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哪

1.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哪

　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迅速崛起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中国是否能成功提升人均收入？中国经济是否能成功转型为内需拉动型？
　　今天，亚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其中，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其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09年，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12%。展望未来，中国凭借其人口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再创奇迹？
　　去年11月在INSEAD新加坡亚洲校区召开的“INSEAD领导力峰会”就此课题进行了探讨。与会嘉宾认为，尽管中国存在巨大机遇，但中国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功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必不可少。
　　INSEAD策略学客座教授、“中印学会”管理合伙人王海燕说，即使中国经济在2025年时能够达到美国经济的规模，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将只及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经济面临若干挑战，一系列的经济机构转型必不可少。首先, 中国经济要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其次，中国要抛开模仿走向创新，依靠更多的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政府投入大量资源鼓励创新，再加上跨国企业在华研究机构的助力，创新最终会在中国出现。
　　【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
　　博斯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谢祖墀指出，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已不再是纯粹的赚钱单位，它们已发展成为配备研发中心的完整业务。
　　谢祖墀说道：“中国策略指的不是如何进入中国市场，而是如何以中国为核心发展全球策略。” 他指出，中国的竞争态势比全球其它地区都复杂。跨国公司的竞争者不但包括他们本就熟悉的国际对手，还有新涌现的大批本土公司；后者“敢拼搏、敢创新、善于灵活应变、拥有强大的市场能力，是不可低估的本土竞争者”。比如在电信设备行业，华为（Huawei）、中兴（ZTE）等中国本土企业就得益于低制造成本而在中国市场独占鳌头并跻身国际前列。
　　阿尔卡特朗讯的拉杰夫辛格（Rajeev Singh-Morales）在谈到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态势时指出：“这些公司不和跨国公司竞争高端市场。相反，他们的目标先锁定在跨国公司不一定有能力触及得到的中端和大众市场。” 一旦这些市场稳固了，他们就通过模仿或本身研发进军高端市场。这些公司的产品品质一般达到跨国公司的八成，可是所花成本相当于四成，售价则介于四成和五成之间。
　　【政府的角色】
　　中国本土公司是否能真正走向全球？这还存在许多争议。这些公司的不足之处包括：对低成本国有资本的过度依赖；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组织管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多元团队的能力也面临挑战；以及较为受政治因素影响等。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指出：“就目前来说，中国模式颇为成功，但以长远来看，中国必须认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如何激励企业调整价值链，加强创新与研发，政府政策的作用举足轻重。庄巨忠说：“改革尚未完成，政府必须打破市场垄断，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他指出，中国经济要从出口导向型迅速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对此，王海燕表示赞同。她说：“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小于GDP增长速度。中国政府当前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关注贫富分化问题，从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转向致力于人民共同富裕。而提高人民的最低收入则是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法之一。”
　　博斯公司的谢祖墀也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格局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寻求在国际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现行体制无可避免要变革。
　　【突破瓶颈】
　　有人担忧，若不推动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恐怕无法持续高速发展。对此，INSEAD经济学教授伊利安 · 米霍夫（Ilian Mihov）指出，任何一个经济体要突破人均收入12000美元的大关，体制改革必不可少。除非中国针对“相对不完善”的体制成功地推行“深化改革”，中国的人均收入或难以突破12000美元的瓶颈。
　　米霍夫以新加坡为例，指出新加坡致力于创造稳定高效的商业环境，人民的人均收入水准也随之大幅上涨；而石油出产国委内瑞拉就受累于不健全的体制，从1960年以来，人均收入在8000美元与12000美元之间徘徊不前。“体制健全的国家一定不会是贫穷的国家。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不健全的体制和商业环境致使生产力低下所造成的。”这可能包括诸如腐败、管理不善、过度管制和缺乏问责等因素。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靠的不是引进跨国公司，而是本国人民在良好商业环境下创建的中小型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块绊脚石是创新能力。一度辉煌的日本经济转向日落西山可谓是前车之鉴。实际上，过去日本经济的发展和今天的中国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是依靠模仿复制和提升先进经济体的技术取得经济的腾飞。就此，米霍夫说：“模仿复制技术的确能带来经济的突飞猛进。” 不过，一旦到了瓶颈，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永续之道。
　　米霍夫警告，就目前的增长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七到十年后达到瓶颈。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如果到了那时中国还没有深入改革，经济将会停止增长。人均收入将在10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间徘徊不前，远远落在人均收入达到47000美元的美国后面。
　　“政府和体制左右着经济发展。政府如何推动改革关系到经济能否成功转型。”

2.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哪里

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经济表现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有人称之"浙江现象"。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必然是其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结果。本文即试图从比较优势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浙江现象"产生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笔者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劳动力、环境、市场扩大、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浙江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资源也称人力资源，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素，是构成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成为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浙江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但在我国劳动力资源普遍充足的大环境中显不出比较优势。浙江在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综合素质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9‰，仅稍高于沪、京2个直辖市，是省区中最低的。1999年则为4.29‰，高于沪（已出现负增长）、京、津、辽、苏，列全国倒数第6位，在省区中列倒数第3位。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减轻了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对经济发展有利。虽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开发历史早，文化积淀深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居较高水平。相对于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学、敢闯、聪慧、勤奋、互助、务实等优秀素质。其优势突出表现在浙江人对现实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勇于创新。江浙沪历来为我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国内40%以上的科学家均出于此。根据《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按籍贯统计，每百万人所涌现的著名科学家，上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为4.15倍，江苏为3.49倍。特别是宁波，不仅以出商界巨子闻名于世，还是名冠全国的"院士故乡"。目前，宁波籍院士占全国1/16，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仅一所效实中学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国未闻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肯动脑筋肯吃苦又富冒险精神的浙江人，边干边学，素质提高更多地倚仗于"来自课堂外的学习"。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滕增寿、冯根生、颜阿龙、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陈金义等一大批勇于创新，精明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是浙江经济腾飞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环境的比较优势
环境资源直接影响人们选择定居点，企业选择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区位、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硬环境，社会、政|治、政策和法律环境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下仅对浙江的硬环境作简要分析。（一）区位环境,浙江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首先，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于对外交往，又利于向内扩展。而且，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及产业扩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北南两边邻省江苏和福建均为全国经济增长领先省份，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二）资源环境  尽管就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表1）。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 表1：我国重点省份海水产品和海洋捕捞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 浙江福建 山东 广东 辽宁 其他地区 海水产品产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海洋捕捞产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捞量占全国%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浙江虽然耕地面积少，农业却一直领先于全国。除了浙江农民吃苦耐劳，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外，与这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也是分不开的。浙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三）经济环境  浙江开发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即已成为全国居优势的经济区域，至今依然。特别高的经济活动效率，使浙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全国处于高水平。由于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多年前经济实力即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在市场竞争中已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仅次于沪、京、津3个直辖市，居全国第4位；浙江农村人均收入3948元，仅次于沪、京2个直辖市，高居全国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居全国第一。  虽然由于资源和战备方面的原因，解放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极少，然而，浙江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自1982年以来，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8.6%。1999年，全省民间投资额达1214亿元，超过建国前40年浙江全社会投资的总和，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62.0%，高居全国第一（表2）。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国民间投资情况表 地区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国 民间投资额（亿元） 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62.0 56.9 52.6 58.2 46.6 资料来源：2000.11.29.《中国信息报》  （四）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山青水秀，历史上即享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名，杭州则被誉为"人间天堂"。解放后，由于几次政策失误，山林破坏严重，80年代以后工业污染又给浙江的生态环境蒙上阴影。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备环境再生能力较强的先天优势，形势明显好转。最新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浙江现有森林面积8309万亩，比10年前增长26.6%，森林覆盖率高达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个百分点，名列全国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国著名的竹业大省、花木大省、旅游大省。1999年，浙江的绿化观赏苗木输出量占全国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会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萧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0个省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领先于全国。浙江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也不乏大手笔，如杭州市决定投资60亿，建设"蓝天碧水"工程。  由于浙江的生态环境好，气候条件优越，因而宜居宜游，发展旅游业在全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三、浙江市场扩大的比较优势  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贸易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经济学家认为，地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出口基础

3.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应如何突破?

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突破它需要多久？看完我自豪了

4. 中国发展遇到哪些瓶颈

01
发展势头迅猛，但是长不大
关注中国企业的成长规律，大家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为数不少的企业发展前景和增长势头都非常不错，可是就在大家都翘首期待它有更好的表现，一举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的时候，它却在人们的视线中表演起了“高台跳水”：在飞速成长之后失去控制，最终分崩离析。大家回想一下当年的“旭日升”冰茶、“春都”火腿肠、“三株”口服液……现在基本上都成了历史名词。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企业都长不大?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能发展起来。中国的很多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往往是由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找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在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前，迅速发起来。但是由于管理者的悟性有限，管理水平相对欠缺，而且很多企业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只索取、不付出，所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难以为继。
从总体上来说，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优秀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我们的很多企业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高水平生产能力又严重不足，同时技术创新能力也十分薄弱。而且中国企业的高速发展过于依赖国内巨大的需求市场及这一市场的高速增长，企业缺乏持续增长能力，所以很难做到世界水平。
其实，企业就好比一棵树，就算它再长寿，终归有一定的寿限。要想不断延长企业的寿命，就必须通过积极变通使企业获取新的生命，比如孕育新的企业，比如通过嫁接，进行基因转换，避免企业的某些先天性的弱点和缺陷。当然，枝叶过于茂盛，有时候也是导致企业之树死亡的一个原因。所以经营企业不能被表面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该修枝剪叶，该打落过多的花朵、果实的时候要能狠得下心。
02
研发和市场后劲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分析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必须分析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问题。“中国制造”一词大家都不陌生，它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所谓世界工厂，简而言之，就是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有些人可能还为“世界工厂”这一名头沾沾自喜，比如有富士康的员工拍了视频发到网上说：“很多人卖肾、脱光想要的IPhone6就是我亲手组装起来的!”
这种荣誉感是否值得发扬，我们不予评判，我们先来看一个理论。产业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微笑曲线理论(Smiling Curve)。微笑曲线理论告诉我们，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市场。没有研发能力就只能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没有市场能力，再好的产品，产品周期过了也只能作废品处理。
中国是“世界的工厂”的说法，恰恰说明中国企业研发和品牌建设能力的薄弱，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企业只能以生产，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立足于世界市场。这说明中国企业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上处于一个非常卑微的地位。
中国企业，乃至全世界的华人企业，在研发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实力都是相当薄弱的。 “微笑曲线”表明，加工制造位于产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薄弱，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必须向两端延伸——要么向上游端的零件、材料、设备及科研延伸，要么向下游营销端的销售、传播、网络及品牌延伸。总体而言，愈向两边走，企业获得的附加值就越多。
03
成也“关系”，败也“关系”
201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达到十亿美元的富豪共有1867位，其中有245位富豪来自中国，位居世界各国之首。这说明咱们中国人的经商能力是不容小觑的。同时，仔细观察上榜富豪们的财富来源你还会发现一个问题：经营地产业或以地产业为主多元化发展的富豪占据了中国富豪中的绝大多数，如李嘉诚(主营房地产、能源、投资)、王健林(主营房地产、文化)、吕志和(主营博彩业、房地产)、李兆基(主营房地产、投资)、郑裕彤(主营房地产、珠宝、投资)等。无论是地产，还是围绕地产开展的多元化产业，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对“关系”的依赖性比较强。我们暂且称其为“关系密集型产业”。
“关系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曾表示，“关系”是当今企业最重要的生存要素。现代西方大学管理中有专门一门学问叫做“关系学”，正是因为西方人发现，如果不懂“关系”，就无法在中国做生意。
普遍并不表示值得推广。经营关系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多依赖企业高层与政府高层的私人关系。政府高层一旦出现人事变动，对企业来说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中国历史上晋商的兴衰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偕同光绪仓皇逃离北京。为了加快逃跑速度，既不能多带东西，也不敢打出两宫“出巡”的旗子，更没有带多少侍从和军队。逃亡过程中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亲贵，没少吃苦头。队伍到太原之后，手头吃紧的慈禧想到了晋商。于是巡抚把太原的各家票号代表召集到一起，看谁家愿意拿出20万两银子资助太后。结果，一片沉默。就在众票号犹豫的时候，“大德恒”票号的“跑街”(票号的驻外人员，有关键时候拍板的权利)贾继英挺身而出——20万，我们出!
贾继英拍完胸脯，赶紧给总部打招呼，结果无论是老板乔致庸，还是掌柜阎维藩，都对他的决定大加称赞。商人素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晋商赞助两宫赢取了声誉。慈禧也将沿路搜刮的银钱陆续存入乔家的票号，使之获利颇多。
1904年(光绪三十年)，也就是慈禧、光绪回銮后的第三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特诏贾继英进京，筹办户部银行，后改名为“大清银行”。贾继英也成为中国的第一任银行行长。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我国大陆地区，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之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结果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社会暴动的多重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形式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由于缺乏大规模的品牌建设和研究开发能力，致使中国企业愿意选择关系密集型产业。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企业普遍讲求关系，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毕竟个人关系总是有限的，选择关系密集型产业不仅会限制企业成长的空间，而且会导致额外的经营风险。
总的来说，我们的企业若想长远发展必须摆脱关系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实现从经营机会到经营企业的转变;从机会主义的碰运气，到稳扎稳打、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转变;从盲目多元化到相关多元化，再到专业化的转变。

5.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中的“瓶颈”指代什么

所谓瓶颈，就是实指瓶子内部狭窄的腔体、狭窄的通道，比喻为“卡脖子地段”。经济发展的瓶颈，意为制约经济发展的要害因素、制约因素。地区经济有地区经济的发展瓶颈，行业发展有行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并且，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制约瓶颈，旧的瓶颈制约因素被突破之后，就会获得一个阶段性的成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但还会出现和面临新的制约因素、新的发展瓶颈。
以下文字为分析制约我国近年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有资料表明，中国近年已有多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这是国务院重点“点名”认定为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问题最为严重的行业，它们基本都是重工业。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水泥产能18.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电解铝产能为1800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3.2%；造船能力为6600万载重吨，2008年国内消费量仅为1000万载重吨左右，70%以上产量靠出口。在产能已经过剩情况下各地还在这些领域继续投资。
　　除了国务院“点名”的产能过剩的产业外，事实上汽车、家电、服装、家具、玩具、白酒、饮料以及其他众多的日用消费品行业也早已呈现了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不只是此次金融危机独有的现象。
　　对于产能过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走到产能过剩这一步。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受资本积累等经济发展因素的制约，经济甚至可能出现“短缺”，但最终表现的不是短缺，而是靠提高价格来抑制较高的需求，从而令供求关系平衡，此时如果存在高储蓄率可望得到高增长率，但是，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出“过剩经济”，这是受需求的约束。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本不该出现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它却发生了。产能过剩暴露了中国经济所遭遇到的如下几个发展瓶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体制（政府控制较多资源且急于发展）与经济发展瓶颈的冲突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第一个瓶颈是技术。这些过剩产能的投资为什么投资于已经过剩的产业，而不投资没有过剩的产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技术的限制，那些没有过剩甚至还没有开发出来的产业可能需要更高的技术，而这是投资者尚不掌握的，尤其是规模小的企业它们受到的技术限制更强。如果在技术上有开发新产业的能力，谁也不愿意投资于过剩产业。
　　第二个瓶颈是有效率的资金。所谓有效率的资金（简称有效资金）是指考虑市场前景和成本-收益比较的投资资金，通俗点说，就是考虑投资是否能赚钱的资金，这种资金计算投资风险，尽管也冒风险，但是属于审慎的冒险，并且在投资中尽量节省成本。目前的中国经济中，不缺少投资资金，但缺少有效率的投资资金。现行体制下的投资资金有两种，一种是政府投资，它对投资效率顾及的较少，其投资论证大多是为了应付审批，这种投资很可能被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和腐败等因素所支配，很多地方政府投资都属于缺乏效率的资金。
　　另一种投资资金是民营资金。民营资金肯定是考虑投资效率的，因此，从主观上说属于有效资金，但是，客观上它也可能成为无效率投资，有几个因素导致这一结果，如小民营投资者投资的盲目性令其在不太了解或没有很好评估市场前景的情况下投资；行业内存在大量低生产率企业，它们受技术限制无法投资更高技术的产业，这刺激了具有相对的技术和成本优势的民营资金投资于该行业，令该行业形成产能过剩，而原有的低生产率企业就成了即将被淘汰的无效投资。民营投资往往是因为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的限制才沦为无效投资的，但有相当数量的民营资金还是属于有效资金，它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有效率的资金一般不会产生产能过剩。
　　第三个瓶颈是人才或人力资本。过去，某些城市新建的开发区招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曾发生雇不到合格工人和职员的情况，这就是遭遇到了人才瓶颈。其实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这些人才缺乏或部分缺乏都将制约经济发展及其速度。这与前述的技术瓶颈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技术瓶颈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所需的高层次的技术还没被人所掌握，而掌握了这种技术的人就成了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
　　第四个瓶颈是需求。在一个已经供给过剩的市场上，需求瓶颈来自于“饱和需求”，尽管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不承认这个概念，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在不成熟或没有绝对过剩的市场上，可能是收入水平和分配状况导致需求瓶颈。然而，需求瓶颈不是绝对的，在经济国际化或全球化情况下，可以靠出口替代国内需求。因此，需求只是一个或然性的瓶颈。
　　上述四个方面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从反面看，它们则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素或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如果具备了上述四个因素就可以形成经济发展，至少可以形成经济增长。前三个因素（技术、有效资金、人才）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供给，最后一个因素是需求，供给与需求组合产生了行业市场。其实所谓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无非就是原有行业的扩张、升级（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使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新行业的诞生，最终导致GDP总量增长。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上述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口吞个胖子。就GDP而言，像中国这样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长率已经很高了。经济发展的四个因素是在市场经济运行即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中成长的，如消费者需求增长取决于消费者收入增长，后者又依赖于消费者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或自己做生意，而这只有在投资增长、新企业诞生（即供给增长）情况下才能实现，即需求增长依赖供给增长，反过来，需求增长刺激供给增长；有效资金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步积累的，人才和技术也是在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后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将上述四个方面作为瓶颈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概括为一个瓶颈——“经济发展瓶颈”，中国经济现在遭遇的正是“经济发展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在上述四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制约，尤其是缺乏具备规模的有效资金，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上已经没有民营资金，民营资金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它的投资及其增长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GDP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高增长率增长的情况下，还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发展瓶颈”，这似乎就不是经济发展因瓶颈因素作用发展太慢了，而是我们对经济发展期待太高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追求高增长。这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各省之间有一个竞赛的问题，谁都希望在竞赛中领先，尤其是落后省份，收入增长、就业等压力更大。在有效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常常用政府投资来代替，由于技术和人才甚至需求方面也受到制约，只好投资于已有产业甚至是过剩产业，最终酿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产能过剩就是畸形发展的一个表现。地方政府急于发展是产能过剩的诱因，但也是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
　　近两年，金融危机及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十分罕见的冲击，经济增长率下滑，价格指数下跌，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两千多万，再加上近千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面对这种情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还焦急，出台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应该说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情况危急之下没办法太多地顾及代价。这一举措令中国经济避免了一场大衰退的灾难，但是负面效应也产生了，原本就已存在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并且许多地方在产能过剩的领域继续投资。这同样是强行推动经济增长导致的畸形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那就是协调问题。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经济中，必须处理好协调问题，包括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协调、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之间的协调。人类曾构想了两种解决协调问题的办法，一种是衍生于马克思设想的原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它主张以事前的合理规划避免不协调，另一种是市场经济，它以价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如果不协调不可避免，那只能事后处理。计划经济因激励不足等原因最后被市场经济取代。
由此看来，人类关注协调问题由来已久，有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就存在协调问题。市场经济中，协调同样重要，产能过剩就是协调出了问题，为保证协调必须做的事情可以称为经济规律，经济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

6.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中的“瓶颈”指代什么

所谓瓶颈，就是实指瓶子内部狭窄的腔体、狭窄的通道，比喻为“卡脖子地段”。经济发展的瓶颈，意为制约经济发展的要害因素、制约因素。地区经济有地区经济的发展瓶颈，行业发展有行业发展的制约瓶颈，并且，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制约瓶颈，旧的瓶颈制约因素被突破之后，就会获得一个阶段性的成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但还会出现和面临新的制约因素、新的发展瓶颈。
       以下文字为分析制约我国近年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有资料表明，中国近年已有多个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这是国务院重点“点名”认定为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问题最为严重的行业，它们基本都是重工业。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水泥产能18.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电解铝产能为1800万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3.2%；造船能力为6600万载重吨，2008年国内消费量仅为1000万载重吨左右，70%以上产量靠出口。在产能已经过剩情况下各地还在这些领域继续投资。
　　除了国务院“点名”的产能过剩的产业外，事实上汽车、家电、服装、家具、玩具、白酒、饮料以及其他众多的日用消费品行业也早已呈现了产能过剩。因此，产能过剩不只是此次金融危机独有的现象。
　　对于产能过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走到产能过剩这一步。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受资本积累等经济发展因素的制约，经济甚至可能出现“短缺”，但最终表现的不是短缺，而是靠提高价格来抑制较高的需求，从而令供求关系平衡，此时如果存在高储蓄率可望得到高增长率，但是，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出“过剩经济”，这是受需求的约束。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本不该出现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它却发生了。产能过剩暴露了中国经济所遭遇到的如下几个发展瓶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体制（政府控制较多资源且急于发展）与经济发展瓶颈的冲突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第一个瓶颈是技术。这些过剩产能的投资为什么投资于已经过剩的产业，而不投资没有过剩的产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技术的限制，那些没有过剩甚至还没有开发出来的产业可能需要更高的技术，而这是投资者尚不掌握的，尤其是规模小的企业它们受到的技术限制更强。如果在技术上有开发新产业的能力，谁也不愿意投资于过剩产业。
　　第二个瓶颈是有效率的资金。所谓有效率的资金（简称有效资金）是指考虑市场前景和成本-收益比较的投资资金，通俗点说，就是考虑投资是否能赚钱的资金，这种资金计算投资风险，尽管也冒风险，但是属于审慎的冒险，并且在投资中尽量节省成本。目前的中国经济中，不缺少投资资金，但缺少有效率的投资资金。现行体制下的投资资金有两种，一种是政府投资，它对投资效率顾及的较少，其投资论证大多是为了应付审批，这种投资很可能被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和腐败等因素所支配，很多地方政府投资都属于缺乏效率的资金。
　　另一种投资资金是民营资金。民营资金肯定是考虑投资效率的，因此，从主观上说属于有效资金，但是，客观上它也可能成为无效率投资，有几个因素导致这一结果，如小民营投资者投资的盲目性令其在不太了解或没有很好评估市场前景的情况下投资；行业内存在大量低生产率企业，它们受技术限制无法投资更高技术的产业，这刺激了具有相对的技术和成本优势的民营资金投资于该行业，令该行业形成产能过剩，而原有的低生产率企业就成了即将被淘汰的无效投资。民营投资往往是因为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的限制才沦为无效投资的，但有相当数量的民营资金还是属于有效资金，它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有效率的资金一般不会产生产能过剩。
　　第三个瓶颈是人才或人力资本。过去，某些城市新建的开发区招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曾发生雇不到合格工人和职员的情况，这就是遭遇到了人才瓶颈。其实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和企业家，这些人才缺乏或部分缺乏都将制约经济发展及其速度。这与前述的技术瓶颈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技术瓶颈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所需的高层次的技术还没被人所掌握，而掌握了这种技术的人就成了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
　　第四个瓶颈是需求。在一个已经供给过剩的市场上，需求瓶颈来自于“饱和需求”，尽管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不承认这个概念，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在不成熟或没有绝对过剩的市场上，可能是收入水平和分配状况导致需求瓶颈。然而，需求瓶颈不是绝对的，在经济国际化或全球化情况下，可以靠出口替代国内需求。因此，需求只是一个或然性的瓶颈。
　　上述四个方面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从反面看，它们则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素或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如果具备了上述四个因素就可以形成经济发展，至少可以形成经济增长。前三个因素（技术、有效资金、人才）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供给，最后一个因素是需求，供给与需求组合产生了行业市场。其实所谓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无非就是原有行业的扩张、升级（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使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新行业的诞生，最终导致GDP总量增长。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上述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口吞个胖子。就GDP而言，像中国这样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长率已经很高了。经济发展的四个因素是在市场经济运行即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中成长的，如消费者需求增长取决于消费者收入增长，后者又依赖于消费者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或自己做生意，而这只有在投资增长、新企业诞生（即供给增长）情况下才能实现，即需求增长依赖供给增长，反过来，需求增长刺激供给增长；有效资金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步积累的，人才和技术也是在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后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如果将上述四个方面作为瓶颈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概括为一个瓶颈——“经济发展瓶颈”，中国经济现在遭遇的正是“经济发展瓶颈”，中国经济发展在上述四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制约，尤其是缺乏具备规模的有效资金，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上已经没有民营资金，民营资金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它的投资及其增长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GDP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高增长率增长的情况下，还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发展瓶颈”，这似乎就不是经济发展因瓶颈因素作用发展太慢了，而是我们对经济发展期待太高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在追求高增长。这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各省之间有一个竞赛的问题，谁都希望在竞赛中领先，尤其是落后省份，收入增长、就业等压力更大。在有效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常常用政府投资来代替，由于技术和人才甚至需求方面也受到制约，只好投资于已有产业甚至是过剩产业，最终酿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产能过剩就是畸形发展的一个表现。地方政府急于发展是产能过剩的诱因，但也是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
　　近两年，金融危机及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十分罕见的冲击，经济增长率下滑，价格指数下跌，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达两千多万，再加上近千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面对这种情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还焦急，出台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应该说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情况危急之下没办法太多地顾及代价。这一举措令中国经济避免了一场大衰退的灾难，但是负面效应也产生了，原本就已存在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并且许多地方在产能过剩的领域继续投资。这同样是强行推动经济增长导致的畸形发展。
　　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那就是协调问题。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经济中，必须处理好协调问题，包括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协调、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之间的协调。人类曾构想了两种解决协调问题的办法，一种是衍生于马克思设想的原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它主张以事前的合理规划避免不协调，另一种是市场经济，它以价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如果不协调不可避免，那只能事后处理。计划经济因激励不足等原因最后被市场经济取代。
       由此看来，人类关注协调问题由来已久，有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就存在协调问题。市场经济中，协调同样重要，产能过剩就是协调出了问题，为保证协调必须做的事情可以称为经济规律，经济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