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变局对我国内经济的影响有哪些

1. 世界经济新变局对我国内经济的影响有哪些

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发展的影响：一、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我国话语权的提升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英德法意日加组成的七国集团（G7），由于囊括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协调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对发达国家，也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分水岭，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为标志，G20逐步取代G7，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以前，G7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们坐在一起就可以对全球经济“发号施令”，如今不行了，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在相对减弱，新的力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没有这些新兴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很多全球经济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机构的一些高级职务由中国人来担任；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当然，这一过程是比较曲折艰难的，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继续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2. 谈谈你对当今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的认识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以放任式发展的经济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全世界对美国的经济模式几乎没有过任何的怀疑，美国甚至一度想让她的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以此来渗透美国文化和美国理念。遭受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让世界人民开始重新认识美国模式及资本主义制度。新型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四国，在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下，世界各国都是负增长的经济形势，中国依然能以8%的强劲增长势头，让世界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在过去近十年里，世界的经济预期都是由西方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特别是IMF这样的组织，金砖四国的崛起，让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更加平衡。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也必将受到遏制。世界多极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3. 联系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浅析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应如何作为为世界经济发展助力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与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贫困人口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很快实现覆盖全体中国人的小康社会目标。
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助力其他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一直倡导的合作共赢的和平崛起。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带动下，作为与中国临近且有友好合作的经济体，通过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对接，柬埔寨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成功的典范之一。

4. ?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运行带来了哪些变化?

全球经济资源将可能更多地流向新兴经济体，全球消费力量也正开始从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欧美过度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也意味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口投资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新兴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发展模式转变问题。 
　　●新兴经济体如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对制度变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提出了要求。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举办了以“后危机时代的新兴经济体———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为主题的第6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3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专家重点就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展开深入研讨。 
　　一、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牵动世界经济全局 
　　与会专家认为，在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在拉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巨大。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将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新兴经济体在反危机中贡献突出，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有专家指出，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已将近全球的30%。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不俗。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9%，今年“保八”可期。据预计，今明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5.4%和6.4%，新兴经济体为1.7%和5.1%，均远胜于发达经济体-3.4%和1.3%的预期增长率。2008年“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预计今年中、印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0%。 
　　“金砖四国”整体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以来第一次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崛起。有专家认为“金砖四国”的整体崛起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非常突出：在整个西方国家负增长的情况下，“金砖四国”平均增长约4%，从而使全世界危机的程度大大减轻。有专家预测，到2050年“金砖四国”的总量要超过现在的G7总量，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有专家指出，近几十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逐渐地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话语权，增加了国际博弈中议价的分量。例如，2008年年底的G20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会议，都清晰地预示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包含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个国家已经正式取代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8国集团，成为今后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并由此形成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框架。在这次匹兹堡峰会上，发达经济体已经同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把至少3%的世界银行投票权转移给新兴经济体，并承诺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态势明显。有专家表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56%，未来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全球经济资源将可能更多地流向新兴经济体，全球消费力量也正开始从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二、在欧美市场萎缩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转变发展模式难题 
　　与会专家认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欧美市场萎缩成为定局。欧美过度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也意味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口投资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 
　　新兴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发展模式转变问题。有专家提出，目前“去杠杆化”还在进行，但已趋于稳定，世界经济进入“可预见的衰退”。以美国为例，私人部门储蓄率已由2年前的负值上升为7%，按此上升势头，明年将达到8%以上。而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将减少600至800亿美元。这将打破原有国际经济循环，由此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的紧迫性。有专家指出，每一次国际经济结构的大调整，都会伴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相对地位的巨大变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经暴露了“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兴经济体如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 
　　各新兴经济体发展都面临各自的结构性缺陷。来自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专家都从不同的侧面讨论本国发展模式中的问题。 
　　———俄罗斯：以高油价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专家指出，近年来俄罗斯GDP指标之所以能提高，是建立在高油价的基础上。如果石油价格达到每桶70美元以上财政就盈余，70美元以下就亏损。这就导致俄罗斯在能源上有很大的话语权，而在其它方面的话语权就不大。 
　　———巴西：低储蓄率造成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专家指出，2009年巴西经济恢复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耐用品的消费、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存款储备金的减少。但是，需要清楚地看到，虽然巴西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相对好一些，尤其是资源和能源相当丰富，但开采受到诸多限制。而且，巴西的储蓄率比较低，投资能力比较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 
　　———印度：投资环境差使得各产业难以全面发展。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落后，且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这使得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相当困难。同时，原本竞争力较强的整个印度软件外包业，在金融危机下受到严重打击，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无法扮演主角。由此，下一步印度需要重点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发展制造业。 
　　———越南：对外依存度过高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专家指出，越南经济的60%都依赖出口和外国投资。虽然危机中政府政策由控制通货膨胀迅速调整为防止经济下滑，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持续增长仍然面临困境，比如，越南97%的企业是小企业，农业人口占较大比重。 
　　不转变发展模式，新兴经济体很难取得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有专家认为，无论是2008年10月的华盛顿峰会，还是2009年10月的20国集团会议，还是其间的两次G8会议、约翰内斯堡会议，以及无数次的部长级会议、气候会议、核能会议、流行病会议等等，都是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会议。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召开这么多高层会议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的最好例证。G20中的“金砖四国”作为新增加的主体，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案，包括货币方案、气候方案等等，但是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的。这就暴露出“金砖四国”虽然上了舞台，但还没有担任主角能力的现实困境。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调整 
　　与会专家认为，从外部看，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面临外需不振、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挑战；从各国内部看，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普遍需要解决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有专家指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是实现外需与内需的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应当在坚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需市场的拓展上。与此同时，还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平衡，理顺政府与私人部门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关系。有专家强调，新兴经济体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在发展中促进虚拟经济创新，又要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二是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既要大力发展以新能源、环保、信息生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符合自身资源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既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又要重视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国内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既要不断完善国内市场，营造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秩序，又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充分利用G20、APEC、亚欧会议等对话机制，改变世界经济秩序。 
　　新兴经济体普遍需要注重社会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有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常常导致政策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危机反映了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又必须关注就业和经济增长，使得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只好往后推。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城乡、区域、行业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仍然较低的条件下，扩大内需的战略就难以持续。有专家提出“重建社会”的重要性，要扩大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改善底层生存形态，促进不同阶层的互惠互生空间和拓宽社会生存的渠道。有专家建议，新兴经济体要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为目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优先投资于人的战略，促进人力资源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任务。有专家指出，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共同需要。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排第一位，俄罗斯排第三位，印度排第四位，几个新兴经济体的大国均居世界前列。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就是要走出一条以低碳为基础，注重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能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变革 
　　与会专家认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刺激政策来应对内外需求的变化，从中长期看，关键是改变创新的软肋，坚持积极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并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在内的综合改革。有专家认为，在这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迅速做出了政策调整，普遍采取了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取得积极成效，但也暴露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确定性。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对制度变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提出了要求。此外，有专家认为，单纯的财政货币政策指标不治本，应当在多个领域全方位建立发展模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在经济领域，应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领域，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政治领域，建立合理的权利结构，改善民主政治与公共治理机制；在生态环境领域，要重点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为低碳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文化领域，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促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文明的融合，建立开放兼容的文化体制。 
　　尤其注重解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有专家指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治理危机很大程度反映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处理不好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上仍然具有强大的作用，这既是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也是结构性缺陷产生的根源。有专家提出，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产权的界定者和服务的提供者，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有专家提出，要通过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实现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公正的双线均衡，要改变强政府弱社会、强国弱民、强权力弱资本的公共治理结构。 
　　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有专家提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高难度的金融创新上的失手，不代表其融入全球经济的常规动作完成得不好，新兴经济体应当学习其成功经验，并积极寻求合作，实现“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有专家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证，德国的社会和生态市场经济模式，兼顾了市场、社会、生态等多重目标，是一种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模式，值得新兴经济体借鉴。

5. 新兴经济体制对全球化运行打来了哪些变化

对新兴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影响全球化对新兴国家有利也有弊。一方面资本、企业和人才都在流向那些政府受它们信任、劳动队伍教育良好且技术熟练以及生活素质高的国家。这些是新兴国家的优势。另一方面伞球化使新兴国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低薪友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的问题。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东欧的环球劳工队伍扩大压低了各地工资。资本更愿意把工厂安置在具有最低成本、最好员工和最新科技的地区。同时科技发展也使许多低技术人员变成冗员使他们的工作更容易流到工资较低的国家。因此高技术员工与低技术员工、年轻者与年长者、有能力适应市场者与其他人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对经济转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及财政政策的影响对经济转型国家社会保障基本目标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要求社会保障的目标是致力于通过政府的力量建立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集中地为穷人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全球化要求更加注重围绕发展经济的大目标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更注重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和压缩社会保障开支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政府的财政负担以达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对经济转型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

6. 新兴市场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新兴市场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新兴市场经济体异军突起,以中国、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势头强劲,不仅拉动了它们各自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强劲增长,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推动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0月份发表报告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经济表现欠佳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
　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其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些弱点.比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比较依赖于石油等原材料,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必要实现经济多元化.他同时指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加强金融监管,确保经济健康稳步发展.

7. 本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改变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此崛起有利于 A．促进国际关

     A C          试题分析：A符合题意，这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表现。B不符合题意，还未彻底改变南北发展不平衡局面。C符合题意，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D不符合题意，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点评：此类试题要求学生掌握世界多极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题难度适中，考查学生根据书本知识结合材料进行分析的能力。    

8. 面对当前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调整的展开，我国经济应做出怎样的调整

　　第一、稳政策。
中国经济总是陷于大起大落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大起大落，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会造就一个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只会让市场低效，并且滋生寻租和腐败的空间。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核心就是要减少政府频繁的短期宏观调控，代之以加强长效的市场制度建设，这也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股市和楼市就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调控，总是大起大落。股市相对稳定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股市不稳，大幅度下滑，会大幅减少家庭资产，加上居民的现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费预期不断增加，现期的消费就会受到挤压，内需不足的情况会不断恶化。再看楼市，自2003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以来，政府每年都会出台若干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但是总给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不可否认，房地产行业存在着很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房产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近期又伴随着房价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频繁的价格管理和政策手段，而是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长效制度建设。
　应从促进土地城乡流转、开征房产物业税种、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构建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建设、完善土地拍卖制度等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实行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引导有效供给与需求，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尽管有一些好的措施，与我们的建议有重叠之处，但我们对其将政策目标瞄准高房价，而不是房地产市场严重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非法律定义的行政手段感到担忧。它可能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而且会破坏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激化供求失衡的矛盾。如果房价被人为遏制，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和生产激励，也就无法保证有效供给。当前的房产宏观调控政策，已带来如下一些负面效应。
　　一是产生激励扭曲，使得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相背离。比如，提供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条款，本意是遏制投机购房，恰恰无法挡住外地有钱人(不需贷款)异地购房，却将那些要靠信贷支持才能在城市里购房的非户籍人口挡在了门外。这也背离了城市化规律。
　　二是引发道德风险，使得市场沉迷于政策预期和博弈。由于信息很难对称，很多政策的监督成本巨大，将会引起五花八门的社会乱相和道德失范，如虚开证明、借名买房、假按揭、行贿受贿等，更有甚者上演起假离婚的把戏。
　　三是破坏政策相对稳定，使得政策随着房价上下起伏。一旦打压房价的新政影响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不是没有可能)，如何处理这些限制性政策?临时性的政策撤销之后，消费者暂时被压制的刚性需求再又报复性反弹，政府又要如何应对房价上涨的卷土重来?因为从长远看，中国房价的上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是阻滞市场改革，使得计划手段扰乱市场自发秩序。比如，将稳定房价的责任归于地方政府，实际也赋予了其超越法律权限干预市场的权力，可能会导致价格的扭曲并增加政府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应该管的是法定的住房保障，而不是市场的住房价格。
 第二、调分配。
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蛋糕”的快速变大，但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却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点下降至2007年的59.1%，国家财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8年之间的平均增速超过19%，大大超过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多于居民收入，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GDP增长和自我消费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事业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钱袋子不愿消费;二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由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社会各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因制度性利益冲突和不均等而产生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化，已成为很多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如不加重视将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 
　　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谋划长远，但久拖不决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短期内还是应该拿出若干能够起到实效的具体措施。建议政府下大决心从国企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等硬骨头入手，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首要的是，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制度，将大部分国有收益真正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如充实到社保中去，让作为国有资产名义所有者的全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其次，应该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必要的减免退税机制，切实降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税负，同时开征(或加大)资源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国际经验表明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税种等，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第三、拉两头。
首先，我们认为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使粮食供给保持稳定增长，建立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强8亿农民的消费能力，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当然，我们更应该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虑，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这才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我们认为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5%左右比重不仅与成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低不少。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也都在55%以上。
　　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资源等要素的消耗较低，它并不会像需要大量基本原材料投入的行业一样，由于当前持续高企的原材料价格而显著地引致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反地，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有助于缓解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并可以减轻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膨胀所引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发展智力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则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转变。
 第四、优中间。
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优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二产业而言，一要引导和支持工业部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优势工业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方面应注意充分发挥民企的作用。因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往往不计成本，在动机上可能是忽视经济效益的，也许在某些特定领域或特定目标上能成功，但不会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相反，以民企为主体的创新体制，由于对利润和效益的密切关注，以及分散决策所需的信息量较少，使得它更容易导致整体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二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基础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的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要改变国有垄断行业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继续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让其进入原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促进市场竞争，让生产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效率。由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促使创新型大企业不断涌现，也正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一国经济很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数据也显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规章。比如，新《劳动合同法》无论是从出台时机还是立法依据都很有问题，使得大量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热情和愿望替代了经济规律，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细，结果导致有法必依则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有法不依则法律威严受损的两难局面。建议对大、中、小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避免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刀切”做法，挤压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极小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无法大量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以促进城市化转型。
 第五、扩内需。
可以预期，一直以来支撑中国增长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比较疲软，原因在于主导全球经济消费需求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居民家庭当前都面临着去杠杆化和重建储蓄等重要任务。因而，当务之急是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发展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变。 
　　如果说前述的调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购买能力，那么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费需求，还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来扩大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这种补贴性消费行为一旦长期化，将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会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筑高藩篱。
　　建议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第六、促出口。
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还处于改革摸索的情况下，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当前政府应该在扩内需的同时，在促出口方面同样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 
　　首要一条，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数据显示，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纺织品企业利润也将降低1个百分点，而其本身的利润只有3%至5%。因此，尽管从长期看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不稳的情况下，要尽量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这对缓解中国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的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涉及90多个国家，是一个多边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双边汇率调节来解决。在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极力鼓动下，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自己生病别人吃药的做法。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有相当比重的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币升值对其他国家是一柄双刃剑，这也会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克服隐性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贸易、东亚区域内贸易及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国-东盟、中国-秘鲁、中国-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双边自由贸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