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游牧民族政权,辽和金为什么有底气称大宋为「南蛮」?

2024-05-10 00:33

1. 作为游牧民族政权,辽和金为什么有底气称大宋为「南蛮」?

作为游牧民族政权,辽有底气称大宋为「南蛮」。说起金朝和两宋之间的冲突,公众的记忆在主体是这样的:北宋末年,金朝南征北宋,攻陷了北宋的京城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自此北宋灭亡。而后经过一番周转,最终金朝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土地,并且获得了南宋的承认。
炎黄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随着《时代》的发展,炎黄文化圈不断向外扩展,但向南扩展的速度没有向东、向北扩展的速度快。周朝时,楚国的爵位较低,只是即使 "公子子爵,封地位于长江流域,这都被认为是荒野。
所以即使楚国后来本可以和堪称文学杰作的《诗经》相提并论,还留出了春秋时期诗人屈原的几个名字;但北方诸国仍称楚国为 "蛮夷 "国。此外,楚国最大的权力仅限于长江流域,对更南边的岭南地区没有实际控制权。此时,最北端的燕国已经控制了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中原文化已经在长城内外扎根。


汉族人史无前例地撤出中原地区。上图为契丹语 "大中辽契丹国",这也是辽国的名称。其名称显然具有中国传统中 "中央之国 "的政治内涵和定义,显示了辽作为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华北)后的政治诉求和理念。这不仅意味着辽国试图改变在中原地区持续了1700多年的政治格局,也反映出辽国深知自己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身份,必须主动入主中原,成为汉化国家,才能实现中原地区的长治久安。

虽然汉族政权退出中原并不是第一次,毕竟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当时北方还有西凉、北燕、北齐等汉族国家,以汉族为主体或汉族政权为统治者。到了宋朝,北方真的消失了,这与南朝和北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另外,"汉朝强盛四百年"--汉朝超凡的实力和韧性,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可能使当时的胡人知道汉朝的存在,尽管他们不一定臣服于魏晋王朝。自唐朝以来,由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以及唐朝给予胡人较高的地位--不仅是一些分支或一小部分被汉朝廷接受,而是大量的民族被整体接受。

作为游牧民族政权,辽和金为什么有底气称大宋为「南蛮」?

2. 金国作为强悍的游牧民族,金国为何在蒙古大战频频失利?

可能是因为当时金国的军队对比后来元军队也就是成吉思汗军队他们的一个士兵士气略有不足。而且两者的一个战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且当时金国他有着很多尖锐的部队,被派去与南宋进行抗战,精锐的一个缺少导致他们在战争中对比成吉思汗军队略有一个下风。所以说在当时金国队成吉思汗的军队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

首先对比两者的一个士兵状况来说的话,当时蒙古国他的一个士兵是特别威武雄壮的,而经过他的士兵来说的话,他是在现在中国内蒙古这一带,而当时的元朝,他的士兵都是于在现在蒙古国的位置。两者的一个地域差别就导致士兵他们本来的一个战斗风俗就有一些不同的改变,虽然都是游牧民族,但游牧民族也分强弱之分,还有两者的军队,他们本来士气的原因。

然后还有当时成吉思汗他们所带领的部队,年年大胜,而且军队他们士气高涨,一往无前,而金国的军队他们在以前的生活中,军队的战绩不是特别的出色。就士气上面来说的话,不如当时的蒙古国他们的军队,士气上面就有着很深的影响,对士兵的鼓舞也是蛮巨大的。有着市区鼓舞的士兵,他们在战斗上市特别的强悍,而且能够以1打2,以1打三都是有着很多的可能。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金国与南宋他们这两个地区他们时常发生战争,而金国它的国内主要的物资当时被用于去攻打南宋,所以说当时国内的物资不是特别的充足。且当时国内的一个生产总值不是特别高,产品生产不足,同时精锐部队的缺少也是导致当时他们战斗力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为什么辽宋金元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大多都侵略中原?

之所以北方游牧民族会做出如此行为,与其内部的争斗及民族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有着密切联系。为证明自身实力,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进发,而在这样的战争中,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抑或宋朝人,均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摘要】
为什么辽宋金元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大多都侵略中原?【提问】
之所以北方游牧民族会做出如此行为,与其内部的争斗及民族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有着密切联系。为证明自身实力,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进发,而在这样的战争中,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抑或宋朝人,均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回答】
恶劣自然环境对北方游牧民族发展的沉重打击通过相关历史资料的记载便可发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北方地区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受社会生产力水平限制,古代北方地区并不能像现代社会一般,有着较为高端的技术作为支持,受制于恶劣自然环境影响,北方少数民族多以游牧方式维持日常生活。【回答】
相比中原地区的人民而言,北方游牧民族很难拥有较为固定的生活地点。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限制下,北方游牧民族自身实力自然较为弱小。为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北方游牧民族不得不频繁开疆拓土。虽从生活环境上来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相差较大,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使得游牧民族身体素质,明显优于中原汉人,基于这一原因,游牧民族军事实力自然有着一定的优势。【回答】
受地理环境及其他领域影响,南北发展差距相对较大【回答】
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抑或其他领域内,均远远落后于宋朝发展。虽长时间的游牧生活已然让他们适应动荡不安的日子,但出于对权力及安稳生活的渴望,游牧民族首领,同样希望能够形成如同宋朝一般强大的政治势力,以此为自身及人民带来更加优越的生存环境。【回答】
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回答】
总结下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自然灾害游牧民族受创伤太大,另外就是整体游牧民族的综合实力弱于中原希望通过侵略求发展。【回答】

为什么辽宋金元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大多都侵略中原?

4. 中原政权为啥在两宋之后就被金、蒙、辽等游牧民族威胁?

自唐朝末宋初以来,中原政权开始普遍遭受来自北方游牧政权的巨大威胁,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是发展的必然。因生产生活和统治方式的差异,唐宋以前中原地区的发展普遍要快于北方游牧民族,这里面的确有儒家思想的贡献,但从宋朝开始却遇到了瓶颈。而北方游牧民族则由于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知识,从唐末时期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并开始逐渐缩小与中原王朝的差距,这使得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开始迅速增大。

从秦汉到两宋,中原封建集权统治发展至巅峰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原王朝虽然偶尔进入分裂时期,但大部分时期却始终处在大一统时期,并在王朝的更替中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式统治。而此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则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仍处在相对落后的部落时期,不论是曾经强大的匈奴还是突厥,他们更多是以部落联盟形势出现的。

从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统治以来,一直到宋朝建立之后,中原文明始终在中央集权这条路上不断进步和发展,不断在和平发展和动乱淘汰中前进。
统治模式的进步
:历经秦汉两朝,分封制被彻底淘汰,举孝廉和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标志着贵族统治时期开始到来;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则又彻底动摇了贵族门阀的统治,随着科举制的出现,士人统治时期开始到来;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则又打破了唐末以来的藩镇统治模式,此后文弱武强的动荡局面再也没有出现。
统治阶层的变化
:统治模式的不断变化,也使得官僚体系在不断发生改变,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贵族阶层开始彻底被消灭;藩镇统治的灭亡,又使得武将功勋集团彻底衰弱。中原王朝从宋初开始,真正进入“皇帝+士人”的统治。
在这种变化之中,历经数百年时间,地方势力被彻底消灭,中央集权被不断加强,这使得中原王朝在大部分时期内,都有足够的力量应对来自外界的侵袭。同时,相对稳固的统治和社会环境,使得中原王朝的科技、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且在宋朝达到顶峰。

两宋时期之所以会如此繁荣,是各个王朝历经数百年和平与战乱、改进与淘汰之后,各方面到达顶峰之后的结果。可以说,两宋已经是封建统治的巅峰,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是始于宋代。然而随着宋朝的灭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一切繁荣归为泡影。历经百余年的摧残,明朝建立之后中原王朝才开始再度复兴,再度恢复至封建集权统治的巅峰,直到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则再度开始进入停滞和衰退期。
宋朝时期,中原文明在发展到顶峰的同时,却也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如果向前迈一步,或许将打开另一片天地,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步始终没能迈出去,这个瓶颈一困就是700年。

当然,中原王朝从秦汉到两宋,之所以发展迅速,儒家思想的确有其贡献,正因有儒家思想的存在,使得中原的封建集权统治得以稳固,这为中原王朝的全方面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基础。但在宋朝达到顶峰之后,儒家思想也需要进行改进和发展,可惜出现的新思想是理学。
五胡乱华之后,游牧民族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
五胡乱华之前,北方游牧民族虽然也一度对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威胁,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即使是曾经一度极为强大的匈奴、鲜卑、突厥,
由于相对落后的统治和生产方式,以及严重的民族问题,他们始终处在大分裂和部落联盟的更替之中,因而始终无法对中原王朝造成毁灭性威胁。

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他们之所以一度极为强大,往往是因为雄才大略的雄主,这些人凭借个人能力,可以将大量部落整合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但由于没有相对稳固的统治架构,一旦这些雄主去世,这些强大的游牧政权便会迅速瓦解、衰退,重新进入大分裂时期。
然而,从东汉时期开始,便不断有游牧民族南迁,此后由于三国战乱导致中原人口大量衰减,促使朝廷对少数民族内迁持支持态度,最终酿成了“五胡乱华”的悲剧。
而在“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期,虽然有的少数民族政权依然进行着极为残暴的统治,但北魏、北周等政权却也在积极进行汉化,他们从中原学习了大量先进知识,甚至吸收了部分汉族人口,这些都促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

因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当北方游牧民族再度诞生了一位雄主——耶律阿保机之后,他所创建的契丹,不再像以前那些松散的部落联盟,反而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游牧政权
,除了生活生产方式有所差异之外,契丹与中原王朝可以说是别无二致。他们不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统治体系,同时一改之前的部落式管理模式,也开始加强集权统治,这使得他们最终成为了中原王朝最可怕的敌人。
从契丹王朝开始,辽国、金国、蒙古、元朝、后金等,这些政权已经完全脱离了游牧民族那种松散的结构,也正式从这一时期开始,不断加强集权统治的北方游牧政权,开始不断缩小与中原王朝的差距,而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也开始逐步缩小。同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环境相较于中原王朝更为残酷,这些个体战斗力本就高于中原农民的少数民族,一旦开始进入高度集权时期,已经拥有了彻底摧毁中原王朝的能力。

综上所述,中原王朝从宋朝开始进入了发展的停滞期,而北方游牧民族也大约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最终使得双方差距越来越小。一旦中原王朝衰弱,那么面对强悍的游牧民族,往往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

5. 为什么辽朝和金朝都不能灭了宋朝,然而蒙古帝国可以,都是游牧民族差别太大了吧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谈谈我的想法。

   其实这三个少数民族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汉化。

辽在很早之前就南院和北院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共治。金的汉化程度也丝豪不比辽要差。还在科举中产生了连中三元的状元。蒙古的汉化程度是最深也最辙底的。不但有汉族的文人、官僚甚至还有专门的汉人军官和军队。有的甚至还能指挥蒙古军队。“尚方宝剑”其实就是蒙古皇帝交给汉人军官掌握军队的信物。战事结束就立即收回。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和当时的情况非常相似。存在大量的少数民族政权。当时只有代北周的隋成功统一了长江南北。而前秦因为内部还不稳定就冒然进攻南朝导致全面失败。

   辽在金和北宋的双面夹击下而被灭。

   金和他非常相似,也是在蒙古和南宋的双面夹击下灭亡。

   而蒙古不但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甚至用兵直指东欧。蒙古骑兵的战斗力非常惊人。可以说是在当时“天下无敌”。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可以在野战中取胜。元朝对付南宋的办法就是“以汉制汉”。用汉人来对付汉人。元朝和清朝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的。

为什么辽朝和金朝都不能灭了宋朝,然而蒙古帝国可以,都是游牧民族差别太大了吧

6. 宋朝一直被辽、金、蒙打压,当时的少数民族这么强大吗?

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原因吧。

最为重要的是内因:一.宋朝重文轻武,武将地位相对较弱,领导层多为文臣,遇到外敌很难做出最为正确的决定。二.军事体制弊端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不高,比如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局面带来的不利就是军队将士互不了解,不能知己知彼。三.宋朝拥有高额的经济收入却不知道怎么利用,反而是官民一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安于享乐之风盛行。四.政治体制过于臃肿,几个人担任一个职务,导致财政支出颇多。五.皇帝昏聩,安于享乐,企图用钱财来换取一时的平安。

次要的是外因:金朝作为新兴力量崛起,锐不可当,在英明的君主的指挥下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最终灭亡了辽,吞并了辽朝的金国在扫除了辽国旧势力,马上就稳固朝廷,扫除边患,政治上一片清明,军事上节节高升,金国在积蓄实力后看准了宋朝的麻痹大意,内患不断,打的北宋猝不及防,最终1125年灭亡了北宋;而蒙古军是积蓄了很强大的实力,横跨亚欧大陆,军事。政治,经济上对南宋来说都是压倒性胜利,蒙古的对宋政策非常正确的,而南宋政权偏安一隅,毫无进取心,政治软弱,最终南宋也被蒙古军灭亡了。我认为最为主要是内部矛盾是最为根本的,外因是次要的,居安思危,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时刻警醒着我们。

7. 南宋深受游牧民族之苦,为什么还要和蒙古联合消灭金国?

宋蒙联军灭金是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彻底灭亡!



而宋朝也在解除了金国的威胁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蒙古。很多人说宋蒙灭金是南宋的战略失策!
这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宋蒙双方能走到一起,绝对不是偶然!所以存在瓜分金国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宋蒙之间实力的不对等,决定了宋蒙不可能将金国的国土一分为二!
事实上,宋军除了得到金哀宗的尸体以及部分战利品外,在领土上得到8州33县,蒙古在事实上吞并了几乎整个金国,南宋只喝到了一口汤!
那么,如何看待宋蒙的结盟?静夜史认为应该这样理解:



1、南宋为了雪耻图存
南宋在金国灭亡前,深受金国欺压。
当时的南宋,不仅向金国称臣,还需要每年缴纳数十万的岁币。很多人将南宋纳贡的做法形容为南宋对金国发动的经济战争,这是一厢情愿的意淫而已,经济战哪有这么被动的玩法?
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达成后,南宋曾于1163年、1206年组织过两次北伐,即“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不过结果是南宋两次都被打败,不得不付出比北伐前更高昂的代价!
说南宋对金国没有恨,那是不现实的!
而金国在南宋北伐的空当也没有闲着,海陵王就想着消灭南宋一举统一中原,双方进行了惨烈的拉锯战!
不管谁先开战,最后损失最大的都是南宋!



而金国从多次的胜利中,更加强化了高高在上的心态!
于是,在金国面临蒙古的追杀走投无路时,金国想到进攻南宋的淮南和四川地区,想要通过找补的方式获得苟延残喘的时机!不过由于南宋防守得力,金国的计谋没有成功!
金国找死的做法让南宋忍无可忍!在最终选择和蒙古结盟!
而且,此时的金国已经被蒙古追杀得奄奄一息,领土被蒙古蚕食殆尽,已经不具备作为南宋抵御蒙古的缓冲区,所以南宋为了尽量延缓宋蒙决战的时间,并获得一些战略纵深,最终选择和蒙古携手!
1234年攻破蔡州后,南宋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百年国耻,一朝得雪!



2、蒙古为了得土扩张
而蒙古就不同了,从金世宗完颜雍在蒙古草原上推行三年一度的“减丁”运动开始,蒙古和金国的梁子就已经结下了,而且越结越深!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老主顾金国。
1211年,野狐岭之战,45万金国大军灰飞烟灭,金国北方精锐被扫荡一空。为了躲避蒙古锋芒,金国迁都汴京。
迁都意味着金国彻底抛弃了东北老家。果然1215年,成吉思汗占领燕京,金国领土被拦腰截断!
从蒙古起兵开始,成吉思汗就有一个宏大的愿望,那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用来跑马放羊,所以蒙古对土地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驱使着蒙古人不断蚕食金国领土。



到金国迁都汴京后,金国的土地损失已经超过十分之九,而且这些土地绝大多数被蒙古继承,所以可供宋蒙两国瓜分的土地,仅仅是开封、蔡州等周边区域了。
此时的金国已经失去了作为屏障的价值,所以南宋也最终倒向蒙古!

南宋深受游牧民族之苦,为什么还要和蒙古联合消灭金国?

8. 宋朝为什么打不过游牧民族

自古以来,大部分的冲突发生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原民族并不占优势。归其原因,大概分为两种,第一,对于异己试图以文化同化,而非武力征服。孔子曰:远人不服,故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原民族就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于外来民族从来没有过主动出击和征服。这是中原民族在与北方民族战争中处于劣势的文化因素。第二,中原民族为农耕民族,比起北方游牧民族,迁徙性差的多,而北方民族活动性强,居无定所,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因此对于土地的依赖导致了中原民族居住的长期性,战端一开,中原民族的战争成本要比北方民族的战争成本大得多。这是中原民族在与北方民族战争中处于劣势的物质因素。 
但是、历史总是有特例的,汉武帝对于匈奴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了匈奴民族的衰落,同时也造成了汉朝国内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民族经常性的骚扰和侵略却不会造成他们原始经济的危机。所以从经济和物质上看,同样对于对方的打击,中原民族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北方少数民族则不会。因此,中国古代中原民族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上与物质上的劣势导致了战争的劣势。而到了宋朝除了以上的两种因素外,还有根多起他的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即包括客观上的也包括主观上的,这些不利因素交织到一起,形成了宋朝半壁江山和军事上的守势。 
 
对宋朝不利的客观因素 
第一,战略因素。宋朝的北方始终盘踞着一个强大的敌人,辽国。但是自五代以来,石晋却把幽燕十六州拱手送给了辽国。造成了中原地带在辽国面前的门户大开。长城一线的防守作用丧失殆尽,这里成了中原民族政权的软肋,但却成了辽国防止中原各国进攻的战略缓冲地带。 
第二,军事因素幽燕十六州的丧失带来的另外一个负面影响是马匹的缺失,古代冷兵器战争对于马匹的需求十分迫切,况且北方多平原少山地,对垒双方,谁有骑兵,谁有占了优势。 
第三,地理因素。宋朝都城开封地处平原,在北方民族的进攻下无险可守,这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因素。因为自唐安史之乱以来,经济财赋多仰仗南方,从南方到开封的水路很方便,而应为汴渠的毁坏,使得粮食物资很难远道洛阳,更不要说长安。 
 
对宋朝不利的主观因素 
第一,重文抑武。宋太祖吸取五代兵将擅权的教训。决定以文人之天下,贬低武将。枢密院等对军队机构由文人统辖。而同一时期的辽国枢密院全都是武将。因此对于战争的调度指挥宋朝不如辽国。 
第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对于军队管理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当大部分优良的地方军队调往中央,削弱地方军队的实力,增强中央军队的实力。同时在加以更戍法,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两个因素对于戍边的宋军显然都是不利的。 
第三,募兵制度。宋朝没有军人退役的制度。宋太祖打算将平时的饥民招入军队,把有可能形成造反的力量变成镇压的力量,减少民间的反抗。但是同时宋军内部良莠不齐,很大一部分的老弱病残无法战斗,真正能战斗的只有20岁到40岁之间的人。 
第四,两次重大战略失误。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分别与金和元一起联合抗击辽和金。看似高明,实际上是引狼入室之举。如果宋不去插手,坐山观虎斗,两败俱伤,而且加在中间的辽国和金国还可以作为缓冲地带。相比之下,宋朝不如辽金两国。后汉皇帝刘知远将契丹势力赶出中原,契丹与刘汉本有仇恨。后来,北汉大将郭威拥兵自立,建立后周,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在河东继续维持刘汉,史称北汉。按理说,辽国和北汉有世仇,但是后周世宗在进攻北汉的时候,北汉向辽国求援,辽国出于牵制后周的战略的意图,对北汉支援。同样金国所扶植的伪楚和伪齐也是起到缓冲作用的战略意图。 
 
对于宋朝军队战略的分析 
目前对于宋朝军事力量的正面论述多是军胜利的流水账。今天我讨论宋朝军队成败的话题,不去列个流水账。因为那样不够客观,第一,一场战斗的胜利不等于整个战略的胜利。况且没有辽金胜利的流水帐,只看宋朝的有失客观。 
     宋与辽金元的战争胜负在不同的史书中存在很大差异,各自的记录不尽相同,甚至出现矛盾之处,比如高梁河之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上以幽州逾旬未下,士卒疲顿,转饷回远,复恐契丹来救,遂下诏班师。”而在《辽史》景宗本纪上却是另外一番记载:“七月癸未,沙等与宋军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穷乘驴车遁去。”可见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史书上记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以其战略价值和政治影响,作为衡量宋与辽金元的胜负成败的标准。 
 
上面列出种种对于宋军的不利因素,若是宋军胜多负少并不符合常规逻辑。那么宋军的确摆在那里的胜利也决不是编造出来的,如何解释呢,不妨让我分析归类一下。 
对辽,宋朝开国的军事制度是募兵制,相比较宋朝之前的伏兵制度,是将军队更加职业化专业化的改革。但是宋朝没有退役的制度,导致军队多而不精。再有募兵制度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募兵制度适合短期消灭固定的目标。而对于辽这样的长期顽固的敌人,在用募兵制度则是非常错误的。 
今天很多人都在宋朝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客观不利因素中,大谈游牧民族农耕化的威胁。他们认为游牧民族以前以劫掠为目的,而农耕化后则有了土地上的要求,在中原民族反击的时候可以据险而守,因而威胁不能迅速离去。 
这些人在强调这一客观因素的威胁的同时,却忘记了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宋朝。宋朝结束府兵制度,开启募兵制度,军队专职打仗,而不耕种,况且有更戍法,隔一段时间换一个驻地,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军费花销与战争年月相差不大。而辽国本身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农耕化后更是寓兵于民,寓兵于耕。实际上就是府兵制。经济上自给自足。宋朝军队专职打仗且轮流驻防,军人与地理的结合没有辽国强,因为府兵制的军队来自百姓,如果一旦失守,自己的家就没了,甚至家破人亡。而宋朝的军队显然不用估计家庭因素。所以这种府兵制在防守的时候更加保障有力。这也是很多人强调游牧民族农耕化威胁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宋朝这种因素在军队中随着募兵制的建立,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 
自从宋太祖开宝七年与辽国签订《雄州和议》后,宋辽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发起的对北汉的军事进攻,宋辽开始了以北汉为核心的军事摩擦,导致了后来的更大规模的宋辽战争。然而宋太宗志大才疏,对于战争的错误判断和错误指挥导致了宋军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高梁河之战和壅熙北伐失败后宋军开始转入战略防御,不论是满城之战,还是之后的君子馆战役都是在辽军进攻下的防御战,已经没有战略优势可言,而后的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亦是恢复雄州和议时的状态直到宋朝联金灭辽。 
 
对西夏 
纵观宋朝在李继迁时期的应对,我们发现,宋朝犯了几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 
  一、淳化四年隳毁夏州城,显示了朝廷并无经营西北边疆的雄心,给李继迁提供了战略活动空间; 
  二、实行青白盐禁令,不仅没有达到在经济上困死李继迁的目的,反而为渊驱鱼,使得原本臣服于宋朝的党项人纷纷叛归李继迁,大大加强了党项的民族凝聚力; 
  三、宋朝廷一直对李继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招抚,应战均为被迫,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对灵州这一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放弃和坚守两种选择面前举棋不定,浪费了很多良机; 
五、决绝联合吐蕃首领李立遵的联合请求,没有抓住吐蕃主动联合宋朝共同夹击西夏的时机 
  并且宋朝在军事上屡屡犯下兵家大忌,例如分兵冒进这一错误,在此时与之后的宋夏战争史上反复出现,令人惊诧。 
  而这些战略错误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宋朝自宋太宗收复幽云十六州失败以来,就失去了经营边疆的兴趣。放弃那些劳民伤财、看上去毫无经济利益的边疆重镇成为朝野的普遍呼声,最终导致绥靖主义成为宋朝处理边疆事务的宗旨。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注意辽朝此时对李继迁的支持。辽朝出于牵制宋朝的目的,大力支持李继迁,这是李继迁对抗宋朝的靠山。——历史反复地证明了这么一个规律:小国如果能成功对抗大国,其背后一定有其他大国的支持。党项崛起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对金 
从靖康元年到建炎南渡,宋钦宗和宋高宗对于主战派的打压和对于金人的妥协 
,是宋朝对金战略的巨大失误。在靖康元年开始,宋朝对于金人的进攻并未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导致作战良机的丢失,而后在绍兴年间的宋朝抵抗虽然大有起色,但任用文官统辖军队的战略失误再加上对于以岳飞和韩世忠为首主战派的打压,同时即使是主战,也以生存和求和为目的,没有进一步反击的战略意图,造成了南宋在战略上的被动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后来有宋孝宗德隆兴北伐,但是前有巨大的战略失误,使得隆兴北伐劳而无功。 
再有,南宋为其军事和岁币的供给,大量加收赋税,造成内部起义频繁发生,南宋也陷入了内外兼顾的军事被动局面。 
对元 
在宋宁宗嘉定年间停止供应岁币,导致了宋金关系的恶化。而后来宋朝对蒙古的求和没有明确表态,而是含糊暧昧,造成了对金关系上的雪上加霜。岁币虽然是屈辱的象征,但在蒙古介入中原的那一刻,岁币带来的影响便是金朝对蒙古的军事战略的牵制。金朝后来对于南宋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导致了宋蒙结盟,从而导致了更大的军事战略的失误——联蒙抗金。如果南宋不与金国交恶,则会大大减少金国对蒙古对南宋双线夹击的机会,而双线出击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金国的实力,从而也降低了金国作为南宋屏障的缓冲作用。 
对蒙古防范的疏忽更是宋朝对蒙古战略的又一大失误,蒙古武力借道南宋攻打金国没有收到南宋太多的抵抗。并且宋蒙灭金后,南宋自我感觉良好,对蒙古策略举棋不定,没有及时做好防范军事部署,更可怕的是由于贪功,领兵主将缺乏配合。金灭亡后不做统一部署反而孤军深入接收洛阳,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 
 
宋朝也并非没有军事胜利,但是多勉强的胜利,并不能在战略上扭转局势。 
第一,主动出击的局部胜利。 
宋军主动出击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平北汉后的对辽的主动出击,高梁河会战,另一次是壅熙三年的北伐。之所以称之为“会战”就是因为它是由很多场战斗组成的战略进攻。而这两次的主动进攻有着共同的特点,开始的时候攻城掠地,一路凯歌,但随后的决定性战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用宋朝自己的话说叫兵“不知所向”。对西夏和后来对金的作战虽然也有局部胜利,但是仍然不能改变战略格局。好比官渡之战,前期袁绍占尽优势,最后一战,一败涂地是否可以用各有胜负来评价这场战争呢?当然不能。 
第二,防守反击战的胜利。 
宋军的另外一种胜利就是防守反击战,防御战是防御战略的必然结果,是在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守势。不论是对金还是对元,宋朝胜利的战争形势多为防守反击战。这些战争多是在战略被动的情况下的拼死一战,但是在战略上仍然处于劣势。这些防守反击战与宋初的高梁河之战和壅熙北伐时的主动出击已经大相径庭。根据曾瑞龙的《经略幽燕》论述,在壅熙北伐失败后,宋军开始有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从此宋军的战略上没有过主动地胜利。 
 
从宋朝的对外战争来看,总的来说,特点是“胜的勉强,败的彻底”。有一句话,叫“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思是说,政治问题要用战争来解决,战争要对整个战略格局起到作用。历史学者增瑞龙的《经略幽燕》在结论里有一句话“用兵要考虑政治后果”也是这个意思。宋朝在对外的签订的和议中,基本都处于劣势,是宋朝处于战略被动下的必然产物。 
宋辽战争中因为有宋朝朝廷的支持,宋军在协同作战下,仍有令人鼓舞的局部战略的胜利,但在宋钦宗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后,宋朝武将的军事抵抗的胜利往往是冒着抗旨和脱离朝廷支持的危险,从而导致了孤军作战,各路军队无法协同作战的窘境。另外在蒙古入侵期间对中原抗蒙实力不予援助,造成了坐以待毙的局面。其实对辽,对西夏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杨业的兵败被俘和对西夏作战时拒绝吐蕃人的联盟都是宋朝缺乏整体战略作战的表现。宋朝军事胜利的背后是诸多因素的牵制诸如文臣的错误指挥和皇帝妥协策略,而宋朝的整个军事战略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即使对西夏,仍然维持了很多年的战争胶着状态。曾瑞龙在《拓边西北》也认为“枢密院在对西夏战争中,举棋不定,对下辖军事欠缺察觉”。因此宋朝的对外战争多为“胜的勉强,败的彻底,胜了局部,输掉全局”。 
 
宋朝军队在局部战争中的胜利体现了宋朝军人顽强的抵抗力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但在宋朝朝廷的错误指挥错误判断以及后来的外软内硬的策略的牵制下,仍然无法扭转宋朝整个的战略被动形势。 
宋朝虽然有诸多客观不利因素,但是他的被动局面主要是自己战略上失误造成的。相比三国时期,众多谋士来源于对军事战略有研究的文人。宋朝虽然文化鼎盛,但是在重文抑武的政策下,文人极少涉及军事战略的研究。所以在有人反对海上之盟和联蒙灭金的时候,反对者的声音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战国时期的秦国使用过远交近攻的战略,但是那时秦国的军事实力处于绝对优势,主动权在秦国一方,而宋朝的军事战略不占主动,同样使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则无异于引狼入室,自毁长城。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度和轮流驻防对于游牧民族的农耕化后毫无威胁,等于把自己的军队变成了“游牧军队”。因为募兵制度的这种军队与土地的脱节,给作战物资的补给也带来困难,宋朝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后勤补给的短缺和滞后成为了制约宋军作战的关键因素。而前面我也提到,募兵制度适用于针对固定目标的短期主动作战,而对于长期顽固的敌人的持久防御战则寓兵于民,寓兵于耕的府兵制度更加有力。范仲淹在对西夏作战中,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作战策略,虽然被他人攻击,但是事后证明范仲淹的策略是对的。而且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的军事改革,也是府兵制度的再次体现。他的变法内容是在京畿及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五万人,充京畿卫士,以助正兵。这批强壮在一年之内,可以“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节省兵费,又可加强防卫。这样看来,范仲淹第一提倡府兵制第二主张防御战,就是对于府兵制和防御战一起运用有效抵御外患的清醒认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中的保甲法也有这种府兵制的改革,并且还有将兵法用于放置更戍制度中兵将脱节的弊端。但是宋朝因为重文抑武的政策影响下,在制定新法不久,就首先被废除了。而宋朝的军事策略是募兵制度加防御战略,两个自相矛盾的策略捆绑到一起,导致了宋军的被动。 
可能有人会问,宋朝为何不向汉武帝那样选择主动进攻的策略,那是因为宋朝的开封无险可守,一旦开战就不能失败,宋军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没有了把握取得胜利。因此防御战略也出于宋军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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