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怎么去世的？

1. 鲁迅是怎么去世的？

关于老子怎么死的这一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老死，也有人说是羽化成仙。

2. 鲁迅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关于老子怎么死的这一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老死，也有人说是羽化成仙。

3. 鲁迅去世后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4. 鲁迅<<死后>>

看过太多关于鲁迅的评论，有赞誉的，有批判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无法堵住部分人的“破口大骂”，更不能也不会压迫大多数人的赞誉美词，有的只是自己的观点，对鲁迅的那点想法，决不是像以上两者的那种偏颇的绝对的观点。向来坚持用马克思的“两点论，两分法”去看待任何事情，不论是鲁迅这位文坛大家，还是对待生活的点滴小事，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任何研究性的东西，都要从作者本人的作品人手，所以，看别人的论著只是一个借鉴性的东西，不构成自己的基本观点，毕竟，每个人的理解角度和理解深度不一样。哲学有云：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同样，鲁迅是一个人，一个具有哲学思维的人，他的哲学观点开始就注定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班驳陆离的，看过《文化偏至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鲁迅先生提出的想法是可取的，是先进的。全文总的说来是对洋务运动和改良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具体吸收问题。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文中鲁迅所提到的“捂物质而张灵明，重个人而排众数”的观点，从这个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是“非物质”和“重个人”。 

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这是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利用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时候是不可取的，盲目的夸大了个人的能力，早已证实是不科学的。当然，那时候比较盛行的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在这种观点中，鲁迅虽然能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和辨证方法论来观察自然界，却做不到用来认识社会历史现象。他还没有真正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是一个非阶级的人，他的思想和生命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即使是后来胜利的解放中国的共产党，所以他不能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性的表现。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没有长久的君主，也没有永远的臣民；有的是光怪陆离的形形种种历史风云变化。时代不允许他去站在某个阶级的立场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许，他的归宿不是他自己，不是某个失败或者成功的政府，也不是我们的人民，他的血液和思想已经延续到整个中华民族了，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发掘他的无限高度的民族精神。 

谈到鲁迅的民族精神，我就想到他的“立人”思想，所谓“立人”，立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所有的人，无论是男女老少，鳏寡孤独，都可能成为立人的对象。在鲁迅的文章《坟》中，他所提出的一种“别立新宗”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是他不停的寻找，不断的探索，去找寻和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他希望能找到一种终极的思想，这种思想必须是全新的富有价值的，能给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发展提供无限的动力。立人的核心和本质是要追求一个“个体的”与“精神的”自由的价值理念。这个理念所能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是能解放自己的方法。我们应该看到，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们有无限的遐想，他们有完美的思想和理想，他们可以在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幻想出一个“大同”的世外桃源，或者是一种超前的思想，可惜的是，他们不是政治实践家，他们对政治太过于陌生和感性，政治的艺术在文人看来，都是卑鄙的伎俩，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文人和政府存在一种“悖论”，骂之恨之，但是，又有一种不离不弃的感情！鲁迅似乎逃离了这种不利的境地，变得与众不同，好酒好菜的招待扭转不了鲁迅的漫骂，是什么就是什么，该骂的还是要骂的，这就是鲁迅为何被人称之为“异类的动物”。 

上述的只是鲁迅精神的大海拾遗，不是全面的归纳和总结，我想，对鲁迅精神的认识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那种精神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空中，呼入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理由，但的确深入到我们的血液深处，影响着一代代“精神领域的后来者”。

5. 鲁迅是如何去世的

1936年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纪念一代文学大师

6. 鲁迅先生是怎么去世的？

一、 鲁迅临死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恩医生来会 

诊，邓医生检查之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并开始抽积水。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 

二、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 

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 

三、 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周海婴再也没有遇到过他。解放后，许广平几 

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须藤医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礼仪的习惯。 

四、 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性 

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周海婴本人“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有鲁迅儿子身份的周海婴的怀疑，给人们一个应该“宁信其有”的直觉。 




鲁迅死因早有定论 




读上文时我不由一愣，不无亵渎周海婴感情的认为，这个看似惊人发现的“新鲜”话题，更可能是“斧声烛影”。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每月一次参加全市疑难爱克斯光胸片的讨论会，有一天读完片闲聊，读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放射科专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说，最近接受邀请去读鲁迅生前的胸片，从鲁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当时患肺结核并伴有严重肺气肿，最后促发气胸，造成鲁迅卒死。 




当时周仲老医生没提日本医生须藤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几十位老中青肺科医生也没人作此怀疑或联想。因为气胸是肺脏和脏层胸膜破裂后，空气随呼吸进入负压的胸腔，使胸腔变成高压，肺因无法扩张而萎缩并压迫心脏，导致心肺衰竭，不及时抢救就会很快死亡。由于误诊或延误治疗而死亡的气胸病人至今还有发生，在鲁迅的时代就更多了，只因鲁迅是名人，就招来更多的关注和疑问。 

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上网查找核实。果然有记载，确切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几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就是周仲老先生说的那回事。 

然而，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在回应《鲁迅和我七十年》的疑问时，回顾了当年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鲁迅死于气胸后，又说，专家们认为，须藤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最后，负责人没澄清鲁迅之死的原因，反而得出“鲁迅之死的谜团愈来愈大”的结论，还“准备在适当时候组织力量，深入探讨研究。还要请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介入此事，调查须藤的身份。” 




鲁迅笔下的须藤 




事情真的那么诡谲迷离吗？ 




关于日本医生须藤和美国医生邓恩，鲁迅在杂文《死》中有过详细的介绍，抄录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指须藤〕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指邓恩〕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应为“叩诊”之误，笔者注），用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鲁迅对须藤和邓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疑问”。须藤没有像周建人和许广平讲述的那么消极，他给过鲁迅“两三回警告，” 并没故意拖延行为，倒是鲁迅本人“仍然不以为意”，并在另外的场合表示不去医院在家治疗，可以不影响看书写作，显见是他本人选择了“在家等死”；而邓恩说鲁迅这样的病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虽然不无赞赏鼓励鲁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婴引他的话：鲁迅“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鲁迅幽默地婉拒邓恩给自己开方子，因他“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从鲁迅这段文章的语气可以看出，鲁迅对须藤和邓恩态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相反，对“极熟识”的须藤是尊敬中带着歉意（没遵从他的医疗指导）；对邓恩却是幽默中含有讽刺。周海婴不会没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吧，那么在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和鲁迅的文字有出入时，毫无疑问，应该以鲁迅的记录为准，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虽然最后没当成医生，像肺结核这种常见病，翻翻书也不难了解，同样理由，鲁迅和须藤相处近五年，须藤做了什么手脚又能岂能瞒过鲁迅，那不是怀疑鲁迅的智商么？此外，有人统计，仅从一九三三年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有近二百处，还记录了鲁迅和须藤除了医患关系，还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最关键的是，鲁迅死于气胸，它虽在鲁迅原有的病变基础上发生，但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鲁迅的死，既不证明是须藤“治疗不当的结果”，也不说明邓恩预测“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的高明。 

从医学上分析鲁迅的真正死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须藤谋害鲁迅的可能性。 


须藤的医疗过失 




那么，须藤有问题吗？有的。 




关于鲁迅发生气胸的情景，周海婴披露，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鲁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时分。那时天气转冷，以至当晚鲁迅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剧。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中这样描述：“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须藤自己吃不住了，赶紧开车去福民医院接松井博士诊察，偏巧博士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来回折腾，贻误了治疗时机，不过半天时间鲁迅就告别了人世。 




须藤的最大问题就是医术欠佳，正如鲁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专科医生，但即便是内科医生，常年为鲁迅看病，根据肺结核和肺气肿的并发症，结合鲁迅当时的症状，也应该考虑到有发生“气胸”的可能，但他却诊断为“心脏性哮喘”，诊断错了，治疗当然不对路了。“心脏性哮喘”还能用药缓解，而“气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术，在家里根本无法实施，须藤却没有及时送鲁迅去医院急救，致使鲁迅不治而亡。 




须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误诊所致的严重后果，鉴于鲁迅在中国的影响，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只能选择逃跑（有人指出，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海婴书中所说完全销声匿迹了，他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纪念文章，登载在《作家》1936年11月号）。五十年代许广平去日本访问，须藤当然没脸面去见她，万一谈起鲁迅的治疗问题如何回答？除非去向她认错，否则他只能回避。 

须藤，全名叫须藤五百叁，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医。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他留在了中国，在上海行医，并不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军医。“乌龙会”是日本退伍军人的团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研究证明，须藤确实是“乌龙会”成员， 




但无法证明“乌龙会”敌视鲁迅。 




周海婴怀疑的失据和矛盾 




即使不从医学角度断言，周海婴的怀疑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已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中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鲁迅之死因”（《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24日）和符杰祥的“鲁迅的‘病’与‘死’”（粤海风2003年第一期），都对周海婴提出的“死因之谜”作了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反驳和批评。 

耐人寻味的是，通观《鲁迅与我七十年》全篇，周海婴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文字朴素平实，感情真挚动人，唯一例外的是，在表述须藤有谋害鲁迅嫌疑时，措辞强烈，明显带有感情用事的色彩。不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蔌渝告诉记者，自己曾受周海婴之托发表过一个声明，说鲁迅死于政治谋杀是没有根据的。但周海婴回应说已经忘记那个声明的内容了。 

周海婴忘了自己曾作过的声明是可能的，甚至在发现新的证据后推翻自己已做的结论也是允许的，问题是，鲁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记还在，白纸黑字上写着他和须藤的关系，周海婴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执迷不悟”？而且在陈述时表现得那么主观呢？ 




强调“谋害”嫌疑的背景 


只要看《鲁迅与我七十年》写作于九十年代末，成书于二零零一年，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嫌疑”背后的原由。 

这段时间正是国内第二波“反省”鲁迅的时期，在正式出版物上，包括不少知名作家都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指责鲁迅“偏执”“激进”“缺乏宽容”；到了可以更自由发挥的网上，有人干脆袭用或重复三十年代小报的手法，写各种贴子攻击漫骂鲁迅。其中最蛊惑人心的杀手锏就是，怀疑鲁迅和日本关系暧昧，他们例数鲁迅的一系列“罪证”：鲁迅最要好的朋友内山完造是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情报机关，所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进攻上海时，十九路军在浴血奋战，鲁迅却躲进了内山书店；鲁迅连看病都找日本医生，这样的鲁迅几乎不写抗日文章就不奇怪了。 




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虽然愤怒也无法正面反击，因为这种妄言既不出之官方，又非来之文化界主流，他只能不屑一顾的沉默，但潜意识里还是接受了这股无形的压力，所以写回忆录时“不知不觉”地重提早已澄清的须藤谋杀鲁迅的嫌疑，只要这个嫌疑成立，任何诋毁鲁迅和日本有瓜葛的言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连鲁迅的研究者和传人都受这种舆论影响。 




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在回答询问时说：“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说，周海婴这个人我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老实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说话。周海婴的看法值得注意。 




这些鲁迅的坚决捍卫者，为撇清鲁迅的嫌疑，都不去核实他们读得滚瓜烂熟的鲁迅原文和日记了。他们毫不犹豫地附和周海婴，因为周海婴怀疑的对象是日本人，如今反日又是民间舆论的主流，凡是针对日本人的事，即使过火些也没人说他们错，也不用讲什么道理，更不必拘泥事实和历史。 




原载《动向》2004年第十期 


补叙：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一段话：“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

7. 鲁迅去世前后情况

周海婴：

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 

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 

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8. 鲁迅死后追悼鲁迅的场面 作文啊

这个题目好无聊啊，鲁迅都说了：我死以后，管你们的生活。
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找照片，看看那个场面。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