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策略，巧避嫌？

1. 什么是多策略，巧避嫌？

    过分自满、锋芒太露又不知适可而止的人，势难得长久；富贵而骄奢的人，则必定自取灭亡。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而言。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延的猜忌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面对如此浩荡的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但他还是十分地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清廷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咸丰四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迟疑，正是顾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权力也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些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若从此能不再在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段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固常求泰，富求干乘车，贵求万钉带，木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曰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瘠。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臭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侯命堪终古，臂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瓤，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
不知道满足、追名逐利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还要占有其它，即使永久的拥有了又想拥有其它，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都想期求，各种祸害便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还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对世界少一份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功成身退”的想法应该训戒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选。“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他认为过分自满，不知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曾国藩一直在过问军事。虽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正当他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它。
    曾国藩自从迎战太平军开始就冲在最前面，尽管屡受磨难，但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这使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其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了相应的处理办法，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攻破天京后，曾国藩被皇帝封为～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却容易因此被朝廷误解，发生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曾国藩自动解除兵柄，又要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就等于给清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奉旨剿捻，逢到军事失利时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只是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  “多策略，巧避嫌”的一个典型事件。
    由此可见，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论是投资还是创业，风险都不可避免，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