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 如何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适当扩大财政赤字，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中央财政预算因政策需要可编列赤字；二是加强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盘活财政存量，腾出资金重点用于农业、教育、社会保障、卫生、环境保护等领域支出；三是扩大消费需求，完善促进养老、健康、信息、文化等服务消费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农村流通体系和电商物流设施等建设；四是调整优化中央基建投资结构，增加棚户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水利等领域支出。五是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财税政策，进一步扩展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六是推广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七是完善税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营改增试点领域和范围；八是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大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清理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优惠政策，整合资金支持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压缩过剩产能，促进产能向境外有序转移；九是支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十是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十一是保障改善民生所需资金。

2. 如何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即为相对较松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增税和减支是“紧”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社会需求总量，但对投资不利。反之，是“松”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投资，但社会需求总量的扩大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经济形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和CPI回落（2013年为2.6%、房价稳中趋升。财政收入继续扩大
  货币政策：允许存款利率上浮到10%，贷款限制放松，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行。
 GDP增速从2013年为7.7%，年经济增加的速度继续趋降，为14年来最低的增长率。经济增长减缓,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主要为失业及由失业导致的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放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达到提振经济，解决就业，稳定职工收入，稳定社会的目的。实施放松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下降，企业经营成本下降，利润率上升，刺激经济增长，但放松货币政策引起信贷规模的一定增长，一是解决企业的资金链问题，在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GDP创造者的当今，可能效果不会明显；二是在高准备率的环境下，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已形成一定的绕过货币政策的做法，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已打折扣。且现在房价这个社会问题还需要持续调控，一旦放松货币政策CPI会立即反弹，房价调控失效，需要适度放松，谨慎使用。
   比较有效的方法是积极的相对较松的财政政策，当然货币政策需要配合与协调。

3. 如何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5个方面：第一，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第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第三，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第四，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五，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明确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今年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需要。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4. 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下：1、扩大公共投资，增加基础的建造数量；2、推行税费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3、提高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促进市场内的消费需求；4、发挥财政作用，增加补助规模，拉进贫富差距。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本国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四条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一）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二）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三）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四）不依照规定的财政收入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入库；（五）违反规定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六）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5. 财政政策为谁积极 如何积极

首先，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绝不是只会产生幻觉和弱势的“傻白甜”。地方政府不规范举债的各类形式、各个环节，几乎都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其包装操作之复杂，远超出基层财政部门的工作水平。在以前地方举债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像发行政府债券一样明面上公平竞争，金融机构在帮助地方政府融资时，自然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既要确保刚性兑付，又要将自身收益最大化。考虑到地方政府融资冲动十分强烈，难说双方究竟孰强孰弱，甚至在预算法修订和地方债清理规范之后，还有金融机构强势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对非政府债务进行担保。
在地方政府债务野蛮生长时期，金融市场产生了大批“高收益、低风险”的产品，扭曲了市场定价，挤占了投向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对这种扭曲的强力纠正，不可避免给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带来阵痛。地方政府处置存量债务风险，的确应当分类妥善处理，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对划入企业债务、未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应积极稳妥采取措施，加快融资平台公司转型，提高经营水平，增强偿债能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有意压低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也更多出于政绩考核和风险指标的考虑，而不是有意赖账不还，等着违约。因为基于中国国情和政治现实，特别是突出防范重大风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看到辖内任何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无论融资平台公司、国有企业，哪怕是民营企业。
真正需要防范的是另一种倾向，就是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上，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对不该担保或救助的隐性债务提供保护。这种做法延续了对金融市场的扭曲，不利于打破刚性兑付。尤其是提供保护的潜在手法，同样能给新增隐性债务打开方便之门，刺激金融机构继续“创新”，助长地方违规举债融资。这种现象更为隐蔽，危害更大。

6. 如何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更大作用

试题答案：(1)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属于经济建设支出；增加科技投入属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支出；对社保的投入属于社会保障支出。(6分)(2)①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财政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体现了这一作用。②国家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财政加强农业建设、支持企业发展、增加科技投入体现了这一作用。③财政具有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材料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体现了这一点。(9分

7. 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搞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再次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现在依然在搞积极财政政策，叫法都一样，但含义不同。不同在哪？一个是目标，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拉动增长，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在稳住增长。这有很大的区别，一字之差，一个“拉”一个“稳”，在财政政策操作上、内容上都会不同。
　　拉动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就要财政大规模扩张，而稳住增长就不一定非要大规模扩张。当前财政政策对于稳增长更多的是作用在结构上，这一点与以往不同，如果把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视为同样的政策，可能就会对当前财政政策的期待或评价产生偏差，比如赤字率问题，比如债务规模问题。这些期待或评价都可能因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理解不同而不同。
　　除了目标，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内容上也不一样。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靠投资，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多是减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在支出侧，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侧重在收入侧，降费减税。当然，必要的支出也是需要的。所以，当前的赤字与以往赤字性质上也有差别，以往赤字更多是因为扩张形成的缺口，所以叫扩张性的赤字，当前的赤字更多是因为减收减税形成的赤字，所以称之为减收性的赤字。从量上来看，两个赤字没什么区别，都是赤字，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同的。
　　第二点，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总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总量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是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常说的“三架马车”，把财政的变量切入到“三架马车”中。很显然，仅仅依赖流行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解决不了中国当前的问题，因为当前问题更多是结构性的，所以说也很不适应。这种结构性政策的学理支撑，我认为就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但国家治理的分析框架还在构建之中。放在国家治理的框架来看，实际就是新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对很多政策或者改革的理解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新时期既是发展的新时期也是改革的新时期。改革的目标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各项改革、各项政策都应当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下考虑。如果不考虑总目标，很可能会偏离方向，很可能陷入到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可能会迷失。制定政策的时候会迷失，评价政策的时候也会迷失，改革的时候会迷失，评价改革的时候也会迷失，因为没有了总目标，没有了总的方向，可能就很难形成共识。所以，谈改革也好，谈政策也好，还是应当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的总目标，也就是国家治理结构改革。
　　结构性财政政策的学理支撑就是国家治理理论，就是怎样搭建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没有新的国家治理结构，就不足以支撑当前新阶段的发展，很多问题可能就找不到头绪。我发现网络上、媒体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总目标似乎谈得不多了，大家都是就事论事地谈一些问题。
　　结构性财政政策毫无疑问也和国家治理结构改革结合起来。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不同国家结构性改革还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将结构性改革和改革的总目标联系起来，实际上就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或者说当前谈结构性改革，应当是处在这么一个大的阶段，是对总目标的一种具体化。所以，结构性改革和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应当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具体化的关系，而不是说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改革的总目标。这一点应当明确，结构性改革要回到国家治理结构，否则改革就更难以形成共识。
　　当前改革之所以出现一些“空转”“打滑”的现象，我认为与对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是密切相关的，看起来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实际有内在的关联。
　　如何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下理解财政政策？治理结构一般来讲就是如何调整三个维度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个维度的关系整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不同国家在这三个维度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也就看到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不同的社会结构。
　　当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存在政府缺位、越位问题，甚至还有错位问题。说了很多年，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比如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监管的关系，政府缺位。比如消费外流，公众都跑到日本、欧洲买消费品，说明供给出了问题，而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监管不到位，使公众买什么都不太放心。监管标准、监管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公众心里很清楚。为什么让人不放心？就是监管没有跟上，导致供给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不足，如果说假冒伪劣产品、低端产品，甚至损害消费者健康的产品都可以在市场上存在，那些高端的、安全的产品谁会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做？监管不到位就导致逆向淘汰。
　　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公众对消费品质的需求，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政府监管首先就没有跟上，比如说奶业，三聚氰氨事件之后奶业受到很大打击，公众对中国的奶制品失去信任，转而购买国外奶制品。尽管三聚氰氨事件之后，监管确实努力了，监管体制也在改进，但是对政府监管的信心依然不足。所以，消费外流实际是消费者以钞票的方式投的信任票和不信任票，其中有市场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监管。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谈供给侧问题，很多人都在讨论产品质量不高，实际上与政府缺位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供给侧的改革首先解决的是政府的问题，没有一个科学的严密的监管体系，没有高标准，供给侧质量的提升和有效供给就很难真正实现，转型升级是需要压力的，压力既来源于市场，也来自于政府的标准和监管。
　　所以，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我认为现在改革是不到位的。除此之外，还有国企的问题，金融监管的问题等等，都达不到。他们又均与财政密切相关。
　　除了政府与市场，还有政府与社会的维度。实际上就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怎么来处理，好像要在民粹主义或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做选择。我认为刘元春教授说的对，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民粹主义，而应当是社会主义。那么，两者之间又应该怎么样兼顾？改善民生只考虑眼前还是考虑长远还是考虑可持续？实际上对财政政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不用说其他领域，就是在支出标准上就缺乏一个整体的考虑，比如说工资问题，退休费上涨问题。这些标准到底怎么确立？我认为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现在事业单位就存在一个现象，在职人员的工资没有退休人员高，高校也是事业单位，只要一退休就比在职多拿两三千块钱，到底是鼓励劳动参与还是抑制劳动参与呢？这说明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作为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没有实质性的拓宽和进展。在这些科研院所，与创新驱动的关系就更不用多说了。
　　这说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现在还没有捋顺。总体上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传统体制框架的延续，尽管改革开放快40年了，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大的突破和进展。尽管现在中央改革没有完成，但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整体上看依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延续，尽管一些局部的改革，微观的一些改革是有进展的也是有成效的，整体框架并没有真正搭建起来。
　　比如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不是企业，也不是行政机关，而是鉴于两者之间特有体制下的产物，借用国外概念有的叫非政府组织，有的叫做非营利组织，中国叫做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都是政府办的，而政府办的这些事业单位实际上又依托于政府各个部门，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依托于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是一样的状态。尽管现在也在对事业单位放权，但有的方面还在收权，并没有真正解决事业单位的主体性问题。他们涉及一个社会的微观基础，搞市场经济要有一个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企业，社会也有同样的微观基础，就是社会组织。其中，首先就是事业单位，但这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方面的改革没有重大突破，创新驱动从何而来？
　　时间有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不展开了。
　　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绝不是凯恩斯分析框架语境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而是一种涉及经济、社会以及整个国家治理多个维度的财政政策，可称之为“结构性的政策”。
　　从总量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与之伴随的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的政策，这意味着财政的内涵不仅仅是经济的手段。过去搞物质资本投资，转向经济社会政策后应当更加注重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换一个说法就是公共服务的消费。从支出结构来讲，就是要更加强化公共服务的消费，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发生偏向，偏向公共服务可能转换成福利概念，一旦转换成福利概念，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可能就没关系了。
　　我认为上述两个转向就是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大变化，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才能推动结构性改革。为什么会有两个转向？中国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不把握发展的整体性特征，仅仅从经济本身来看发展，那是远远不够的，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年轻时候长身体，现在除了长身体更需要坚强的骨骼和健全的身体。国家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从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就需要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结构，这样才会比较成熟，不能像过去一样，在假定其他不动的情况下来搞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在其他方面不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释放完了，当前的结构性改革就是回到国家治理结构的陈述上来，财政政策和这一点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句话，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从这个逻辑自然可以推导出来。

8. 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

积极的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投融资来实现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手段。
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本国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