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小时候的故事

1. 曹文轩小时候的故事

1、1954年1月9日，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盐城县秦南镇龙港村。当时生活之窘迫，可以从他后来的回忆中一窥踪迹。他在《童年》中写道：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的。
我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
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但所谓的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整天喝稀粥，我永远忘不了那稀粥……在曹文轩的笔下，那时的他饥饿到了极点，就连生长发育都停滞了，以至于每每看到比自己个高的人，心中都会涌出深深的自卑感来。
父亲曹桂生总能给曹文轩带来“好吃”的。曹桂生被村里人称为“故事家”，儿时的曹文轩常趴在父亲的背上，听得如痴如醉，忘却了饥饿。
曹文轩听多了就学会了，出得门来给小伙伴讲，竟然有鼻子有眼。读小学时，曹文轩几乎成了“故事大王”。那时候的曹文轩，已经隐隐生出了当大作家的梦想。

2、江苏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有干在盐城县文化馆任职，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并辅导青年业余作者。曹文轩很想拜李有干为师，他觉得应该做些事情让李有干注意到自己才行。
于是，他沉下心来，一边深入乡间搜集素材，一边埋首案头谋篇布局，终于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并引起了李有干的注意。这一天，曹文轩正在屋里写稿改稿，李有干竟然主动登门了。就这样，曹文轩如愿拜在了李有干的门下。
3、曹文轩十四岁的时候，他的脖子上有一块肿块。当时的城里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当他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邻家的门口。邻居就问他的父亲，说校长，宝宝的病没事吧。
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瞬间就崩溃了，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父亲告诉邻居说，他没有那个福气。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想象着那个告别的情景，以及他的爸爸带着他到处看医生。当人们看到他的爸爸不停的把他背出去，又不停的背回来，人们发现了对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儿子。
4、听母亲说，我小时长得很体面，不哭，爱笑，爱整天转着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欢。我家住在一条大河的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我一两岁时，常被人家抱去玩，然后就沿着这条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
母亲奶水旺，憋不住了就找我，可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我找回。重新回到她怀抱时，我也不肯再喝她的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奶喂饱了我。母亲说，我是吃了很多母亲的奶长大的。当然后来我却慢慢地长丑了，也不再那么让人喜欢了。
长到三岁，我就已经变得有点“坏”了。我到风车跟前玩，不小心，穿一身棉衣摔到水渠里。我一骨碌爬上来，一声不哭地回到家，将湿衣服全部剥下，钻到被窝里。当母亲回来要打我时，我却一口咬定：“是爷爷把我推到了水里的。”
被陷害的爷爷不恼，却很高兴，说：“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当然长大了以后，我却从未生过害人之心。至于有无出息，这就很难说了。当长到精着身子拿根树枝在地里、河边到处乱走时，倒也做了不少坏事。比如在田埂上挖陷阱让人摔跟头、将人家在河边的盆碗推到深水之中等等。
但我不恶，没有让人讨厌。另有一点，不管谁逗我（甚至用稀泥涂满我全身），我都未恼过，未骂过人。如今回到老家时，那些大爷还在说：“文轩小时候不会骂人。”其实骂人还是会的，我只是在小孩中间骂，不骂大人罢了。
5、长到九岁时，我已是一个贪玩、想入非非、不能管束自己、总是忘记大人的训斥和告诫的孩子。正在课堂上听课，见到外面有一条陌生的白狗走过，竟忘了讲台上的老师正讲课，“呼”一下冲出教室撵狗去了，后来遭到老师严厉的惩罚。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一个大我三岁的大孩子偷偷离家出走，去县城看国庆焰火。当时，只有水路通往县城。我身边只有一块钱，还是从父亲的口袋里摸来的。那个大孩子也只有一块钱。这两块钱不能买船票，得留着到城里看电影看焰火时买小食品吃（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安排）。
于是，我们步行三十几里来到县城。到达时，天已晚。我们向人打听哪儿放焰火，回答是哪儿也不放焰火。此时，我们身体疲乏难熬，既不想下馆子，也不想看电影，只想睡觉。
我们在一个黑森森的大门洞里找到了一条大长凳，倒头就睡。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见满天大亮，便商量说买小笼包子吃，吃饱了就回家。于是，就出了大门洞，走上大街。街上空空荡荡，竟无一人，这使我们好生奇怪。正纳闷着，走过几个民警来，将我们逮住，押到一幢房子里。
我们一看墙上的钟，才知是夜里十二点。刚才见天大亮，实际上是城里的灯火在大放光明。我们被关在屋子里，像两个傻瓜。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节日里的“宵禁”。天真正亮了，民警放了我们。

2. 曹文轩小时候的故事

1、1954年1月9日，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盐城县秦南镇龙港村。当时生活之窘迫，可以从他后来的回忆中一窥踪迹。他在《童年》中写道：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的。
我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
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但所谓的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整天喝稀粥，我永远忘不了那稀粥??在曹文轩的笔下，那时的他饥饿到了极点，就连生长发育都停滞了，以至于每每看到比自己个高的人，心中都会涌出深深的自卑感来。
父亲曹桂生总能给曹文轩带来“好吃”的。曹桂生被村里人称为“故事家”，儿时的曹文轩常趴在父亲的背上，听得如痴如醉，忘却了饥饿。
曹文轩听多了就学会了，出得门来给小伙伴讲，竟然有鼻子有眼。读小学时，曹文轩几乎成了“故事大王”。那时候的曹文轩，已经隐隐生出了当大作家的梦想。

2、江苏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有干在盐城县文化馆任职，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并辅导青年业余作者。曹文轩很想拜李有干为师，他觉得应该做些事情让李有干注意到自己才行。
于是，他沉下心来，一边深入乡间搜集素材，一边埋首案头谋篇布局，终于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并引起了李有干的注意。这一天，曹文轩正在屋里写稿改稿，李有干竟然主动登门了。就这样，曹文轩如愿拜在了李有干的门下。
3、曹文轩十四岁的时候，他的脖子上有一块肿块。当时的城里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当他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邻家的门口。邻居就问他的父亲，说校长，宝宝的病没事吧。
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瞬间就崩溃了，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父亲告诉邻居说，他没有那个福气。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想象着那个告别的情景，以及他的爸爸带着他到处看医生。当人们看到他的爸爸不停的把他背出去，又不停的背回来，人们发现了对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儿子。
4、听母亲说，我小时长得很体面，不哭，爱笑，爱整天转着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欢。我家住在一条大河的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我一两岁时，常被人家抱去玩，然后就沿着这条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
母亲奶水旺，憋不住了就找我，可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我找回。重新回到她怀抱时，我也不肯再喝她的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奶喂饱了我。母亲说，我是吃了很多母亲的奶长大的。当然后来我却慢慢地长丑了，也不再那么让人喜欢了。
长到三岁，我就已经变得有点“坏”了。我到风车跟前玩，不小心，穿一身棉衣摔到水渠里。我一骨碌爬上来，一声不哭地回到家，将湿衣服全部剥下，钻到被窝里。当母亲回来要打我时，我却一口咬定：“是爷爷把我推到了水里的。”
被陷害的爷爷不恼，却很高兴，说：“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当然长大了以后，我却从未生过害人之心。至于有无出息，这就很难说了。当长到精着身子拿根树枝在地里、河边到处乱走时，倒也做了不少坏事。比如在田埂上挖陷阱让人摔跟头、将人家在河边的盆碗推到深水之中等等。
但我不恶，没有让人讨厌。另有一点，不管谁逗我（甚至用稀泥涂满我全身），我都未恼过，未骂过人。如今回到老家时，那些大爷还在说：“文轩小时候不会骂人。”其实骂人还是会的，我只是在小孩中间骂，不骂大人罢了。
5、长到九岁时，我已是一个贪玩、想入非非、不能管束自己、总是忘记大人的训斥和告诫的孩子。正在课堂上听课，见到外面有一条陌生的白狗走过，竟忘了讲台上的老师正讲课，“呼”一下冲出教室撵狗去了，后来遭到老师严厉的惩罚。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一个大我三岁的大孩子偷偷离家出走，去县城看国庆焰火。当时，只有水路通往县城。我身边只有一块钱，还是从父亲的口袋里摸来的。那个大孩子也只有一块钱。这两块钱不能买船票，得留着到城里看电影看焰火时买小食品吃（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安排）。
于是，我们步行三十几里来到县城。到达时，天已晚。我们向人打听哪儿放焰火，回答是哪儿也不放焰火。此时，我们身体疲乏难熬，既不想下馆子，也不想看电影，只想睡觉。
我们在一个黑森森的大门洞里找到了一条大长凳，倒头就睡。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见满天大亮，便商量说买小笼包子吃，吃饱了就回家。于是，就出了大门洞，走上大街。街上空空荡荡，竟无一人，这使我们好生奇怪。正纳闷着，走过几个民警来，将我们逮住，押到一幢房子里。
我们一看墙上的钟，才知是夜里十二点。刚才见天大亮，实际上是城里的灯火在大放光明。我们被关在屋子里，像两个傻瓜。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节日里的“宵禁”。天真正亮了，民警放了我们。

3. 曹文轩出生在什么时候

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
1991年，推出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1997年，出版小说《草房子》，并担任改编电影编剧。1999年，出版小说《根鸟》。2005年，推出小说《青铜葵花》。2013年12月5日，以380万元的版税收入登上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主榜第27位。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同年8月20日，曹文轩在新西兰领取国际安徒生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4. 曹文轩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1954年1月生于江苏省盐城市农村。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博士系导师。  曹文轩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

5. 曹文轩的一些小故事

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汗毛孔一一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着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死了———饥饿的欲望。按遗传，我应是一位所谓身材伟岸的男子。然而，这一遗传基因，被营养不良几乎熄灭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脑子都被饿坏了。有一度时间，我竟然粘在地上不肯上长。这引起家里人的恐慌：莫是个小矮子！常常仰视，使我有一种自卑感，特别是当我走到高个孩子跟前时，莫名的压抑便袭往心头。大年三十晚上，我带着要长高的渴望，就勇敢地爬门板。这是当地的一种迷信，据说这样可以长得比门板长。无论怎样努力，后来也没有长得比门板长。但基因的不屈不挠，使我忽然又拔高了一截。饥饿的经验刻骨铭心。因此，现在我对吃饭很在意，很认真，甚至很虔诚，并对不好好吃饭的人，大为不满。
但，我又有着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
我有一位慈和的老祖母。她是一个聋子。她有一头漂亮的银发，常拄着拐棍，倚在门口向人们极善良地微笑着。她称呼我为“大孙子”。后来我远行上大学了，她便日夜将我思念。她一辈子未走出三里方圆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知道三里外还有一个宽广无垠的大世界。她认为，这个世界除了她看见的那块地方外，大概还有一处，凡出门去的人都一律是到那一处去的。因此，她守在大路口，等待从那地方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母亲对我的爱是本能的，绝对的。她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品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地先尽孩子们享用，剩下的她随便吃一点。父亲的文化纯粹是自学的，谈不上系统，但他又几乎是一个哲人。一次，我跑到八里地外的一个地方看电影，深夜归来，已饿得不成样子了，但又懒得生火烧饭去。父亲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对我说：“如果想吃，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三里外堆着，也应去抱回来。”就在那天晚上，他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剌泼剌”的水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这一切，使我“舞文弄墨”成为可能。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发达自己。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进了坚韧。难怪福克纳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祖母、父亲和母亲给我仁爱之心，使我从不知道何谓仇恨。我从未抓住不放地仇恨过任何人。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题材、主题和故事。开门可见的水，湿润了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

6. 曹文轩出什么事了

知名作家曹文轩“翻车”了，课外读物内容引争议。
人教版数学教材插画的问题已经愈演愈烈，很多人发现不仅仅是插画存在问题，就连很多的内容都让人无法理解，于是家长们纷纷开始关注起孩子手中的所有书目。
从教材到课外读物，家长们可以说非常细致地去翻看，如此一来让很多不合时宜的书籍浮出了水面，包括那些备受推崇的课外书也难逃家长的“火眼金睛”。

作为知名作家，曹文轩的作品大量存在于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中，很多学生都曾看过他的书籍，有时候还会让学生写一写读后感。

近日就有家长在以曹文轩为主编的一系列书籍和文章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内容，比如《大语文》丛书中出现了很多露骨的民歌，《七色花》中更是出现了不应当出现的事物。
家长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出版社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表示已经关注书中的争议内容，并在进行自查，相信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的。

7. 曹文轩本人过去的故事有哪些？

曹文轩，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1974级“工农兵”学员。曹文轩说，他没有高考故事，因为他是被推荐保送的工农兵学员。
曹文轩一生感谢王德义老师：“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没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只有两种人生可能：要么始终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要么在地方上从政。”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盐城不大，江苏省里下来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那里，只有一个。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大法律系的老师王德义打来的。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当地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并不像想像中那样一团乱的，也是很有章法的，事先要通过数学和物理的考试。由于名额有限，所以更难。”曹文轩说。
乡中子弟被北大录取，这在当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是巨大的荣耀。曹文轩清晰地记得，当时乡亲、朋友以及同学，凑了粮票和钱来，父亲还请木匠为他新打了木箱子，当时是雨季，等那箱子到了北京，便裂了一个大缝，足以钻进一只耗子去。
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1个月的图书分类法，便转到中文系去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开创了北大历史上转系的先例。大学毕业时，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轩不干，回到盐城老家，结果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在北大执教二十几年，曹文轩教出了一批如刘震云、陈建功那样的学生。谈到高考的残酷性，曹文轩觉得，竞争是现代社会正常而普遍的事情。要想让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平等自由的路径进入高校，那中国除了高考这种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曹文轩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苦难。有个细节总是被忽略，当下这个时代的语境，是个“享乐主义时代”的语境。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了苦难教育，家长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不愿意让孩子来承担，他们过分地渲染了孩子的苦。“但我认为，这种苦难，是不能省略的”。
“高校招生的名额就那么多，谁能上，谁不能上？谁能上名牌大学，谁不能？总是要通过考试决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竞争将永远反映在高考上面。”

8. 曹文轩的父亲

曹文轩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1974级“工农兵”学员

　　我没有高考故事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可是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一张口，曹文轩就说，他没有高考故事，因为他是被推荐保送的工农兵学员。

　　曹文轩一生感谢王德义老师：“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没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只有两种人生可能：要么始终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要么在地方上从政。”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盐城不大，江苏省里下来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那里，只有一个。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大法律系的老师王德义打来的。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当地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并不像想像中那样一团乱的，也是很有章法的，事先要通过数学和物理的考试。由于名额有限，所以更难。”曹文轩说。

　　乡中子弟被北大录取，这在当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是巨大的荣耀。曹文轩清晰地记得，当时乡亲、朋友以及同学，凑了粮票和钱来，父亲还请木匠为他新打了木箱子，当时是雨季，等那箱子到了北京，便裂了一个大缝，足以钻进一只耗子去。

　　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1个月的图书分类法，便转到中文系去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开创了北大历史上转系的先例。大学毕业时，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轩不干，回到盐城老家，结果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在北大执教二十几年，曹文轩教出了一批如刘震云、陈建功那样的学生。谈到高考的残酷性，曹文轩觉得，竞争是现代社会正常而普遍的事情。要想让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平等自由的路径进入高校，那中国除了高考这种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曹文轩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苦难。有个细节总是被忽略，当下这个时代的语境，是个“享乐主义时代”的语境。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了苦难教育，家长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不愿意让孩子来承担，他们过分地渲染了孩子的苦。“但我认为，这种苦难，是不能省略的”。

　　“高校招生的名额就那么多，谁能上，谁不能上？谁能上名牌大学，谁不能？总是要通过考试决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竞争将永远反映在高考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