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的行书风格及影响

1. 二王的行书风格及影响

　　二王行书并不是行书“书体”的源头，但绝对是后世行书“风格”的主要源头。
   
      
   
    　　被李世民认为“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传论》)的王羲之，以创“新体”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书史“第一人”。他所创的“新体”之一，正是行书。
   
    　　在王羲之前，行书已然是一种通行的书体，如汉朝简牍中的早期行书，后世已不能见但载于史乘的刘德升、钟繇、胡昭以及王羲之师承的卫王，为王羲之以前的行书勾勒了一条显明的线索，特别是由钟繇而下以至卫王的行书风貌，在王羲之生活的早期，则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书写风范，是当时的一种“流行体”。我们从后世出土的《李柏文书》推测，这种“流行体”在笔画连带、体势增长的同时还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笔画牲特征，因而畅达与凝重、风神外耀与朴质内敛兼而有之。王羲之的“新体”源于这种“流行体”(如传为王羲之的《姨母帖》即与《李柏文书》有不少相类处)，但“力兼众美，会成一家”(清宋曹《论草书》)，他在不断地实践中，逐渐改写了行书的书写“法则”，减去书写中的隶意，而出以迅捷爽直，体态上则易扁为纵，更加强调笔势的连贯和挺劲，从而将行书风格转换为一种“清劲妍美，遒润畅达”的新面貌，而且“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变法而成“新体”，使行书书体趋向完善，也使行书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身为王羲之的传人，王献之很好地继承了其父的艺术风范，特别是在行书上，“子敬才高识远，于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张怀《书议》)。从世传王献之的若干行书帖(如《廿十九日帖》、《地黄汤帖》等)看，献之行书在精神层面上确实与其父一脉相承，萧疏洒脱、妍美流畅是审美主调。但是，献之行书体势更为宽博，造型更为端严，笔法上则由内捩而为外拓，意态上也更见放纵自如。“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张怀《书断》)的缘故，王献之在传承父亲精神内容的同时融入了张芝的形式语言，所以，他的行书大都偏向于草，偏向于开扩纵横，后代许多草书家往往于此取法。谓王献之“更开一门”，“独开门户”，立论正在于此。而且，王献之的“外拓”笔法也开启了行书体的另一法门，颜真卿于此即受益非浅。
   
    　　初唐之世，由于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并尊羲之为“书圣”，而使王羲之行书大放光彩(虽然李世民尊大王，抑小王，但小王与大王的血肉关系，似乎无法割断)，初唐的书风也就与王羲之一脉相承。初唐习王之风蔚为壮观，一纸《兰亭》，既有著名的冯承素摹本，又有褚摹兰亭、传欧阳询临摹本《定武兰亭》、虞世南临本等等，《兰亭序》俨然而成“天下第一行书”。李世民行书自本于逸少，却因其帝王风采而更添雍容温雅之态。“初唐四家”虽主要在楷书上承继二王风韵，但所书行书也无不得之于二王：虞世南得二王之萧散，褚遂良得二王之清劲，欧阳询得二王之秀健。而陆柬之《文赋》更是一派《兰亭》风骨，遒劲、温润，“唐人法书，结体遒劲，有晋人风骨者帷见此卷”(元揭溪斯语)。总而言之，在李世民的倡导下，在一朝文人的群效之中，二王行书体系在初唐终成大势，成为书法史上的一大景观。自此而后，直至清代倡碑，几代行书书家，莫不模范二王，或在二王的胎体上刻意创新，另开一系。二王行草的传承，蔚成书法史上的“帖学”大宗。
   
    　　米芾，无疑是二王行书体系中的重镇。米芾的皈依二王，是由唐颜、柳、李邕溯源而上的最后选择。米芾以“集古字”为荣，在二王体系中纵意取法，“取诸长处，总而成之”(米芾自述)。米芾之“成”，积聚着一生“集古”的深厚功力，更凝结着他天性近“颠”的叛逆精神，羲献的闲雅、洒脱，他心领神会，并以“刷”法、以“八面出锋”，而成“风樯陈马，沉着痛快”(苏轼《东坡集》)之夭矫自如的崭新面貌，羲献的“俗姿”，则力避之，“吾书无一笔王右军俗气”(董其昌《〈东见帖〉跋》引米芾自述)。笔法上，米芾将侧锋疾“刷”与中锋劲行糅合一在二王基础上有着创造性的发展，结字上的欹侧源于李邕但更为恣意、飞动，为行书重塑了勃勃的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二王行书的精神魅力，在米芾手上才得到了淋漓的体现，甚至可以说二王在米芾身上实现了“凤凰涅磐”，因为米芾，二王行书体系更加熠熠生姿。而米芾也就在二王大体系中开创了自己的行书小体系。米芾之后，大量的书家追随其侧，如米友仁、吴踞、王庭筠等等。当代书坛，学米更成时风，其中内奥，堪让人回味再三。
   
    　　与米芾同时的薛绍彭，被人称为“独得二王笔意”(宋危素《薛临〈兰亭叙〉跋》)，今人尹旭也称其与二王“形神俱肖，足以乱真”(《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他的这种真实地传承晋人雅韵，为二王行书体系的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铺垫作用。
   
    　　如果对宋人行书尚意与二王行书的关系作一个总体性的评述，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二王行书为宋人尚意提供了先天的“动力”，让宋人之“意”能够具有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丰富，而宋人尚意则使二王行书重放异彩，使二王行书体系形成更为壮观的书史系统。宋人尚意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更是一种历史的发展。
   
    　　但在元人看来，宋人书法却是“去古已远”，于是，就有了以赵松雪为代表的元人书家对二王书法的“复兴”。赵松雪“惟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陶宗仪《辍耕录》)，力振南宋以来二王行书体系的衰竭气象。赵的行书在全力继承二王笔法、风韵的同时，更为儒雅飘逸，一派文人气息，使二王体系增添了新的意蕴，另外，赵松雪将草、行、楷笔法全力贯通，所作或为行楷，或为行草，或为纯行书，皆注以二王的晋人品格，大大丰富了行书的表现力。作为二王体系中的一代宗师，赵松雪的“复古”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其他如鲜于枢行书于二王之雄劲处精研而成，康里子山行书在二王清隽中力学而出，皆成一代大家之格。而赵体行书之笼罩整个元代书坛，则已然是二王行书体系的一种“变相”普及。“复古”为二王行书在一个时代获得生机，而“普及”则不可避免地使二王行书体系走向媚俗。
   
    　　明代前期，大多行书书家仍为赵书所范围，他们借赵而窥二王，然离二王已远。至中叶后，才稍有改观，祝允明行书以赵书为源，然能追二王之淳雅，唐寅在峭侧上力图脱出赵书，文征明则着力从挺拔劲健中间接晋人，相较而言，王宠离晋“韵”最近，他的行书是赵氏书风的反叛，但骨力稍欠，加之英年早逝，未然形成影响;邢侗直学王羲之书法，温润雅淡，与董其昌并称，但终不及董其昌影响深远。
   
    　　近现代书家中，以沈尹默为代表，集合白蕉、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李天马等，在碑学氛围中力求回归二王体系，形成当时的“二王派”，他们大都以行、草擅长，皆能出以文人“雅气”，他们的影响一直延至解放后，对碑学的泛滥起到一种“纠偏”的作用，在“碑学”形成俗态的关头，为书坛带来一股清气，同时，更在解放初的书坛占据主导，使二王行书体系再次复兴，沈尹默作为领袖人物功不可没。但从创作看，白蕉对二王体悟最深，被沙孟海称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沙孟海《题兰长卷跋》)，在这次“复兴”中达到最高成就。
   
    　　七十年代末开始，书法在长期寂寞之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持续近二十年的“书法热”，将碑、帖的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凸现出来，二王行书体系也再次全面复兴，无论是学米芾，学王铎，亦或学二王本身，皆洋洋大观，甚至形成“小行书风”、“手札风”等等，为书法的更加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王行书体系是一个庞大的书史系统，要想胪列清楚并非易事，上述线索只是给人提供一个认识的参照。从风格上看，二王行书体系内部呈观出来的表征虽然丰富多采，特别是这一体系中的那些大家更是各擅其胜，卓然独立，但从总体上说，无论是雅秀、雅淡、雅健，都脱不开一个“雅”字，这种“雅”是文人风采的外化，它既有“不激不厉”的温文，亦有沉厚痛快的雄健，从“雅”中的各取所需，各从所好，使二王行书体系在总体风格的统一下，斑斓多姿，亦复使书法史充满无穷的魅力。这是我们认识二王行书体系风格的一个基本视角和出发点;从书史传统看，二王行书体系的传承主要在文人圈内，是帖学兴衰荣枯的主要脉络，如果从根源而言，整个文人书法系统，都投射着二王书风的光辉，二王行书体系自然在其中占据特为重要的地位。

2. 书法史“二王”是指？

王羲 之和王献之.
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号澹斋，大书法家，为人坦率，不拘礼节，从小就不慕荣利，被后人尊为书圣。东晋琅琊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由于记载不详，生卒年还有303—361年一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书法代表作《兰亭序》流芳千古，影响深远。 

献之，字子敬，汉族，书法家、诗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死时四十三岁。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3. 书法界的二王是指哪两位？？？

王羲之 (303？—361？)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王献之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自幼聪明好学，在书法上专工草书隶书，也善画画儿。他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有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父亲很高兴，夸赞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小献之听后心中沾沾自喜。还有一次，羲之的一位朋友让献之在扇子上写字，献之挥笔便写，突然笔落扇上，把字污染了，小献之灵机一动，一只小牛栩栩如生于扇面上。再加上众人对献之书法绘画赞不绝口，小献之滋长了骄傲情绪。献之的父母看此情景，若有所思……　　一天，小献之问母亲郗氏：“我只要再写上三年就行了吧？”妈妈摇摇头。“五年总行了吧？”妈妈又摇摇头。　　献之急了，冲着妈妈说：“那您说究竟要多长时间?”“你要记住，写完院里这18缸水，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献之一回头，原来父亲站在了他的背后。王献之心中不服，啥都没说，一咬牙又练了5年，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父亲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填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　　小献之心中仍然不服，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并说：“我又练了5年，并且是完全按照父亲的字样练的。您仔细看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么不同?”母亲果然认真地看了3天，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儿，叹了口气说：“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　　献之听后泄气了，有气无力地说：“难啊！这样下去，啥时候才能有好结果呢？”母亲见他的骄气已经消尽了，就鼓励他说：“孩子，只要功夫深，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的山。你只要像这几年一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的！” 献之听完后深受感动，又锲而不舍地练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练字用尽了18大缸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字和王羲之的字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4. 二王书法精选的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随着这场裂变，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开始走向崩溃，人们的思想境界也挣脱各种束缚，趋于自由开放，继之玄学佛道的兴盛，清议评谈的滥觞，在积极和消极世界观碰撞之中，翠术、文艺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就书体演变而言，这是一个多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代，在隶书开始盛极始衰，走向程序化的穷途末路之时，楷、草、行书在短暂的时段内，迅速完成了它的裂变转化和交融完善，逐步走向成熟。经过魏晋众多书家的努力和拓展，又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整合、革新，草书、行书开始以一种新的面目展示出来，使之逐渐定型。由于二王父子强调了用笔的使转，使笔势转折而连绵，结构体势富于变化，线条流动而极具韵致，从而摆脱了章草的波磔，以及书写程序的刻板，使书写更具自由情趣。体势纵横，俯仰顿挫，上下映带，婉约妍媚千余年，行草成为后世书家广泛运用的书写形式，可以说二王父子缔造了一个书可寄情、可散怀的伟大开端，使书法真真正正地上升到了艺术高度。由于脱尽了前代以来用草滞重的书写程序，将其提升为俊逸流美的书写风格，使其简约自由、风神潇洒、韵致卓绝，于是新体被文人士大夫广泛接受并开始盛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魏晋手札、残纸，件件不过数行而已，虽然皆问候、述事之语，但都能逸笔余兴，淋潍挥洒，或媚或妍，姿态横生，令人折服不已。所以说，东晋行草书的流行，功在二王父子，其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5. 和二王一个系统的书法家有哪些?

二王系统是一个大的概念，宽泛说来，学习二王的字的人都属二王系统，但几乎所有书家没有说不习二王的，只是一个偏重问题。所以我们要缩小泛围，说一说是相对纯正的二王书家，或书史上认定的二王第系统的书家，依历史次序如下：

隋唐以前：王门书家与二王关系不大，因为二王是当时的新派书风，我们只论王门后。第一个人，羊欣，史书载“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知其必为二王一系，惟书迹无存，只能想像罢了。
隋唐之交：第一人当属智永，传说他为王羲之七代孙。书迹仍在，可观《真草千字文》。智永弟子辩才亦为此系，不及智永，不提亦可。

入唐以后：虞世南曾师从智永，自是此系；褚遂良师虞世南，亦不脱干系。欧阳询似北碑味道重了些，不过他自学名家，观其行书《千字文》，仍不失二王法。薛稷师褚遂良，俗去“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亦是二王一派。总之一句，唐代因世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缘故，王字风气在唐代势不可当。

宋明以后：在清代北碑书风盛行之前，所有书家均可称为二王系。惟清代以碑法名家的人不可，如康有为包世臣。均不可入二王系。

近代：二王系的名家惟沈尹默、白蕉、谢无量。中白蕉最得二王神韵。

6.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二王"指的是谁？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二王"指的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
王献之(344年-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汉族，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书圣王羲之第七子。东晋著名书法家、诗人、画家，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婿。官至中书令，为与族弟王珉区分，人称"大令"，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自幼聪明好学，在书法上专攻草书隶书，也擅长绘画。他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自创新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目其画为"中品下"。

7. 中国书法史上的二王指的是王羲之和王洵

"二王"就是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始任秘书郎，继为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并曾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此后人称他为王右军。相传王羲之7岁学书，后曾学于卫铄。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楷书逐渐成熟，草书得到发展。他在此基础上，又博采众长，一变汉、魏以来质朴淳厚的书风，而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他的行草书最能表现雄逸流动的艺术美。《晋书》说他的书法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由于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贡献，被后世誉为书圣。王羲之的墨迹流传到今天的大都为响拓勾摹本。其中著名的《姨母帖》、《初月帖》、《寒切帖》、《快雪时晴帖》、《行穰帖》、《丧乱帖》、《上虞帖》、《兰亭序》等。 
　　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也是兄弟辈中书法成就最突出者。因他官至中书令，人称“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其是行草最为著名。献之幼时从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他的书法在继承张芝、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基础上，别创新体，自成一家，进一步改变了当时古拙的书风，有“破体”之称。风格英俊豪迈，饶有气势，对后来影响很大。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

8. 书法都学二王，但是你知道他俩的区别吗

书法这门艺术形式，每个人有每个人感悟，王羲之是王献之的爹，但王献之与王羲之在书法上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书学史上也是众说不一，褒啊贬啊从来就没消停过！
虽然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但从历史上证明，也不能说明王献之书法成就赶不上他爹王羲之。那么王家这爷俩在书法上有什么不同呢？

1、“内恹”与“外拓”
“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恹”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撅’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撅、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正“内撅”，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撅、外拓”的意义，“内撅”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筲窥》）。用“内撅”、“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计：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撅”也能'外拓”，当是“内撅”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撅”，当是“夕卜拓”为主“内撅”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撅’，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2、技法来源不同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人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于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沦钟王真书和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3、草书联绵不同
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4、骨势不同
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撅、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5、媚趣不同
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也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勿门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6、艺术哲思不同
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而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7、书体不同
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和《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人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厂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厂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

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沦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唐太宗的评沦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