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有银行的利润要给国家一部分吗，毕竟股权全在国家手里啊，谢谢

1. 四大国有银行的利润要给国家一部分吗，毕竟股权全在国家手里啊，谢谢

国家有一部分股份，银行的利润除去应付职工薪酬和福利税收和一些可以除去的费用等之后剩下的，经董事会确定作为股利发放的部分，按国家股权的多少交

2. 关于银行股权转让问题

上新三板的好处
1：成为公众公司,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账你的企业（拉风）
2：融资渠道多了一种股权融资（不用成天去找贷款了）
3：如果企业满足一定的条件后，可以进行IPO或者转版的办法成功上市（发财了）

上新三板的弊端
1：前期投入成本，上海挂板辅助在企业满足新三板条件的前期下，需要投入100万到150万进行股改，需要证监会，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进行企业考察
2：偷税漏税很难了，普遍问题都需要公开
3：企业效益不好的话，需要破产清盘，夸张者甚至自己的房子，车子都会被拍卖（暂时还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存在这样的可能。）

3. 股票卖出买进都是卖给谁？买的谁的？

因为人的认识不同、水平有差异、了解事情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总是有卖的有买的。比如某只股票，庄家准备从10元拉升40元，他不会让散户轻易得到利益，他要让散户在高位接盘。于是在拉升过程中，反复震仓，有时随着大盘波动，有时逆大盘波动。他折腾够了，就直接封住涨停板，散户很难买到。在这个过程中，每天的换手率都不少，庄家买卖对敲，操纵股价，散户就看自己的水平了：坐不住轿的，有的甚至割肉跑的；也有赚了一点钱，就落袋为安的；还有的死扛，坐了几个来回的电梯，终于拉了两个涨停板，第三天，又是一个回调给震跑了。后来该股是扶摇直上，直上青天，以前被赶下车的散户们都后悔死了，黑马诞生了，就追。这时，已经到了庄家的目标价位，散户拼命买，庄家拼命卖。你能说清到底是谁卖给谁了吗？谁又买谁的？
股票没人买，当天就只能挂在那，谁知道是不是转眼又被人抢走了呢？

4. 国有银行坏账剥离给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发生了什么？

1999年开始，信达、华融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奉命处理四大商业银行上万亿不良资产，十年后这些“坏账银行”又借市场化跳板把更多账单塞进国家手中，如此辗转腾挪的后果便是，坏账不减反增，全体纳税人掏腰包。
       　　要了解今次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仿照“信达模式”设立共管账户的性质，就必须知道中国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前世今生。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此按1: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
       　　在华尔街，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往往被称为“秃鹫”，他们靠那些“腐肉”为生，也替整个经济体清理垃圾。而这批中国金融“秃鹫”的设立目标也是为了在十年存续期内“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首次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简单说，AMC的成立就是给中国金融业向市场经济转轨“擦屁股”的，正是这四家“坏银行”的存在让四大国有银行有了成为“好银行”的可能性。
       　　2006年底，官方公开数据显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2110亿元，回收率约在20%左右。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尽管处理不良资产是个高技术难度的活儿，尽管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设银行雄踞全球银行业赚钱能力前两位的成绩表明当初“扔下沉重包袱”、“以时间换空间”决策的正确性，但20%左右现金回收数据仍然表明，AMC辛辛苦苦十余年，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只是从商业银行挪到到AMC口袋里。
       　　再考虑20%回收率背后的成本，AMC成立时从国有银行借调了工作人员，回收现金的费用率在8.65％。AMC前期将相对优质不良资产处理万之后，后期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费用却一年比一年高。AMC管理人员曾披露：“如果回收100块钱你只能拿1块钱奖励，而制造100块钱费用你可能拿20块钱回扣，你选择哪个？”甚至出于十年存续期结束后前途未卜的担心，不乏有的AMC留着不良资产赚其他业务的钱，以免坐吃山空。
       　　在AMC运作期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一直非常普遍。首先是“大限将至”的时间压力让AMC不得不在后期以迅速清空库存为目的实施“大甩卖”。曾参加过AMC资产包拍卖的业内人士称，因为经济周期而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必须在行政指令下的2006年底前处置完成，坑定会导致“贱卖”。他还透露，AMC为防范与私人交易时的道德风险，更倾向于卖给政府，价格自然也压的很低。
       　　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06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18.67亿国有金融不良资产低价转让，价格不足债权的1%。购买人随手仅靠其中一笔债权（约占总额1.4%），不仅收回了1800万的投入还另赚800万元。有业内人士甚至将之指斥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事实上，AMC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且掌握了资产折扣权，但回收率并没有硬性指标，运营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其中就产生了“寻租”空间。
       　　2005年初，国家审计署披露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现已被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资金700多亿元，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时任审计署长李金华在通报中指出，一些AMC财务管理松弛，虚报、挪用回收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采取虚报冒领、截留收入、虚列费用等手段，将资金用于发高额工资及奖金补贴等。
       　　监管机关还注意到，回收资产最大化及处置成本最小化似乎并没有被放在AMC日常业务最重要的位置。凭借手握上万个企业的债务处置权，AMC建立了涉及租赁、证券经纪、不动产和信托业务在内的分支部门，华融官网曾显示它拥有300家企业的股权，旗下拥有10家金融平台公司，2009年利润同比增长102.9%。但是，所有AMC的业务信息包括最为重要的资金回收率并不曾定期公开。《红色资本主义》作者卡尔•沃特直言，从不良贷款被剥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那一刻起，政府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间的资金流动至今仍不完全透明。
       　　总结“坏账银行”过去十年，明显特点就是在上万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上“成效不大”，坏账只是挪了窝但钱并没清算。更为严重的是，AMC在十年运营中本身又再不断产生新的欠账。据统计，包括四家AMC在成立初期以及2005年再度剥离不良资产，央行提供给AMC的再贷款高达1.2万亿；AMC向四家银行发行的8110亿元债券10年后也无法偿还。
       　　也就是说，4家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的现金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以华融公司为例，银监会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末，华融公司共回收现金543.9亿元，而同时期，华融公司向工行支付全部累计应付金融债券利息389.16亿元，同时向人民银行支付再贷款利息45.78亿元，还有累计费用支出为28.91亿元，三项合计已达463.85亿元。
       　　老账还没处理完，超过万亿的政策性业务亏损挂在了AMC的账上，这就是“坏账银行”十年后所面临的尴尬现实。不过在选择AMC选择后续改革路径的时候，事业单位政府“管饱”的优越性再次体现。2009年建设银行宣布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延期十年；随后中国银行业跟进延期债券10年，利率维持年息2.25%不变，财政部继续对债券提供担保。
       　　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亿再贷款则停息挂账。正常情况下央行为保障资产负债大致平衡，每增加一笔债权就该相应的钞票。每还一笔钱，也要注销一笔基础货币。挂账意味着左边AMC不用再偿还贷款，右边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市场上，就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类似上述政策“管饱”落实到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就产生信达向市场化转型时的“共管账户”。2010年，国务院批复信达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历史上形成的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存续时间初定为十年。
       　　“共管账户”本质上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做法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成优质资产，财政部向信达发放等额付息债券，以其作为信达唯一股东未来预期可获得的分红以及所得税减免部分归还。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作为不良资产的债主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的财务报表将变得干净甚至“健康”，最终新帐、旧账都留给了未来。
       　　2010年《证券市场周刊》撰文指出，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所谓“政策性收购”就是个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欠央行约1万亿，签四大国有银行8200亿，原购入的1.4万亿不良资产只有20%现金回收。无论这些欠款是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停息挂账，都不过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同科目下“左兜换右兜”。但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
       　　这些坏账隐藏在中国的GDP效益中，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泡沫。仅以“共管账户”剥离剩余坏账的做法匡算，如果后来的长城、东方都仿照信达、华融的方式操作，未来十年近万亿不良资产还是处理不掉，最后的结果分摊到全民每个人需要为此掏出将近1000元。而据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的测算，包括农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成本已累计3.2万亿，若一次性核销，2009年中国GDP总量的10%就没有了。
       　　凡是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分析中央财政拯救银行坏账的具体方法，也可以证明是如何为坏账买单的。当坏账积累的一定程度，银行只有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才是直接支付。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就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
       　　此外，AMC向四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是由中央财政担保的，这种隐形担保的形式虽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买单，但最终是由中央财政间接、延期支付的。央行再贷款虽然目前已停息挂账，最后也还是通过流通领域的通胀造成物价上涨，民众买单。总的来说，起初的银行不良资产经过AMC处置后并没有减少，如今通过市场化改革又再塞回财政体系，坏账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仍然在被放大、被恶化，最终接盘的只能是全体纳税人。

——————点金人

5. 股民把股票卖出到底是卖给谁了？

6. 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东分别是谁？各自所占的股份是多少？

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

7. 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论?

随着我国银行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时可能被“贱卖”的质疑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尽管以央行行长周小川为代表的大行行长们轮番否决“贱卖论”，但由此引发的辩驳似乎并未平息。 或许，类似的质疑在国资改制过程中本便是宿命般难舍的“影子”，它告诉我们：中国目前所经历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贱卖事出有因关于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说法始自交、建两行成功上市。 平心而论，这种声音的出现几乎就是必然的。就一般规律而言，诚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所指出的那样：“若在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那么股份出让的价格一般只能相同于净资产值或比之略高，但在上市过程中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出让的价格就是首发价，可以比净资产值高许多。另外，战略投资者都希望投资后银行能上市。让他们在上市前投入，就有一个今后何时能够上市和以什么价格上市的问题，这个不确定性会减弱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使得我们吸引的战略投资者在家数和投资额上都会有所减少。” 事实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在私募层面，据咨询机构安邦不完全统计，从 2001 年开始到2005 年 8 月，中国至少有 6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 5 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上限。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 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 40 亿美元左右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 10的股权换来 30 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现在，工行也即将用 10左右的股权换来 30 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另外，淡马锡 31 亿美元入股中行 10的交易亦在审批中。 由于缺乏必要的参照系，这些股权交易与未来上市流通后势必存在的价格差在一段时间内被“隐蔽”了起来，直至交、建两行上市。譬如说，汇丰曾以每股 1.86 元的价格入股交行 19.9，这一价格相当于交行 2003 年末每股净资产的 1.76 倍。美国银行入股建行的市净率是 1.15 倍，淡马锡的价格为 1.19 倍。而在此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市净率最高的是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的 1.8 倍，最低的是花旗银行入股浦发银行的 1.54 倍。 上市带来了直观的、可确定的价差。交行上市首日，即在募股价格 2.50 港元基础上涨13，此后股价稳步上扬，目前增幅已超过 30。建行的情况也类似，尽管受追捧程度未及交行，但发行价市净率亦达到了 1.96 倍。 有了前述“基础性”的事实，其他一些质疑亦开始不时耳闻。如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以工行为例，2004 年该行实现盈利 747 亿元。用 30 亿美元换来工行 10的股权，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 4 年之内就可收回投资，而且还没有考虑到工行上市之后的股权溢价。凡此种种，结论即在于，中国的银行正被贱卖中。 针对以上质疑，来自银行及管理层的声音作出了相应的回击。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指出：“两个价格（入股价与发行价）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中介机构和投资者一致认为，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仅就转让价格而言，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特别是考虑两家机构还承诺以公开上市时的价格买入一部分股份，平均算下来，更要高出许多。” 除了认同引进境外投资者而对发行过程产生的推动外，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另从其他股东角度算了笔账。他表示，交行上市和股价上扬后，持股比例最高的国有股东受益最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市后，交行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占比为 64.74，其中财政部21.78，社保基金 12.13，汇金公司 6.55。社保基金和汇金公司持有股份全部转为 H 股，并在 1 年后可全部流通。按发行价格计算，财政部及汇金公司在交行财务重组时通过注资持有的股份增值 1.66 倍，社保基金持有股份增值 47.78；按 11 月 25 日 3.375 港元的股价计算，则分别增值 2.51 倍和 95。 除了基于价格的估算，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就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选取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不少行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后才体会到，只有真正能够把行业、企业做强做健康，使它的竞争力提高，不用国家不停地补贴、赔钱，才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稳定。” 事实上，内地金融企业究竟是否存在长期投资价值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一方面，由于政府大力扶植以及市场垄断等因素，他们经常被看作“潜在的金矿”，尤其是在估值水平类似甚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眼下；但在另一方面，不断暴露出的经营丑闻以及薄弱的治理水平又使他们饱受质疑，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毫不客气地评论说，“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在官方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存在鸿沟”。 譬如说，早在去年 8 月，皇家苏格兰银行即表示正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投资，但在 4 月21 日举行的皇家苏格兰银行股东大会上，有股东对拟斥资 20 亿英镑入股中行的计划表示不满，认为此举有违今年年初制定的争取提高股东现金回报的策略。后在 8 月 4 日，苏格兰皇家银行公布业绩并表示可能在亚洲进行投资时，其股价大幅下跌，至正式公布参股中行的消息前，股价跌幅已经超过 5％。 针对这种反应，瑞银分析师指出，过去 5 年，外资银行往往支付相当于账面价值 1.5至 1.8 倍的价格购买中资银行的少数股权。但若根据中国各大银行的预期利润率、长期增长率和股息派发率分析，更现实的价格应该是账面价值的 1.4 至 1.7 倍。 除去对静态的入股价格的担忧外，中资银行糟糕的治理水平更令境外投资者望而生畏。去年以来内地银行业包括部分已上市或拟上市银行不时爆出的经营丑闻，显示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诚然，通过股份制改造，过去的坏账可以得到清理，不良贷款率也实现了下降，但这些银行的贷款质量仍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情况下。 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了贱卖不贱卖的争论进入了类似于先鸡还是先蛋那样无休止的境地，而这在经济学家樊纲看来就是：“不同的人，因种种原因，包括因对各种信息掌握的差别，可能对同一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大不相同的预期……但问题在于，由于预期本身的差异，最后实现的那个交易价格，只要不是各种预期中的最大值（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最大值，因为有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就总是可能有人说这个交易是资本流失，至少那个作出最大预期值的人会认为交易价值太低，发生了资本流失。”而他的建议则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反正总会有人叫‘资本流失’，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好。”

8. 四大国有银行为什么要上市？

金融改革是为了使四大行在更大程度上向纯粹的现代化商业银行靠拢，以提升在国内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力。

直白的说，股改就是高中政治里说的产权明晰，只有明确了产权关系，才可以使四大行以更加商业化的姿态进行之后的改革，包括自主创新，减员增效等等。

上市的意义有很多，一方面是股权改革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银行的运作更加透明和公开，还有一点就是圈钱，银行股尤其是四大行的股票，完全就是航母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