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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前不久在青岛市出席“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制度创新法制论坛”时指出，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企业和劳动者都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焦虑。

　　或许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够像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一样令整个社会都感到焦虑了。在新法实施前夜，无论外资、国企、私企，还是事业单位，很多都在忙着“规范”用工形式。普遍做法是不再直接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改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花钱买断老员工工龄，以避免和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干脆裁员。


　　清断工龄则随着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一场耗资10亿元的运动而达到喧哗的顶峰。在这场“7000员工先辞职再竞岗”运动中，包括总裁在内的所有工龄8年以上的老员工一律辞职清断工龄，再重新上岗。

　　信春鹰个人认为，正是“华为辞工事件”开了一个头，很多企业和劳动者都开始有了焦虑———企业将劳动合同法当成了洪水猛兽；劳动者在企业一波波的“规范”活动中变得不安和困惑。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部法律出来？对依然还在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这部法律带来的是危险，还是机会？要消除人们的焦虑、疑惑和偏见，信春鹰认为有必要从宏观上和微观上重申劳动合同法立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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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应考者完成本科阶段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是应考者的总结性独立作业，目的在于总结学习专业的成果，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文体而言，它也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说文。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可以分两个步骤，即选择课题和研究课题。
首先是选择课题。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因为，选题是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它实际上就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亦即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如果“写什么”不明确，“怎么写”就无从谈起。
教育部自学考试办公室有关对毕业论文选题的途径和要求是“为鼓励理论与工作实践结合，应考者可结合本单位或本人从事的工作提出论文题目，报主考学校审查同意后确立。也可由主考学校公布论文题目，由应考者选择。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应与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相一致，做到通过论文写作和答辩考核，检验应考者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但不管考生是自己任意选择课题，还是在主考院校公布的指定课题中选择课题，都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课题。选好课题是毕业论文成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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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关键词:中美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 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 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 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 。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 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 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7.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 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 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1],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 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2]。 
　　1.东亚�①国家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至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通过在华设厂的方式向中国转移,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大部分的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转移到中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也转移为中国。与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相对应的是,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 
　　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中美贸易差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几乎一直稳定在20%-30%之间;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急剧的下降(从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显然,美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盟。中国加入WTO以后,美中贸易逆差明显背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下降趋势,而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的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与徐明珠(2009)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的结论“美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越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随之扩大”是一致的。 
　　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之间发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6年期间,美台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与此保持一致的是,美台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上,美国和香港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国香港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额比重到2006年为-0.65%。那么,美国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哪里了呢? 毕业论文搜集整理：毕业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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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关键词:中美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 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 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 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 。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 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 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7.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 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 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1],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 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2]。 
　　1.东亚�①国家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至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通过在华设厂的方式向中国转移,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大部分的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转移到中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也转移为中国。与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相对应的是,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 
　　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中美贸易差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几乎一直稳定在20%-30%之间;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急剧的下降(从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显然,美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盟。中国加入WTO以后,美中贸易逆差明显背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下降趋势,而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的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与徐明珠(2009)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的结论“美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越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随之扩大”是一致的。 
　　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之间发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6年期间,美台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与此保持一致的是,美台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上,美国和香港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国香港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额比重到2006年为-0.65%。那么,美国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哪里了呢? 毕业论文搜集整理：毕业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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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学自我意识差异
  自我意识是人类个体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是人类对自己作为历史和社会活动主体价值的自觉认识。自我意识推动着人类不断地去创造世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以求自我在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中得到确认，正如毛泽东所指“人类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都离不开自我意识的表现。唯心主义美学家黑格尔强调文学要突出“这一个”，唯物主义美学家也强调文学应该做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那么“自我意识”既可以观照一个民族的共性，共同心理文化特征，伦理道德风貌，也能表现出作家个人的自我意识，对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圈子中的生存个体生存价值的确认，体现自己的创作风格、审美理想。从中西方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可以看出不同传统背景下文化心理的特征对文学施加的影响，自我意识的差异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民族个性的差异。
  研究文学中自我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内涵，对于研究中西方文学在主题内容，甚至于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有一定启示，特别是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中西方文学在相互借鉴、相互排斥、相互交融等方面有所裨益。
  社会的自我与独立的自我
  中国文学表现自我意识不是一种孤立的自我，而是处于多种关系中的自我。体现出自我与社会诸多关系（家族、家庭等）、伦理道德关系或自然宇宙万物相生相灭的联系。自我意识就明显地体现出群体意识的特征。自我价值的确认是在多种关系中进行的，自我发展的观念体现了社会性，即与社会的需求相一致，对于维持社会各种关系的平衡有助。实现自我的过程也就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和谐，把自我同化于社会背景中去。正如在孔子的著作里所强调的“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论语》里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主要是强调自我意识的发展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小我”是指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行动。“大我”是指小我生存的整个社会以及整个人类。中国文学从最初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就是要小我服从于大我，小我才有价值，才有发展。中国文学从理论上强调作家要有社会责任，要有大我观念。从《诗经》里提出的“诗言志，歌依咏”，或者是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文，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或者是“文以载道”，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作家的自我意识是民族意识和群体意识的外化，将小我融汇于大我之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文学作品之中，个体精神的发展，离不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诗经》里“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无衣》）屈原《离骚》中的忧焚，唐代陈子昂的“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对小我与大我关系之表白和唐杜甫、李白、白居易反映社会现状，体恤民情的诗歌，都反映了作家沉重的社会责任感。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天下之忧为忧的思想感情，还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军收河南河北》），个人情感与爱国之情的交融都与国与民相联。白居易也提出文学“为君、为臣、为物”（《新乐府序》）。宋代一大批爱国主义诗人辛弃疾、陆游、岳飞等将个人生存价值与国与民统一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小我与大我关系最好的说明。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的自我，“个人奋斗”成为西方文学一贯的主题。西方文学表现了自我意识与社会诸多关系的冲突，强调的不是小我与大我的统一，而是崇尚小我，小我是个体存在价值的根本。个人奋斗的目的是让大我承认小我存在的价值。
  在西方文学的源头希腊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虽然在诸神和英雄身上代表着部落氏族利益的集体意识，但在自我意识方面个人主义已经初露端倪，英雄之间的斗争和相互残杀也掺杂了很多个人因素。《伊里亚特》中描绘的特洛伊战争，阿喀琉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荣誉，与阿伽门农争夺一个女俘而退出战争，致使希腊军队失利。史诗的开头也点出“阿喀琉斯的愤怒是我的主题”。在西方文学中自我意识强烈地表现为，个人情感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小我的利益超越于大我之上。希腊文学崇尚个人神力，个别英雄决定氏族部落的命运，人类的光明是靠普罗米修斯盗火。自我意识也体现于个人在物质上强烈的占有欲和对自然的享受。《奥德修斯》中的英雄奥德修斯返回家园后，与侵占他妻子和财产的仇人展开搏斗，表明个人财产不可侵犯。
  自我意识突出个人价值，所以为了体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区别，不平凡的举动，超凡的力量构成了西方文学中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并存的特点。
  西方文学的两大渊源，一是希腊、罗马文学，重现实、重物质享受。二是基督教，重精神、重道德。文学中的自我意识一是体现在个人对物质方面的享受和追求，二是个体精神追求和道德特征。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我意识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都没有离开个人奋斗的主题。从《伊里亚特》中个人决定氏族的命运到莎士比亚笔下汉姆莱脱的个人复仇，伸张正义或者是罗曼·罗兰先是个人责任，然后是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都把实现大我利益看作是检验自我力量的一种体验，自我无需得到社会的承认或别人的承认，最关键的是要得到自证。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人战胜自我的过程，在与自然搏斗中确认自己的价值。“迷惘的一代”把沉重的社会责任当作消灭自我的坟墓，忧我大于忧国忧民。
  由于西方文学强调独立的自我，自我依赖于自我，与社会其它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独立的自我成为孤独的自我，进而失去自我。这与中国文学中强调自我顺应社会责任的命题形成明显的差异。
  规范的自我与自由的自我
  在中国文学中强调社会责任与自我的关系，那么自我就必须进行规范设计，这种规范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文学作品也塑造了规范的自我和完善的自我。所以孔子推崇“义为上”，孟子提出“舍生取义”，董仲舒强调“正其谊而不谋其利”。在个人自我意识与社会发生冲撞时，依靠克制自我，顺从社会道德规范而“克己服礼”。个人在物质上的欲望和情感需求都要服从一定的道德规范，由追求完善的自我进而发展为对自我的批判、反省。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强调“立人”要修身、养性，追求完美的自我理想目标是做圣哲大贤。“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追求人格完美的形象和作家，自我意识体现出人格的完美和高尚。
  屈原在《离骚》、《楚辞》等一系列作品中体现出自我意识就表现为完善的自我，崇高的自我。“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究。”〔①〕其弟子宋玉也体现出“天高而气清，收潦而水清”〔②〕的人格魅力。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评价是：“屈平正道直行，竭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人，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见义远。其志洁故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竦。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漫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③〕
  屈原以自己的诗作塑造自我。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有成就的诗人都注重体现自我的人格。宋代陆游《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自我存在的价值是以其高洁的品德而体现的。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绝句，明代于谦《石灰吟》“留得清白在人间”，作家的自我形象与诗歌的形象融为一体。《红楼梦》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体现出“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品德，体现作家的人格理想。
  西方文学也注重设计自我，但前提是要保证自我的绝对自由，反对社会强加于自我的种种束缚，自我意识体现在对社会传统、道德宗教力量的反叛。虽然西方人也强调道德和宗教对于规范自我的作用，但由于看重自我的自由，所以道德和宗教在自我意识中的力量显得力不从心。古希腊文学中，人与命运抗争为主题，命运悲剧体现自我意识与社会和自然的冲突。《俄狄普斯王》提出“人与人之间不分尊卑长幼，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在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中构造了鹁鸪国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与奴役的乌托邦理想。为了体现自我的存在，物质上、精神上要求自我欲望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文艺复兴运动要求个性解放，其中提出“人人可以发财致富”，“财富是上帝爱护一个人鲜明的标志”。〔④〕个性解放不仅要求政治上、法律上、宗教上维护个人享有的自由进取的权利，同时个人在物质上的占有也有同样的权利。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也是以自我为旗帜，自我意识最突出的表现是要求精神的自由发展，强调个人情感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心灵的自由。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把个人情感和想象提到很高的地位，抒情诗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小说戏剧也十分注重抒情。西方作家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否定现实，强调自我主观能动性之上。自我情感的抒发不论是热情的或是忧伤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都注重探究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欢乐、焦虑，是心灵世界的真实流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心灵的真实展现。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主人公在自然中放纵自我，让自我情感自由渲泄，都体现了追求自我自由的理想，只要自我心灵得到自由，回避现实也成为一种方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英国湖畔派诗人从自然的自由中观照出自我，远离现实，使自我依然存在。
  西方文学推崇自由的自我，所以在作品中批判阻碍自我发展的种种阻力，封建的王权，种族的不平等，贫富的等级制，宗教的种种桎梏。作家的任务要扫除旧世界，建立适合自我自由生存发展的理想王国。
      永恒的自我与扩张的自我
  中国文学中体现出的自我意识还有一个方面的内容，那就是追求永恒的自我，确保自我精神存在必须从具有多方面规定的现实关系中逃离出来，自我的存在不能以世俗的价值观来判断，自我的自由是脱离现实，超越社会功利，追求人生的审美境界，注重个体精神需求，以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为自我存在的最高境界。防止自我“丧己于物”，“失性于俗〔⑤〕，所以以庄子《逍遥游》为代表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影响深远。
  庄子以逍遥自适，使自我完全摒弃外在依赖的社会关系、功利关系、自然关系，摆脱天下的一切束缚。在《齐物论》中“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己，而况利害之端乎？”无谓有谓，而游乎尘垢之外。这样自我只有摆脱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才真正能保存自我，自我不被命所愚弄。要想保存自我，不是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和享受，也不是追求圣哲圣贤的人格完善，而是对于世上的万物差异性不必太在意。自我可以等视一切就不会为生而烦恼，为死而恐惧，为通而骄人，为穷而沮丧。正如庄子所言“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德充符》）。这是自我在千变万化的外物世界中可以保持永恒不变的最好方式。
  以庄子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形成中国文学另外一种境界。作家以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摒弃物欲，自我逍遥自适当作永恒的追求。陶渊明自我意识的觉醒也经历了复杂的历程。一开始入朝为官把自我意识与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但当他发现官场的浊流纵横，世人的趋炎附世，有自污其身，自陷其身，即丧失自我的危机，于是辞官为民，远离尘世，与自然相伴过程中重新得到自我。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环境中自我解放，自我体现出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自适。宋代诗人苏轼、辛弃疾等代表的豪放派诗人，也是在诗歌中寻求一种“自我平衡”，以精神的舒适取代在现实世界中自我的种种失落感。追求永恒的自我就是要超脱现实。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自我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所以才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彻大悟。追求永恒的自我，使得中国文学作品打上了禅宗的烙印，唐诗人王维所代表的诗歌那种“空灵”的境界，是自我意识在艺术风格上的外化，个人在无限的宇宙中，刹那间可以在永恒中得到调和。
  西方人追求自我，始终没有从现实世界中脱离出来，离开了所占有的客观物质世界，就没办法获得自身价值的确认。因为自我总是“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⑥〕。所以为了表现自我意识是将自我扩张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征服自然，征服社会，以竞争扩张为主题的自我意识贯穿于西方文学之中。从最初的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到《圣经》里亚当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都体现出西方人对物质世界强烈的探知欲望。中世纪教会文学生命短暂就是因为限制了自我在物质世界的进取，在精神世界的自我扩张。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慧，人的体魄所具有的创造力。美国诗人惠特曼认为人能创造生命，能创造自然，也能创造平等、民主和友爱。罗曼·罗兰也在他的作品中强调自我对于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个体要发展，就要扩张自我，超越先人的经验。“在我的意识深处，在我的狭窄的心胸中，沉睡着神圣的我，绝对的自我。只有自我存在着，这个自我就是罗曼·罗兰。在他的每一个感觉之中。但是，自我超越他，不会仅仅是他，自我在他之外存在着，自我是他四周所有的人，是灵魂和躯体的宇宙。在我无边无际和不停运动的现在之中，自我装扮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在无休止地进化着。”〔⑦〕
  强调自我最终导致对宗教意识和理性的背叛。宗教以一系列的清规戒律抑制自我意识的表现，理性意识是为了以功利目的而安排秩序的手段，是实现本能、欲望、意志的工具，不能完全代表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尼采认为“一个生命体首先要发泄其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自我保存是它的间接通常的结果之一”〔⑧〕。所以自我意识的理想是作一个充分体现生命意志的人，是具有创造一切的人。尼采提出“生命意志”与“超人哲学”的目的是确认自由，确认个人，确认人的真实的生命，唤醒人们的自由与自我意识。
  对自我的过分看重，力图使自我从社会其它关系中摆脱出来（伦理的、宗教的、法律的），强调自我必须是在物质上能够强烈占有，满足欲望，精神上能够主宰他人，甚至宇宙。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我意识，这就使自我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正是反映了自我意识丧失的过程，艾略特《荒原》表现出人失去理性，失去宗教后，自我也很难存在。那么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在失去肉体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失去了自我。西方现代派文学构置出一个没有自我的世界。所以寻找自我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命题。这种脱离于社会传统的自我会不会丢失，引起西方作家的焦虑，一些作家也企图探讨自我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在《厌恶》里揭示出个人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与现实世界完全脱离，“我是孤零零地活着，完全孤零零一个人，我永远不跟任何人谈话；我不收受什么，也不给予什么。”〔⑨〕萨特认为一切存在是偶然的，人生也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只有通过主体上的厌恶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西方文学中自我意识的最终结果是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自我意识失去任何作用。贝克特《等待戈多》里自我既没有主动意识，也没有扩张意识，只能在无奈的等待中消耗生命，在无聊的等待中证明生命的存在。这与中国文学自我意识依赖于多重关系之中，所以自我不会丧失是有明显差异的。
  中国文学中自我意识的发展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明代李贽提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⑩〕，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经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①①〕体现出对传统文学中自我意识的批判，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要自我判断，自我认识。在文学理论上，李贽提出了《童心说》要求作家要突出创造自我思想，自我风格。“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久，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①②〕所以从明代之后，中国文学在文体上也进行了一场革命，一反当时诗文传统，以戏曲、小说的繁荣为标志。小说《金瓶梅》自我意识体现出强烈的非道德性。
  第二次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学中传统的自我意识也提出批判，反对把自我引申为抽象的道德化身，将自我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鲁迅的《狂人日记》控诉了封建礼教对自我的吞食。《祝福》也提出了社会诸多关系，神权、族权、夫权对自我的压抑。巴金的《家》体现了自我解放首先要脱离家族关系。郭沫若的《凤凰涅盘》表现出要重塑自我的强烈愿望。
  五四自我意识觉醒受西方影响，文学注重个人情感自由渲泄，强调自我对旧世界改造之作用，但并没有推崇西方文学极端个人主义，也没有使自我陷入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丧失自我，虽然在旧秩序崩溃之机，但自我意识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没有失去，“忧患意识”贯穿于新文化运动中，作家自我意识依然表现出那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郁达夫《沉沦》里那个痛苦的自我，并不是完全由于物欲得不到满足，而是背井离乡，失去了自我依托的社会关系，沉重的社会责任感无法实现所造成的。
  五四之后，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西方文学自我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并没有完全渗透于中国文学之中，中西方文学在当代发展过程中，这种差异依然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我们如何借鉴西方文学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命题
  （天下文章一大抄，诸多资料够抄8）

7. 求写一篇论文

为了一个民族的梦想，我们从1840年的海面出发；为了一个不变的追求，我们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全球视野下展现中国道路之抉择；全景历史中浓缩民族复兴之历程。”
围绕千年巨变、峥嵘岁月、中国新生、伟大转折、世纪跨越、继往开来等六大主题，反映自1840年以来，中国艰难曲折的民族振兴之路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震撼”“激动”“落泪”……这是我在观看、品味权利是时所感受到的话语。阅读复兴之路的历程，使我回顾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索的伟大历程。翔实的史料、恢弘的气势、深沉的语言、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民族复兴之画卷。100多年来，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执著追求。陕北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圣地，民族复兴的领导者在这里运筹帷幄。 
变革的时代留下了一串串清晰可见的脚印：抗击非典，践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领袖和民众共赴危难，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突飞猛进的中国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苦干问题的重要决议，无一不是民族复兴的基石，让我领会到了国富民安的道理，认识到年轻一代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民族复兴的重任。也让我们看到了祖国前进的艰辛历程，同时也看到了今天中国的强大。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我们要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为报效祖国做出更多的努。到这里，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和自豪！感动的，是那些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自豪的，是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优秀民族的一份子！
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洗涤，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而不断探索着、奋斗着、发展着、前进着……在这个历程中，我们一齐哀悼，一齐欢呼，一齐奋斗，一齐感动……不论遇到什么，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会不断发展、进步

8. 求一篇完整的论文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分析  [2010-04-29 03:35]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EV)、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汽车等。在能源紧缺,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始于21世纪初。经过“十五”、“十一五”的努力,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能力由弱变强,实现了电动汽车自主创新和技术集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布局。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面临着不容忽视的瓶颈问题: 
　　一是新能源汽车整车集成开发和产业化技术方面有待提高;混合动力汽车发动机技术、自动变速箱技术有自主产权的不多;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在发展中还面临动力蓄电池、电机控制器、燃料电池发动机等零部件上的技术挑战。 
　　二是市场推广有一定难度。新能源汽车虽然清洁,但面临着产品可靠性、稳定性、成本高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配套设施建设缓慢,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纯电动汽车、可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在应用中面临着充电、加氢困难的问题。 
　　 
　　二、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要素分析 
　　 
　　(一)“钻石模型”简介 
　　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提出了著名的“钻石”理论模型和相应的分析框架。波特认为,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四个关键要素。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在四大要素之外还存在两大变数——机会和政府。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钻石”模型为我们分析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二)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初级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天然资源、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要素通常是人力创造出来的,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技术、科研机构等。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对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同时,作为新兴产业,其发展离不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需求是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原动力,良好的需求条件能够迅速促进产业规模化,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最终目的。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强劲的需求有利于加快市场推广和产业化发展的速度。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任何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都离不开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对新能源汽车来说,动力系统的转型将强烈依赖电池技术的突破,因此新型电池技术产业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最重要的支持产业。 
　　4、企业战略、结构及竞争。面对国家同时推进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局面,国内企业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迷失了方向,缺乏清晰的近期、中远期发展规划。波特指出,强有力的国内竞争对手普遍存在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激烈有效的竞争可以促进发明创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内部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内汽车企业与跨国汽车企业的竞争上。 
　　5、机会。波特指出,机会可以打破原来的竞争状态,提供新的竞争空间,落后国家可以借此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他认为,基础科技的发明创造;传统技术出现断层;外因导致生产成本突然提高(如石油危机);金融市场的重大变化等都可以给企业带来机会。 
　　6、政府。波特认为,政府对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刺激“钻石”体系的四个关键要素,来影响该国的产业竞争力。三、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针对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因素,本文给出如下对策: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方共同参与。政府应重点建设一批企业无法承担的项目,如公用充电站、能源补充站、维修设施、交通配套设施等。天然气总公司和石化企业可以参与兴建一批加气站来服务燃气车辆,电网公司可以在自己的低压电网上建立公用充电站系统。 
　　(二)积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者成熟度 
　　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关键是降低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企业和相关科研单位应加快技术研发的步伐,在技术上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政府应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生产给予财税支持,出台针对普通消费者的优惠政策,如减免车辆购置费、提供补贴等,来降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成本。同时,要进一步调整燃油税政策,提高传统汽车的持续性支出。另外,政府还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培育崇尚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文化,扩大新能源汽车用户基础。 
　　(三)加大研发力度、掌握核心技术 
　　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的初期,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通过整合国内科技和资金资源,确定关键技术领域,与企业、研究机构共同推动关键技术研发。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企业相关权益。在支持自主创新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到海外注册专利和购买外国专利,增加产品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此外还要加快建立国家技术标准体系,以建立和维护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 
　　(四)以市场为导向、明确阶段性战略重点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应借鉴国际经验,以市场为导向,选择战略重点,采取近期开发与中长期发展并重的策略。近期发展柴油机、汽油直喷、汽车轻量化、混合动力等技术,中长期着眼于高水平混合动力、燃料电池及替代燃料汽车的研发。汽车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及其所在区域拥有的资源、文化、习俗等条件,因地制宜地研发相应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同时应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企业战略结构及经营策略。 
　　(五)推动产业重组、发展产业集群 
　　为把中国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做强、做大,建议国家推动跨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收购与兼并活动,通过资本市场对现有企业实现整合与重组。积极探索中资主导型、外资主导型、中资控股型、外资控股型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模式。优化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鼓励中外企业以多种形式的合作创新和创业,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要实施严格的公平竞争与反垄断环节的重组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