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以来倒闭或者被托管的券商有哪些？？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谢谢~！

1. 从2000年以来倒闭或者被托管的券商有哪些？？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谢谢~！

1月，云南证券、大鹏证券被责令关闭4月，亚洲证券被华泰证券托管

  5月，东方证券受证监会委托托管北方证券经纪业务及所属证券营业部

  6月，民安证券因涉嫌挪用客户保证金等原因，被证监会责令托管

  6月，汇金公司出资重组银河证券

  7月，闽发证券被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

  8月，中信证券出资60％与建银投资共同设立中信建投证券，受让原华夏证券的全部证券业务及相关资产

  8月，海通证券正式托管甘肃证券

  10月，昆仑证券被光大证券闪电托管

  11月，证监会取消广东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

  12月，中信建投证券收购华夏证券全部证券业务及相关资产的手续已大致办妥，华夏证券重组工作基本完成

  12月，南京证券托管西北证券

  12月，海通证券托管兴安证券

2. 2005年行情大萧条的时候倒闭了13家券商,是哪13家?

17家被关闭的证券公司分别是大鹏证券、南方证券、亚洲证券、北方证券、汉唐证券、五洲证券、民安证券、闽发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武汉证券、甘肃证券、昆仑证券、广东证券、天勤证券、西北证券和兴安证券。 
其中，大鹏证券和南方证券被关闭，对证券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同时，除汉唐证券董事长及前任总裁吴克龄、总裁宋建生分别被吊销证券从业资格证书、高管任职资格并罚款3万元，代总裁丛蔚和财务总监刘家明分别被吊销高管任职资格；闽发证券上海永嘉路营业部总经理周反美、上海水电路营业部总经理昌琳、闽发证券资金管理中心总经理林瑾、闽发证券福建福清后埔街营业部总经理廖宙群、闽发证券天津六纬路营业部总经理杨胜利五人分别被吊销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外，其余被关闭的证券公司的相关责任人将被另行处理，涉嫌犯罪部分，也已分别被移送司法机关。 

有3家期货公司或期货经纪公司因违反期货法规而被予以警告或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相关责任人也分别被处以罚款。其中包括上海万向期货公司、重庆港九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璐通期货公司及相关人员。 

包括丰华股份、重庆东源、深石化等15家上市公司因违反信息披露行为、关联交易、违规担保等而被行政处罚，共有126名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分别被处以警告、警告并罚款等处罚。其中，西安达尔曼不仅公司被处罚款60万元，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等12名公司高管和6位独立董事均被处以警告、罚款等不同惩处；四川天歌更是以24名高管被处罚款而高居上市公司被处罚人员数量之冠。此外，还有一些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在对上市公司审计程序中违规而被证监会行政处罚。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力震慑了企图通过证券、期货市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法机构和个人。 


广东证券终结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blank/gdzqzj.shtml 
大鹏老总被捕 
http://finance.sina.com.cn/nz/dpxwg/ 

中国券商综合测评 
http://www.chinalabs.com/view.asp?id=010010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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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证券公司的变迁历史谁有啊？？？

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观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的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证券产生的历史，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国家向大户的举贷和王侯给平民的放债，形成了最早的债券。汉唐以后，国家因军事需要临时向富商举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现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钱、会票、当票等商业票据出现，证券的品种更加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清前，在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如上海沙船业，四川井盐业，云南、广东矿冶业和山西金融业，已经较多地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特征，而"集资合股"的参与者之间签订的载明权利责任的契约，则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的出现，在中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就跟着第一批最先进入所开商埠的外国洋行在中国出现。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股份制公司企业，把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形式和集股筹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
中国仿效西方，采用股份制发行证券组织近代企业公司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举办旨在"自强"的军事工业。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经费难以为继，70年代后，为借重民间私人资本，解决国家财力不足，洋务派仿效西方股份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等形式，兴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国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诏筹建上海轮船招商局。随着该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认定和筹集，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继航运业后，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险业、矿业、纺织业和通讯电报业等方面得到普遍运用，于是又有一批华商股票应运而生。如仁和保险、济和保险、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华商股票。原先附股于外资企业公司的中国人，此时也纷纷移资或投资洋务民用企业，或自立门户举办近代工矿企业公司。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创办的新式工矿企业就有十五六家，这些矿业公司都发行了股票。至此，华商证券的发行已小有气候。
  证券一经产生，证券交易不久也随之出现。据史料记载，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但仅局限在外商之间，买卖并不兴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殖民经济的初步"繁荣"，外商证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跃。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棉业投机热潮席卷上海，在华外资银行获得丰厚利润，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曾高达25英镑；（注：《字林西报》，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资航运公司获利也很丰厚，航运公司股票成为银行股票以外的另一买卖热点，以致市场上证券交易额"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业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从事股票买卖的证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泾桥北，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有价证券的英商长利公司，后来又有几家这样的公司相继设立。"店多成市，该业始发达"。（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之略史》，载《银行周报》第3卷总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外资又开始进入租界公用事业和其他实业，市面上又出现了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灯公司等十几种新股票。西商各证券掮客为谋本业前途的发展，于1891年联络同业，组织上海证券掮客公会即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商在华所设各事业公司的股票。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至于中国华商进行的证券交易，若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公司的证券活动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资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新办的近代企业不久便获厚利，加上个别企业发放优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产、银洋买卖投机之外，又热衷于对新式企业的股票、债券的追逐。
  1882年前后，先前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厂矿企业经营成功，获利很高，股票价格成倍增长，如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82年却涨到了200两以上；（注：《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31页。）1881年年底，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前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就涨至150两左右，到1882年6月，竟还有人愿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注：《申报》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响，人们争相购买荆门煤铁矿、长乐铜矿及鹤峰铜矿等十几种刚上市不久的矿业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超过其面值。如长乐铜矿和鹤峰铜矿的股票面值均为100两，1882年最高价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等华文报纸，对此都有专门报道。这些矿业股票筹集的股金就有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
受矿业股票上涨行情影响，其他上市的洋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之全线上涨。如上海电报局100两面额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两大关；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票价格也溢出原价15%左右。（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
  华商证券交易，起初既没有固定的场所，又没有相应的交易规则，证券转让、买卖一般在亲朋好友、熟人中"以亲带友、以友及友"进行。成交的价格却视外商证券行情和证券本身的市场供求而定。后来，随着证券发行量的扩大，持有证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证券的品种和数量也越大，证券买卖变成了经常的需要。于是"为各项公司通路径而固藩篱"（注：《申报》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9月成立。该公司内部组织分明，还订有章程，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设立首开中国有组织的证券市场的先河，成为中国自设证券交易所的权舆。
  由于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加之买办商人胡光墉投机丝业失败和中法关系趋紧等其他原因，引发了1883年10月的倒账金融风潮。矿业股票连同其他华商股票即行下跌。低价出售也无人承接，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的价格也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矿业股票更是无人问津，几乎形同废纸。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质押的钱庄受累倒闭，破产者不计其数。一度空前兴盛的股票市场低落至极点，直至10年之后，一般商人仍"视集股为畏途"，（注：《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见《申报》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年版：《洋务运动》（七）第316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见这次风潮对证券投资者心理打击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国早期证券和证券交易视作中国证券市场的萌芽的话，那么，1895年以后至清末，中国证券市场就进入了初步形成阶段。
  随着国外资本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和铁路公司在华的设立，以及铁路借款、矿业借款与政府借款的签订，外国在华发行的外资证券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呼声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第二次设厂办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励兴办各式银行、企业。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率先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新式厂矿企业386家，资本额达8.8亿多元，华商在机械制造、电力、采矿、棉纺和其他工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华商股票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债制度也在1894年前后移入中国。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甲午军费，仿效西方，向国内发行公债，"息借商款"。此后，又发行了"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两次公债。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向外国洋行赊账雇募船炮，首开中国近代举借外债先河。随后海防借款、军需借款、抵御外侮借款、赔款借款、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甚至行政经费借款，一发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债208笔，债务总数为白银13亿多两。（注：《清代外债史论》，第672页，许毅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证券交易市场方面，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上海众业公所的设立与发展。原先设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后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金币公债，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大纱厂新股票的面市，业务发展出现了较大转机。1898年，该所修订了章程，但仍无固定交易场所，证券的交易买卖，多在旧西商总会内或在汇丰银行门前阶沿进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入侵的混乱之际，攫取了中国的开平煤矿，由于这一产权的中外转移，原持有该矿股份的华人纷纷将股票出售或转让，给原来不甚景气的股票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旧西商总会租定了部分房屋作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酝酿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采取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参与证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会员即扩充为100人，其中西商会员87名，华商会员13名。交易买卖的证券有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国政府金币公债，（注：《民国经济史》，第153页，上海银行学会编，1948年版。）后来又增加市政公债。当时进入这个市场开拍的股票先后有：公和祥码头、椰松船厂、公益纱厂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迁址上海外滩1号。
  由于西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除为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在华筹集资金服务外，还是少数洋商投机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和投资者的利益，1910年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就是最好的例证。1903年，英国投机商人麦边在中国成立蓝格志拓殖公司，开业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多少业务，1909年国际市场橡胶涨价，国外经营橡胶园种植业和投资橡胶工业的人获利丰厚。麦边便借此机会，于1910年初大造舆论，宣扬经营橡胶行业可获巨利，并谎称其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片的橡胶园。为了诱骗人们购买其公司股票，他编造该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奢言年分红可达45%左右。人们不明真相，竞相购买。"仅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标卖，已有以七十两之巨价承购者"。（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中掀抬股价，橡皮股票价格暴涨。麦加利、汇丰和花旗等外商银行见有利可图，便与麦边勾结，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举又造成了该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假象。争购者于是更加踊跃，连许多钱庄也都转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价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地里趁高脱手，卷款潜逃。其他外商亦步麦边后尘，纷纷抛售手中的橡皮股票。这时，外资银行宣布停办此项股票的押款，（注：《上海钱庄史料》，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骗局败露，人们又争相抛售橡皮股票，但无人购进，橡皮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最后成为废纸。持票者纷纷破产，钱庄也因此倒闭了二十多家，市面极度恐慌，酿成了一场金融风潮。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风潮使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股票市场自此进入低谷
此期的华商证券交易市场较1883年前，交易规模总体上有所后退，但也不乏市场新热点。一方面，随着1895年后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尤其是银行的创办和商办铁路公司的出现，证券交易又渐有起色。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债券成为交易买卖的新热点。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后，清政府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省银行和私营商业银行也在此期设立。这些新兴的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这些银行股票在市场上十分受人青睐。1903年，清政府开放铁路，"寓商于路"，提倡商人设立铁路公司，集股筹资承办铁路。于是，1903-1907年，全国15个省份先后成立了18个"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铁路股票。这类股票一经发行，便成为市场亮点。在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矿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初步形成。而这时的政府公债由于发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视购买公债为对朝廷的报效和捐助，故当时购入者，也不敢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还未形成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组织形式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倒闭后，虽先有1904年梁启超提出了组织"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后在1907年又有上海买办商人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组织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视和采纳。华商证券交易一直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中。光绪末年，上海买办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买办商人孙静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开设了另一家专营证券的"信通公司"，但规模和功能远不能与原先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专营的证券公司外，许多茶商、钱商、皮货商、古董商和杂货商以及买办也兼做股票买卖。这些股票掮客经常出入茶馆，在经营本业的同时，还洽谈股票生意。约在1910年前后，股票交易买卖活动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楼，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茶会"时期。
  总之，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现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便存在华洋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这正是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写照。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后期的证券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参考资料：http://blog.163.com/darling_ran/#

4.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韩国和日本有哪些大型企业破产？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 
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 
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 
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 
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 
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 
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 
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 
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 
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 
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 
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 
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 
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 
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 
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 
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 
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 
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 
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5. 12年前的沪深代码证找到了,开户的证券公司倒闭了,如何查询原来的股票啊?

原来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武汉营业部在武汉市武昌徐东路52号，京华证券关了之后被北京证券收购，变成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徐东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证券关了之后营业部被招商证券收购，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徐东路证券营业部变成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路证券营业部。

然后招商证券把武汉徐东路证券营业部关闭，营业场所关闭停止经营，该营业部客户及相关资料已转移至招商证券武汉中北路证券营业部。

所以你的钱和股票以及帐户关系现在应该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北路证券营业部（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54号长源大厦 027—86778308 027-86793521）。

你打电话问一下营业部的电话委托的电话号码，如果你当初开通了电话委托，而现在还记得密码的话，应该可以进得去交易系统。

如果你没有开通电话委托或者忘了密码的话，就要带齐证件去一趟营业部了(建议顺便办一下开通网上交易等需要补办的手续)。

6. 近十年倒闭的世界500强企业都有哪些？

7. 请知情人详细告知大鹏证券的始末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3年7月，目前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是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在公司44家行业、地域分布均十分广泛的股东中，不乏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或集团公司，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为大鹏证券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司目前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有30家证券营业部。截止2001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30多亿元，净资产22多亿元。 

因严重资不抵债，2006年1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还债。该公司成为国内首例通过司法程序破产的券商。

与大多数券商的国有背景不同，大鹏证券自成立之初即带有浓厚的民营色彩，因而其 
 
 
   
 
 
 
成败利钝与董事长徐卫国的个人命运都密切相关。事实证明，从最初的意气风发，到后来的谵妄虚无，徐卫国尽管每每以“理念”、“改革”标榜，但始终未能摆脱委托理财-集中持股这一致命的操作模式，在“公司治理”、“激励机制”、“金融控股”等华丽辞藻掩映之下，徐卫国的失败并无特别之处。

  “疯狂的钢琴”

  年仅41岁，肤色黝黑、五官清秀的徐卫国是业界颇具争议的人物。与其有交往者或称之诚恳朴实，好学深思；或称之狂妄自大、走火入魔。

  196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一个普通农家的徐卫国，最初在华中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进而在武汉大学获会计专业硕士，后在武汉大学以在职方式深造，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24岁的徐卫国南下到深圳寻梦，先是在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0年参与筹备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到1993年3月离职时已为副总经理。

  此后，徐卫国和该基金部的九位同事出走创业，先是参与筹建长城证券，后筹建大鹏证券。最初的十个人正是大鹏证券的创业者，其中核心人物包括大鹏证券的两任总经理陈玉萍、张永衡等。

  1993年6月，大鹏证券获准筹建，注册资金1亿元，发起人包括三家人民银行总行系统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成为大鹏股东的还有两家新成立的民营企业——深圳兆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富)和深圳市金策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金策)。根据工商注册资料，兆富成立时的办公地址是电子科技大厦，即大鹏证券最早的中电营业部地址，法定代表人一直都是徐卫国本人。外界一直怀疑徐卫国是金策的实际控制人。兆富加金策实际为大鹏的第一大股东。

  大鹏证券从此起步，逐步发展为全国性券商。1995年9月增资扩股到5亿元，1996年11月8日迁入深圳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八层。

  1998年，徐卫国突然离开深圳去了美国，有知情人称，当时徐是因涉讼而避祸出走。以后徐卫国提到这段经历，每每称自己西学之行，获得了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课程毕业文凭。徐卫国赴美后大鹏内部风波迭起，留守在大鹏的总经理陈玉萍坚决捍卫了徐卫国的利益。嗣后，徐卫国回到大鹏重掌大权，任命陈玉萍为大鹏的副董事长。2001年徐卫国与深圳电视台一主持人结婚，陈则被安排出国定居。

  1999年股市“由熊转牛”，大鹏证券一跃成为全国排名前十位的知名券商，并成为首批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券商之一。当年大鹏还发起组建了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并独家承办了首届高交会上的“高新技术创业资本论坛”，一时风光无限。

  2000年5月，大鹏证券增资扩股到15亿元，44家企业成为大鹏证券股东。从股权结构上看，这44家股东股权极为分散，前12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为4.4%(其中包括兆富和金策)。徐卫国称，“股权结构适度分散，可规避大股东绝对控股带来的治理风险。大鹏证券坚持股东分散的原则，保护每位股东的权益及其相对的稳定性，杜绝个别大股东操纵公司决策层”。事实上，对这一安排更令人信服的解读是：徐卫国借此安排继续牢牢控制着大鹏证券，既募集资金为己所用又防止了大权旁落。

  巨大的成功不免使人如坐云端。诚如一位熟识徐卫国的业内人士所称，快速而偶然的成功使人如“一台疯狂的钢琴，以为所有的音符都是它自行弹奏出来的(马克思语)”。显然是为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徐卫国此后笃信《易经》，言必称玄。2000年，徐卫国特地在山东大学设立了一个大鹏易学基金，每年都要到此讲学。

  更有甚者，徐卫国将个人喜好施诸公司管理。他对外称“大鹏”的卦象是“睽卦”，《易经》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徐据此认为，大鹏吉人天相，尽管非议颇多，但只会越来越强大。不惟如此，在营业部的选址、合作对象的选择方面，都要经过徐卫国的占卜才能通过。此外，徐卫国还曾要求公司总裁张永恒改名为张永衡，又要求公司财务总监吴晓阳更为吴晓洋。

  凡此种种，日后被大鹏的员工贬为“妖魔化管理”。
随着大鹏的迅速膨胀，如何保持对大鹏的控制权始终是徐卫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大鹏未来如何留住人心，也是徐卫国的思虑所在。这一切使管理层及员工持股成为徐卫国打算解决的核心问题。2000年完成增资扩股后，大鹏随即推出了控股公司计划。

 
 
 
   
 
 
 
  2001年8月9日，大鹏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金6.3亿元，徐卫国是法定代表人。大鹏证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大鹏工会)出资2亿元(其中大鹏证券垫资8164万元)，占31.7％的股份，大鹏证券的原始股东深圳市兆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策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占15％和12％的股份，其他股东均为原大鹏证券的股东。

  2001年8月25日，大鹏证券股东大会通过了股权转让决议，原大鹏证券股东兆富投资和湖南湘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控制的大鹏证券股权全部转让给大鹏控股，加上其他股东的部分股权转让，大鹏控股获得大鹏证券20％股份，成为大鹏证券最大单一股东。

  此番安排之后，徐卫国通过大鹏控股间接控制了大鹏证券，使高管和员工的持股计划得以曲线实现。从外部审计来看，大鹏工会的2亿元资金确实到位。根据四川亚通的审计报告，除大鹏证券垫款，当时大鹏证券员工和高管透过大鹏工会的出资，大约一半来自公司从利润中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一半来自银行借款，到去年底借款基本还完。徐卫国出资600万元，张永衡出资500万元。大鹏控股的出资和工商登记均已完成，但据《财经》了解，此举从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批准。

  此后大鹏控股的架构下增加了若干子公司：2000年9月成立了大鹏创投(大鹏控股占50%)；2000年11月成立了大鹏网络(大鹏控股占99.4％)；2002年3月成立了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大鹏控股占95%)，2001年7月与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等公司成立了大鹏出版有限公司和大鹏国际等公司。

  大鹏控股名为“金融控股”，但并无“金融控股”之实。上述公司虽独立于大鹏证券，但实际上仍以大鹏证券为核心，所有公司都有资金以委托的方式回流大鹏证券，如大鹏创投至少有3亿元资金给大鹏证券委托理财等。同时，这些公司也成为大鹏证券变相获取银行贷款的渠道。

  根据审计报告，大鹏控股向建设银行借款1亿元，由大鹏证券以折合人民币1.2亿元的外币存款提供质押担保；大鹏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大鹏证券工会下属企业)向兴业银行借款4000万元，由大鹏证券以账面价值约7000万元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大鹏控股向光大银行借款2亿元，由其参股50%的大鹏创投资提供担保；其控股子公司大鹏网络向光大银行借款5000万元，也由大鹏控股提供担保。

  大鹏控股的实际作用之一，正为曲线MBO，而这一MBO最后又因大鹏证券的身陷绝境而惨淡收场。徐卫国本人在2004年10月即向《财经》表达过“对不起员工股东”之意。至年底被托管前不久，大鹏资产管理公司又回购了原员工持有的大鹏控股股份，股价不详。大鹏资产管理公司购买股权的资金亦来源不明。
金融控股的架构只是徐卫国诸多“改革措施”中的一项。

  近年来，大鹏推出的改革层出不穷，因此有“大鹏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之评，这其 
 
 
   
 
 
 
实充分反映了徐卫国在商业理念上的困惑。徐曾提出管理信息化、决策透明化、业务国际化、客户全球化、服务品牌化的“五化”方向，但却缺少切实可行、前后一致的实施方案。

  徐卫国曾聘请摩根士丹利的前任北京首代汪潮涌作为大鹏国际的CEO，也曾以上百万元的年薪聘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作为大鹏证券研究所所长，但这些举措成效甚微，不久便以各种原因而终止。

  2002年4月，徐卫国在上海召开的董事会上正式提出大鹏证券的发展战略：定位为金融产品销售，将营业部转型，塑造成为一个FC训练平台和金融产品的销售终端，形成遍布全国城乡的金融销售网络，成立合资融资服务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这一改革想法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但由于未得到证监会的批准，大鹏原本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设立证券投资服务站点，设立20多个之后就没有搞下去。

  大鹏证券的“战略转型”就此全面展开。随即在推行过程中引起了大鹏内部比较严重的震荡，人员大量流失，内部失控，上海营业部发生卷款潜逃事件，都发生自2002年。这对公司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001年大鹏控股成立后，徐卫国只担任大鹏证券董事长，辞去大鹏证券总裁一职。此后大鹏证券的总裁前后共有三四任，但每一任的时间都不长，牢牢掌握着实际控制权的始终是徐卫国。甚至有极端观点认为，所有总裁都不过是徐卫国的傀儡而已，这也是每一任总裁根本无法持续任职的原因。也有批评说，徐卫国在人事任免上任人唯亲，只重用老乡和同学。

  2003年初，大鹏证券一位员工在公司论坛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大鹏，你被谁抛弃》，尖锐提出：“形成目前局面的因素只有一种，那就是在公司的管理层中缺乏对权力的约束机制，”“由于领导权威和意志的神圣不可侵犯，使得大鹏只能在自己的极左路线的指引下越走越远。”

  与员工的想法一样，对待大鹏深陷的窘境，其众多机构背景的股东们都认为徐卫国本人应负有主要责任，但由于股东中缺少证券背景，徐下台后谁来主持大局挽救大鹏变成一大难题。股东也开始怀疑大鹏的资产管理业务亏损累累，是不是徐本人有老鼠仓。根据股东的举报，2004年春节过后深圳证监局就派人到大鹏调查了数个月，至今未有公开结果披露。

  有效治理结构的缺失，固然是大鹏终难以振翅高飞之本，但这家券商“兴也勃，亡也忽”的直接原因也与其他券商并无不同，还是委托理财和坐庄的失败。“说不坐庄的同时却在坐庄，这说明理念和实际偏差太大。”一位股东代表、董事说。

  从1999年开始，大鹏证券一度动用11亿元自营资金和1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共22亿元资金重仓持有龙腾科技(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0058，曾用名龙腾科技)最高持股比例达到流通盘(1.2亿股)的90％。1999年“519行情”中，该股从7元启动，2000年底涨到32元的最高价——2000年，该股为大鹏证券带来8亿多元的浮动盈利。

  尝到甜头的大鹏证券无法自拔，除了五矿发展，大鹏还重仓持有国投资源(000826，原名ST原宜)和广电网络(600831，原名ST黄河科)。大鹏证券最高峰时投资规模超过近60亿元，坐庄亏损是大鹏证券44亿元巨亏中最大的一部分，到被接管时，股票市值损失超过20亿元。此外，还有累计近10亿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性亏损。

  2005年1月，正当传来大鹏证券不得不被长江证券接管，本身即将清盘之时，传来消息：徐卫国本人以精神疾病为由拒绝配合监管当局的调查，一直未回到深圳总部
2005年1月下旬，在传闻徐卫国寄身的湖南长沙

8. 上市公司可以倒闭吗？

有很多的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经营不善一直在亏钱，这个时候如果已经资不抵债申请破产了是否还可以进行经营?企业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后，破产企业应当自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裁定之日其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但经清算组允许，破产企业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前，以清算组的名义从事与清算工作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清算组应当将从事此种经营活动的情况报告人民法院。如果破产企业对外非以清算组的名义签订合同，且合同与清算工作无关，该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公司破产后还能不能经营，具体看实际情况而定。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指定的管理人有权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的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