行业也经历了快速扩张的阶段，特别是2003-2013年银行业资产规模年均增速超过18%。
随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调整为中高速增长，银行业发展速度也已进入了“换档期”。因此，在新常态中谋发展，绝不能继续采取“拼规模、比速度”大干
快上的发展模式，而是要顺应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大势，向科学化、精细化的发展模式转变。

　　目前，五家大型银行均已开始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这对于推动经营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积极作用。大型银行要以此为契机，使用更为量化、精细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强化资产扩张的约束机制，转变以“规模和速度”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走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发展道路。

　　一是要转变业务发展理念。要从过度追求业务增长逐步走向风险、收益、资本的有效平衡，从资本消耗型业务向资本节约型业务转型。一方面，要建立全
面风险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逐步将违约概率、预期损失、经济资本等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纳入日常经营管理之中，为业务经营和管理提供更有效的决策支持。另一方
面，要主动选择低风险权重、低资本消耗业务，同时充分运用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等手段，通过提高资产周转率、提高资金“流速”实现存量资产轻型化。

　　二是要强化资本约束机制。要将资本管理与风险计量紧密结合，将资本占用纳入绩效考核，切实发挥资本的约束作用。一方面，要由“干了再算”向“算
了再干”转变，将风险计量结果逐步运用于信贷政策、授信审批、风险定价等领域，将资本约束贯穿于整个管理流程，实现资本管理与信贷管理的有机结合。另一方
面，要以资本约束和风险调整后的利润回报作为经营管理的核心要求，将资本占用纳入对业务条线、分支机构的考核，选择好客户、好业务，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充分发挥“风险管理创造价值”的作用。

　　三是要创新资本补充方式。资本补充应注重“内外结合”，但在当前存贷利差收窄、利润增速降低的情况下，利用内源性资本积累并不乐观。因此，大型
银行要积极探索通过发行优先股、创新资本工具或开拓境外发行市场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本。要注意正确把握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发展方向，前瞻性地设计资本创
新工具，避免由于资本工具创新而引起的银行经营风险。

　　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督促大型银行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为经济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定律。因此，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是银行业的中心任务，是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在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的背景下，银行业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既是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银行业提高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

　　大型银行是我国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担负着首要责任。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超过60%，其中大型银行贷款又
几乎占到了间接融资的50%。因此，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本源，当好银行业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表率，大型银行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大型银行要牢
牢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紧跟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助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一是要合理把握信贷增量和结构。要严格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总量适度、科学投放的原则，将稀缺信贷资源真正投入到高效益的实体经济行业、
企业和客户中去。第一，在区域布局方面，要差别对待。继续积极支持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加大对“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
区域战略的信贷投放，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和产业梯次转移。第二，在行业投向方面，要有保有压。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城镇化等国家重点建
设项目，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特殊群体的金融扶持力度，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行业倾斜，压缩产能严重过剩、融资平台、房地产等行业贷款。第三，在国际竞争方面，要着眼大局。积极支持促进亚太经济金融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互联互通，“两走廊”、自贸区等对外开放措施实现全面对外开放。

　　二是要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前瞻的思维，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努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一，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根
据新形势下金融需求的特点，严格以客户为中心和市场为导向，做好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分析，量体裁衣，量身定做，始终面向实体经济，加快开发个性化的金融产
品，使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加契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进一步优化网点布局。加大机构网点整合和改造力度，合理配备机构网点资源，提高金融服务的覆
盖面和快捷度。第三，深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发展。调整国际化经营布局，强化境内外优势互补；完善综合经营架构，充分发挥和扩展集团服务功能，提升为客户
提供一站式、全球化、综合化服务的能力。

　　三是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要充分估计当前面临的潜在风险，积极应对新经济形
势下银行风险管理的挑战。第一，要坚守风险底线。严格落实审慎监管要求，进一步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和敏感性，进一步增强消化吸收风险的能力，坚决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勇担维护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的重任。第二，要提高风险防控成效。全面进行风险排查、测算分析、研究预判，对各重点领域的风险总
量、风险结构、风险动向，以及触发源、引爆点都要查清摸透，制定应对预案，对关键的风险点要坚决果断处置，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大风险事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冲
击与干扰。第三，要稳定金融市场秩序。遵循市场规律，增强做市定价能力，发挥金融市场主力军和货币政策重要传导载体的作用；增强流动性管理能力，发挥市场
稳定器作用，避免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

5. 三大国有银行基本面分析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步入了关键时期，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亦越来越深刻，整个金融界只能选择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把握未来。作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参与者之一，唐双宁先生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就国有银行的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实践总结。 
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阶段性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阶段式向前推进的。我曾在不同场合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历史阶段进行过分析。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84—1994年的专业化改革阶段 

198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198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成为国家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则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自此，中国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 

（二）1994—2003年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至此，四家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同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随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法人管理、绩效考核等。 

这一阶段，许多先进理念和方法开始引入，经营绩效和风险内控机制逐步建立，外部行政干预明显弱化。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处置不良资产等层面上进行，尚未触及到体制等深层次问题。 

（三）2004年开始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籍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此次改革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财务重组，即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消化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公司治理改革，即根据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公司治理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三是资本市场上市，即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资本市场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回顾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治标为主，兼顾治本，并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奠定基础；第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改革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所谓治本，就是借鉴国际股份制银行的通行做法，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模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模式能超越过它。因此，股份制改革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二、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决策的几个基本考虑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在国家经济资源配置和支付系统运转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兼顾，精心准备，周密部署。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第三阶段改革决策时，经过了反复论证、充分比较、多方权衡、慎重取舍，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基本考虑： 

一是先易后难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股份制改革论证阶段，开始曾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但决策难度非常大。后由横向推进改为纵向推进，一行一策，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行率先试点。这种先易后难的策略极大地加快了改革进程。 

二是组合操作的考虑。按最初改革方案，消化四家银行不良资产主要依靠财政资源，要么由财政拿钱直接冲销，要么由财政提供担保。由于“财源问题”，改革一直难以启动。后来，考虑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启动改革，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综合发挥外汇储备作用，提高外汇储备利用效率。实践证明，这种组合操作的策略能起到一石两鸟的效果。 

三是标本兼治的考虑。此次改革一开始就确立了标本兼治的改革思路，在财务重组的同时，专门下发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十个方面的内容，并确立了三大类七项考核指标，按季对两家试点银行实行严格考核，确保公司治理改革取得实效。 

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考虑。任何改革都不能离开本国具体实际。只有根据中国国情并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改革才能取得成功。这个基本考虑在改革开始，就成为整个改革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三、关于注资和再次剥离问题 

此次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过程中，注资、核销和再次剥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人对财务重组中的注资、核销与剥离的关系不甚了解；有人对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后，为何还要再次补充资本金提出异议；也有人担心再次剥离产生道德风险。对这三个问题，需要进行事实的说明和理论的解释。 

首先，注资、核销与剥离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根据改革方案，此次财务重组的基本思路是先将两家试点银行原有的所有者权益、准备金和2003年利润全部转为风险准备，专门用于核销资产损失，即2003年年终决算之前，尽量处置已经明确的损失类贷款、部分可疑类贷款和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确认的非信贷类损失，这叫核销；未核销部分在2004年上半年进一步处理，即将中建两行1498亿元和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按市场方式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由于1999年进行过一次这样的处理，当时称为“剥离”，这次尽管引进了一些市场机制，有别于上次的做法，但仍习惯地称为“剥离”；与此同时，通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各1862亿元），专门用于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叫注资。注资的性质是国家以外汇资产补充两家试点银行资本金的股权投资行为，相应增加了国家股权，目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注资、核销和剥离在本次财务重组中是相互关联的三个环节，各有特定的含义。 

其次，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真实情况。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当时从理论上计算四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应该达到8%，但事实上按当时标准仅达到4.6%，到2003年又下降到4.28%；如按新办法测算，采取审慎的作法，扣除全部贷款损失，则仅为-2.29%。主要原因有： 

一是测算数据与实际执行结果相差较大。当时测算资本金缺口时用的加权风险资产额是以四家银行1997年6月末的风险资产数为基础，按四家银行1994、1995、1996各年下半年的资产平均增长率推算的；呆账贷款及资本总额则以1997年6月末的数字代替。但从实际执行来看，1997年末四家银行风险资产及呆帐贷款均出现了上升，而资本总额则出现了下降。如按实际执行数据测算，1997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需补充资本金3365亿元；反之，如按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1997年末的资本充足率则为6.87%。 

二是1998年资本扣减项和加权风险资产大幅上升。1997年底，进一步规范了对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从1998年起报送以统一法人为单位的本外币、境内外及附属公司合并的会计报表，为此四家银行1998年末呆账增加323亿元，加权风险资产增加22116亿元，使资本充足率比1997年末又下降2.23个百分点。 

三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动态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其他政策原因，一方面资产规模不断扩大,风险资产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扣减项不断增加,加上向资产管理公司拨付资本金等因素,使后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采取新的审慎办法后，资本监管更接近于国际通行作法，更为真实，但也出现了更大程度的下降。 

最后,为什么需要再次剥离。1999-2000年四家银行已经剥离了13939亿元不良资产，这次改革为什么还要再次剥离？这是这次改革中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其成因非常复杂，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总的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除自身体制落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等原因外，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企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重组，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特定贷款；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未能实行审慎会计制度造成大量虚盈实亏等。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历史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它是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必须付出的成本。 

正因如此，国家于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剥离了四家银行部分不良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00年当年下降了9.2个百分点。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剥离的13939亿元资产本身就不完全是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包括了开发银行1000亿元，表内利息1000多亿元，为债转股剥离正常贷款1000多亿元，四家银行实际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以后,经贷款质量真实性检查，不良贷款又上升一块（大约4000亿元左右）;农发行划转业务又增加一块（农发行在剥离前后分三次划转，不良贷款约为1000多亿元）；四级分类改为五级分类，又调整一块（大约6000亿元左右）。到2003年底，四家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2000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比例高达20%，高于国际前100家大银行平均不良率15个百分点（这种增加总体上不是商业银行自身经营问题，是政策和会计制度调整及加强监管后贷款真实性的反映，亦即此20000万亿元非彼20000亿元），成为股份制改革的最大障碍。鉴于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在即，综合权衡，为扫清障碍，只能再次通过剥离这种特殊办法来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剥离与上次剥离在操作方法上做了一些改革，不是上次剥离的简单翻板。上次剥离是将资产以一比一的比价剥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而此次剥离是将不良资产以50%的比价通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公开竞标进行的，引进了一定的市场机制。 

四、关于体制改革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第三阶段的改革是一次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商业银行的体制包括体制基础、基础体制和其他体制三个层面。所谓体制基础，主要指有所权制度；所谓基础体制，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改革后“三会”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所谓其他体制，主要指业务流程、财务会计、信息科技、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体制基础、基础体制和其他体制共同构成商业银行体制框架，只有通过对三个方面的综合改革，才能实现银行的效率最优。 

根据上述观点，专为此项改革颁布的《改革指引》提出了试点银行十个方面的改革要求。 

在体制基础方面，《改革指引》要求两家试点银行按有关法律要求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平、公正地选择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目前，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制公司均已挂牌成立，中国银行经过批准以独家发起方式成立，建设银行除汇金公司和建银集团外，成功引进宝钢集团、长江电力和国家电网为首批候选发起人。两家试点银行股份公司在发起成立后，还将引入新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在基础体制方面，《改革指引》要求两家试点银行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目前，两家试点银行已基本完成了公司治理改革方案、股份公司章程（草案）、“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附属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文件的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织框架都已建立，新的组织框架开始试运行。 

除此之外，《改革指引》还要求两家试点银行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按照集约化经营原则，实行机构扁平化，整合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按照现代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审慎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管理与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加大培训力度等。目前，这些方面的改革均已启动，并取得进展：已开始着手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风险管理委员会、稽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大多已经建立；初步拟订了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正在全面推进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全面改造内部业务流程；均已取消干部行政级别，劳动人事体制改革从总行开始全面推进；正在修改财务管理办法，实施新的会计制度；正在完善信息科技发展规划；中介机构已经进场开展工作；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已经展开。 

去年，我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问题曾经提出“形似”和“神似”的观点。应当说，两家试点银行在体制改革上已初步实现了“形似”。但是，从“形似”到“神似”还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最近连续发生在试点银行的案件，更说明了神似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能否实现神似，能否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人们将拭目以待。 

五、关于改革试点的考核问题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事物都是通过一定量的变化来实现质的飞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否成功， 关键要有量的考核。这次改革参照国际大银行的先进经验，确立了国内外能普遍认同的改革考核指标，即两家试点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要在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审慎经营等主要方面，达到并保持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中等以上的水平。具体指标共三大类七项。 

首先要严格考核试点银行的经营绩效。 

一是总资产净回报率。总资产净回报率是国际上考察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综合性指标。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总资产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为1%左右。两家试点银行总资产净回报率2005年度应达到0.6%；2007年度应达到国际良好水准。 

二是股本净回报率。此次注资国家付出很大成本，为确保注资的效果和获得良好回报，要对两家试点银行的股本净回报率进行考核。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股本净回报率的平均水准在12～14%之间。两家试点银行2005年度应达到11%，2007年度应进一步提高到13%以上。 

三是成本收入比。有效控制成本，是增强盈利能力的关键。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成本收入比的平均水准在35～45%之间。从2005年度起，两家试点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45%之内。 

其次，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资产质量。资产质量低下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顽疾。通过此次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不良资产比率是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综合指标，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以五级分类方法测算的不良资产比率平均在2～3%之间。目前两家试点银行仅对信贷类资产实施了五级分类，拟在近期对非信贷类资产也实行五级分类。这样，可按五级分类对全部资产进行考核。今后两家试点银行应将不良资产比率持续控制在3～5%。 

最后，要严格考核两家试点银行的审慎经营水平。根据巴塞尔协议及国际银行业审慎经营的通行做法，两家试点银行重点要在以下指标达到国际标准： 

一是资本充足率。2004年，监管当局颁布了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严格执行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并将新资本协议中有关监督检查（第二支柱）和信息披露（第三支柱）的有关要求包括在内。从2004年起，两家试点银行要根据该办法进行资本金管理，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 

二是大额风险集中度。大额风险集中度反映了商业银行因授信过于集中而产生的经营风险，衡量指标主要是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两家试点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对同一借款人授信的集中风险，从2005年起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 

三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反映了商业银行对贷款损失的弥补能力和对贷款风险的防范能力。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近10年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的平均水准约为100%。到2005年底两家试点银行要分别达到60%和80%，到2007年底应继续有所增长。 

六、关于资本市场上市问题 

根据改革方案，两家试点银行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还需选择适当时机上市。上市是一把双刃剑，从正面看，可以改善银行的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但是，应当充分认识到，上市决不仅仅是为了筹资，其根本目的在于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市场化的主体。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其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将会完全暴露在资本市场和社会舆论的严格监督之下，处理得好，将大大推动银行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锻炼和提高银行的市场适应能力，有利于银行的长远发展；处理得不好，则将在严酷的竞争中被市场所淘汰。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上市，在资本市场的监督和检验下，对现有运行机制和股权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绩效的最大化。目前，尽管两家试点银行已初步建立了股份公司所要求的公司治理框架，但要想真正成为规范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当前重点应当是巩固财务重组和公司治理改革的成果，防止不良资产出现反弹，防止重大案件发生，将上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扎实。 

七、关于在改革中防范风险问题 

防范风险是银行业永恒的主题，也是一切银行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善经营管理，建立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公司治理改革和防范风险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只有有效防范风险，才能证明改革的成功，才好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防范风险。 

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银行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或交易对手不能按照合约履行义务带来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或外部事件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目前，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市场风险是银行新的风险点，操作风险是银行风险的重要根源。在整个改革中，要下大力量注重防范上述风险。 

在改革中注重防范风险，还要特别注重遏制案件的发生。目前一些案件的暴露和查处，一方面说明了改革和监管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为深化改革和加强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银行案件高发，情况十分复杂，总体说来，首先还是银行自身体制、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和监管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着力点；其次，不可否认，也有行业特点的因素，这也是即使发达国家银行业案件也高于其他行业的原因；再次，还有历史发展阶段的因素，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这也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年代案件相对较低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东方文化的因素，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所长”，也有自己的“所短”，这就是情面大于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法制比较完备的亚洲国家仍然存在银行案件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全面认识银行案件产生的自身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整体防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内因上下功夫，坚决遏制案件的发生，为改革创造条件。 

八、关于改革的监管问题 

正如有油门就要有刹车，有运动员就要有裁判员一样，银行改革也不可能完全通过自我完善来实现，加强监管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监管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由银行大股东（即财政部门、汇金公司）及银行内部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实施的自我监管，主要代表出资人进行监管，通过“三会”制度达到相互制衡，有效运行。二是银监会负责实施的行政监管，代表广大存款人利益进行监管，维护和促进银行业的稳定和发展。三是由中介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新闻媒体等实施的社会监管，代表一种社会公信力，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和谐的经济秩序。自我监管属于内部监管，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属于外部监管。自我监管、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管体系，可从不同侧面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上述理念，此次改革，两家试点银行应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目标管理，董事长（法人代表）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大股东通过对银行重大事项的表决和一定程度的建议和质询权实现自我监管；董事会内设的审计委员会通过制定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审计和内部稽核制度，保证银行股份制改革目标的实现；监事会通过独立的信息渠道以及同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直接沟通，对改革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监督和防范；独立董事代表银行小股东利益，监督和制约银行大股东，重点对银行重大风险特别是关联交易引起的风险进行监控。 

作为外部监管部门，银监会主要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等手段，从方案审查、实施监控、过程检查、风险提示等方面负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监管。根据《改革指引》，银监会将对两家试点银行上报的综合改革方案和各专项改革方案进行严格审核，并按有关程序进行批准；对改革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和调研，对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跟踪和评估；充分利用派驻监管组掌握银行改革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银行进行风险提示。银监会的主要监管工作体现在对两家试点银行的按季考核中，每季对两家试点银行的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并形成专项考核报告上报国务院。 

根据改革的进展情况，两家试点银行需要适时接受中介机构的审计，有关审计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或与监管机构沟通；两家试点银行及有关部门还应当加强改革的信息披露工作，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披露改革进度情况，就改革中的有关问题与新闻媒体等及时沟通，接受社会监督。 

九、关于工、农两行的综合改革问题 

在中、建两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也需要从解决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方面入手，深化内部改革，强化基础管理，加快创新发展，尽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启动改革进程。工、农两行的改革主要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工商银行是我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我国机构网点最多的国有商业银行，启动工、农两行改革对于全面推进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真正化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工、农两行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别无他路，全社会对此要有充分认识，两行要做好充分准备。 

二是充分估计改革的艰巨性。工、农两行无论在资产总量，还是不良资产规模方面，都比中、建两行大得多，其内部管理、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内外部关系也复杂得多。推进工、农两行改革要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同时也将遇到更大的阻力，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是充分考虑两行改革的特殊性。目前工行改革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中，工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商企业，工行的改革同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相连。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政策性破产对工行的改革将产生不确定性，工行要充分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财务重组工作一定要做实，财务重组后的各项指标不能放宽标准。农行主要面向三农，三农问题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农行改革的最大特殊性。因此，农行的改革应当在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考虑，在这个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可比方案，抓紧进行论证。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改革的参与者以及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借此机会谈几点看法，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

参考资料：http://business.sohu.com/20051128/n240817595.shtml

6. 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如何？近年来进行了一些什么改革？

2005年 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占55% 

2005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稳步发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由169320．5亿元增至191532．2亿元，增长13．1%，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53．3%。各项负债由162146．2亿元增至 183695．2亿元，增长13．3%，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53．3%。 

截至2005年12月31日,建设银行的总资产达45857.42亿元 
中国银行是中国的第三大银行,2005年末总资产为47400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2005总资产达6.4万亿元人民币 
截至2005年末,中国农业银行资产总额达47710.19亿元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业务覆盖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客户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中国银行主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零售和金融机构等业务。零售业务主要针对个人客户的金融需求，提供基于银行卡之上的全套服务。而金融机构业务则是为全球其他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诸如国际汇兑、资金清算、同业拆借和托管等全面服务。目前在外汇存贷款、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易融资等领域仍居领先地位。根据2003年英国《银行家》按核心资本排名，中国银行列全球第十五位，居中国银行业首位，是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银行。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在基本建设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房地产金融、工程造价咨询、项目融资、贸易融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传统业务领域中拥有优势，同时开拓新的营销渠道，先后开办了代理性、担保性、咨询类和基金托管等中间业务，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开发银行卡和网上银行等新产品。产品种类已从以往存款、贷款和结算发展到目前银行卡类产品、电子银行类产品、代理业务类产品、资金类产品等十几大类，数百个品种。建设银行的产品与服务不断跨越传统业务和服务领域，借助科技与网络优势向更新的领域拓展。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拥有中国最大的客户群, 约1亿个人客户和810万法人账户。2003年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4075亿元，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份额居国内第一；牡丹卡发卡量9595万张，消费额973亿元，2003年累计实现票据交易16771亿元；人民币结算市场份额达45%，在证券、期货市场上的清算份额保持在50%以上；中国工商银行还是国内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托管基金共28只，托管总资产581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拥有中国最先进的科技水平。在数据大集中工程的基础上，2003年工商银行成功投产了全功能银行（NOVA）系统，加上为个性化服务提供技术基础的数据仓库，共同构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金融信息技术平台，为业务和管理的进步提供了强健的动力。 
中国工商银行经营范围包括：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和消费信贷，居民储蓄，各类结算，发行和代理发行有价证券，代理其他银行委托的各种业务，办理外汇存款、贷款、汇款，进出口贸易和非贸易结算，外币及外币票据兑换，外汇担保和见证，境外外汇借款，外币票据贴现，发行和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代办即期和远期外汇买卖，征信调查和咨询服务，办理买方信贷，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转贷，以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中国农业银行 

目前中国农业银行网点遍布中国城乡，成为国内网点最多、业务辐射范围最广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已由最初的农村信贷、结算业务，发展成为品种齐全，本外币结合，能够办理国际、国内通行的各类金融业务。目前主要包括：（1）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等。（2）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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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阶段式向前推进的。我曾在不同场合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历史阶段进行过分析。二十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84—1994年的专业化改革阶段 

198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198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成为国家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则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自此，中国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 

（二）1994—2003年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至此，四家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同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随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法人管理、绩效考核等。 

这一阶段，许多先进理念和方法开始引入，经营绩效和风险内控机制逐步建立，外部行政干预明显弱化。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处置不良资产等层面上进行，尚未触及到体制等深层次问题。 

（三）2004年开始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希望籍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此次改革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财务重组，即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消化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财务重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公司治理改革，即根据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公司治理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三是资本市场上市，即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资本市场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

7. 中国工商银行股票的分析报告

一、由于工商银行规模庞大，公司拥有的优势也反映它劣势的一面。它拥有广泛的物理网点，在开展各项业务具有便利，但其地域分布的低效也降低了公司的效率；它拥有零售存款的最大市场占有率，但零售存款并没有为其提供低成本资金，零售存款成本高于同业；它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贷款市场占有率最高，但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贷款集中度却较低；它的中间业务收入占行业的比重最高，增长水平在大行中较为突出，但其收入结构并非最优；它的规模最大，网点繁多，管理半径大于同业，但得益于规模经济它的成本收入比却为同业最低。
二、与同业相比，公司在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业务的地域分布等方面表现平平；公司在中间业务以及低成本运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我们认为公司未来三年公司的业绩增长维持在17%的增长速度。中间业务的发展，改善营业网点低效降低运营成本将是公司业绩增长超出我们预期的内在驱动力；税制改革将是公司业绩增长超出我们预期的外在驱动力。
三、按照 ROE/COE 模型，我们给出公司的目标价格为3.61 元，相当于公司06 年2.36xpb，07 年的2.1xpb，基于公司13％的长期ROE 以及4%的永续增长率的假设。 
四、09年净息差今后将继续扩大。公司披露的三季度净息差环比提高9 个基点，1－3 季度净息差分别为2.34％、2.16%与2.25％；三季度的贷款收益率与存款付息率环比均下降15 个基点，但是三季度债券投资收益率（2.97％）仅下降10 个基点。未来净息差会进一步扩大，主要的理由是：存款的活期化，三季度末活期存款占比约51.6％，环比提高约3 个百分点。四季度存款继续有重定价，贷款重定价快于存款；今后银行的议价能力将提高；市场利率逐步走强，提高债券收益率。公司持有的债券在明年重定价的比例在14％左右，同时市场利率也在回升，因此明年债券的重定价压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