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

1. 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

政府负债、银行的坏账和实体经济中的过剩产能是中国经济的三大隐患。

在经济调整过程中，有大量的商业机会。第一个机会是行业重组;第二个机会是传统企业的更新换代;第三个机会就是创业。

2.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什么问题

中国现行的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及体制，中央各部门的管理方式、地方的发展模式等等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呢？从全国来说，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偏重于投资和依赖出口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增长的内容中主要是高速公路、铁路、大楼、广场、电站、炼油厂、钢铁等这样一些不增加后续就业和劳动参与率低的基础设施和产品，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如果长期延续下去，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形成八大扭曲的流程和走势。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城镇真实的失业率会凸显。 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地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降，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 从目前的产业内容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看，一是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转移的特点是，许多工程完工后续吸收转移和就业的功能较弱，特别是2008年以后一些建设项目会相对减少，这种转移对于农民工来说不是一种永久性的转移。二是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由于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加上各地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打击欠薪和延长工作时间等违法行为，总体上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三是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本来可以解决65%-80%劳动力就业的部分却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创业不足，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对不足。比如，2005年中国只有350个法人企业，每千人只有2.6个企业，而发达国家每千人一般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一般在20-30个范围。如果这种态势不能被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400万，如果每年只能安排1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500万， 加上目前实际失业在家的5080万人，2010年时，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失业和就业不足率可能达到35%。 二 GDP的劳动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 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 实际上，一国失业率高低，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劳动推动和参与程度，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程度高，劳动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大，劳动要素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就高；否则，劳动分配的比率就低。而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几乎没有创业型的中等收入人群，而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人口过多而绝对贫困的人口又很多，将会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二是GDP的新增部分，由于资本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外商分配的较多，特大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和高中层管理者分配较多，垄断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分配较多，国家收税收费后给政府公务员分配较多。这种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未来基尼系数数值将会越来越大。 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到了2005年已逼近0.47。对基尼系数扩大和控制对策，应当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是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造成的。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供认。拉美等国曾经搞国有化，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特大和大型企业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较高，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中等收入人口很少，因特大和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失业的人口较多，因此其基尼系数相当高；而个体和微型及中小企业较多，国有企业很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却与之相反，基尼系数特别低。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不到位。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创业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太少，中等人口相对少和失业人口相对多导致的。如果不从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仅仅 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角度去考虑公平，会形成重税抑制创业和就业，失业和贫困人口更多，财政赤字和外债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因此，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别和各地区分别计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低、后高、再低，呈倒U形，因此，中国发展的一个较长时期，基尼系数扩大是必然的。实际上将拉美各国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情况相比较，后者在结构转型时期，基尼系数低得多。因此，应当从国际对比的视野去认识问题，并且以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积极方面去扩大中等人口，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人口，再配合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从而能够并且切实有力地控制住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和对策，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和对策。 三 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 财政收入1990-2004年，平均年增长16.5%，2005年增长19.9%，今年1-5月财政收入16630.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1990-2005年同期，人均GDP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3%；而1990-2004年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也只有7.7%，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9.6%。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主要原因是它们经济发展中劳动参与程度很高，微型和中小企业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容纳的就业又较多，失业人口相对较少，这是国富民也富的关键。而中国这种政府投资推动、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外商外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程度低，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3. 反映我国经济存在什么问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形势如何发展，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最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我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说：“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虽然也说了：“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国民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回升态势还不稳定，回升格局还不平衡，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基本调子比较乐观，如说“好势头日益明显”，有人还提出“保8”的目标不变等。但是，在我的老花镜下的经济，叫形势相当不妙！一，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了解我国经济的形势，不能就眼前的现象谈经济发展。如根据“去年，四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是１０．６％、１０．１％、９％和６．８％，今年一季度是６．１％，二季度回升到了７．９％。”就得出“从增长速度来看，明显可以看到经济下行的趋势得到了遏制”的结论。必须抓住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从全局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观察。发言人还说什么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都是“官话”、“套话”，分析经济发展形势，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判断经济发展走向，至于具体的细节，当然会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如果像发言人那样，只会说“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还存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之类的套话，哪里能够做出科学的判断呢？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经济日益积累着的严重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从需求的背面看，也可以叫 “产能过剩”。这里顺便指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事实面前也有一点点“进步”。日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觉得现在的危机主要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他强调是经济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不承认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生产过剩。他说：“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从金融危机逐渐转变为实体经济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正转为实体经济危机》《中国证券报》  2009-6-18）最近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保8很有信心》的访谈中，他又一次承认，世界经济要复苏，就必需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见连林毅夫之流也不得不承认生产过剩、或者说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本质。统计局的发言人说：“回升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外需明显不足，严重萎缩，上半年我们出口下降21.8%。另外，一些企业、一些行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企业实现利润还在继续下降，财政增收增支的压力还很大，产能过剩还较突出，就业压力还比较大。”虽然也承认了“产能过剩还较突出”的问题，但是说成为“不确定因素”，而且与外需“严重萎缩”、“一些行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等并列。其实“产能过剩”不是什么“不确定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外需“严重萎缩”更凸显出“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不仅是“不确定”因素之一，而是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过去为了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曾采取多发纸币刺激需求；于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又成为主要矛盾；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威胁，经济停滞又突出出来； 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百分之八点五时，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姚景源就出来说：“物价预控目标压力大”；时隔不久，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又急急忙忙地改为防止经济停滞，所以叫“摁下葫芦起了瓢”。当然，根本问题还是需求不足，而通货膨胀是派生的现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则严重依靠外贸、外资，一时间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带动整个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于是吹捧为“一枝独秀”等，实际上是造成了更大的“产能过剩”，孕育着更为严重的危机。改革开发前我国经济的问题与现在的正好相反。当时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是“需求过旺”。虽然那时被帝国主义封锁，也是一些人嘲讽“闭关锁国”的时期，而当时我国经济的问题却是供应不足，连吴敬琏也不得不承认生产是“高速增长”（《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第100页  吴敬琏著），但产品仍然是供不应求，所以，又被人嘲笑为“短缺经济”。现在我们的统计局只讲经济发展的速度，讲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等，但就是不讲增长的财富归了谁？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大量数据，恰恰就不公布有关财富归属的数据，不公布所有制的情况。而财富的占有形式，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仅仅公布国内生产总值等有关数据，不公布财富的占有状况，不可能客观地认清经济发展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财富集中的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时代周刊》2009年6月25日的报道，我国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已经超过美国。用西方经济学的尼基系数看，也反映了我国财富的高度集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基尼系数逼近0.47 缩小收入差距七大对策》王远宏  《人民网》2006年03月13日）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两极分化如此严重，广大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当然就低，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是必然的现象；生产过剩问题如此突出，迟早必将爆发危机，采取什么政策、措施也阻挡不了。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也可以看出生产过剩的严重程度。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支出法）最终消费支出占48.6%；资本形成总额占43.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7.9%。而最终消费支出的48.6%中，有13.3%是政府消费支出，真正属于居民消费支出的只有35.3%。（引自《中国统计摘要》2009年  第35页）这35.3%的居民消费支出中还包括“老板”们的消费，广大劳动群众的消费支出，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更小了！可见，我国的生产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真真为劳动人民消费的部分只占1/3左右，而依靠私营经济、靠老板们发展经济，老板们是靠减少工资支出，增加利润，劳动群众的收入当然不可能有大的增长，所以，需要不足的问题是这种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8/96962.html

4. 我国经济中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如下:
1。体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长期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影响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依然存在，重大改革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2、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东海岸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正在扩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缓慢。
3、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低、农村发展滞后的状况没有改变。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4、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
农业生产资料、部分农副产品和部分工业品价格的结构性上涨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5、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住宅、安全生产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很多。
解决方案如下：
1、深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3、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
4、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5、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扩展资料：
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包括三层含义：
1.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
经济发展是通过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达到经济量的增长。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经济发展

5. 我国经济存在哪些弊端？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正朝着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2000年底GDP突破10000亿美元的大关。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全国贫困人口逐年下降，人民正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从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和能力看，中国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对外贸易显著回升，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粮食储备充足，内外债均处在安全警戒线以下，债务结构合理，短期债务所占比重较小，仅为10％。从短期看，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风险不大。但从长期运行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安全还存在不少隐患，消除这些隐患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概括起来，影响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风险问题。 中国的金融风险，首先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由于金融体制和国企改革取得的进展相对滞后，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逐年增加，有些已成为呆坏帐，而国有企业效益不好，有些多年累积的不良贷款估计很难偿还。目前全国各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约为17万亿元，若按8％的不良资产计算，不良资产绝对数约为13600亿元，这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4家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14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大体相当。不少人认为，8％的不良资产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有人认为，不良资产的比率可能高达25％以上，若如此，则不良资产绝对数可能高达42500亿元，超过了全国居民存款总额的70％。显然，或迟或早，居民存款总是要还本付息的，如果经济稳定，社会政治安全，国家信用可靠，则大规模全面挤提的可能性甚微，但也不能排除局部的挤提风险。加上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违规操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兑付困难，引发局部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这种金融系统风险对个人和家庭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金融安全的第二个威胁来源于股市。目前全国上市公司已超过1000家，市值约为26000亿元，登记股民超过4000万，涉及家庭人口超1亿人，由于股市上成熟规范的机构投资者不多，散户占很大比重，且由于市场建设时间不长，法律尚不健全，管理也不规范，因此，股市大幅波动的潜在威胁也是存在的。这些也会直接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 更值得担忧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破坏性，则不仅使相关个人和家庭直接受损，也会使国家经济和全体人民的经济安全问题受到影响。  第二，债务风险。 近年来，为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这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由此引起的财政债务负担的迅速增加和尚需继续增加的趋势是值得关注的，据统计，1999年底，国债余额为10542亿元人民币，财政债务负担率按广义口径为65．9％，如按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率计算，则高达189％。应该说债务负担是非常重的。如果考虑到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养老保险方面的欠帐，则债务负担更重。欠债总是要还的，国债必须通过人民创造财富来归还，尽管代际之间可以转移，但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国家的债务负担越重，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性越低，风险越大。  第三，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 当前我国就业面临着多重压力，一是适龄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1999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1075万人，2000年的增长水平与1999年基本相当，按85％的参与率计算，2000年需安排92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其中城镇约264万人。加上1999年城镇登记失业结转人员600万人，到年底共达860万人；二是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的富余人员将逐步分离，1999年全国下岗职工1174万人，进入再就业中心524万人，年底下岗为650万人。2000年新下岗人员约300万人，共850万人；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不可避免要向城市转移，这些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对城镇就业形成很大压力；四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与分流人员，多重压力综合在一起，加上人口规模和增长趋势，使就业压力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影响经济安全的潜在危险因素。 伴随就业压力的是社会保障问题。多年来，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制度，原有积累都投入了建设，既没有健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也没有预留足够的社会保险基金，寅吃卯粮。截至1999年底，全国累计有2900万离退休人员，预计2000年新增200万人，合计3100万人。职工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帐户空帐规模，仅地方统筹部分，1999年已超过1000亿元。有人估计，补充和还清社会保障的欠帐，大约需要20000亿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亏空和窟窿还会越来越大，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第四，外部冲击。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随着开放的扩大，中国已经逐步融入这一潮流之中，加入WTO则是适应全球化的重要步骤。这就必然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在看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对部分个人、家庭经济安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随着农产品和部分制成品关税的逐年降低，非关税保护的逐步消除，显然，以农户为经营单位的农业部门和农民在与美欧国家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长期高度保护的制造业也会受到大的冲击。另外，国内市场的开放，也将使银行、保险、电信等国有垄断性服务行业的竞争加剧。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些处于竞争劣势的行业中的部分个人和家庭利益就可能受到直接损害。伴随外部冲击引起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受损群体的经济安全下降，可能会形成全局性的经济和社会的风险。  第五，重要战略物资短缺。 粮食、石油、水资源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多年前就有人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引发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争论。从中短期看，中国的粮食供给是有保障的，但从长远看，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工业化过程中耕地的减少，土壤的退化，环境的恶化等等，粮食问题不容盲目乐观。历史的经验表明，每次中国进口粮食的增长都伴随着国际市场粮价的大幅度攀升。 从1993年起，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1999年石油净进口达4000万吨，已占全国石油消费的20％。若没有大的发现和重大技术突破，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可能高达消费总量的40％，这就使我国对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据估计，世界石油单价每桶提高5美元，将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0．2％。石油供给不足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安全。 此外，我国北方地区和部分城市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从总体上看，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水资源在时间和地区分布上很不平衡，南方多北方少，北方大部分地区人均水资源更低。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这使可利用的水尤显不足。在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城市常年供水不足，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水资源短缺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影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6. 我国经济存在哪些弊端？

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经济南北，东西差距很大，尤其是东部沿海很西部内陆地区，内地经济长期得不到支持跟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难以顺利发展 。贫富差距大，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但是富人无论怎么花钱都不是消费的主力军，只有逐渐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才能，拉动中国的消费增长，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投资，消费，外贸这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比重过高，消费则比重过低，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严重依赖 。体制不健全，虽然中国现在采取了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缺陷依旧很大，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国民心理，中国的教育、住房、医疗所需的费用极大，以及传统的攒钱救急习惯，导致了普通百姓的存钱储蓄率很高，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四重四轻”的弊端：1、重国外需求、轻国内需求，是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重经济增长、轻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2、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是国际竞争力和军队战斗力难以快速提升的低端之路；3、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是人民群众难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失衡之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四个大力推动”大力推动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使经济社会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4、大力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使经济社会朝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大力推动科技融入经济建设和”民技军用、民企参军”，使经济社会进入创新驱动和军民融合式发展轨道；5、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使经济社会进入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

7. 中国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经济不是挺好吗？GDP今年还保八了呢！那我问你中国设定的GDP目标有哪一年没能成功的？（不成功，那这届政府就不称职了！）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成也是GDP，败也是GDP。为什么说成是GDP呢，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把握没有明确的方向和指标，于是GDP成了及时雨，解决了当时困惑已久的考核和方向问题。它促成了我们以GDP增长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步伐，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它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然而，三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国家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DP很难跟上世界和中国进步的脚步，尤其不能解决当下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败也就败在GDP,如何败法？第一点，败在它只是一个名义变量，而不是实际变量。名义变量只是一个虚假的数字，它不能替代实际变量反应实际问题。名义GDP的增长，并不代表实际GDP的增长，也不能真实反应GDP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负作用。（关于名义GDP和实际GDP，不懂的去看一下宏观经济学第一章）第二点，败在以GDP为导向，导致了地价上涨和房地产泡沫，而这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三点，败在以GDP为考量，只看到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而忽视了人们对于精神信仰的需求。
让我们先把GDP搁置一下，先来列举中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之间表面看起来没有多大联系，如果深挖下去我们能找到这个链条，也能找到所有问题的根源，最后，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将它连根拔起。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是被掩盖着的，但老百姓多多少少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些。
消费是可以增加的吗？老百姓手里明显没钱，说中国储蓄存款很大，那是忽悠人的，因为那些储蓄是不敢用的。（为什么不敢用，其他经济学家都解释了，不再重复）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老百姓收入低，那为什么收入低呢？因为老百姓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劳动所得，在中国人口众多的条件下使得劳动供给过剩，所以劳动变得便宜甚至低廉。（当然如果算上失业者，他们连收入都没有。）也就是大量失业存在的同时，导致在职人员收入降低。
供给过剩有绝对和相对的区别，我认为中国劳动供给其实绝大多数是相对过剩。什么是劳动相对过剩？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说劳动者教育出现问题，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社会企业所需之人。（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严重，因为中国人善变，工作不一定要从事自己的专业，大学生也可以去喂猪，也可以搞家政服务）第二个是说由于劳动需求下降，导致劳动供给相对过剩。第二个可能是主要问题，因为很多企业都不做实业了，自然不想多雇佣劳动力。至于为什么，郎咸平讲得很清楚，房子和股票利润那么大，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民间资本由实体经济转入虚拟经济。
郎咸平好像跟民间资本关系比较好，它认为民间资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也就包括出口问题，生产要素价格上升问题等等。但是，要知道其实温州炒房团的存在好像已经是很长时间了，2003年时候经济环境还不错，但由于炒房的诱惑远比制造业来的强，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制造业。我认为出口和资源价格上涨都是外部因素，都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要寻找的是可以解决的内部因素。（不要怀疑我对郎咸平的崇拜，他的每期节目我都必看，只是学术是可以讨论的）
它导

8.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哪些问题？

中国现行的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及体制，中央各部门的管理方式、地方的发展模式等等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呢？从全国来说，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偏重于投资和依赖出口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增长的内容中主要是高速公路、铁路、大楼、广场、电站、炼油厂、钢铁等这样一些不增加后续就业和劳动参与率低的基础设施和产品，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如果长期延续下去，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形成八大扭曲的流程和走势。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城镇真实的失业率会凸显。 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地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降，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 从目前的产业内容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看，一是城市中大量的建设工地吸收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转移的特点是，许多工程完工后续吸收转移和就业的功能较弱，特别是2008年以后一些建设项目会相对减少，这种转移对于农民工来说不是一种永久性的转移。二是外商和出口性的内资企业，由于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加上各地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打击欠薪和延长工作时间等违法行为，总体上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逐步提高，许多企业逐步用机器代替人工，导致同样的增长速度下，相对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三是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本来可以解决65%-80%劳动力就业的部分却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创业不足，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对不足。比如，2005年中国只有350个法人企业，每千人只有2.6个企业，而发达国家每千人一般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一般在20-30个范围。如果这种态势不能被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400万，如果每年只能安排1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500万， 加上目前实际失业在家的5080万人，2010年时，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失业和就业不足率可能达到35%。 二 GDP的劳动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将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 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 实际上，一国失业率高低，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劳动推动和参与程度，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程度高，劳动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大，劳动要素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就高；否则，劳动分配的比率就低。而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所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这样，一是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几乎没有创业型的中等收入人群，而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人口过多而绝对贫困的人口又很多，将会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和微薄收入人口；二是GDP的新增部分，由于资本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外商分配的较多，特大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和高中层管理者分配较多，垄断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分配较多，国家收税收费后给政府公务员分配较多。这种由国民经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扭曲，劳动闲置和企业结构畸形导致的基础性的分配不公，很难以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进行纠正，未来基尼系数数值将会越来越大。 据有关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到了2005年已逼近0.47。对基尼系数扩大和控制对策，应当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是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造成的。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供认。拉美等国曾经搞国有化，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因此，特大和大型企业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较高，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中等收入人口很少，因特大和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微型和中小企业少而失业的人口较多，因此其基尼系数相当高；而个体和微型及中小企业较多，国有企业很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却与之相反，基尼系数特别低。有的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不到位。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创业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太少，中等人口相对少和失业人口相对多导致的。如果不从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仅仅 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角度去考虑公平，会形成重税抑制创业和就业，失业和贫困人口更多，财政赤字和外债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因此，中国基尼系数要城乡分别和各地区分别计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扩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低、后高、再低，呈倒U形，因此，中国发展的一个较长时期，基尼系数扩大是必然的。实际上将拉美各国情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情况相比较，后者在结构转型时期，基尼系数低得多。因此，应当从国际对比的视野去认识问题，并且以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积极方面去扩大中等人口，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人口，再配合政府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从而能够并且切实有力地控制住基尼系数的扩大。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和对策，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和对策。 三 国家在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 财政收入1990-2004年，平均年增长16.5%，2005年增长19.9%，今年1-5月财政收入16630.9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1990-2005年同期，人均GDP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3%；而1990-2004年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也只有7.7%，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实际增长9.6%。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农民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将更大和更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主要原因是它们经济发展中劳动参与程度很高，微型和中小企业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较多，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容纳的就业又较多，失业人口相对较少，这是国富民也富的关键。而中国这种政府投资推动、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外商外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劳动参与程度低，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四 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衡，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而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很弱。 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这种办法的局限，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 比如，“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分别为34.5∶66.1、36.7∶63.4、40.3∶58.7、37.6∶59.4；“十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大约在44∶56水平上，GDP的消费比率改革开放后逐年在下降。2001-2005年，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13%、16.9%、27.7%、25.8%、25.7%，2006年1-5月，3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8-2004年，年均只增长10.2%，2005年增长12%。2001-2004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4.2%、5.3%、5.9%、12.4%；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为6.2%、13.5%、7.9%、10.3%。可以看出，消费的增长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问题之一是，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除了社保不完善而居民支出有未来顾虑外，消费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的原因是创业不足，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城镇失业率较高。问题之二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启动高中端消费，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实际上高端收入人群，包括公务员增加工资的边际消费率很低。有的学者认为要用新农村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公共服务的办法，扩大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我认为，这种办法的局限， 一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二是政府投入的中间各环节漏损很大，输入的资金不一定全部能到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手中。我认为，从经济学上讲扩大消费的关键是增强劳动参与国民经济财富创造的能力，关键是鼓励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尽可能地用企业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解决城镇劳动力的就业，降低剩余率和失业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加收入、扩大支出、改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不从基础的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 五 国民经济存在着生产过剩，并存有经济危机的风险。 中国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看，由于城镇失业率越来越高，消费能力相对收缩；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相对下降，可能反而上升， 产出更多的物品，导致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乡市场许多消费品和工业领域一些中间产品结构性过剩。 从生产产品规模和结构看，大型企业提供大规模的物质产品，而中小企业提供小批量的物质产品和各类不同的服务产品。这里我们假设一个极端的运行情况，即国民经济中只有大型消费品工业企业，没有中小型消费品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企业，将会有这种情况：即由于大型消费品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即资本密集而劳动力较少，资本生产的消费品总量大于其劳动力收入用于消费品购买的支出总量，国民经济无法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并且无法完成其支出与消费的循环。 前面论及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国有企业职工减少6000万个就业岗位，集体企业减少了3000万个就业岗位，按照2006年一季度职工平均月工资1546元计算，假定由于其退休和失业，政府给其增加每月平均250元的社会保障成本，与之相抵，工资成本减少转化的工业年利润为13996亿元。这13996亿元，假定80%消费，原来用于消费11197亿元，现在则用于企业的长期投资和短期生产，资本的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按年增加产出50%计，增加供给5598多亿元。而年因失业而减少的13996亿元工资，直接消费支出减少11197亿元，考虑消费乘数，一年消费相对萎缩27993亿元之多。供给增加5598亿元与消费减少27993亿元，结果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就为33591亿元之巨大。这就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参与和分配经济的力量较弱，城乡居民消费严重不足造成的。 从2006年1-3月份的情况看，国有企业职工，比上年同期减少181.4万人，集体企业减少78.8万人。如果中国大工业的资本进一步增加，劳动力进一步减少，没有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增加，没有这些经济扩张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增加就业、收入、支出和消费加以平衡，则生产的消费品将更加过剩。显然，从中国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看，由于城镇失业率越来越高，消费能力相对收缩；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相对下降，可能反而上升，甚至还因富余职工下岗、内耗减少、劳动效率提高，产出更多的物品，导致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需求能力不足使农村消费不能正常接替城市消费饱和转移下来工业品，导致城乡市场许多消费品和工业领域一些中间产品结构性过剩。 有的学者，包括央行有关机构的分析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我觉得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我国的物价格局形成通缩压力和通胀压力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僵持性物价态势。紧缩的压力来自于：1.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生产能力增强，供给相对增加，而特大和大型企业相对用劳动力越来越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劳动力相对较少，国内居民收入与增长不同步，消费相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2.人民币升值，可使出口相对收缩，升值后外资流入相对减少；3.加大社保征收力度，劳动力价格提高，地价提高，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去年和今年粮食丰收，粮价稳定和低迷。通货膨胀的压力来自于：1.石油涨价输入；2.赌人民币升值的境外热钱流入；3.政府和垄断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以及房地产投资过热。物价水平可能会长期处于通缩和通胀两种相反力量的制衡之中。 六 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依赖出口刺激。 出口的国内代价很大。 出口的增值税退税和内外资的所得税率不一，实际是促使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推进力量，是没有被学者和决策者们认识到的一个地区发展发展拉大的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前面已述，投资增长速度长时期远高于消费的增长，而出口的增长也远高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原因是，国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失业形成的供给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供需缺口，必需由大规模出口来平衡。比如，2001-2005年，出口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7.8%、22.3%、34.6%、35.4%、28.4%，今年1-5月比同期增长25.7%。从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看，2000-2005年，分别为43.8%、50.9%、48.8%、56.8%、59.7%、64.5%，今年一季度上升到68.6%，2006年比2000年上升近25个百分点。很明显，国民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国民经济对进出口的信赖程度越来越深表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1.出口的国内代价很大：一是其中新增值的平均退税率在12%左右，用国家税收的减少来支持出口；二是外资企业大量的是出口企业，对它们又实行15%的所得税率，比国内企业要低18%，既让了平分所得税，又导致内外资企业竞争的不平等；三是国内企业竞相压价出口，既导致国外的反倾销，又导致出口价值较低；四是许多外资在中国的加工企业，进口原料价格较高，出口产品价格压得很低，利润留在公司总部中；五是对于出口型的外商外资，零价和低价供应土地，所用的劳动力成本又很低，一些资源价格也偏低，实际是国内压低成本在支持着出口。2.出口的增值税退税和内外资的所得税率不一，实际是促使地区间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推进力量，是没有被学者和决策者们认识到的一个地区发展拉大的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2001-2005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达11944亿元，80%退在东部，这部分 财政补贴实际上远大于西部大开发时国家对西部的投入；并且，外资所得税优惠的80%以上也在东部，这极大地降低了东部企业的销售成本，增加了其利润空间，使中西部内资企业和在国内销售的企业，无法与之平等的进行竞争。而且，到中西部投资，由于出口的运输成本较高，到中西部设立出口型企业的投资商较少。这导致中西部，虽然西部大开发时，国家投资修建了不少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没有相应的企业投资与之相配，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与企业投资和建设失衡。如果这种内外资企业，对出口和内销型企业，不同的税收政策任其下去，不逐步进行调整，由于其在东中西地区分布上的不一，毫无疑问，将会更加有力地扩大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使中央平衡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在此前面显得苍白无力。

七 宏观经济波动性大，稳定性较差。 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加上政府行政管制主导的调控方式，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调控和发展方面的博弈，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一放就热，一控就冷”，恶性循环。 一是由于GDP中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消费经济不起稳定宏观经济的基础作用。投资与消费各自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就投资来看，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时，资金拥有者可以不进行投资，当其觉得经济前景有利时，可能积极投资，投资行为具有不稳定性；而就消费来看，虽然居民觉得经济前景可能趋于暗淡，但是饮食、教育、居住、交通、衣着、日用品等消费，不可能大幅度收缩，因而，消费与投资相比，具有稳定性。但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消费的增长速度较低。投资主导着经济增长，消费明显被压低了。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容易波动；消费薄弱，使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性差。 二是政府行政性为主的调控方式，加剧了国民经济的“一放就热”和“一收就冷”。由于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性，政府一看经济过冷，最容易扩张的是投资，就放松宏观调控，主要是放松信贷规模，放松对土地的审批管制，于是投资弹起，建材短缺，价格上升，煤电油运紧张，经济迅速过热；而一看经济过热，最容易被控制住的也是投资，则收缩信贷规模，停止审批和供应土地，于是投资增速回落，建材供应过剩，价格下跌，煤电油运紧张状况缓解，甚至供大于求，经济迅速下滑，趋于过冷。虽然经济学家们也看到经济过冷时，消费不足方面的问题，也想了许多办法，力图拉起消费，但实际上很难拉动。消费决定于在GDP中的分配比率，而分配比率决定于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而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又决定于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个体工商户及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政府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等等。因此，短期内政府没有什么刺激和拉起消费的有效办法。 三是虽然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全国一盘棋，实事求是地讲，中央政府讲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谋发展，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使经济波动更加剧烈。不考虑出于政绩的GDP增长目标，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支出的压力，特别是保发工资和养人的压力，加上城市建设、就业等需要，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物价是不是稳定，又是全国性的指标。中央政府为了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往往对地方政府主导、鼓励和促进的投资热进行干预，进行行政性的调控。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中央政府应当用利率等经济手段干预经济，使其趋于稳定运行。当然，经济越来越市场化，中央政府应当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控经济。于是，中央政府感觉“热”，加强调控，经济快速回落；地方政府感觉“冷”，开始反应，并越来越强烈，迫于压力，中央政府各部门又放松行政主导性的调控，于是投资速增，经济又迅速过热。 简言之，投资的不稳定性和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加上政府行政管制主导的调控方式，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调控和发展方面的博弈，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一放就热，一控就冷”，恶性循环。 八 城乡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不发达，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三农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会更加突出。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人口不断在地域从分散小村落向大村、小集市、小城镇等集中，农业现代化和适度的规模经营，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中有持续吸收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相互关联的五项途径。 把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放到世界各国之中去比较，中国只有4亩多一些，美国827亩，英国245亩，法国290亩，日本15亩，澳大利亚1470亩，巴西55亩，加拿大1866亩，韩国15.5亩，俄罗斯423亩，中国台湾10.8亩。到2000年为止，英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仅为1.5%，日本、韩国和台湾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率分别为5.2%、11.6%、8.3%，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每户所经营的耕地规模分别可以达到490、20、26、20亩，远远大于我们每户目 前2-4亩的经营规模。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户，其3／4，甚至更多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业的兼业收入，从事农业的收入只占其收入的1／4以下。而我们现在近些年来全国劳动力的50%还在搞农业。从这样多的劳动力在这样少的土地上生产，获得较高的收益，并且年年增长收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人口不断在地域从分散小村落向大村、小集市、小城镇等集中，农业现代化和适度的规模经营，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中有持续吸收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相互关联的五项途径。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在农村、小集市、小城镇和城郊的创业活动因资金和政府的管制受到限制；农民对本来可以是创业的财产基础―――土地，没有实际的集体财产权，每年卖地所得的约5000亿收入中，绝大部分为地方政府所得，农民从中得到的估计为1／20；城镇中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又发展不足，不能持续和较固定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就业。这样，中国农民收入中只有农业收入和劳务收入，与东亚一些国家的农民相比，很少有农民能致富的最重要的两项收入：经营收入和土地房产等财产性收入。 “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农民年收入平均分别增长3.0%、4.3%、4.7%，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分别增长4.3%、7.9%、5.7%，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2005年增长到3255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却从6280元增加到10493元。城乡居民收入从2001年的2.79-1扩大为3.22-1，收入差距在持续拉大。我个人认为，农民没有创业和经营收入，没有财产性收入，想在未来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实际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 分析小结：1.宏观经济处在“高增长-僵持性物价-高失业”状态上。2.其原因在于：发展经济的货币政策，由于高度垄断和总行制的银行体制，不能流向容纳就业最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不具有扩大就业的功能；财政体制和政策中，宏观税费负担率太高，税收结构为集中向创业、投资和企业收税，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损害了创业活动和就业机会的扩大；中央各部门有努力加强和扩大自己行政管制和审批权力的倾向，并且设置的前置审批、许可和收费及罚款等体制，严重影响着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和经营，而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加上下达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则更是激励部门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想方设法收费和罚款，致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地方发展的价值取向为经济总量、地方收入和城市及交通的现代化外观，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重视政府投资，清理影响市容的小商小贩和非正规就业，并且地方政府为了平衡财政，给农民留的本来可以创业的征地补偿非常少，而且要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大量地收费和罚款。因此，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劳动力严重过剩，但是从 实际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上讲，是创业和就业环境较差的国家。3.宏观经济的扭曲和未来的危机为：这种只重视增长和不重视就业的战略、体制和政策，导致增长依靠政府投资、特大和大型企业投资、出口拉动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就业不足、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分配的GDP越来越多，人民相对分配的越来越少，投资和消费失衡，国内消费增长乏力；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很低，而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使失业导致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基尼系数将越来越大；由于鼓励出口和吸收外资的出口退税和低所得税政策，加上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地域上分布的不同，极大地推动了地区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而抑制农民创业，加上土地征用留给农民的太少，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没有创业的基础，三农问题根本不可能像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得到逐步地解决；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将使供给相对越来越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失业率较高，导致收入-支出-消费的不足，国民经济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宏观经济波动性很大，原因在于投资容易被控制，但也容易反弹，而消 费较为稳定，但由于消费不足，拉动增长的力量太弱，并且起不到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许多国民经济问题之间的因果链：现行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民间创业和投资不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和城镇失业率较高―人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资本的分配力强而劳动的分配力弱―居民、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距拉大―支出和消费不足―政府投资、大企业发展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更加抑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