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学的介绍

1. 当代新儒学的介绍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流，她倡导“仁”、“圣”之学：以“ 仁”、“克己”自制，关爱他人的群体意识为思想基础；以“圣”造福民众、“协和万邦”。二者有机联系，相互促进，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精湛、独到的人文思想体系，培育了中华民族众多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作者主张创建的“当代新儒学”，是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正确科学认识儒学的基础上，扬弃其糟粕，借鉴、融合域外，特别是西方的优秀文化，结合当代社会实际创建的“新儒学”。她是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和重要方面，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作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

2. 新儒家的新儒学理论

 新儒学的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六个要点：一、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本体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它把天地生生之德与人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诚明能合的人生修养、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这种哲学避免了西方哲学中那种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达到了所谓“体用不二”的高度。新儒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充实自己的理论，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原则、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 二、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他们的所谓方法首先是体验本体的方法，其次才是认识现象的方法，而其基本原则就是以直觉为体，以理智为用，力图既把握本体，又不忽视现象。这种方法论不仅有传统儒学的因素，而且也包含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 三、在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新儒家把世界区分为“本体世界”与“物理世界”，或“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前者是真善美和道德形上学的根据及人生价值之所在，哲学的任务就是用实践理性的直觉体验去把握“本体世界”或“价值世界”，而科学只能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物理世界的事实；哲学追求人生价值、运用价值理性，科学追求物理变化、运用工具理性；中国哲学主要是价值哲学、人生哲学，但忽略对物理的认识，没有形成精密的逻辑；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哲学、逻辑哲学，所以自然科学发达，但没有真正达到对人生价值的认识。 四、中国哲学“内圣强，外王弱”，在现代条件下，“外王”就是科学与民主，因此必须由“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所谓的“良知自我坎陷”，由“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从道德开出科学与民主。 五、从儒家文化背景出发也可以进入资本主义。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就是以儒家思想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西欧、北美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东欧、前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近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初步取得成效，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就是例证。 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现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出现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严重不平衡的危机，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的同时，明显地感到人的价值意义的失落。中国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于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儒家思想在继先秦至隋唐的第一期发展和宋明的第二期发展后，完全有可能进入“第三期发展”，“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将可能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问题，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间，由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 从理论发展阶段来看，新儒家的学说大致又可分为四个理论阶段 ：第一阶段：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他们援佛入儒，融合陆王心学、佛教唯识宗名相学说和西方哲学中柏格森生命哲学等，建立了生命哲学的“体用不二”的心性本体论，在比较中、印、西思想文化差别的基础上，力求发扬传统儒学中的心性理论，适应科学与民主的新潮流，以创立新的儒家思想体系。第二阶段：以冯友兰、贺麟、张君劢为代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也不同意中国文化本位论，他们要接着宋明理学讲，贯通中西哲学，试图建立所谓的“新理学”和“新心学”或“心物平行”的心性理论。第三阶段：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他们继承熊十力、梁漱溟爱佛入儒的方法，又重新引进康德的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建立起了以“良知”价值主体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的心性学说。第四阶段：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他们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提出“对话”理论，在超越的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对话，力图谋求人文价值与科技成果的平衡。主张发展儒家资本主义，认为儒学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新儒家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缺点是 ：一、把多元的、多民族、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的。二、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负面影响，不是低估就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一点批判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三、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没有找出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可行性途径，他们的理论大多带有一厢情愿的、纯理论的色彩，尤其是他们集中于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具有明显的唯心论倾向。

3. 新儒学的特点

新儒学的特点简单概括为以下六个点如下：
一、继承了 宋明理学的本体论 ，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它把天地生生之德与人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诚明能合的人生修养、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

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学术思想体系，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起源阶段、孔子删述六经的奠基阶段、汉代阴阳五行的确立阶段、宋明理学的心性儒学阶段和清末民国以来的衰落复兴阶段。因此演变出了“新儒学”，即新儒家的学说，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

“新儒学”脱离了传统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而要面对着西方现代学术和佛学、子学等传统学术思想的共同冲击，“新儒学”是重新挖掘建构的学术思想体系。

4. 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新儒学的四大论题

1.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2.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3.中国文化的宗教性内涵4.直觉思维方式。要超越逻辑，扫除概念，排斥分析

5. 新儒学的介绍

“新儒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如荀子的学说，就曾被称之为“新儒学”。自汉代董仲舒及其以后，“新儒学”则更是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了。“董学”即董仲舒的学说、宋代理学等等，都曾经被冠之为“新儒学”。而到近现代，“新儒学”则更是被广泛使用，出现了自命以宣扬“新儒学”为己任的所谓“新儒家”，并分为几代。然而，伴随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研究活跃气氛的形成，也渐渐出现了对”新儒学“进行质疑的声音。所以，“新儒学”与“新儒家”一样，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而且争论不休的概念，应该通过学术上的争鸣、讨论来解决。

6. 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晚年，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西方功利主义、佛学、儒学。《究元抉疑论》为其早年研究佛学的成果之一，其后他关于唯识的研究在论著《唯识述意》中有了更加详细和有力的论述。在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为北大哲学教授之后，基于当时北大作为中国各种文化和思潮的论战中心，他开始发起了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成果在当时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这本论著也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重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19）、《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建设理论》（193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等。

7. 谈谈对中国儒学现代化的看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儒学，亦称儒家学说，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
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
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8. 如何推进儒学现代化

推动儒学的现代化，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儒学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前些日子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光明日报社、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联合主办的孔子学堂论辩会就围绕这一课题而展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钱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曾亦、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陆永胜三位学者作为论辩主嘉宾，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摘发他们的发言要点，供读者诸君阅观。

钱明：诠释儒学现代化需要立足于本土文化，没有绝对的统一格式

儒学文化圈作为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它包含了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虽然在同一个文化圈中，但是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上对儒学的输入路径和诠释方式的不同，其儒学现代化的进程也会有所差异，并没有统一格式可以概括，因此讨论儒学文化圈的现代化需要结合本土文化进行研究和探讨。而要正确认识儒学“现代化”，需要理清三个问题：第一儒学不是能不能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第二儒学不是需要重写的问题，而是要续写儒学的问题。三是儒学文化圈不是有没有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今后儒学文化圈该如何走向东亚、亚洲甚至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曾亦：儒学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是解决能否用中国话语解释西方问题

儒学现代化反映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国近一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儒家提倡的“亲亲”与“尊尊”的价值观没落，因此一直以来都是使用西方的价值体系评价儒学，阐释中华文化，所谓“以西释中”。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文化自信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而文化自信提出了我们如何运用中国的话语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价值体系，并且这套体系能否从儒学中获取资粮，所谓“以中释中”。而随着儒学的发展，儒学现代化将面临更高的任务，既是能否用中国的话语解释西方所提出的问题，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能否为世界精神文明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谓“以中释西”。

陆永胜：儒学现代化不能等同于儒学西化，包含了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从整个儒学文化圈的现代化转型过程看，儒学现代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儒学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儒学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各国各民族维护自身传统的意识也在增强。而儒学现代化正是在“西风压倒东风”，同时各民族自我意识又在觉醒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反思、如何建构、如何实践便成为儒学现代化的三个重要主题。特别是“如何实践”提出了儒学现代化如何与当下主流文化相结合，去解决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信仰问题、伦理问题、生态问题、心态问题等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当代人面对传统文化资源要实现挖掘与整理并重，研究与践行并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