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和徽商为什么最后都衰落了？

1. 晋商和徽商为什么最后都衰落了？

䘗商＂官商＂的代表是胡雪岩，走了左宗棠路线，却被李鸿章打压。晋商源自边线走私，为后金输送大量钱、粮等物资，可以说＂没有山西商人就没有清朝＂，所以清军进京后指定的＂八大皇商＂全是山西商人。
最终晋、徽商的灭亡，根本还是经营模式不能与时俱进。胡雪岩只看到国内市场、看不到国际市场联动；晋商没有发展出有效的信用评级方法、停留在＂看人＂的人治思维中。所以，二者均被国外同行绞杀了

2. 为何晋商比不过浙商徽商？

晋商,是明晚期至清朝活跃在中国商界的一支重要商帮，独领商界三百多年风骚，秘笈是什么呢，许多人都认为主要是诚信，但诚信算是一个方面，如果排序的话，可以说是：首要的结托官府，这是晋商的立足之本。其次是金融创新（票号），第三才是诚信。尤其是票号兴办之后，从朝廷，到省衙，州衙，县衙，大量官府官员的银子存在晋商票号，票号也为各级官员放了大量的款项，晋商与官府这种相互依存的亲宻关系是靠银子铺垫起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几百年呼风唤雨于中国商界的晋商为何在清廷倒闭的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呢？
而浙商,徽商为何能挺立不倒呢。大清在道光帝之后，每况愈下，日渐衰微，到光绪帝年间己是一蹶不振，在票号存银的各级官员嗅到清廷即将歇业的气味，纷纷挤兑银两，在票号借款的官员则赖账不还，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晋商理所当然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晋商迅速消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止步于票号，并没有将票号发展为近代银行金融业。晋商消亡的第三个原因是没有将金融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而徽商将商业资本投资于文化产业，使安徽在近代出了不少文化名流，浙商则将商业资本投资于近代工业一一缫丝业，火柴工业，电报电话业，发电业等，带动了江浙一带近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反观晋商，虽也办过采矿业，但规模太小，并未坚持始终。而大量的剩余资本用于结托官府，大兴土木修盖大院。被现代人吹破天的山西大院文化实则是晋商的败笔的象征。
对晋商的研究，山西一些学者带有浓厚的地域偏见，只讲其成功的一面，不分析其倾刻瓦解的教训，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3. 晋商为什么衰落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4. 晋商为什么走向衰落？

由于时局的波动，加上外国资本的侵入，使晋商的成长空间收缩，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从此，称雄我国商界500年的晋商走向了衰落。

5. 晋商为什么衰落

晋商为什么衰落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巨集、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援，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 *** 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康熙中叶，清 *** 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 *** 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 *** 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 *** 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 *** 和俄国 *** 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 *** 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 *** 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 *** 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 *** 又强迫清 *** 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
  晋商衰败的原因  
 一,明清晋商是因清兴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
 
 清 *** 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 *** ，为封建政
 
 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 *** 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
 
 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
 
 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
 
 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三,墨守陈规，思想保守。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
 
 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
 
 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四,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
 
 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
 
 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菸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洒下辉煌,他们的衰落尽管有着种种原因,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罢,他们的衰落对后人来说无遗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专案“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物件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排程，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
  晋商是怎么衰落的  
 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第二、 *** 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衰落自身原因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晋商文化的晋商衰落  
 明清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那么，他们是如何衰败的呢？我们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其衰落过程。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覆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 *** 。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巨集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不肯稍事变通，不但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巨集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这样，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援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 *** 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援，同意由 *** 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 *** 先后签订了不平......
  晋商繁荣到衰败的启示  
 长盛命题 题解有四
 
 当今浙商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成为华商大家庭中的一支新锐，且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居安尚须思危，我们必须重视解答如何才能使浙商长盛不衰的命题。那么,反观晋、徽商的兴衰史，我们可得哪些题解？
 
 题解之一：与时俱进，求新思变。晋商与徽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能做到超越自我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行业，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作为浙商，必须培养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摈弃法制观念淡薄、见利忘义、目光短浅、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消极因素，不尚权威，不守成规，与时俱进，为前人所不敢为，谋天下人之未谋。如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等。
 
 题解之二：优化环境，因势利导，促成要素资源的对等双向流动。目前，浙商在上海的企业有5万多家，注册资本总额达610亿元，总投资规模为500亿元之多。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以温州为例，不仅向全国输出了大量资本，而且还输出了几十万商人和企业家，但流入的却远不及输出，难以最有效地促进本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当然，浙商所导引的资本流动，确实带来了企业、人才、技术、产权等诸多要素的流动，但也不能忽视，民资的大量外流会导致浙江经济的"失血"，"民资浩浩荡荡外迁，久而久之有可能造成浙江资本与产业的空洞"。
 
 因此，必须进一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壁垒、围墙和门槛，把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具体化为优良的硬体设施、一流的 *** 服务、良好的配套产业、优美的生态条件，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
 
 题解之三：抓住机遇，顺时而动，努力寻求产业的强大支撑。据历史学家分析，晋商从经营商业到金融业，始终没有离开"商"的领域，固守在流动领域中活动，未能把大量的商业利润投入到发展近代工业中去，这是晋商衰败的致命伤。而徽商的经营形态也惊人地相似，"一般不将资本投入产业，他们所赚取的利润来自于贱买贵卖和地区间的差价……这也是他们日渐走向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朝奉》164页）历史忠告我们，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商业的繁荣难以持久。
 
 在义乌，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与发展，现已形成一个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业群，一双小袜子、一副小拉链、一件小饰品，都已"放眼神州，网布全球"，真可谓占尽风光。在全省，由市场派生出来的产业也越来越多，生命力也越来越强，使市场和产业走上了一条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但是，由于重复投资、分散建设，导致我省产业规模相对偏小，发展后劲不足，在最早进入市场的企业中，多数并没有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迅速做大。
 
 因此，我省要加大产业支撑的力度，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形成专案群迅速集聚、产业链不断延伸的良性互动局面。如我省日用消费品的加工制造，既有围绕专业市场形成的区域特色经济的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又有技术趋于成熟的优势和销售网路优势。这些产品尽管都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但又是不断消耗、更新的，需求弹性大，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题解之四：乘势而上，拓展市场，着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不能持久地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和经营专案，是晋、徽商又一失误之处。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义无反顾地走西口、涉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开拓崭新的空间。可在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大的空间，而是将自己或......
  晋商、徽商衰败的原因  
 晋商的衰败我想是由于国家的原因，当时的国家对商人有相当大的偏见。摘加上慈溪这娘们的垂帘听政，自己没本事跟外国人斗，竟是内战，象乔致庸这样有胸怀得人，也不被容下。晋商的经营模式是超前的，理念是超前的，虽然现在的社会看来他们的生意都是很平常的。对于晋商的失败我想追打的原因就是国家太弱，就像大染坊里说的，国家太弱个人太强容易吃亏。个人见解
  晋商真正没落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第二、 *** 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请采纳
  商帮的商帮衰落  
 尽管十大商帮曾在历史上风云一时，但由于他们的经营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注定要走向衰落。下面以晋商为例，其衰落自身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沦为封建 *** 的附庸，商业模式单一。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廷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朝廷，为其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朝廷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其三、墨守成规，思想保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其四、投资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菸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6. 晋商为什么衰落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清代晋商
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
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7. 徽商、晋商为何衰落？

晋商崛起于明清，当时正是“海禁“时期，同期崛起的还有徽商，那时候中国内陆商帮开始陆续崛起。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等的官方控制的削弱。
经商最怕的是成本高昂，在成本高昂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政治控制的手段来降低成本，所以，从古到今中国商人都很重视与官方的联系，他们是利益共生体，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候政府还是办事机构，暗着腐败卖官贪污可以，但是政府不营利。
中国革命时代过后，开始了统一建设的时代，仍然很遗憾，难以拜托封建窠臼，实际上就是：人情比制度更重要，这是商业的大害，成本可以通过权力与利益交换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超过了商业生存和发展的极限，所以商业停滞，而发展的，只是垄断性的商业集团，这些集团可能没有污点吗？不可能，但是这绝对不是商人的错。
晋商、徽商所借助的，第一是能与官方建立良好合作的关系，第二是交通运输等的廉价成本，第三才是制度优势、资金背景等。那时候起码没有这么多名目林总的收费站吧。
晋商、徽商历史上都曾经严厉地抗拒大生产等新鲜食物，最根本的不是短见，而是那对于商业来说本来就是灾难，比方说，胡雪岩垄断了东南电报局，就只能对胡雪岩有利，是的，胡雪岩可以顿时翻上几倍身价，同时打败所有对手和敌人，但是这是商业吗？不是，这是政治阴谋，不是商业规则。胡雪岩对盛宣怀失败在这里，无奈的地方也是这里，从那时候起，真正的商人材料已经无法施展手脚了。
晋商、徽商崛起的时代，中国商业规则还是基本上平等和合理的。山西车队去内蒙、河北、东北等地，基本上路费不用被冤枉出很多。
清末，晋商集体抗拒加盟“大清银行”，实际上是中国商业平等规则已经有潜在破坏的反映，事实证明，此后一百多年，这种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峰。真正的商人，是不屑于去做阴谋家的事情的，他们的放弃，是商人机敏、警惕的忧虑的反应，实践证明，中国内地商业秩序从此就一蹶不振。他们如过当初选择“大清银行”，结果不是帮手就是奴才，商业秩序却不能挽救。
直到改革时代，这种不平等的秩序都只是为垄断集团服务，除了沿海，因为海上是最平等的，你可以不用交交通费。所以，中国只有沿海经济一枝独秀。

8. 晋商与徽商的发展史

　　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了.据司马迁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范蠡,猗顿,白硅等人,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富商大贾,其中猗顿经范蠡指点到晋国西河(山西,陕西省界上自北而南的一段).数十年间胜于王侯,后来人们更将猗顿视为山西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商人!而白硅与范蠡一起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一说.猗顿与白硅这两位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富商大贾,都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
　　到了汉,隋,唐,宋,元几朝代,随着并州(今太原)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突出,山西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值得一题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就是河东道太原府文水县人,她父亲就是文水县一位经营木材生意发达的富商,他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的关键时刻,不计较后果出重资襄赞.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武则天的父亲被封爵任官,担任过工部尚书,荆州都督一类的官职(我想武则天能够进宫,这也是重要原因吧!).还有就是到过山西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到,山西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在武器和其他相关军需更加出名.葡萄数目也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商战经验,一旦出现良好的商机,这种传统和经验就会聚合成巨大的能量爆发.山西人善于经商的传统与明清晋商的崛起有着一定的关系,是晋商崛起的土壤!
　　那么，晋商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在当时来说，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明朝政府建立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了开中盐法（当时的盐业是由朝廷经营的），为明朝时期晋商崛起创造了重要的机会．何谓开中盐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刚刚建立，溃败大漠之中的元蒙残余势力不断南下骚扰，为了维护北方地区人民百姓的安全和国家主权成为了明朝政府的当务之急！明朝政府只好沿蒙汉旧长城一代修筑工事和驻扎大军，然而如何保证驻军的物资供应，这是明朝政府必须解决的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因此，明朝政府颁布了＂商人按照政府的指令把额定的粮食运到北边重镇，才能得到政府颁发的食盐专卖凭证，然后携带盐引指标凭证到指定地点领取盐引，再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商人不得用些金银直接购买盐引，以此保证北方边军对粮食等大批物资的需求．＂（引自＜天下晋商＞孙丽萍著）
　　可以说＂开中盐法＂的实施，对山西商人来说是一个决好的发展契机．山西商人从明朝初期开始不断的往边关输送粮草，取得河东，长芦和两淮盐的专卖权，然后到指定地点去行销，去牟利．可以说，山西盐商是最早把经营范围扩大到全国的专卖商！
　　晋商的兴盛，除了国家政策的因素外，还有两个条件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山西有着丰富的物资如盐，铁，绸等可交换；有着十分有利的地理优势．到了洪武后期，政府取消了铁业官营政策，山西民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整个明朝时期，山西的盐商，铁商，绸商都是闻名全国的．加之，明朝迁都北京后，山西成为护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和战略要冲；从商业发展的地理优势上看，山西是长城内外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就给晋商以最大的机会＂走西口＂和进入国际市场！
　　明朝后期，晋商与蒙古人民开始了大批的贸易合作．晋商把茶，生活用品运到蒙古草原从而换取马，牛，羊等！后来，明朝政府鉴于边镇官吏和戍边兵卒同边商勾结走私难以禁绝，而蒙古势力由日益强盛的实际状况，于正统三年（1438），允许在大同边镇上定点开设马市．虽然后来马市几禁几开，但还是阻挡不了汉蒙的经济贸易进一步的扩大和加深．晋商的资财，有相当一部分就好似晋商垄断了清代民间对蒙贸易所得．山西祁县人范家在张家口开设的商号兴隆魁，清处开张，清末倒闭，就是歇业时，员工也有七八百人．祁县和太谷人合伙创办的大盛魁商号（朋伙帮衬和合作，是晋商形成商帮劲旅的重要手段和经营管理模式！）在与蒙古贸易的鼎盛时期，仅驼队的骆驼就有一两万峰，大盛魁大伙计，职员在商家鼎盛时期达到了六七千人之终．有人曾形象的比喻当年大盛魁的财产用50两重的银元宝可以从库仑到北京铺出一条大道．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晋商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与之自身的财力的强大！
　　其实，晋商和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中国人从陆路对俄贸易，山西人最早．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其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均可越界往来互市，从此晋商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定后，此后杂恰克图建立了中俄贸易口岸市场．这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可看出，乔致庸南下贩差北上恰克图．
　　在恰克图进行贸易时，政府不收市税，商人因此获利颇丰．此中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咸丰年间．山西商人在这里积蓄了大量的资本，为山西票号的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仅在恰克图一地，就有实力雄厚的山西商号30余家，其中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美玉等＂玉＂字商号，占有特别重要的一席之地．另外还有祁县乔家的恒隆光商号，太谷曹家（乔致庸的大嫂的娘家）的锦泉涌，锦泰亨等商号．除了对俄贸易外，晋商与朝鲜，日本等紧邻国家也积极展开贸易，谱写了晋商国际贸易的一段历史．

　　徽商的发展史：http://baike.baidu.com/view/510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