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共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

1. 中国历史上共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

今天的中国人从哪里来，祖居地在哪里，根在何方，为什么呈现在的布状态，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中国人从哪里来，这是个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主要有两种说法：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都是从非洲迁过来的。由于中国的象形文字和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字比较相像，由于中国的仰韶大发现彩陶的彩绘和以色列比较近似，且由于中国秦汉以前出土的古墓中和田玉比较多，很多人倾向于中国人种西来说。二是中国人种本地说，说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样，现代人有几个发源地，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中国的仰韶文化和最近发现的许昌人作证据。   无论持何种观点，有一点到是肯定的：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发源于黄河中上游，逐渐东移南迁的，这才形成今天的分布状况。1000年前，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不断的东移南迁；元代以后，主要是东西向的迁徙，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和湖广填四川；在清朝中后期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移民方向主要是“下南洋”、“ 闯关东”和“走西口”，主要的移民路线就是：中国的三个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和四川，河南向西北、山东向东北、四川向西南迁移，而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浙江人则是下南洋；建国后，先是组建兵团，接着知青支边，继而三线建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则是前往东南沿海和出国潮，有的已经移民欧美等世界五大洲。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十次。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这很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很多地名都是新什么的，，如纽约，就是新约克郡的意思，还有新奥尔良，新威尔士，都是英国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的。就是今天，南方还有很多地名，还是古代中原的地名呢！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规模宏大的官方移民。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田野广袤，土地肥沃的河南、河北人口都仅有190万，而土地较少的山西人口却达400多万。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我们的豫西，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要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家乡很多姓氏，都是那时迁入的，至今已传了二十一、二代。因此上说，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已经南迁，今天的中原人三分之一是晋南移民的后裔。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还由于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进入东北，满清对东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虚设，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渭南、西安、咸阳占三分之一，宝鸡、天水甚至超过二分之一，以致西宁、兰州都有很多河南人，新疆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就是在西安、天水、兰州唱红的。著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一是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又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２０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虽然后来很多知青返城，但也留下了不少人。二是三线建设：“三线”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 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如深圳，1000多万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还有10万大军下海南等；报道说，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流动，现在有多少已经定居，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恐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了。四是出国潮，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人出国求学、务工、经商，估计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华人社区，但国人出国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北美、澳洲和欧洲；近30年来，已经在国外定居的，估计也有几百万人的。

2.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是哪次？当时的移民方式是怎样的？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
元朝末年，朝廷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繁，民不聊生。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记载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据史料记载从至正元年到25年时间，大蝗灾就有有19次左右。兵乱、水旱、蝗变、这些疫相辅而至，使老百姓非亡即逃，也导致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这些原因促使各地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元朝的暴政。战争连绵不断，加上各种灾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到了明朝初年，中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都呈现着田地荒芜、人烟断绝的凄凉景象。
而此时的山西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推翻了元朝之后，为了巩固新的政权，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朱元璋根据当时国家的现实状况作出了一个大的决策：”“移民屯田，开垦荒地”。
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记载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因为常年战争，河南河北以及山东一带大部分都没人住，朱元璋为了均衡人口、恢复生产，便采取了移民政策。那时有百万多人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 这次迁徙涉及大半个中国，波及范围之大、影响之远，在世界上都是罕见。这一次迁移被称为山西洪洞大槐树人口大迁移 。

3.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不同地域间的大规模移民？

古代大规模的移民主要与战争相关
中国历史上共有六次大规模的移民。
第一次，汉武帝时从元朔二年间（前127年）到元封元年（前110年）的2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由政府实施的移民不下120万。
第二次，从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中原汉族南下江南等地。
第三次，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
第四次，靖康乱后的南迁
第五次，明初大移民。
第六次，清代移民。
汉武帝时的移民20多年移民超过120万，绝大多数移民从移民到定居的费用完全由官方负担，伴随着大批官兵的监视，移民距离为二千公里或三千公里。
当时，汉族人口约3600万，总人口的1/30都参加了此次移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西晋八乱，其次是五乱华。在皇室和商人汉族的南迁，使扬子江下游出现了很多的故乡，如南方的州，我们的徐州南部，兖州南部，南部，南至弘农的东晋南北朝的南北当流亡海外华人家乡。
这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许多其他国家非常相似。许多地名是新的，如纽约，新约克郡，新奥尔良和新威尔士，所有这些都是英文地名，加上一个新词。今天，南方有许多地名，或是古代中原的地名。
移民成为吴和湘南的基本来源。南部的90万难民中，约占刘宋人口的1/6。这两个安徽省几乎占所有移民的一半，江苏的部分地区是高度集权的国家，东部的南京到镇江地区北部的当地居民甚至超过了当地居民。

安史乱后南迁路线主要由东、中、欧美地区两条道路组成。因为去淮南的路，华北平原的南部，主要由安徽、浙江衢州盆地江西。还有两个，一个是南岭南，一个是武夷山到福建。东路是用交通生命线为主干，和附近的河，泗水河，形成了一个广阔的西北东南向的运输带，华北平原与淮南市相连，南部的扬子江，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批难民涌入淮南、扬子江南部和江西，却不依靠运河。
直到北宋初年，不计其数，南方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

靖康之乱今天，东南部省份，甚至福建和广东都有大量的北方移民。最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地区。从苏州到宁波的移民较为密集，最集中的是杭州市。
这一移民活动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客家人。
金一进入中原，蒙古就崛起，继续侵入中原南方。中原人南迁，河南成为人口最少的历史时期。
明朝初期的移民在明朝初年，移民的规模大，长江流域达到700万，华北地区为490万，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共有1340万。在洪武时期移民的7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9%。
清朝移民清朝的大部分移民自动移居到另一个国家。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制定了鼓励移民移民四川的优惠政策。对钱龙来说，四十一年（1776），湖南、湖北和广东移民到四川，其后裔达到6000000人，占总人口的60%以上。
1860清代中国东北百姓禁止移离，后来采取鼓励政策，山东、河北和华北各地大量移民移居东北，至清末，共有超过1000万的移民。

4. 中国历史上共有几次大移民

1，秦朝统一后，南征越族，北击匈奴，秦始皇迁中原人到当地居住。 
2，西晋末“永嘉之乱”，又称“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由北方西北方迁入中原。 
3，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大批中原人移居江南。 
4，北宋末“靖康之变”后，大批中原人移居江南。

5.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不同地域间的大规模移民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汉武帝时从元朔二年间（前127年）到元封元年（前110年）的2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由政府实施的移民不下120万。绝大部分移民从迁移到定居的费用完全由官方负担，沿途有大批官吏和士卒监护。移民迁移的距离最远的有二三千公里。当时汉朝的总人口大约是360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 
明朝初年实施大规模移民，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或通过军事驻防的方式安置，大部分是通过官方给予优惠政策的方式引导实行的。如：将江南的富户和无地农民迁至今安徽凤阳一带；通过设立卫、所的方式将军人及家属迁往全国各地驻防；将从塞外投降或被俘的蒙古军民安置到北方各地等。军民移民总数达1100万，约占总人口的16％。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四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迁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达到600多万，占当地总人口60％以上。1860年起清朝开放东北的“封禁地”，以后又采取鼓励政策，山东、河北及北方各地的移民大批迁入东北，至清末，移民累计超过1000万。
中国近代史上华北地区农民向东北地区移民的运动。关东指山海关以东地区，也叫关外地区，原来满族人的“龙兴之地”，清朝初年曾有短暂的开放，康熙七年(1668年)推行封禁政策，以致造成东北地区大量的无人区。1860年，面对沙皇俄国对东北地区领土的蚕食，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疏朝廷，呼吁开禁放垦，鼓励移民，获得采纳。于是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区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纷纷进入东北地区开垦荒地。这个过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数百万关内农民移民到东北地区

6.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从其性质而言,可分为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从其性质而言,可分为:1）自北而南离心型迁移，2）政府强制内需型迁移，【摘要】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从其性质而言,可分为【提问】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从其性质而言,可分为:1）自北而南离心型迁移，2）政府强制内需型迁移，【回答】
3）东西向渗透型迁移，4）由内地到边疆开发型移民，【回答】
5）北方少数民族南移西迁，6）南方非汉族退却型移民，【回答】
7）东南沿海向外移民【回答】
东汉时期人口的分布出现了不同于西汉的特点：即黄河（      ）和黄河（     ）人口密度大幅下降，（      ）地区人口密度大幅上升。【提问】
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人口减少【回答】
长江以南【回答】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从其性质而言，可分为（     ）移民和（    ）移民两类。【提问】
这个只有两个，从性质分【提问】
一般可分为自发的无序移民和国家政权组织的移民两种【回答】

7. 中国移民史的介绍

中国移民史传说始于商朝，华人（古代称唐人）移民海外。以后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华人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回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

8.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
  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
  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
  “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
  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
  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
  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
  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
  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
  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
  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
  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
  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
  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
  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
  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
  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
  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
  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
  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
  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
  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
  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 *** 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
  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
  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
  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
  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
  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
  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
  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
  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
  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
  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
  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
  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 *** 。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
  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
  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
  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
  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