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利语佛典的各种文字的巴利三藏典籍

1. 巴利语佛典的各种文字的巴利三藏典籍

上座部佛教各种文字的巴利三藏原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贝叶和仿贝叶的漆写本或墨写本，另一类是排印本。 ⒈贝叶写本──锡兰的僧伽罗文，柬埔寨文、缅文、泰文和孟文字母等都有贝叶写本的巴利文原典，其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恐怕要算泰国皇家图书馆所藏的拉玛一世（1782～1809）和拉玛三世（1824～1851）所修订的皇室本贝叶三藏了。拉玛一世时修编的泰文字母三藏典籍，开始于1788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完成，前后共历时五月，参加这一工作的共有二百三十名硕学长老和三十名皇家学者，全部三藏共有贝叶三千五百六十八筴，包括律藏四十卷，经藏一百五十七卷，论藏五十六卷和巴利语词遍三十五卷。这次编定的全藏还抄出了两套副本作为僧侣考试和各寺院抄录之用。后来在拉玛三世执政时，又由当时的皇族高僧瓦吉罗纳那亲王（即拉玛四世）先后两次由锡兰借来了巴利圣典七十卷作参考，修订了拉玛一世本后，又抄录出七部保存，其中的一部，据说装帧得非常精致。⒉贝叶刻本──用针形笔把文字刺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这种刺写本除了僧伽罗文外，还有中国傣族地区的西双版纳傣文，老挝和泰国北部的傣允及缅甸掸邦的景东一带的贝叶佛具，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⒊仿贝叶的漆写本或墨写本──缅甸的古巴利体字母佛典，大多是用墨漆写在较贝叶略为宽大的纸质或铜质的红漆描金的薄片上。中国德宏傣族地区因为不产贝叶，佛教徒所供诵的佛典都是构皮棉纸装订的墨写本，西双版纳、临沧和孟连等地，还有一些折叠式的裱本；这些大小形式不同的写本基本上和汉族地区的这一类型差不多。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系佛典，从总目上看来，是包括了全部三藏的音译及意译各经在内的，而且还有着不少的其他藏外典籍。 现在已经编印出版的上座部三藏，共有以下的几种︰（一）巴利原典⒈僧伽罗字母本，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在锡兰出版的佛典有长部、中部、相应部及增支部各经。佛涅盘二千五百年纪念时，锡兰决定把全部巴利三藏译为僧伽罗语并与巴利三藏同时出版，现正在印刷中。⒉泰文字母的排印本。属于全藏的有两种︰一为拉玛五世时1893年的曼谷版全藏，系根据拉玛三世时写本修订后付印的，共三十九卷，印刷了一千部，尚缺《小部经》中的〈本生〉、〈譬喻〉、〈天宫事〉、〈饿鬼事〉、〈长老偈〉、〈长老尼偈〉、〈诸佛谱系〉和〈所行藏〉各经。后来拉玛七世于1928年又印行了四十五卷的全藏一千五百部，并补排了拉玛五世曼谷版所缺的各经。此外，泰国还有把全部二万四千页的贝叶三藏缩编为一百零八筴，印刷在一千六百二十张贝叶上的简本全藏及专为雨安居时念诵而编印的各经，共九十筴，以便在三个月的雨安居中每天诵完一筴。⒊缅甸字母本。曾先后出版过包括律藏、经藏中的《长部》各经和论藏的二十卷、二十一卷、三十八卷和三十九卷等四种版本。从1956年至1960年间又校勘了全部三藏，其后又印出了巴利和缅甸语译文的两种版本的全藏，五十一卷本的注疏和十一卷本的解疏。⒋印度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本。虽然，这部藏经远在六十年前即已计划编印，但最近几年来才开始出书，现已印出包括经律部分的二十卷，还在陆续地编印中。⒌英国巴利圣典协会版的拉丁字母本全部三藏六十五卷和注疏。（二）译文除了缅甸语译本已在上面提到外，还有以下的几种文字︰⒈日本出版的《南传大藏经》共六十五卷，系根据巴利圣典协会本译出，未包括全部注疏在内，藏外部分只有︰《弥兰王问经》、《岛史》、《小史》、《清净道论》、《一切善见律注序》、《摄阿毗达磨义论》及《阿育王石刻》等。⒉中国的《普慧大藏经》中有从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的部份，计有︰⑴《本生经》只有译出〈因缘总序〉和一至一五0个本生故事两卷。⑵《长部》经典一至三十四各经共两卷。⑶《中部》经典的根本五十经一卷。⑷《发趣论》一卷。⒊英译本。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先后出版的英译上座部佛典，几乎概括了全部三藏，收编在《东方圣书》和《佛教圣书》之内，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选译本或节译本等。如《律藏》大小品即有三种不同的译文。⒋其它的欧洲文字，如德国、法国等的三藏零散译文大约共在二十种左右。⒌柬埔寨王国于佛历2472年（西元1928）起即组成三藏委员会，从事南传佛典的柬语翻译工作，经过僧俗学者十一年来的不懈努力，已在佛历2482年（1938）完成了这项艰钜的工作，共译为一一0卷，现已出版六十七卷。⒍中国的两种傣文佛典译文。都是贝叶或纸写本，基本上包括了全部三藏各经在内。⒎寮文字母的南传三藏，不论是巴利原典或译文可能还没出版过。◎附二︰Charles Eliot着·李荣熙译《巴利系佛教史纲》第六章（摘录）巴利文经典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缺乏同情心的读者最感厌倦的特点，就是单字、语句和整段文节的重复。这一部分是文法或至少是文体所产生的结果。巴利文造句法的简单性以及很少使用从属子句，导致了相同的片语有规则地并排平列，好像地板上的木板条一样。用几个主词，例如五蕴，来叙述某一件事时，很少发现有一个单独句子包含一个复合的说明。一般说来，首先叙述第一蕴的事，然后再照样重述其它各蕴。但是这种文句冗长的特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长时期中三藏经典只以口授相传。三藏经典以口授的形式传入锡兰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于西元前二十年伐多伽摩尼王在位时，才第一次在锡兰写成文字。这一情况使我们无须怀疑经文的真实性。因为全部印度古代文学，不论是散文或者诗歌，都是以口授流传下来的。甚至在今日，如果全部文稿和书籍都遗失了，大部分古代文学都能够复原。佛教徒没有像婆罗门那样制订详细规则来保存和记忆他们的圣典，而且在佛教初期他们具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佛教教义不是需要背诵的符咒，而是应该理解和付诸实践的原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背诵佛陀的言教，而且也许获得成功，把这些言教变成最广泛使用的方言。背诵整部吠陀经典以及附属论文，即有关仪式、韵律、文法和世系的附属论文，这是当时常见的事（在印度现在仍能见到这一现象）。有这样的记忆力，那是不难记住一系列说教中的要点的。佛陀逐日说法，大约有四十五年。他虽然有时谈论特殊事情，但他无疑有一套讲词，经常重覆讲用。由于他不断地迁移地方，向新听众说法，所以不致有人反对这样的重覆。在他的弟子中间有受过训练的婆罗门信徒，在他逝世时必然有许多人，也许有几百人，已经背熟了他的主要言论的概要。但是一段说教不如一首诗或以某种记忆法编写的材料那样容易记忆。一个明显的帮助记忆的方法，就是把说教分为若干标题，冠以数目，每一标题附带某种显著的短语，如果这些短语能够重覆，那就更好。因为一个预定的公式在许多适当的地方出现，就能保证正确无误。巴利文经典令人生厌的机械性的重覆叙述，也可能一部分是由于僧伽罗人不愿遗失外国传教师传授给他们的圣语，因为达到这种程度的重覆并不是印度文体的特点。这种情形在梵文佛经中不是像巴利文佛经那样显著，但是在耆那教文献中却非常明显。适当的使用复述文体是《奥义书》的特色，我们在《奥义书》中发现有反覆叙述的公式，还有按照一个方式构成的连续片语，只有少数几个字不同。但是我仍然觉得重覆叙述不仅是说教记录的特点，而且也是说教本身的特点。我们持有的版本，无疑地是把一段自由说教压缩成为编有号码的段落和重覆叙述的产品。佛陀所说的话一定比这些生硬的表格更为活泼柔软得多。（中略）三藏经典的可靠性必须用印度口授相传的标准来予以判断。它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历史感，这一点我们一再注意到了。印度史传家忽视重要事件，他们记载的事情都是模糊不清，事情的规模和连贯性以及年代都不可查考。他们常常在很小的事实基础上，或者根本没有基础，就建立起一个故事的结构。但是故事一般是很明显的，所以过去历史学家的困难不是在于被这些故事引入歧途，而是在于忽视故事中可能包含的真实因素。因为印度人具有良好的语言记忆力，所以他们的世系、帝王世系和地名一般说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特别喜欢记忆人名表。他们在叙述学理方面也有真正兴趣。如果佛陀被人曲解了，那倒不是因为缺乏传达深奥思想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因为对神学感兴趣的人往往根据自己所爱好的见解来解释教主的教义。三藏经典说明了印度传统的长处和弱点。历史感的微弱性可以从《小品》关于提婆达多的行为的记述中看出来。《小品》的编者似乎不能对他所认为的重大事件作出清晰的记载。就是这部著作讨论寺院规则时，则很丰富而明确，而且其中记载的言论具有真实可靠的风格。在佛教经典中，印度人记忆力的优点发挥了作用。历史的连贯性是没有问题的。在经典中我们只有一段导言，说明某些人物和地点的名称，然后就是一段说教。我们从律藏中知道，僧人们应当牢记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正是他们能够背诵的东西。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在波罗奈所说的教法，以及《长阿含》第一篇中的重覆章节，是佛陀逝世以后不久公认为他的言论的巴利文版本。方言的变化没有重大意义。阿育王的巴布鲁敕文中记载说︰‘善法因此将久住于世。’据信这句话是引用语，而且很明确地十分接近《增一阿含》中的一段话。阿育王的原话是︰Saddhamma cilat hitikehasti，而巴利文则是︰Saddhammo ciratthi-tiko hoti。佛陀的语言和我们持有的典籍之间的差异，大致与此类似。在巴利文、梵文和同类的印度语言中，概念集中表现在单字上，而不是漫衍在全句中。这一事实就减低了语言变化的重要性，增加了表达概念的便利。因此波罗奈说教中的主要字眼，即使作为一个没有文法联系的字汇表，也是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要旨。我可以同样地设想，《长阿含》的早期经典中所记载的关于宗教生活的进程的那些重覆段节，都是佛陀本人言论的回声。因为这些段节不仅具有古风而且还有雄辩与高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