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徽商，浙商，粤商，晋商，为何却没有苏商？

1. 我国有徽商，浙商，粤商，晋商，为何却没有苏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单单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能充分展现宋代经济的繁荣程度。而明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甚至在中学的课本里都是封建专制集权加强，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的朝代。
宋代、明代两相比较，按常理来说，往往人们的固有印象是宋代才是商人的春天，明代应该是商人冬天。但是，历史往往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以宋代经济之发达，偏偏没有出现商帮，明代商帮反而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相继兴起的时间均在明代。如果各位读者有喜欢看电视剧的，也不难发现关于商帮的电视剧，如《乔家大院》、《新安家族》、《向东是大海》等时代背景都在明代之后。
那么，是什么导致经济发达的宋朝没有形成商帮，经济发展水平好像不怎么样的明代却商帮涌现呢？

一、宋代外部环境限制了商帮的发展
宋朝建立之初就是金瓯有缺，燕云十六州始终在辽国手中，北宋初的雍熙北伐试图收复河山，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到了南宋，更是只有半壁江，虽然也有过历次北伐，但都不过是“赢得仓皇北顾”而已。
宋代少数民族政权并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的关系大都不和谐。虽然北宋以岁币的形式换取了边境相对的稳定，但国家竞争敌对关系并未彻底消除。
宋代与辽国有榷场贸易，但是两国为了国家利益往往对贸易商品的种类和交易地点有限制。宋国限制出境的物品主要有铜钱、军器、硫磺、焰硝、铜、锦绮绫帛等，交易地点也被限制在政府开设的榷场，贩卖禁运品和不在榷场交易者，均以走私罪论。

宋与西夏有榷场贸易，但因为宋初与西夏战和不定，榷场也屡有兴废，并无稳定的贸易。到了稳定贸易时，两国也有竞争关系，也有禁运物资，西夏对宋禁马，宋对西夏则禁兵器、粮食等物品。这极大的限定了商品流通的数量、种类和范围。
明代商帮的主营产品之一就是江南丝绸，销售的重要地点即有东北地区，而东北地区北宋时属辽、金，由于丝绸在宋代禁止运往辽国，故而丝绸贸易大为受限。商帮也自然难以兴起。
明代山陕商帮的兴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而北宋时西北属西夏，西夏对宋禁马。因此，即便山陕商人有地利优势也不能依靠宋夏贸易崛起。
以上禁令禁止的只是官方贸易，民间还有不少人在宋夏、宋辽、宋金之间走私，但走私商品的流通数量显然大大受限，难以形成规模，也难以出现商帮。

二、宋代内部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商帮发展
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三冗问题一直是它的难以根除的顽疾。为了解决因为三冗导致的财政匮乏，宋代统治者多方搜刮，才能满足财政需求。
宋朝自北宋仁宗时起，直至宋末，中央财政窘迫，对于地方财政过分征调，导致地方财计困难，通过正常的赋税收入已经难以满足开支，因此州县就法外征税，苛剥于民，地方政府对商人违法征税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例如，常见的剥削商人的办法有“虚喝”，“舟船实无之物，却撰说名件，抑令纳税，谓之虚喝”。因而，商人称当时的税场为“法场”。
州县的法外征税无疑极大阻碍了商品的正常流通，在长江上连商人都少见了，出现“蜀物少出，南货少往”的现象，更遑论商帮的出现。
反观明代，对于商人几乎不征税。明代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且地方征收商税时往往征收宝钞，而只要对明代历史稍有了解者就明白，宝钞自发行以来就不断贬值，以此征税，是变相减轻征税对象的税收负担。

宋代政府财政困难，还表现为对禁榷物品专卖的依赖，这种依赖直接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经营禁榷物品，尤其是盐，是晋商和徽商崛起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这里，我们以盐为例，讲述宋代为何不能兴起商帮。
宋初盐法以官卖为主，只有少部分地区实行通商制（商人向政府交纳财物，可以介入食盐的运输和销售）。官卖即政府掌握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全过程，商人没有机会介入食盐行业牟利。
等到宋中期（1048年），范祥改革盐法，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实行钞盐法（在盐产地根据食盐的市场需求，制作一定数量的盐钞，商人缴纳粮食到边疆军队中，可以在食盐产地获得盐钞，通过盐钞得到食盐，在固定的地域进行销售），通商制的范围扩大，商人介入食盐行业。

这时，政府的盐榷政策还在较为正常的范围之内，商人也有利可图。但是，好景不长，不过三十多年后，政府为了满足财政亏空，不断超额发行盐钞，导致食盐严重供大于求，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商人无利可图。
到了北宋末年和南宋，由于财政更加困窘，对于食盐专卖的利润就更加重视，发明了“贴纳”、“对带”等方法进一步剥削商人，此时的盐钞法，因为“贴纳”、“对带”的存在已经变成单纯的敛财工具了。
而明代实行的开中法和宋代的范祥的盐钞法有相似之处，都是以粮换盐，到后来也弊病丛生。不同的是开中法从明初实行到弊病丛生中间有近百年的过程，这期间已足够商帮积累原始资本。

三、明代社会生产力、市场需求进一步发展，商帮有足够的商品可以经营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帮形成的根本原因。
元代中后期，棉花种植范围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棉布生产原料充足，黄道婆又在松江地区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终于成就了明代的棉布生产中心——江南。
棉花产地和棉布生产地区分开，自然要商人互通有无，这样的棉布产业格局，是商帮的兴起直接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江南棉纺中心的形成，让海商可以大批量、成规模的走私棉布到海外，最终在明代中晚期于东南沿海形成了海商群体。这也是同为走私，为何宋代难以形成商人群体的一大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宋代的商业环境未必优越，《清明上河图》的繁华下掩藏着的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的异常严密，这也是宋代专制集权的特殊表现。

2. 为何晋商比不过浙商徽商？

晋商,是明晚期至清朝活跃在中国商界的一支重要商帮，独领商界三百多年风骚，秘笈是什么呢，许多人都认为主要是诚信，但诚信算是一个方面，如果排序的话，可以说是：首要的结托官府，这是晋商的立足之本。其次是金融创新（票号），第三才是诚信。尤其是票号兴办之后，从朝廷，到省衙，州衙，县衙，大量官府官员的银子存在晋商票号，票号也为各级官员放了大量的款项，晋商与官府这种相互依存的亲宻关系是靠银子铺垫起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几百年呼风唤雨于中国商界的晋商为何在清廷倒闭的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呢？
而浙商,徽商为何能挺立不倒呢。大清在道光帝之后，每况愈下，日渐衰微，到光绪帝年间己是一蹶不振，在票号存银的各级官员嗅到清廷即将歇业的气味，纷纷挤兑银两，在票号借款的官员则赖账不还，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晋商理所当然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晋商迅速消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止步于票号，并没有将票号发展为近代银行金融业。晋商消亡的第三个原因是没有将金融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而徽商将商业资本投资于文化产业，使安徽在近代出了不少文化名流，浙商则将商业资本投资于近代工业一一缫丝业，火柴工业，电报电话业，发电业等，带动了江浙一带近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反观晋商，虽也办过采矿业，但规模太小，并未坚持始终。而大量的剩余资本用于结托官府，大兴土木修盖大院。被现代人吹破天的山西大院文化实则是晋商的败笔的象征。
对晋商的研究，山西一些学者带有浓厚的地域偏见，只讲其成功的一面，不分析其倾刻瓦解的教训，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3. 为什么晋商和徽商能发展起来？

晋商：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顶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
徽商：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

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

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例如徽商吴鹏翔一次购进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宁可自己受些损失。有一年皖省大灾，婺源商詹元甲受当地地方官的委托，携带20余万两银子去外地采购粮食，当地旅馆老板告诉他：“此地买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及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在数千两银子的回扣诱惑面前，詹元甲毫不为动，而是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为。”这种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像这类例子还很多。

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4. 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什么？

1、所指的人不同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三大商派之一。
2、经营方式不同
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1、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2、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徽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

5. 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什么？

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
徽商即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等，其中典当商徽商故里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徽商们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徽商与、粤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一、赢利方式，晋商的赢利方式是通过政府开中，以粮食和军用物资换取食盐贩卖；而徽商则通过以物折钱的“折色”向政府交钱，换取食盐专卖权赢得利润。
二、经营文化，他们在经营文化上都崇尚同乡先贤：晋商尊奉关公(山西解州人)，徽商则尊奉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因此，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帝庙。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熹，把朱熹的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徽商“学而优则仕”、“贾而好儒”，赚了钱一定得让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而晋商则“学而优则商”，子弟书读好了，一定要去经商赚钱，并不特别看重功名。因此，整个清代科举考试中全国共选拔出114个状元，其中安徽有9人，居江浙两省之后，名列第三。而山西没有文状元，武状元倒出了5个，这是由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有不少习武之人，镖行、镖师盛行之故。
三、用人区别，在用人上，晋商和徽商的相似之处都是用熟人。其中的差别是：晋商用乡人而不用亲属，称为避亲；而徽商则习惯于用亲属。晋商企业用人只能从乡人中择优保荐，财东与掌柜既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更不能荐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晋商此举，既有利于企业管理，也表达了财东造福乡里之意。徽商为了规避用亲的风险，一般会通过大修宗祠，用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的宗族力量来强化对企业内部族众的规范和控制。
四、经营方式，晋商和徽商都是背井离乡，跨地区经营的商帮，但晋商常常只身外出“闯西口”，一去数年，待赚了钱才回家；而徽商则往往举家外迁，聚族经营。这与徽州人祖先早年为避战乱，具有迁徙传统有关。而晋商则安土重迁，且很少有外出经商带家眷的习惯。赚了钱，就回家乡买田造房，以光宗耀祖，这也是晋商和徽商的共同特点，但在宅院具体的建造上，两者则存在很大差别。由于晋商位居山西，气候干燥，建筑风格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的特点。再加上山西人少地多，宅院普遍比较宽敞，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徽商位居江南，人多地少，宅院面积远远比不上晋商，如黟县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大型民宅，占地面积仅2800平方米而已。在建筑风格上，徽商注重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是徽式民居的特色。
五、代表人物，胡雪岩：徽商代表人物。安徽绩溪人，清末大资本家。清代红顶商人，白手起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营官库银务。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给被困杭州的清军，被太平军击退。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1868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集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共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他依仗湘军势力，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设庆余堂药店，并且经营出口丝业。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终其一生，他以仁、义经商，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但他生活荒淫无度，又不谙政界之道，终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      乔致庸：晋商代表人物。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乔致庸精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6. 晋商和徽商为什么最后都衰落了？

䘗商＂官商＂的代表是胡雪岩，走了左宗棠路线，却被李鸿章打压。晋商源自边线走私，为后金输送大量钱、粮等物资，可以说＂没有山西商人就没有清朝＂，所以清军进京后指定的＂八大皇商＂全是山西商人。
最终晋、徽商的灭亡，根本还是经营模式不能与时俱进。胡雪岩只看到国内市场、看不到国际市场联动；晋商没有发展出有效的信用评级方法、停留在＂看人＂的人治思维中。所以，二者均被国外同行绞杀了

7. 晋商和徽商

山西是面食之乡，山西人喜欢吃的面食，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种，诸如剔尖、擦面、猫耳朵、 面、拉面、刀削面、揪片、炝锅面、翡翠面、蛋黄面、浇肉面、打卤面、三和面、鸳鸯面等，这些面食的发展与晋商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晋商商号之饮食，一类是商号内部日常用饭，另一类是做生意待客用饭。商号内部吃饭不付伙食费，有大、中、小灶之分。经理吃小灶，伙计、学徒吃中灶、大灶。就大灶伙食标准而言，也高于当时当地中等人家水平。清人刘大鹏说：“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客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味，巨鳖鲜鱼，诸美味也。习俗使然，并无以此为非者”（《退想斋日记》）。


做生意待客用饭也有两种：一种是掌柜等有身份的人用饭之处。如归化城（呼和浩特）有一种小班馆子就是此等人吃饭之处。小班馆子是一种高级饭店，内有歌女唱曲，这种馆子多设在比较僻静的街巷。光绪年间全城有三家，其中两家财东为山西人。小班馆子每天中午后才开门营业，馆子外边挂有用黑布书写“包办酒席”“南北大菜”的幌子。凡来此用餐的客商均有自备大骡子轿车，每到吃饭时间轿车能停满一条街，三更天以后才由各商号小伙计打上灯笼，把老板接回去。归化城票号等业务获利很多，所以他们不惜花钱搞交际应酬，而一些商号为了向票号贷款，也不惜花重金在小班馆子招待客人。小班馆子按照山西客商的习惯，制作销售晋商喜爱的菜肴糖饼。小班馆子一桌可坐12人，每桌最少需银10两，有时高达20两。小班馆子厨师每月薪金三两银，小费可收十五六两银，所以当时归化城集中了不少山西的餐饮人才。


归化城还有一种大戏馆子，是仅次于小班馆子的饭店。这种饭店一面卖饭，一面唱戏，所以又称戏酒馆子。大戏馆子的营业时间是有季节性的，通常冬天开张，因为这时跑外的客商返回归化城，各商号都要请客。像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商号及元盛德、天义德商号，请一次客得分好几天吃，每天有五六百人。小班馆子自然摆不下那么多桌子，必须在大一点的地方举行。同时，戏班到了冬天，不便远行，便在馆子里演出，于是大戏馆子在归化城盛行起来。当时设在归化城小东街的“宴美园”，楼上楼下能摆72张方桌，大西街的“同和园”，楼上楼下能摆120张方桌。每张方桌，正中坐二人，左边坐二人，为了不妨碍看戏和上菜，右边只坐一人，共五人一桌。所吃饭菜分为“四六席”“改菜席”二种。“四六席”就是四干果、四冷菜、四大碗、六中碗，主食除大米饭、花卷外，还有马蹄酥一类的“腰饭”，每桌“四六席”约值银一两多。“改菜席’也是四大碗、六中碗，只是把其中的九碗肉菜改为海鲜，添了干贝、鱿鱼等，每桌约值银三两。


大戏馆子除被大商号 “包堂”外，平时按桌订座，由饭馆安排好时间，发散请帖。客人来到，由堂倌领到预订桌前入座。有时家眷被邀，但青年妇女不去，多是老太太带孙儿孙女。女客酒席一般设在楼上，两边垂幔和男座隔开。商人赴宴均穿长袍马褂。当主人到客人面前斟酒时，往往先由山西堂倌高喊：“东家给满酒哩！”各商号的青年学徒有时也去大戏馆子吃饭，那是商号掌柜让学徒去学习“人恭礼法”，所以他们不敢高声喧哗，更不敢鼓掌叫好，戏场秩序井然有序。据说，光绪年间在“宴美园”唱戏的是“吉升戏班”，艺人有十三红、飞来凤、二庆旦、杏娃黑、杏儿生。在“同和园”唱戏的是“长胜戏班”，艺人有千二红、一杆旗、二奴旦、八百黑、二娃娃。他们都是我省北路梆子的名角（《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8辑）。


晋商家宴中红白喜事比较讲排场，一般家宴“八碗八碟”已是上等酒席。但一些富商还要上三台。所谓三台，就是除了“八碗八碟”外，又有点心、水果、三炒、三烩，一共124种食品。这124种食品分为三台，分别由鸡、鸭、猪各统帅一台，故称三台。普通宴席吃三台，遇有重要人物光临则还要吃“官席”。官席与三台一样，也是124种，但质量档次要高，碟盘摆放也有讲究，每桌菜品必须摆成吉祥字形，并切合坐席者的身份。如新郎新娘坐的桌子，124种菜肴要摆成“龙凤呈祥”字样。迎娶新娘时男方客人的桌子，124种菜肴要摆成“一品当朝”字样。女方送亲客人坐的桌子，124种菜肴要摆成 “得胜回朝”字样。岳父岳母宴请女婿的桌子，124种菜肴要摆成 “状元及第”的字样（《晋商巨族二百年》）。


襄汾县丁村有一位咸同年间捐职的丁先登，与其弟丁连登合伙在甘肃宁县、陕西三原、泾阳等地经商致富。曾有赵官保、赵安生父子在丁氏家族中当过厨师。据赵安生回忆，丁氏娶妻嫁女家宴也有规定。娶妻嫁女，男女两家的宴席并不相同。男方一般是“重八席”或“六六席”，女方是“三台”或“十五圆”。男方用六八为阴，女方用三五为阳，取阴阳相配之意。


重八席的菜肴是 （以上菜先后为序）：


酒碟：（四素四荤）鹿角、洋粉、发菜、黄菜、头肉、牛肉、鸡块、蒜泥肉。


八小：（以羹勺食之）鱿鱼、江阳珠、葛仙米、蟹肉、薏米莲子、三仙汤、木须肉、捶鸡丸子。


八大：（以乌木筷子夹食）鱼刺、大鱿鱼、海参、鱼肚、芙蓉肉、烧羊肉、酥全鸡、丸子。


这八小八大的最后一道菜都是丸子，取其丸（完）音。同时，丸子即团子、圆子，也就是说“圆圆满满地结束了”。那么，为什么非重八，而不重七重九呢？除上述阴阳相配之意外，还因为七和气同音，不利；九为至尊，忌用。因而宴席称谓多三五六八。


再说三台（以先后为序）：


第一台：五大碗，寓五登魁首；


第二台：四冰盘，寓福寿康宁；


第三台：四面碗，寓四季顺畅。


三台共13件，又称13花。由于是女家专设的宴席，因而有预祝女婿登科及第的祈愿。


十五圆：这是专供新婿至女方家迎娶时，为岳父岳母行大礼时的家宴，分三个单元上菜：


第一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第二单元：二大碗、一冰盘、二面碗，计五件；


第三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合计十五件。这十五件是十五道花色品种各异之菜，而且全用圆形器皿盛放，故名“十五圆”。它取意有二：一为每月十五月儿圆，十五团圆，人圆月圆，千里共婵娟；二为连中三元，榜眼探花状元郎，是祝愿女婿早日及第登科金榜题名之意（《平阳民俗丛谭》）。


富商饮食每天山珍海味，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精神空虚。有位为富商做了一辈子饭的厨师退休后，太谷县拔贡出身的商人、被康有为誉为华北第一笔的书法家赵铁山，曾为这位退休厨师写了副对联：


饿了就吃 淡饭粗茶亦自甘美困来即睡虽木床草枕都视安静


晋商很注意饮食，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晋商饮食文化，推动了山西饮食业的发展。但这仅仅是经商谋利和大吃大喝，解决不了他们精神空虚的问题，赵铁山的对联正说明了这点。


据《晋商经营文化》

8. 晋商和徽商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