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和法布罗的地理位置特点

1. 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和法布罗的地理位置特点

他们位于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工业区，地形平坦开阔，附近煤铁资源丰富，水源充足，农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劳动力丰富，市场广阔。

2. 美国工业主要有哪些特点

美国工业以技术先进、门类齐全、资源丰富、生产实力雄厚、劳动生产率高而著称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工业生长取得巨大进展，工业设备能力与生产规模都大大超过世界其它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目前，美国的主要工业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电力、铜、铝、硫酸、乙烯、汽车、飞机等的产量，以及微电子工业、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核能利用和新材料的研制与开发等方面，在世界上均居领先地位；然而，在小型轿车、家用电器、通讯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电子计算机芯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则在近年内落到了日本、德国等国后面。

美国工业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西起密西西比河，东至大西洋沿岸，南起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北至密执安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岸以南，以及新英格兰的南部。这一工业密集的东西狭长地带，被称为美国的“制造业带”。其面积只约占全国的8％，但却集中了美国1／2以上的制造业，成为全国工业最集中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在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等州，一些与军事有关的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造船、飞机、导弹、电子、汽车装配等得到巨大发展。南部得克萨斯等州的产油区，已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70年代以来，经济和人口出现南移现象。被称为“阳光地带”的南部和西部工业发展较快，其速度大大超过东北部地区。

美国工业生产的特点：第一，工业生产规模大。第二，部门齐全，体系完整。第三，新兴部门和尖端技术发达。第四，工业生产分布不平衡。在东北部，所属十四个州的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8％，却集中了50％制造业，80％的刚产量和90％的汽车产量。在西部工业带，航空、造船、电子和导弹等工业部门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0％。在南部工业带，石油、化工、造船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0％。 
工业分述：

电力工业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发电装机容量、机组容量、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始终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全国发电量为3000亿千瓦小时时(1947)，用了20年的时间翻了两番,1967年达13000亿千瓦小时以上。电力增长的超前系数（电力弹性系数）达 2左右。此后的20年，由于“石油危机”等因素，电力增长速度减慢，年平均增长率为3～4％，但仍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1989年,全美总发电量为29582亿千瓦时，装机总容量为6.85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发电用能源占一次能源总消费的比重为33％。这一比重逐年增长，反映了电气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到2000年，这一比重将增至45％以上。用电构成主要是三大用电部类:工业用电占38％,生活用电占34％，商业用电占26％。随着工业电气化程度的提高,单位产值电耗上升,而单位产值能耗却不断下降,如1960年每美元产值电耗为0.9千瓦小时,能耗为1.65千克标准煤。1980年，前者增加到1.25千瓦小时，而后者却下降为1.35千克标准煤。与此同时，生活用电水平也不断提高。1980年，美国年人均生活用电为9536千瓦小时，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电力工业的所有制格局由私营电力公司、联邦政府经营的电力局、市政公营电力公司和农电合作社4种形式的电力企业构成,并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今。私营电力公司几经合并，已由2000余家变为240家,其发电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占全国总数的78％；联邦政府经营的6个电力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邦维尔电力局、西南电力局、阿拉斯加电力局、东南电力局和西部地区电力局）和1900家市政公营电力公司，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分别占全国总数的20％和19％。农村电气化计划由1936年开始执行，由内务部的农村电气化局(REA) 向全国各农电合作社贷款，经20多年的努力，全美基本实现农村电气化。现有农电合作社1000余个，装机1850万千瓦。

美国的发电能源主要是矿物燃料，火电比重一直占70％左右,火电中又以煤电为主,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煤电比重不断增长，1984年煤电比重由1972年的44％增加为56％，油电和天然气发电相应地由37％下降到17％。与此同时，由于易开发的水电减少,水电比重由15.6％下降到13.3％;核电比重由3.1%增加到13.5％。

美国现有火电装机4.97亿千瓦。早在1930年，世界第一台20万千瓦机组在美国投入运行；接着在1955、1960和1965年分别投入了第一台30万千瓦、50万千瓦和 100万千瓦机组。这是单机容量迅速发展的高潮时期,大致每隔5年左右单机容量翻一番，这对加快电力建设速度、降低造价和发电成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后，由于发电效率和运行可靠性方面的原因，放慢了机组容量增长的速度。

煤炭工业美国的煤炭生产主要分布在东、中、西部3个地区，即美国三大煤田：阿巴拉契亚煤田，主要产焦煤；中央煤田，主要产动力煤，现主要分布于五大湖地区；还有就是西部煤田，且产量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06年西部地区的煤炭产量达6.19亿吨，占美国总产量的53.3％，主要生产矿山为露天矿；其次是阿巴拉契亚地区，为3.90亿吨，占美国总产量的33.6％，主要生产矿山为地下矿；中部地区的产量为1.52亿吨，占美国总产量的13.1％。

东北部原来是美国最大的燃料开采地，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采重点已经逐步移向南部。

油气工业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墨西哥湾沿岸的西部油田（主要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及其浅海地区，以及内陆的俄克拉何马州），石油产量占全国的近1／2，天然气产量约占全国的80％。其次为加利福尼亚油田（占全国产量的12％），主要分布在洛杉矶附近。1967年于阿拉斯加北部发现了新的大油气田。据估计，阿拉斯加大陆架可开采的石油储量为12亿吨，占全国可开采储量的1／3，现已大规模开采，1988年产量近1亿吨，占全国产量的1／4，成为美国新的石油基地。美国为了把南部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到主要消费区——东北部，修建了30多万公里的输油管和40多万公里的输气管，并有大量油船专门向东北部运油。在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以纽约为中心的各港市），以及沿五大湖的许多城市中，都建有大规模的石油加工厂（1991年美国共有炼油厂192座，原油年加工能力为7.66亿吨），加工原油能力为国内石油产量的2倍。因此，除加工本国原油外，还加工从中东和加勒比地区等进口的原油。

汽车工业   美国汽车工业是本世纪刚兴起的一个工业部门，汽车制造业的分布特别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主要是在以布法罗、辛辛那提和珍妮斯维尔为顶点的三角形地区内，其中以底特律周围地区最为集中，底特律是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业中心。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总部都设在底特律。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1978年，美国汽车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290万辆后逐年下降，美国三家最大的汽车公司都出现了10亿美元以上的亏损。为此，这三家大汽车公司都在80年代着手进行了企业调整和改革。经过80年代上半期的改造与调整，美国汽车工业到80年代后半期渡过了难关，使美国汽车产量连续几年保持在1100万辆的水平，三大汽车公司的汽车产量均居世界最先进行列。其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高居榜首，福特汽车公司在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克莱斯特汽车公司排在日本日产汽车公司、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之后，居世界第七位。进入90年代以来，因受美国国内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汽车工业再次陷入困境。1992年2月，通用汽车公司宣布，3年内关闭12个工厂，裁员1.6万人，到1995年，该公司将关闭21个工厂，解雇7.4万名职工。这是美国汽车工业衰落的一个缩影。1991年，美国共销售汽车1230万辆，比1990年下降11.5%，为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通用、福物和克莱斯特三大汽车公司在美国汽车市场所占的销售份额也下降了4%，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68.9%。三大汽车公司的亏损额高达70多亿美元。这一境况使布什总统1992年初访问日本时，也要带上三大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以帮助美国汽车工业渡过难关。

航天工业航空航天业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贡献最大，每年达到2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航空工业是美国国防工业的核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工业部门，其产品主要用以满足美国国防部的需求。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总体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导致国防经费大幅度削减，对军用航空产品的需求急剧减少，生产能力出现严重过剩。国防预算从80年代的顶峰时期已经削减了1/3，采办资金下降了大约67％，军用飞机的销售额从1987年的437亿下降到1997年的314亿美元，导弹的销售额从高峰时期的142亿下降到1997年的52亿美元。92年以来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后，民用运输业不景气，民机工业亦受到冲击，民机的销售额逐年下降，95年销售额239亿美元较92年下降40％，96年随着航空运输业的复苏，民机工业开始回升，1997年销售额为406亿美元。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民机市场和国防预算的不断削减，美国航空工业为自身的发展，正进行着大规模的调整。美国的航天工业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地区。

钢铁工业美国的钢铁工业主要集中分布于以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等为中心的大湖带南部，以及大西洋沿岸消费区。随着各地小钢厂的纷纷涌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过去钢铁工业高度集中的状况，分散趋势进一步加强。

美国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位于该州西南部，俄亥俄河上源阿勒格尼河与莫农加希拉河交汇处。17世纪后期为一毛皮贸易站。18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在此建立据点迪尤肯堡。1758年为英国殖民者夺取，改今名。1816年与附近一些移民点合并。1837年宾夕法尼亚运河建成，1851年铁路通达，该地成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工商业迅速发展。1936年曾遭洪水严重破坏。40～50年代实施城市重建规划取得成功，基本上控制了洪水和工业烟尘污染。 

美国最老的钢铁工业中心。附近有优质大煤田，通过大湖和内河廉价运入苏必利尔的铁矿石。又当大湖区和大西洋沿岸中部两大制造业带之间的有利位置，发展钢铁工业条件优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国内钢铁产品供应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有“钢都”之称。在钢铁工业基础上，建立了重型机器制造、化学、原子能、电气器材、金属加工和运输机械等工业。50年代以来，钢铁工业在全国的地位相对下降。目前炼钢能力约占全国1/5。许多大工业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著名的有美国钢铁公司、海湾石油公司、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等。拥有美国第一座完整的核动力工厂和工业用核反应堆。

化学工业发展的初期，主要生产酸、碱等基本化工产品，之后，有机合成化学工业逐渐占优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化学工业的分布也从五大湖沿岸和东北大西洋沿岸迅速转移到了石油资源丰富的墨西哥湾一带。

石油化工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化工部门。其布局特点是与炼油厂密切结合，建立大型石油加工与化工基地。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是美国最大的原油产地，当然也是石油化工最集中的地区，仅在科珀斯克里斯提—休斯敦—博蒙特地区就集中了全国石油化学工业的40％，休斯敦生产的合成橡胶占全国的一半。墨西哥湾地区化工产品数量虽然很大，但主要是些中间产品，而化工产品，特别是高级化工产品仍逊于北部，所以在化工产值方面，目前北部仍占优势。

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区是在煤炭和冶金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化工区，后来也兴建了石油化学工业。

3. 计划去美国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费城、底特律、匹兹堡和克利夫兰，跟哪个旅行社较好？

其实一周的时间走得过来，因为你是考虑跟团，自由行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困难，我曾经跟过的旅行社，叫做纳美旅行社团，旅行社也有这种景点多但是旅程不是特别长的团。

4. 克利夫兰是美国第几大城市

克利夫兰是美国第16大城市。
克利夫兰位于伊利湖南岸，凯霍加河的河口，昔日西储地的范围内，距离宾州100公里，是俄亥俄州凯霍加县的首府。开埠于1796年，历史上由于运河和铁路交汇，成为了制造业中心。在大型工业衰退后，成为了金融、保险和医疗中心。
克里夫兰在20世纪50年代曾拥有多达90余万的人口，然而在随后的数十年中人口不断流失，至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克里夫兰市区人口下降至478,403。最新的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克里夫兰市区人口进一步下降到396,815，为美国第45大城市，俄亥俄州第二大城市。它是幅员数县、俄亥俄最大的都会区，大克里夫兰的中心（面积随定义方式不同而改变）。克里夫兰-Elyria-Mentor 都会区2011年人口2,068,283，是美国第28大都会区。如果以克里夫兰-Akron-Elyria作为单位，人口可达到2,871,084（2011年），排名上升至第16位。

5. 地理有谁会的？帮帮忙！急！高二的地理哟！

在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的成长阶段，随着匹兹堡等早期中心城市的逐步扩展，涌现出了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等工业中心，工业化区域不断扩大。同时产业结构也趋于复杂化，出现了机械、化学、纺织等工业部门。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需求，当局不仅在当地大规模开采铁矿和煤炭，而且还从外地输入了大量资源。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所排放的废弃物严重污染了本地环境，五大湖的生态也遭到一定破坏，人地关系变得空前紧张。（工业化阶段）

6. 从芝加哥为起点的5天美国旅游路线，推荐一下，谢谢

中部可推荐的不是很多，另外你的结束地点是哪里？

一般路线是芝加哥----荷兰村----大波浪城----格雷灵----德国镇----底特律----克利夫兰----大瀑布----芝加哥；
如果去美东，可选择的会更多些。

7. 我要坐飞机去美国的底特律，然后转机到克利夫兰，第一次坐国际航班，大家能不能提供下美国航空公司名称？

个人觉得，还是从上海坐达美到底特律，再从底特律坐到克利夫兰
航空公司在中国，叫达美，在美国, 叫DELTA
因为在底特律入关比较方便，机场也还不错，比较清楚，也不是很大，容易找下一个航班

8. 美国的历史多久了？

要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不得不从美国的历史说起。美国最早的移民，都是欧洲移民过来的虔诚清教徒，自由主义的开国精神是内含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的。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心灵的习性》里面分析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以这两种传统为自身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了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的积极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形式，倡导以个人的自愿参与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以上两种传统都把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 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结合，使得美国直到1950年代，一直是一个在道德价值上非常保守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或者崇尚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新的移民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自由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使得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虽然是两场相互平行的运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对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价值的文化反抗，后者是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标上却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解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白宫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这样写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变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与美国社会的主流利益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敌对关系。……面临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众生活中明显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传统受到明显的侵蚀，随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这一衰退正是美国基督教中日益发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关心的事情”。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重心，战后的美国，如果说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识形态冷战，1960－1970年代在种族平权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焦点，就逐渐转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分歧。由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战以后的新移民大量来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主义同时并存的国家，因而在文化价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两个美国：一个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它存在于学院和媒体，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东西海岸，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美国，它扎根于美国的草根社会，占据了南方和中部这些腹部地区。近年来，围绕着堕胎、同性恋等问题的大争论，正是两个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布什与克里较量的“胜负手”所在。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波涛汹涌，以及多元文化传统提出的“差异的政治”和“承认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强烈反弹，夹在中间的自由主义真是左右为难，苦于应付。作为建制化的自由主义，本来作为“公民的宗教”，本来在文化价值上与基督教个人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后者还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进主义一冲击，自由主义就陷入了价值上的尴尬境地：正如甘阳所分析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近年来可以说一直在辩护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立场。即第一他们要维护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从而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根据；但第二他们作为对六十年代种族、性别、文化问题上所谓‘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则强烈论证国家不能干预道德宗教文化领域。”（《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已故的哈佛名教授罗尔斯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代理论宗师，在《正义论》里面做的前一项工作：论证国家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合理的干预，实现“公平的正义”；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重点论证的是后一项工作：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如何达成关于正义的“重叠共识”？作为建制化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一方面要回应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将价值的诸神时代作为一个合理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基督教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避免滑落到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社会整合找到一个共识的基础。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将自由主义从一个整全性的伦理政治学说，改变为仅仅是一种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自由主义首先将善(good)与正当(right)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区别开来，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美好的人生这些伦理价值问题，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特定的立场。自由主义只是坚信：人是有理性的，他能够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价值，只有自主选择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因而，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从它们各自的价值立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合理的、可证成的。自由主义对它们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不过，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正义这些政治价值问题，自由主义容不得半点的价值相对主义，它坚信“正当优先于善”，不管你在信仰的私人领域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或者什么也不相信，在政治的公共领域，必须遵从由宪法的核心观念和程序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的正义原则。而这一普遍的正义，是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讨论和对话，反复的“反思平衡”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 

罗尔斯虽然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但他所论证的政治哲学，正是当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公平的正义”乃是从罗斯福新政到六十年代种族平权法的合法性论证，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多元文化时代解决公共认同问题的自由派纲领。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以克里为代表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回应同性恋、堕胎等辣手的价值冲突问题。然而，这次克里的败选，表面上是民主党的政治失败，从深层来说，乃暴露了政治自由主义深刻的理论困境。 

自由主义放弃了自己特定的整全性学说，退而成为社会政治层面的组织原则，本来期望收到双刃剑的效果：以价值中立主义回应多元文化，以正义的“重叠共识”整合社会，与文化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从这几年美国国会、总统大选中，保守主义屡屡得胜、自由主义连续失败之中可以看到，在道德价值这一当今时代焦点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交不出一张令选民满意的答卷。为了使正义原则在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中能够获得最广泛的认同，政治自由主义不惜放弃自己的整全性，将价值问题搁置起来，把它驱逐到私人领域。然而，从前门被公共事务驱逐的东西，又从后门溜回来了，不仅回来，而且成为公共领域各方舆论瞩目的主角。 

以当今争得一塌糊涂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来说，按照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这些都属于私人的价值偏好，属于个人的怀孕意向或性取向，与公共领域的正义问题无涉。不过，自由派人士忽略了，在这个政府权力空前扩张的时代里面，过去属于宗教或道德管制的私人事务，如今统统变成了由法律和政治来管理的公共事务：堕胎是否合法？几个月大的胎儿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吗？他们（她们）是否享有与异性恋同等的合法婚姻权利？――这一系列高度分歧的社会文化问题，保守主义的回答十分干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像克里在大选中的回答一样，含含糊糊，莫棱两可。文化价值不仅是个人的取向，也同时是公共事务，任何个人的价值选择都离不开公共的价值标准，政治自由主义的善与正当二分的基本预设，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却处处碰壁，文化冲突的本质就是政治，政治背后也是文化的分歧，所谓的“文化政治”是也。 

当然，罗尔斯早就预见到私人的价值（善）与公共正义（正当）之间并非那样井水不犯河水，他所论证的政治自由主义，设定了一条核心的基本原则：“正当优先于善”。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与社会正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的正义相对于特殊的善，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然而，问题在于,“正当优先于善”，只是自由主义的特殊信念，而不是社会普遍的规范认同，不要说各种宗教学说坚信信仰的绝对优先性，社会的正当性只可能来自宗教价值上的善，而且连社群主义、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等各种保守主义，都反对抽离善的价值观念来预设正当的优先性。“正当优先于善”这条政治自由主义的第一原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自由主义社会里面，它本身就具有高度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分歧性。当今美国社会的主要分歧，几乎都发生在文化道德领域。那些善与善之间的价值冲突，以“是否正当”的政治方式体现出来，而且无法用法律或政治的普遍正义原则来裁定它们。 

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来自各种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的重叠共识，然而，由于价值上的分歧，有些可以通过理性的合理对话形成重叠共识，有些则不可通约，难以形成共识，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就是这样，越是涉及到世界观的核心价值，就越是难以找到共通点。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在不同信仰的人群中间，能够形成“重叠共识”，乃是有一个“政治人”的预设：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有可能按照公共理性来进行公共对话，以“正当优先于善”的方式进行价值选择。然而，即使美国这个有着两百多年立宪民主历史的国家，由于多数人依然是基督教徒，凡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的诸多社会问题，他们更多地不是从法律的程序正当性，而是从上帝那里寻求选择的答案。薛涌在书中分析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得宗教一分为二，一个是理性宗教，相信政教分离，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基本上是一批投票给克里的自由派，主要分布在东西海岸的大都市里，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另一个是情感宗教，其信徒大多是一些投票给小布什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他们云集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生活在半封闭的小城镇里，每个周末要上教堂，向上帝祈祷。 

两个美国，两种宗教。克里所抓住的只是理性化的美国，这个美国相信罗尔斯，相信“正当优先于善”。就像很多中国人以为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就是美国一样，他们也以为理性化的自由主义代表了美国精神。殊不知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种美国精神。那就是小布什所依靠的美国，基督教福音主义所代表的情感宗教精神。这些生活在乡下的传统“杨基佬”，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上，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在地存在，每当选举年的时候，这些相信信仰高于一切、善优先于正当的虔诚教徒们，就成为了左右白宫的力量。这次决定布什和克里最后命运的俄亥俄州，虽然经济衰退，但多数选民最终还是选了布什。他们所作的选择，不是功利自由主义的“经济人”选择，也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人”选择，而是虔诚地相信上帝、相信信仰高于一切的“宗教人”选择。正如一位俄亥俄州选民所说：“这四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在文化道德问题上，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政策，实际结果是对文化激进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宽容。自由主义对它们的步步退让，使得后者不断挑战政治和法律的底线：先是自由堕胎，然后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大麻合法化？自由克隆后代？…这些在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非公共性问题，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公共问题的焦点。难道生活伦理真的仅仅是私人事务？难道在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些问题上，真的什么都行？文化激进主义者当然会这样认为，自由主义者虽然内心不赞成，但碍于价值中立主义的原则，只能保持宽容，就像克里对待切尼副总统的女儿同性恋的态度一样，有着过多的暧昧。 

当文化激进主义步步紧逼，而自由主义只能对此保持绥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强烈反弹，保守主义在精英层中，表现为施特劳斯的古典贵族政治哲学对罗尔斯主流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民间草根阶层，则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再度崛起。这两股势力，一个是强烈置疑从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另一个是诉诸信仰和情感的宗教大众，它们正是小布什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些保守主义的力量，本来是一盘散沙，分散在学院的边缘和民间的草根，不要说没有建制化，连组织化都谈不上。然而，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以白宫为中心，保守主义终于获得了建制化的机会。特别是9•11以后，小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的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重新将上帝召唤回世俗社会，整合美国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 

去年，亨廷顿发表了他的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此书已由新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译本），这位美国学院保守主义权威人物将“文明冲突”的视线从国际社会外部转向了美国社会内部。在他看来，美国的国家认同，过去有四个组成部分：民族（不列颠民族）、种族（白人）、文化（基督新教）和政治（美国宪法），经过一个多世纪中欧、南欧、东欧移民、拉丁美洲移民和亚洲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如今只剩下一个东西：共同的政治信念。这也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立论的基本事实基础。不过，在亨廷顿看来，仅仅靠政治信念立国是非常危险的，当初的罗马帝国、苏联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而靠国家意识形态的粘合力维持整合，最好这些帝国无一例外，通通崩溃解体。为美国之未来忧心忡忡的亨廷顿大声疾呼：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船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显然，亨廷顿这本书提出的观点，为白宫的基督教复兴作了理论上的背书。 

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的强大复兴，自由主义何去何从？相信价值中立的自由派何去何从？这次民主党的败选，不仅是克里个人的失败，而且是其背后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大挫折。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正当优先于善”只能是一半美国人的公共理性，无法整合另一半美国人，因而在如今冲突最激烈的道德价值问题上，自由主义显得左右为难，拿不出一个让多数人服气的方案，这正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所在。 

在政治社会经济权利的公平安排上，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其背后的价值基础是比较单薄的，虽然它有其道德基础：对人的尊重和对不同信仰的尊重，但当不同的信仰发生冲突时，中立的自由主义就很难像解决分配公正一样，给予弱势者以适当的补偿。善的失落、美好生活的丧失，是无法用任何其它的物质或精神方式所能补偿的。 

理性的美国，情感的美国。这是两个美国，也是同一个美国，分别体现了美国精神的两个侧面。这是美国有活力之处，也是麻烦之处。搞得好，理性与信仰、精英与草根，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的互补；搞得不好，冲突频频，威胁国家的社会道德整合。自由主义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整合另一个美国，另一个信仰的美国、基督教的美国；是如何回应文化道德价值问题，不再是用消极的办法，用括号将善的问题搁置起来，将之放逐到私人领域，而是积极地面对价值的分歧，重新将之置于公共领域予以对话和讨论，寻找自由民主生活最一般的伦理基础和价值底线。 

马克斯•韦伯当年指出现代性就是“祛除魅力”的过程，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祛魅”的产物，是世俗化时代的公共宗教。它相信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人会越来越告别传统的宗教、信念和情感，成为“理性人”，这也是自由主义对自由民主秩序理性王国乐观其成的缘由所在。然而，自由主义忘记了韦伯当年对“祛魅”以后“价值诸神”冲突的忧虑，世俗化越是深入，神圣、超越这些价值之物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自由只能提供给人选择的可能，民主赋予人以平等的尊严，但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而只有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现代性的世俗化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摧毁了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完整性，使得价值危机在民主化以后格外地凸现出来。9•11事件所触动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世俗社会最深处的一根宗教神经”，（哈贝马斯语） 而布什、克里之争所反映的，正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内部同样的问题：世俗社会的“价值诸神”冲突。 

2004年美国总统的选举，预示着美国的自由主义不得不面临新的突破，在实践层面期待着一位像罗斯福、肯尼迪一样能够改变美国历史的伟大总统，在理论层面则期盼着一位自洛克、康德、罗尔斯以后有能力开创自由主义新生命的一代大师。不过，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或许几年，或许几十年，将是下一代人看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