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票号是从山西开始发展壮大的？

1. 为什么票号是从山西开始发展壮大的？

1、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2、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
3、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
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扩展资料
形成原因：
1、需求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2、基础
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
3、条件
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4、发展
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票号

2. 为什么票号是从山西开始发展壮大的？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
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扩展资料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
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票号

3. 为什么票号是从山西开始发展壮大的

1、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2、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
3、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
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扩展资料
形成原因：
1、需求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2、基础
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
3、条件
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4、发展
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票号

4. 山西票号产生后是如何发展的？

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的第一家，自从山西票号产生后，发展十分迅速，1820年至1852年，就初步形成了票号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发展的格局，分号涉及全国近30个工商业重镇。
把银行推向全国，大大改变了账局只在北方少数城镇设庄的不平衡现象，基本形成全国范围融通资本的局面，山西商人声誉空前。
此外，票号还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分号，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
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5. 山西票号的票号的兴起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6. 山西票号兴衰的启迪

　　票号的兴起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票号汇通天下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票号由盛而衰
　　后期（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看出中印贸易即将大发展的趋势，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促进了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但盛极必衰，辛亥革命后，票号进入尾声。民国初期，票号陆续倒闭，1921年仅存五家，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大德通、大德恒1932年后改银号。 国内外，山西票号共133地，657家。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祁帮票号大德通1932年改银号后，曾在国外设分号。榆次常家的独慎玉（账局兼营茶货）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结 论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7. 山西票号的发展历史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于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8. 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