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文科生可以选择的有关传统文化(类似于考古学、敦煌学等)的专业?

2024-05-05 13:20

1. 请问有哪些文科生可以选择的有关传统文化(类似于考古学、敦煌学等)的专业?

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还有,敦煌学没有本科专业。

请问有哪些文科生可以选择的有关传统文化(类似于考古学、敦煌学等)的专业?

2. 甘肃传统文化元素有哪些 就是例如敦煌飞天一类的

甘肃当然是敦煌石窟

你说的飞天只是石窟壁画中的比较有名的元素而已,有很多“倒弹琵琶”雕塑
勋(乐器) ,那边的乐器跟汉族的有些类似,但是操作又差别甚远。
月牙泉
因为甘肃属于古时指的西域,所以那里也有很多传说故事。也是丝绸之路上。
留下很多唐朝的建筑。跟当地的建筑有很大区别。
西域建筑多为土呸结构,而唐朝的建筑就是木质结构。
还有那里的楼兰文化。至今仍能看到楼兰遗址。虽然面目全非,但是房屋结构却很完善。

3. 郭沫若被誉为什么大师

[大家故事]郭沫若建国后的成就

郭沫若被誉为什么大师

4. 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有哪些

有一种美,飘逸在浮云上,深埋在古垒下,它就是祖国文明之美,那么中国文化遗产有哪些呢?

5. 求《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2、中国社会的变化
   政治上:主权开始丧失,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经济上:开始卷入资本主义市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思想上:新思想萌发,“西学东渐”局面开始形成
革命任务:肩负反封建反侵略双重任务,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3、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爱国官兵:进行英勇的抗侵略斗争,如陈连升、关天培等
   人民群众:进行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如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典型:太平天国运动
      原因:矛盾激化[腐朽统治、外国侵略、自然灾害、宗教影响]
      过程:前期—1851金田起义;1853定都天京、《天朝田亩制度》;
                  全盛时期:北伐、西征、东征
            后期—天京变乱[原因、过程、影响];新的领导核心形成与
《资政新篇》[内容、评价];防御战与天京陷落
4、清政府的政策: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外:闭关-禁烟-抗击-求和-勾结
[基本历史认识]
1、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的社会变革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夏初,是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大变革,第二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第三次是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和前两次相比,历史地位一样,但有许多自身独有的特点。
    ①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前两次都处于中国独立发展的时代,变革是在和中国以外的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已有三百多年遭受西方殖民主义骚扰的历史,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  
②前两次变革,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而此次大变革,虽然也有社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却没有让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势力顺利成长。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刺激作用,同时又千方百计扼杀它,使它无法独立发展。封建统治势力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无法自立,逐步和侵略者相勾结。
③前两次变革,由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生产力有明显进步,经济趋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面此次变革中,虽有西方先进科技被介绍过来,但它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压榨中国人民的工具,大量劳动人才破产流亡,中国民族遭到了空前的民族浩劫。
④前两次变革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的大变革,除内部矛盾斗争是其基础外,主要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外力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2、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继续”的依据:
    ①最主要的是侵华目的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其一,19世纪5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列强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迫切。其二,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与其所想像的商品供不应求,财源滚滚的局面相关甚远。之所以如此,列强认为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太少。其三,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华权益,英法先是提出“修约”,被拒后,又想通过战争来实现。②侵华方式相近,先寻找借口,后不宣而战。③影响一致性。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扩大”的依据:
①侵华力量扩大,由一国到英法联合参战。②时间长:2年—4年;③侵略区域扩大:长江以南沿海地区---整个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数目增多;⑤中国丧失了更多主权,侵略势力由沿海开始向内地延伸。
 
3、香港的被割与回归
    香港英文名中HongKkng,因香江而得名,由香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
组成,面积1092平方千米。隔深圳河与大陆相望,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和
国际自由港。
    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个半世纪,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缩影。香港被英国割占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香港岛的被割占: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正式被英国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的被割占: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英国在香港地区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强租新界:英国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迫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和附近岛屿,即现在的“新界”。至此,英国完成了对中国香港地区的占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承诺一定要收回香港,邓小平同志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收回香港。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在北京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凌晨,中英双方在香港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香港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董建华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香港人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
 
    自1841—1997年,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历了155个寒暑。期间,香港总共出现过28位总督:
1、璞鼎查:1843—1844                2、戴维斯:1844—1848
3、文  咸:1848—1854                4、宝  宁:1854—1829
5、罗便臣:1859—1865                6、麦当奴:1866—1872
7、坚尼地:1872—1877                8、轩尼斯:1877—1882
9、宝  云:1883—1885               10、德  辅:1887—1891
11、罗便臣:1891—1898              12、卜  力:1898—1903
13、弥  敦:1904—1907              14、庐  加:1907—1912
15、梅含理:1912—1918              16、司徒拔:1919—1925
17、金文泰:1925—1930              18、贝  璐:1930—1935
19、郝德杰:1935—1937              20、罗富国:1937—1941
21、杨慕琦:1941—1947              22、葛量洪:1947—1957
23、柏立基:1958—1964              24、戴麟趾:1964—1971
25、麦理浩:1971—1982              26、尤  德:1982—1986
27、卫奕信:1987—1992              28、彭定康:1992—1997
 
4、圆明园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组成,总称圆明三园。占地5200亩,周长近10公里,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千米。从康熙到咸丰的六代帝王,历时150多年,把它营建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大型皇家宫苑。乾隆时,清朝国力强盛,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在圆明园东面,拓建长春园;东南拓建万春园。乾隆六下江南,每见美景名胜便命人在圆明园中仿造。长春园最北边有一组西式宫殿建筑---西洋楼,是乾隆时期根据西方传教士郎世宁的设计,由中国匠师精心建造的。圆明园内珍藏许多中外古今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艺术珍奇,金珠宝石,铜瓷古玩。西方誉之为“万园之园”
 [概念阐释]
1、闭关政策
    ⑴起止时间:始于明朝中后期,《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使之开始走向失败,《天津条约》准许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标志着它的彻底失败。
    ⑵含义: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具体讲,从对象看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来华外国人进行种种限制,二是对国内人民出洋及外国人交往严格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严时松,但其总趋势是走向破产;从内容看,涉及面很广,包括政治、外交、文化、贸易等,其重心是贸易。
⑶原因:①经济基础:自然经济。②具有防范外人与国内人民联合反对其封建统治的意图。③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意识,使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愚昧无知,视闭关为对付外国侵扰的有力武器。④与殖民者侵略的加剧有直接关系。
⑷评价:①起初为抵御外来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②从长远看,其危害严重,使中西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进而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二是使中国失去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和科技的机会;三是使中国军事技术落后于西方。
 
2、租界和租借地
⑴含义:租界指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殖民地国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租借地指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他国强行取得的供其在一定时期使用和管理的地区,在租借期内主权仍属于出租国。  
⑵ 比较:相同点:①分配地区——通商口岸;②作用——列强侵华基地;③实质——侵略的产物。  不同点:①时间——租界旱;②面积——租界小;③限制——租界无时间限制;④主权——“租借地”主权仍属于出租国。
 
3、片面最惠国待遇
⑴含义:最惠国待遇是一国在通商、航海、税收或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另一国享受现时或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同样的一切优惠、特权或豁免等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取得必须有条约和根据。最惠国待遇一般是相互的,缔约双方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往往只是片面规定该缔约国享受最惠国待遇,而中国并无对等权利,因而是片面的。
⑵英国取得此特权是通过《虎门条约》,其内容是“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
 
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⑴基本含义:“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二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严格地说,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的特征,到60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的社会特征。但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结束于新中国成立。这也是我国近代社会最基本的“国情”所在。
⑵过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开始—形成—深化—结束”几个阶段。
⑶理解:对此概念,既不能理解为一半是殖民地的,一半是封建的;也不能理解为政治上是殖民地的,经济上是封建的;更不能理解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社会,正确理解应为不完全的封建社会和不完全的殖民地社会。
 
5、《天朝田亩制度》
⑴背景: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进军,制定改造封建社会的纲领已成为需要。
⑵目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理想天国。
⑶内容:①核心内容:以土地制度为中心,建立理想天国
②具体理解,可以从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看。
a、生产关系上主张平分土地;b、分配制度上主张绝对平均的圣库制度;c、社会关系方面主张人人平等
⑷原则:土地分配原则:“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产品分配原则:“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⑸方法:见教材
⑹产生的根源:①社会根源:鸦片战争后,人民身受双重压迫、剥削
②历史根源:历代农民起义口号、要求
③阶级根源:农民阶级
⑺评价:①性质:是农民阶级的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纲领,也是太平天国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
②革命性:a、它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农民反封建斗争思想,表达了农民阶级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是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b、为当时的反封建斗争指出了方向。
③局限性:表现在空想性和封建落后性两方面。
④认识:由上可知,太平天国军事上的胜利是缺乏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牢固基础,因而,不可能彻底有效地改造封建社会,也无法阻止政权的封建化。
 
6、《资政新篇》
⑴背景:天京事变后,新的领导核心形成。
⑵目的:为了振兴太平天国。
⑶方法:学习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
⑷内容;见教材。
⑸评价:①这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
②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③太平天国的最高决策人希望此举能够扭转时局。
④由于缺乏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社会条件,加之战争从未间断,因此《资政新篇》不可能真正实行。
⑹未能实施的原因:
①根本原因:缺乏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社会基础。
②客观原因:战争环境。
 
7、《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
背    景 强盛时期 衰落时期
经济主张 公有共享和绝对平均主义
[消灭私有制] 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私有制]
群众基础 广泛 不是农民意识的产物
作    用 直接推动运动的发展 未能付诸实施
反映同一时代的不同特点 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
 
8、“落后就要挨打”
    ⑴“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落后应该挨打,前者只是客观描述,后者已
带有主观的合理与否的判断。 ⑵“落后就要挨打”不是永恒的真理,它只是
适用于高科技的现代,却不适用于古代。  ⑶“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落后
一定挨打。  ⑷“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先进就不会挨打。[例略]

求《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论文

6. 中山大学文科有什么好的专业?

中山大学的文科主要集中在人文学院,有中文、历史、哲学、人类学四个系。其简介如下:
中国语言文学系是中山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系之一。1924年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创办之初,便设有中国文学系。1926年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1928年1月,文史科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1935年春,文史研究所(原语言历史研究所)改组为文科研究所,设中国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同年9月招收研究生。1939年,中文系又称中国文学系。抗日战争时期,中文系师生迁至云南瀓江和广东坪石、梅县等地,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办学。1946年,语言学系成立。1953年院系调整,中文系又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设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与语言历史研究所、文科研究所、语言学系,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1954年,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该系部分教师转入中文系。1958年,中文系增设新闻专业,次年,该专业并入暨南大学。1981年,中文系设立汉语培训中心,1992年,该中心并入外国语学院。多年来,中文系本科只设汉语言文学一个专业。 
  中文系人才荟萃,曾有许多著名学者在此任教。先后在本系任教的著名教授,早年有鲁迅、郭沫若、傅斯年、郁达夫、成仿吾、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起、冼玉清、黄海章、楼栖等。这些著名学者为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思想素质高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专门人才。要求学生具有富于进取的创新精神,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专业基础、突出的写作能力,较高的外语水平以及一定的电脑应用能力。学生毕业后能从事高等院校或研究部门的教学、研究工作,新闻出版单位的记者编辑工作,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高级秘书等工作。
  1994年12月,我系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2002年3月,经教育部专家组评估验收和高教司批准,本基地被评为优秀基地。2004年6月,经广东省教育厅专家组评估和教育厅批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专业。2004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我系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本科教学。如加强对基础课教学的投入,改革基础课课程体系;认真编写教材,更新教学内容;切实建设好一批省、校级重点课程。坚持固本培元,加强学生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同时,开设多种类型的选修课,拓宽专业口径,培养学生扎实的学术基础与开阔的学术视野。我系一贯坚持倡三风(自觉地学习、刻苦地学习、创造性地学习)、抓三文(作文、古文、英文),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系长期在本科教学中实施“强化写作训练”和“全程导师制”计划,要求一年级学生写作百篇作文,二年级学生写作8篇读书报告,三年级学生写作学年论文和参加教学实习,四年级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学生在学期间,其写作和学习活动,均有导师进行全面指导。这个计划已实施多年,颇有成效。我系的教学成果《强化写作训练,着眼提高素质》获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获,《抓好教学实习,培养综合才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全程导师制》分别获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目前,我系在校本科生达500多人。近年来,研究生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水准逐年提高。目前在校研究生已近400人,其中博士生160余人。
  我系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在编教职工67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20人,博士生导师18人。我系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目前,我系为博士、硕士授权一级学科(现有8个博士点、7个硕士点招生),拥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以及两个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1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1个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均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学术传统深厚,学术梯队整齐,是海内外公认的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及文体学的重要基地。中国戏曲史是本学科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由王起、董每戡在20世纪50年代奠基,迄今已成为全国戏曲研究的中心。近年来,以该学科为主体完成的《全元戏曲》(十二卷),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2001年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该学科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古代戏曲、小说及诗文的专著,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古代诗文与诗文理论亦是本学科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在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良好声誉。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设有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古文字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包括甲骨文、战国秦汉文字及相关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问题;二是出土文献与汉语史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包括古汉语词汇、语法、音韵、训诂等方面;三是现代汉语研究方向。该学科在研究成果、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该学科出版的《金文编》、《长沙楚帛书文字编》、《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等著作,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民间文学三个研究方向,该学科致力于打通现当代文学的时限、海内外文学的地限,文学和文化的界限,具有创新意义。该学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903——前夜的涌动》等著作,获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文艺学学科包括文艺理论与批评、美学、文艺美学等研究方向,已经取得一批富有特色的成果。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该学科在方言学、汉语语法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比较研究,尤其关注妇女、性别与文化再现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元明清文献和岭南文献。该学科在元明清戏曲、小说、诗文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色。民俗学学科是与人类学系共同建设的博士点学科。该学科继承了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又进行了创新,在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该学科整理出版的《中山大学典藏民俗学丛书》,让海内外学界得以重新全面审视中国民俗学最早生成时的勃勃生机。
  近年来,我系大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已与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和香港多所高校建立了学术交流制度,并与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展定期的学术交流。
  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于1924年,是中山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建系初期,傅斯年、顾颉刚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在本系任教。1952年,与岭南大学历史系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开拓者们奠定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优良学术传统。

    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是广东省名牌专业。本系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分别开设了历史学科各门基础课程;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山大学历史系设立了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孙中山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艺术史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室、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国际关系史研究室、亚洲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中国近现代史、宗教文化史、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学科有着较强的优势,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系具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是国家设立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世界史、历史人类学等专业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本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史广东省重点学科。作为国家建设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历史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建设,本系有着比较完善的教学科研条件,拥有藏书15万册的图书资料室、电子阅览室房、多功能讲学厅、多媒体教室和多间小型学术会议室等,配备有100多台计算机,建设了将教师、研究生和有关办公室所用电脑连为一体的局域网,拥有专门的因特网服务器,通过校园网与国际互联网连接。目前正在建立数字化的历史研究文献资料中心。
    本系与海内外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每年有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应邀前来讲学或从事研究,本系也有多位教师被邀请到海外访问和交流,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大学的学者曾先后与本系教师开展各种课题的合作研究。目前受聘为本系客座教授,并为本系学生和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科大卫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朱鸿林教授等。

中山大学哲学系概况
中山大学哲学系,建立于1924年,为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学系之一。著名学者冯友兰、李达、吴康、朱谦之、周辅成、罗克汀、马采等都曾为她的成长浇灌了血汗。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撤消建制。196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杨荣国、刘嵘、李锦全、胡景钊、林铭钧、章海山、黎红雷先后担任系主任。 复系40多年以来,中山大学哲学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我系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可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学科点的博士与硕士,拥有 “国家重点学科”2个,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个。 我系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得风气之先,近年来在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我系明确提出"培养人类哲学精神的承担者与体现者"的目标;在本科层次,形成了以"基础哲学"、"专题哲学"、"领域哲学""应用哲学"为框架的新的课程体系;在研究生层次,实行“硕博连读”制度,强调学术传承与独立思考相结合,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我系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训练,专门聘请海外学者,为本科生开设全英文专业课,为研究生分别开设巴利文、梵文、希腊文、希伯莱文课程,为学术研究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 我系充分发挥国家哲学基地的辐射作用。在校外,积极关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哲学问题,努力成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辐射源、各行业领导人才的培养点、决策管理的思想库;在校内,通过"读书-征文-选修-副修-双学位"等途径,对全校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哲学素质培养。10年来,我系坚持平均每周举行一次以上的哲学学术讲座,在校园内营造出十分浓厚的哲学氛围。 数十年来,我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活跃于国内外学术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一批又一批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的领导人才,被誉为“思想家、政治家、宣传家、企业家的摇篮”。目前,全系师生秉承中山先生手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以及本系“尊德问学”的系风,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正在为把中山大学哲学系办成国内外著名的一流大学哲学系而奋斗!

 1979年,梁钊韬开始筹建人类学系工作,他设置了专业方案、教学计划和组织教师队伍以及建系的论证报告。经过多方奔走,1981年春,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本科设置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设置文化人类学专业。系主任为梁钊韬,容观夐和李松生任系副主任。1981年秋季正式招生,两专业各16人。1981年,梁钊韬被国家授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自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国内人类学唯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办学单位。1985年增设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梁钊韬之后,冯家骏、黄淑娉继及苏建灵先后担任系主任,其后陈运飘担任代系主任。1987年教育部批准在原文物馆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学博物馆",1998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英德建立"人类学系教学实习基地"。
    2000年,周大鸣教授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系主任。这一阶段,人类学系对内加强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加强与系友和相关单位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本系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我系在对外交往中积极争取社会的支持,在三个层次上开展了相关工作。首先是加强与省内地方部门的联系,例如与广东省民族学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药学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山大学法医学系、深圳市博物馆和中山市博物馆等单位的定期联系。其次是与国内的诸多科研机构的联系,例如加强与国家民委和国家文物局的联系,保持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学术对话。通过这些联系,提升了我系在国内学术界的发言权和学术影响力。再次是国际联系,我们依托教师个人交往优势,以本系为实体,同时鼓励教师到境外进修或访问。
    人类学系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提高了学术地位。例如1999年12月我系举办“庆贺容观夐教授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研讨会”。2000年我系与国家民委等单位合作,在北京成功举行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中期会议。2001年12月,“21世纪都市可持续发展暨纪念中国人类学百年”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办,我系为会议最主要的主办单位。2002年8月,我系举办“庆贺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2004年12月,我系举办“河流与文明学术讨论会暨全国高校考古文博专业科研教学工作交流会。2004年12月,我系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城市考古学术讨论会”。2005年3月~7月,我系与历史系共同承办“广州市文博干部高级研修班”。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系坚持引进人才与在职学习并举。引进人才时比较注意学校的来源,针对各校的学科优势,择优录取有能力有潜力的科研人员。在学科建设方面,逐渐完善学科设置,我系现已完成教学研究改革工作,新成立了四个教学与研究室,即人类学教研室、民族学教研室、考古学教研室和民俗学教研室。我系招收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现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系制定了“加强科学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以科研带动学科发展”的科研战略。积极开拓渠道寻求科研课题,例如在积极申报国家、教育部和省市科研项目的同时广泛争取横向课题。在考古学方面,积极与国家文物局,湖北重庆三峡文物办联系并获得研究课题,2005年9月,我系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签订“共建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基地协议书”;在人类学方面,2004年我系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共建“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2005年9月,与贵州各级政府合作,并在黔南三都县建立了“水书研究基地”,既解决了学生的田野实习问题,又扩展了教师的科研空间。我系还积极参与世界银行的咨询工作,并获得了一系列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课题。此外还争取国外的合作,如福特基金、露丝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相关课题。
    获得奖励情况:几年来,我系教师获得了不同级别的学术奖励,例如刘文锁副教授获得200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邓启耀教授获得2001年度“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陈华副教授获得2001年度“中国数字化教育高峰论坛”优秀奖;郑君雷副教授获得教育部2001年度“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2001年度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周大鸣教授等获得“中山大学第四届教学成果奖”校级二等奖、“中山大学第五届教学成果奖”校级一等奖;黄淑娉教授获得2002年度“第三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2002年度“中山大学杰出教师奖”并获“桐山奖励金”;刘昭瑞教授获得2002年度“第三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何国强教授获得2003年度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20周年纪念奖;周大鸣教授和麻国庆教授入选教育部2004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周大鸣教授等获得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十百千工程”培养计划支持。周大鸣教授获得2004年度相山文科优秀中青年学者奖、200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及2005年度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我系有7人获得“百人计划”引进人才资格。人类学系获2005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成果一等奖(集体奖)。
    在学术研究平台建设方面,2000年,以人类学系为依托建立"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岭南考古研究中心",2001年我系与中文系合作建立"民俗学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合作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2人类学专业被国家评为重点学科。我系今后五年建设的主要目标,一是引进国内一流人才,加强前沿性课题研究,发挥该学科易于直接与国际对话的长处,把握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在全球一体化和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研究,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生态产业研究,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等方面产生和国际接轨的成果;二是创建历史人类学重点学术研究基地,跨学科设计课题,多渠道申请研究经费,以基地为依托聚集人才,在港澳考古、珠江流域文明起源、近现代民族与地方经济、民俗文物学、东南亚大通道、民族宗教问题、边缘人群与极端信仰研究等方面出一批开拓性的学术成果。2004年8月,我系与历史系,中文系开始共同建设“985工程-民间文化遗产创新基地”。
    人类学系复办至今(截至2006年4月),教职员工33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1人,讲师6人,助教1人。党政管理人员(含流动编制)6人,有教师一人兼行政事务。 合同制人员3人

7. 莫高窟四周的山

甘肃敦煌莫高窟

   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 

  这里,便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千百年来,碧天黄沙的丝路贯通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而敦煌,地处丝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当年曾是一座繁华的都会,贸易兴盛,寺院遍布。以艺术形象宣传思想的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沿路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遗产,其中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 

  1987年12月,甘肃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 

  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 飞天4000余身, 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 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二十世纪初又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 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注意, 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种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佛教史迹画,表现佛教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相结合的题材;供养人画像,即开窟造像功德主的肖像,这是一部肖像史。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莫高窟的壁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盛唐时期的壁画水平最高。供参观的洞窟较有影响的是96窟、17窟、130窟、158窟、259窟、285窟、200窟、428窟等。 

  西文学者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据记载,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囫柱杖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从十六国到元朝,石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十个朝代,1500年,至今,乐樽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得出,而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此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阵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二十五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 

  莫高窟的彩塑多属佛教人物及其修行涅盘事迹的造像。因为莫高窟的岩质疏松,无法进行雕刻,工匠们用的是泥塑。唐朝以前的泥塑在其它地方很少保存下来,因此莫高窟的大量彩塑更为珍贵难得。 

  另外还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婚丧嫁娶、商旅往来、使者交会、弹琴奏乐、歌舞百戏……世间万象,林林总总。 

  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璨烂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水乳交融,敦煌唐代艺术空前丰富多彩。那雄伟浑厚高达十几米的巨大佛像;灵巧精致仅有十余厘米的小菩萨;场面宏大、人物繁密的巨幅经变;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单幅人物画无都使人印象深刻。 

  飞天,是佛教中称为香音之神的能奏乐、善飞舞,满身异香而美丽的菩萨。唐代飞天更为丰富多彩,气韵生动,她既不像希腊插翅的天使,也不象古代印度腾云驾雾的天女,中国艺术家用绵长的飘带使她们优美轻捷的女性身躯漫天飞舞。飞天是民族艺术的一个绚丽形象。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 


  在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舞蹈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壁画中所绘的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塔、宫殿、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美术史上记载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 

  中国从四十年代起成立了莫高窟的学术研究和保护机构;六十年代对石窟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八十年代开始,莫高窟进入了现代科学保护时期。

莫高窟四周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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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压缩包文件名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