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系的特点是什么？

1. 德隆系的特点是什么？

　　德隆系：中国独特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

　　主要是顾-唐模式
　　特点：
　　一是求量不求质
　　二是不求完备但求控制

　　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令中国的“类家族企业”在敛财模式上与东南亚“家族企业”存在很大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都损害了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们发现，亚洲“家族企业”的运作规律是，被置于企业金字塔下层的上市公司的资产，往往会被“控制性股东”运送到金字塔的上层。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控制性股东”对下层的上市公司拥有很强的控制权，却只拥有很小比例的权益。这种不平衡，加上亚洲地区司法制度薄弱、企业会计制度不够透明，使得“家族企业”将上市公司置于金字塔结构的下层，并且将下层的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运送到上层，或者将上层企业的危机转移到下层公众公司，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
　　然而在中国，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类家族企业”的运作模式，其金字塔结构中资产的运动方向往往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情况相反。上市公司在复杂的结构中，往往成为这种“类家族集团”中的旗舰企业，其资产变为向下运动，具体表现为投资行为。
　　产生这一模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中国股市的初级市场特征尤其是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决定了“控制性股东”有可能通过证券市场股价上涨获取暴利。无论是上市公司向下投资，还是上?quot;控制性公司“股权的转让，往往会被市场当作“利好消息”，进而推动股价上涨。
　　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未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在上市公司的股份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时价格远低于“流通股”，这使得“控制性股东”，尤其是那些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控制性股东”，可以通过很低的价格受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中国上市公司流通股(A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平均为30%。
　　在对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收购实例中，“每股净资产”是个非常重要的定价依据，转让价格的平均水平为每股净资产溢价30%(对于国家股，管理部门设定了下限，其转让价格，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在2000年国家股及法人股转让实例中，法人股的平均转让价格，为同期流通股平均价格的13%。由此来看，那些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控制性股东可以用很小的代价，通过法人股场外协议转让，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
　　当这些机构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之后，便不断投资。通常投资额并不是很大，很难有规模效益，却能以此制造二级市场上的“利好消息”，而且我们观察到，这些公司通常都选择高送股这种奇妙的分配方式，并没有让股东拿到一分钱现金，却推动了股价的上涨。这类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幅度相当惊人。我们无从证明这些控制性股东是否从二级市场获取巨额收益，但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那么谁能证明这种可能性呢？
　　按照成熟市场的法律，这种情况是应当由控辩双方中的辩方举证。如果辩方不能证明自己清白，将受到相当严重的处罚。
　　这也正是我们十分重视“举证责任是证券交易法成败关键”的原因。这是解决“大股东控制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中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健康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是初级的，其收益率远高于亚洲其它地区“家族企业”的普遍模式。随着监管机制的完善和国家股、法人股流通等其它问题的解决，也许在中国我们也会看到类似于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的敛财模式。
　　事实证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没有解决“举证责任”这一关键问题，而备受大股东问题的困扰。随之而来的家族企业敛财则是造成亚洲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举证责任，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进行系统的论述。以下我们分析一下“德隆系”的操作模式。


　　“德隆系”的神奇历程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疆德隆”控制的三家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股价已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这些上市公司及其它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被称作“德隆系”。(本文中“德隆系”的涵义还包括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人员及其相关公司，即“一致行动人”。)
　　“德隆系”股票如此巨大的涨幅，如像市场传言有所谓的“庄家”介入，其获利是相当惊人的。
　　早期的融资
　　由“新疆德隆”及其母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提供担保，子公司“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发行1亿元“特种金融债券”。
　　资料显示，“新疆金融租赁公司”在“德隆系”的早期融资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家公司是1996年2月由“新疆屯河”、“新疆德隆”等11家新疆公司和机构注册成立的。“新疆德隆”和“新疆屯河”各出资700万元，各占12.73%股权。
　　1996年10月，“新疆德隆”即介入“新疆屯河”，成为第三大股东(持股10.185%)。时间在“新疆屯河”上市仅4个月之后，间隔之短，似乎早有安排。
　　在介入“新疆屯河”半年之后，也就是在介入“合金股份”两个月前，1997年4月，“新疆金融租赁”发行了1亿元“特种金融债券”(期限为3年，年利率11%)。
　　为这笔“特种金融债券”提供担保的两家公司都是“德隆系”的公司。
　　一个是“新疆金融租赁”的母公司“新疆德隆”。其质押的，是其所持有的“新疆屯河”1410.18万股(持股比例8.19%)法人股及其质权登记日以后的分红派息。
　　另一家担保公司则是“新疆德隆”的母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开发公司”，抵押的则是其下属“城市大酒店”的部分楼层。
　　这笔质押情况，在“新疆屯河”1998年中报中被“遗漏”。此后，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此项抵押的公告后，“新疆屯河”也发布了“更正公告”。
　　关联公司如此倾注血本的担保，加上“新疆屯河”中报的“遗漏”一事，令“新疆金融租赁”所获一亿元资金的用途分外引人注目。
　　两家“德隆系”上市公司同时修改公司章程，各为“上海星特浩”提供2亿元贷款担保“合金股份”的向下投资多数是以“上海星特浩”为中心完成的，而“上海星特浩”通过“德隆系”两家上市公司的担保，获得了4亿元银行贷款。
　　为了扫清对“星特浩”进行担保的障碍，1999年4月，“德隆系”的两家上市公司同时通过决议，赋予董事会处理对外担保事项的权力。“合金股份”于4月6日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今后为股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提供财务担保事宜中独立决策并负责实施?quot;同在4月，德隆另一家控股上市公司”湘火炬“也修改公司章程，将“董事会可以行使4000万元以下项目投资决策权”改为“董事会负责处理对外担保事项并可以行使公司净资产20%以下项目投资决策权”。
　　5月20日和26日，“合金股份”及“湘火炬”董事会分别发布公告，各为“上海星特浩公司”提供2亿元银行贷款担保。如果“上海星特浩”不能按时还款，两家上市公司将向银行支付全部借款本息。
　　不得不指出的是，如果说“合金股份”为“上海星特浩”提供贷款担保出于是该公司的“关联企?quot;，那么“湘火炬”的担保行为则毫不沾边。即使“上海星特浩”盈利前景再好，也不能体现为“湘火炬”的利益。而一旦“上海星特浩”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湘火炬”的股东将不得不为其承担巨额债务。这笔担保，严重损害了小股东利益。
　　通过“合金股份”、“湘火炬”的共同担保，“上海星特浩”获得共计4亿元贷款。而这笔贷款的去向则特别令人关注。
　　根据“合金股份”的公告，“上海星特浩”向下的投资总额在1.75亿元左右。如果说，上述4亿元贷款都用于投资的话，那么而另外2亿多元贷款的去向，则是一个问号-而这些贷款，都是由上市公司担保的。
　　另一方面，通过“上海星特浩”这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动作，“合金股份”1999年的公告不断涌现，股市“利好消息”层出。
　　频繁投资、转让及高送股令股价飙升
　　"湘火炬"频繁投资，不乏关联交易
　　1998年中开始，“德隆系”控制下的“湘火炬”开始了频繁的投资。在两年时间里，公告的投资动作达11项，涉及公司达21家，其中不乏关联交易。
　　最典型的关联交易的例子是，2000年4月，“湘火炬”与“上海奥神环境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上海奥神”)、“中极控股”合资组建“株洲湘火炬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湘火炬以厂房等实物出资，经评估为1.6亿元，其中5100万元作为资本金入股，占总股本51%，评估超出部分作为合资公司对“湘火炬”的负债。
　　如此慷慨的出资行为，除了“中极控股”与德隆系的关系之外，还因?quot;上海奥神“也是德隆系一员。“上海奥神”1999年注册成立，法人代表唐万平。
　　在“湘火炬”频繁的投资过程中，“湘火炬”的股价也在不断上涨。
　　1997年11月新疆德隆入主湘火炬，至今经过三次转配股，一股变成了4.7股，股价由1997年的7.6元/股，如果仅对1997年以后进行还权，到2001年3月23日，经复权后变成了85元/股，涨辐达1100 %以上，自上市以来更是上涨了3000%以上。
　　神奇交易，刺激股价：“北京太合金”一年内转手，盈利1800万元。
　　1997年，“新疆德隆”进入“合金股份”后，即宣布了1997年配股方案。以10：3比例，总股本5168.5万股，共计配1550.55万股，价格5元/股，共募集资金7752万元。
　　配股说明书中称，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与“北京太空梭娱乐设备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北京太合金动感电影成套设备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太合金”)，总投资4000万元，“合金股份”占80%股权。项目投资回收期1.87年，年投资利润率80%。按计划项目应在2000年初才开始回收投资。
　　然而，仅1年之后，在1999年6月，“合金股份”便将“北京太合金”80%股权作价5000万元转让给“新疆东方奥斯曼化妆品有限公司”。还未完成投资，就盈利1800万元，这么好的“生意”显示出德隆对“合金股份”非同一般?quot;打造能力“(该转让收益占公司当年净利润的15%，我们注意到，审计该公司的沈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对当年年报出具了无说明的审计意见)。
　　“合金股份”还进行了其它一系列投资，也起到促进股价上涨的作用。
　　1997年6月6日新疆德隆入主合金股份，至今经过四次转配股，一股变成了6.2股，股价由1997年的12元/股，到2001年3月20日，经复权后变成了186元/股，涨幅达1500%。
　　“新疆屯河”股价两年后的启动，也起于频繁的投资
　　自从1997年4月“新疆金融租赁”发行一亿元特种金融债券后，直到2000年，“新疆屯河”股票才突然再发力。在之间这段空白时间里?quot;合金股份"和“湘火炬”则股价飞涨。
　　2000年3月，“德隆系”加大“新疆屯河”控股比例，拥有“新疆屯河”近28%的股权。此后，“新疆屯河”在沉默两年后，也和“德隆系”的另两家上市公司一样，开始了一系列频繁的投资。
　　不算“新疆屯河”2000年配股资金专用的几个项目以及以实物资产出资组建的“屯河水泥公司”，“新疆屯河”近一年来共投资7亿元。这么密集的投资，更让人怀疑。从"新疆屯河"的经营业绩及年报来看，难以支撑如此巨额的投资。
　　自从“新疆德隆”进入“新疆屯河”以来，“新疆屯河”经历数次送配股，当初的1股变成了5.48股，经复权，到2001年3月23日每股股价已到127元，累计涨幅1100%以上。
　　股权转移至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亏本转让，“北京总府”淡出“德隆系”内部股权大换手
　　相关资料显示，自1999年9月到2000年6月，不到一年时间里，“德隆系”对“合金股份”的权益，在其北京的上层关联性公司中间，发生了一次大的转移。
　　1999年9月，“北京总府”将“合金股份”1810万股(占总股本8.46%)转让给“北京绅士达”，此次转让价格1.48元/股。
　　相比“北京总府”1997年受让这些股权时的价格3.11元/股，“北京总府”经过两年运作不仅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亏损”竟高达2950万元。此时“合金股份”的资产净值已大大增加，为什么“北京总府”竟然“亏”得一塌糊涂？
　　经调查，“北京绅仕达”是由自然人出资的公司，1998年1月注册。公司由清华大学毕业仅1年的王琦出资800万元(占总股本36.2%)，白薇、杨益各出资700万元(分占总股本31.9%)成立。其中白薇特别引人注意，她在1997年10月就被选为“合金股份”第三大股东-“北京万新达”的董事长(法人代表)。
　　2000年6月，“合金股份”大股东“北京万新达”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后，“德隆系”人员张万军股权由10%增加到48%，成为第一大股东；另一位新加入的个人股东杨力持股46%。原第一大股东“北京吉吉”所持股权由75%，降为6%；原持股15%的第二大股东唐万川则从“北京万新达”退出。
　　这样，由“德隆系”自然人直接控制的公司成为“合金股份”的主要大股东。
　　原来“德隆系”的重要角色-“北京总府”在“合金股份”中的权益已微乎其微。以致于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无论是北京市工商局，还是北京朝阳区工商局(“北京总府”营业执照上加盖该局印章)，均未查到有关资料。看来，“北京总府”已从“德隆系”淡出。


　　“举证责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德隆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地巨幅上涨，这牵扯到了一个重要的证交法问题，也就是其是否恰当，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小股东的权益，这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本文希望利用美国证监会现行法令来做一个评估。
　　如果德隆系利用上市公司炒高股价取得利益后再来收购子公司，就立即牵涉到了操纵市场的嫌疑。但问题是何谓操纵市场。
　　目前有关法令可以分成下列两项：
　　1、操控价格-按照中国证券法，操纵价格是指利用资金及信息上的优势，操纵股价牟利或避免损失的行为。在美国的法律环境下，控方须证明该不法交易曾经发生过，辩方可引用负责辩护条款，证明其行事的目的并非进行不法的交易。
　　2、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以诱使进行交易。这个案例可以利用去年(2000年)11月份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及瑞银华宝银行操控中国移动股价做一解说。中移动去年11月8日前逾一周出现大量卖空盘，每天卖空值高达交易量的一成五，一周卖空值高达每天交易量的七成。11月8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分析员突然改变对中国移动的股价预测，由10月份的目标价76元，调低至49元。其后，该行在11月21日继续调低目标价至39元。
　　11月24日开市前，瑞银华宝举行一电话会议，会上介绍一信息产业部高级研究员钱进潮接受访问，钱进潮证实了市场传言，指今年一月份开始，中国便实施手机单向收费政策。结果中国移动股价一周内跌至39.6港元。中国移动股价变动及跌幅，基本上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前两周的预计吻合。但该行随即否认钱进潮的意见代表信息产业部，只说钱进潮的意见只代表个人意见。
　　去年十一月初机构投资者卖空后股价大跌和否认钱进潮来自信息产业部等事件，即可看成作为违法的诉因。在美国，美国证监会可透过听证决定不当行为谁属问题，并进行制裁，此时辩方必须向美国证监会提出解释或证明清白。
　　“德隆系”的作法与上述两项操控市场行为有关，“德隆系”中“合金投资”(原合金股份)股价上升15倍左右，湘火炬股价上升11倍多等等。且在利好消息公布前，股价开始上涨。
　　按照美国证交法规定，如果市场认定该公司有发展而进行交易，则可认为是合法的。但如果利用散布谣言而抬高股价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小股民与证券监理机构根本不可能知道或认定股价上升是否由于谣言而起。同时小股民与证券监理机构也不可能知道"德隆系"是否利用谣言而图利自己。
　　因此举证责任应归于辩方而不是控方。也就是应由“德隆系”向小股民及证券监理机构证明股价上升并非由于其所散布谣言而引起，“德隆?quot;”也未利用股价上升机会而图利自己。
　　在美国，若“美国证监会”根据各项证据认定不当行为后，次级举证责任即转向辩方，辩方有责任必须极为努力的收集能证明清白的证据。问题是，“美国证监会”如何强迫，例如“德隆系”举证呢？“德隆系”可不可以不去美国证监会听证，甚至来个置之不理呢？
　　“美国证监会”有着超乎外人想像的无限制的权力迫使被告提证。为了提供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我将引用James Cox等人于1997年发表的《Securities Regulation》一书有关美国证监会的无限权力做个引述(翻译，924到925页)："美国证监会"官员若对被告提出证据不满意，可要求一个正式的调查。该官员有发出传票的权力。……他的传票权力在美国境内是无远弗届的，他可传召与该调查有关的任何人及任何证物。若任何人不服从传票传召，可诉请联邦地方法院强制执行力。可以这样说，美国证监会对违反证交法的调查权力是无限制的。……而且法院对于美国证监会官员基于办案需要而随意传召证人或证物行为不会有所怀疑。美国证监会的调查是受美国宪法保障的。任何人对其传票的挑战将被法院拒绝。
　　“美国证监会”的做法可大大增强其监控能力，并有效的迫使被调查者举证以证明自己清白。这个新的权力是值得为中国所借鉴的。

2. 德隆时代汇源资本运作与扩张有何特点

1.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行广泛融资，注重建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体，既确保资金链条的健康，又可规避资本市场风险 
 德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资本运营的深层认识，源于其对资本风险的关注以及对融资环节的重视，他们知道，没有通畅的资金链条和健康的现金流，一切资本运营手段只能是幻想，只能是巨大风险的代名词。因此，从介入资本市场的那天起，德隆就着意打造流畅的资金链条，就把持续的融资能力视为发展的引擎，以一个民营企业的身份建立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体。 
 德隆的融资模式可简单地归纳为:一类是资产抵押-银行贷款-投资-再抵押-再投资的循环融资模式;另一类是资产担保(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融资-投资-再担保-再融资-再投资的连环模式。 
 通过两类方式的连锁运用，初始资金释放出了强大的“核聚变”能力，推动了德隆的大规模资本流动。 
 历来的经济学都强调要用最小的投入去取得最大的产出，从来也没有哪种经济学说过不投入就会有产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国家的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十分狭窄外，许多企业并没有创新性地充分运用金融杠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遗憾。在资本的来源上，就其大类来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企业募集的资本;一是企业借入的资本。资本与债务的关系形成了资本的组合，因而，任何企业都会遇到这一对关系。尽管中国目前在资本与债务的关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许多国有企业都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困难，但我们还是要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个成熟的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利用债权债务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完全没有债务或不会利用债务就是对资本运作没有真正把握。而德隆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则是在创业时期便懂得了合法合理利用债务这一财务杠杆进行融资迅速发展自己的极具金融意识的企业。 
 当德隆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后，德隆又充分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各类担保方式为德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其中既有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也包括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如通过合金股份、湘火炬的共同担保，合金股份所属的上海星特浩集团公司获得了共计4亿元贷款，确保了星特浩并购活动与整合产业的发展资金。 
 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务杠杆作用进行广泛融资是德隆资本运作模式的主要特色之一，从而为德隆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2.利用强大的融资能力通过一级半市场以股权转让方式连续并购上市公司 
 许多人问，德隆拿了那么多钱干什么?总裁唐万里说:“拿了钱干什么?我们都买了企业。从德隆创立那天起，我们这几个创业者从来没有分过一次红，我们把应该分的红利也都投入到企业里去了” 
 那么，德隆是如何购买企业的呢?我们发现，德隆的并购模式主要有两类: 
 (1).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从而达到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 
 如对新疆屯河、天山水泥、重庆实业三家上市公司母公司股权的收购。收购者可能是德隆总部本身，也可能是德隆旗下的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 
 (2).直接受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权，从而达到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 
 如对沈阳合金、湘火炬的并购。与不少企业直接在二级市场收购股权从而达到控制目标企业的目的不同。德隆则主要是在一级半市场上寻找合作伙伴，通过谈判方式受让股权。这种作法的明显特点就是并购的直接成本比较低、比较稳妥，而且不容易出现违规操作的问题。 
 事实表明，德隆的并购策略是比较稳妥有效的。德隆并购数家上市公司均在“静悄悄”的过程中就完成了，而且结果也令股权转让者、中小股东等所有相关者获得了满意的效益。 
 通过收购国有股权，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被证券市场上称为“德隆系”，因为德隆控股的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了神奇的飙升。三年多的时间里，屯河、合金、火炬的股价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以至股市出现了“有德则灵”的传说，哪支股票被认为与德隆有关，股民就蜂拥而至。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股市上的“德隆现象”。 
 这种少有的增幅究竟依靠什么来支撑呢?如果德隆是通过把一些所谓的优质资产装进这些上市公司，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套现，我们就要理由说它炒作。然而，随着股价的平稳走强，我们发现德隆并没有套现，而是利用这些上市公司展开了更大规模的产业整合行动，使得这些上市公司相继成了产业整合的枢纽。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德隆资本运营的深层目的，而这个深层目的也恰恰就是德隆与其他企业在资本运营模式上的实质差异。

 3.以并购后的上市公司为核心，通过充分发挥其强有力的融资功能 
 对其所在的传统产业进行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整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战略投资体系。

3. 金融稳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分析

 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的职责能否顺利实施和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的确立及良好执行。按照西方经济学家切纳德等人的观点，一国的金融体系要较好地发挥功能，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体制与健全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上述三项因素已被西方学界视为构成金融稳定的“三根主要支柱”。 在我国目前转轨过程中的经济金融格局下，除了上述三项因素应包涵于金融稳定的制度框架以外，健全和完善市场主体的适格性、市场交易和秩序的稳健性等制度架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金融稳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可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市场主体方面、市场结构和秩序方面、金融调控和监管方面、市场支持保障方面和金融风险处置方面。    我国金融业存在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等结构不均衡以及金融秩序不规范的情况，使金融业隐含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极易产生较大的金融波动，进而通过市场间的关联和互动，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在这方面，要注意放松金融管制，着力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确保金融秩序的稳定。要逐步建立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加强深层次的银行与保险业的合作，构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协调发展的制度 “平台”。 具体而言，要放松商业银行进入证券市场、基金业、信托业等限制，构建合理解决证券公司融资需求的制度框架；推动资产证券化、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的规范化发展，规范引导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机制；建立和完善债券、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完善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有关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国际上认为，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对独立的政策工具，包括监测支付结算系统、宏观审慎分析、紧急流动性援助、危机协调管理四种手段；二是借助货币政策工具来稳定金融体系，包括货币信贷政策、短期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息交流与窗口指导；三是运用金融监管手段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包括审慎管制与审慎监管；四是运用风险补偿制度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从我国当前金融稳定制度建设的现状看，这四类金融稳定政策工具都亟待建立健全和协调发展。    首先，保证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性与高效性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首要问题。因为，支付清算系统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各国中央银行都力求让支付清算系统的监测管理涵盖于大额资金交易有关的各个领域。但从我国目前看，人民银行仅负责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相关标准的制定，而对银行卡业务的监管及相应的资金交易则由中国银监会负责。这部分尚游离在人民银行的支付系统监管之外的风险监管，对支付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其次，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分析要协调。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监管的职责和金融稳定的职责是等同的，认为如果每一家金融机构都好，那么这个金融体系就好；当某一家机构倒闭从而引发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金融系统的危机也就到来了。然而，如果焦点仅集中在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就可能忽略宏观层面的其他更为重要的风险。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最大的信贷风险总是发生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期，而这时如果应用微观审慎监管的传统指标分析，风险看上去就是最小的。 再次，紧急流动性援助与道德风险问题不容忽视。紧急流动性援助，又称为“最后贷款人”职能，是中央银行用于处理金融不稳定的最传统的工具。由于道德风险的可能，经济学家提出各种解决措施，包括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征收惩罚性利率；提供紧急贷款时采取“建设性的模糊”的策略；要求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抵押品的做法，以及组织私营部门参与救助有问题机构。而我国目前对紧急流动性援助的制度安排还仅仅体现在央行与财政部发布的《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中，着眼点也仅限于强调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与利益协调和个案处理的工作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建设性模糊”的原则，但其他防范道德风险的措施还在探索中。 最后，危机协调管理问题不容回避。防范金融危机要立足于早分析、早校正。要尽快建立金融机构的风险预警系统和完善风险处置措施，尤其在由于个别金融机构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中，要有一些机制和措施及时地发现金融机构的风险，使得金融机构在风险加大或资产质量变差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压力尽快地加以纠正，这就是“及时校正措施”。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可预测性、传染性和危害性，也需要我们通过建立长效的危机应急处理机制，才可能在突发性金融危机发生时将损失降至最低、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我们需要建立金融危机应急组织体系，统一制定和部署金融应急处理方案及其组织实施。    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在形成有效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减轻政府救助负担、抑制个别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安全网应当是由审慎监管、风险补偿机制和央行最后贷款人功能这三大要素构成。从我国金融业发展趋势看，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约束的力量，防范道德风险，有助于防止金融机构挤兑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从而在正常金融机构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 目前，世界上对于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还存在争论。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设计与运行不当的风险补偿机制还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投资者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隐性的政府担保或全额的风险补偿机制下，金融机构可能涉足过度风险，存款人可能很少或根本没有动力监督和约束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从而引发高的道德风险。过去，在中国，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最后担保人”，事实上承担着保护存款人合法利益的义务。国有银行依赖政府的隐性担保，存在着过度涉足高风险、高收益领域的内在动机。一旦出现支付危机，则将风险转嫁给政府。现在，我们从隐性的政府担保到探索建立有限赔付的风险补偿机制，将有利于克服这一道德风险。此外，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财政负担较重、公共资金不足，央行应当“花钱买机制”，与其他部门共同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以降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4. 请选择任意一个发达国家，对比与中国金融体系架构和内容的区别，并请总结分析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特点？

参考：http://www.wxphp.com/wxd_5r7nm8vrdd4ncj23rqkf_1.html

5. 解释：“德隆系三驾马车”是什么意思？

　　一、“德隆系三驾马车”是指唐万里、唐万新兄弟于1996年后并购掌控“合金股份”、“湘火炬”、“新疆屯河”三支股票，创造了不少中国证券市场的奇迹。
　　二、德隆事件：
　　1、德隆的原始积累
　　1986年，“德隆”创始人唐氏兄弟从国有单位下海，经商、开彩色照片冲印店。1990年到北京开迪厅，到1993年单是北京迪厅已给他们带来了3 000万元以上的利润。
　　2、德隆的惊险跳跃
　　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兴起，唐万里、唐万新兄弟抓住机遇，用原始积累的数千万资金投入新兴的中国股票市场。通过买股票认购证、原始股和参与深沪大盘的炒作，他们的资金规模有了跳跃式的发展。他们发现流通盘5 000万股的“湘火炬”历史成本很低，每股价格在2．3元附近，联合几位熟悉的大户开始了在“湘火炬”上的建仓。到1996年的7月份，唐氏兄弟和他们的朋友已经持有“湘火炬”70％的流通股，该股也从2．3元上涨60％到4元附近。
　　1997年，唐氏兄弟在新疆注册成立德隆投资公司，开出的优厚条件，受让“湘火炬”控股权，通过拆借资金很快完成了收购，进入“湘火炬”公司决策层。并在1997年和1998年年报分别推出10送2股和10送9股的优厚方案，“湘火炬”的股票价格也很快于1997年涨到10元，1998年超过20元，唐氏兄弟此时已获得了10亿以上的账面利润。
　　1998年以后，德隆投资公司通过贷款、从已控制的公司拆借资金、联合更多投资者等方式入主了“新疆屯河”和“合金股份”，“德隆系”也正式形成。通过控制流通股和大比例的送配，这三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涨幅最少都超过20倍，到最高峰时期，“德隆系”控制的股票市价已经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3、德隆王朝的覆灭
　　2001年7月，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5年的大牛市后，终于出现了“股灾”。德隆没有提前意识到灾难的发生，“德隆系”三只老股确实价格太高了，要变现账面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贷款和拆借资金需要及时归还。为兑现账面利润，唐氏最后找到的解决之道是，利用德隆的影响和这些年形成的社会关系大规模地介入优质产业，再将利润较高的产业注入上市公司，以降低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形成合理的投资价值，然后出货。但是，在上市公司基本面改善的同时，德隆在其他非上市产业中形成了很大的坏账(包括资金利息)。德隆系甚至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恶性循环，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债务越来越重，看得见的利润还是只有上市公司股价上的差额，而扣除这些无法兑现的价差后公司几乎是资不抵债。
　　2003年以后，国务院、证监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德隆系高企股价后面的巨大金融风险，并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德隆进入某些产业，同时加大了限制违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力度。
　　2004年4月14日，为了减轻债务压力，缓解政府对它的限制，德隆只有选择股价跳水来套现这一条路。德隆系旗下的三驾马车——湘火炬、新疆屯河和合金投资第一次集体跌停。这不仅反映了市场对德隆的信心丧失正在加速，也增加了市场流传的德隆资金链断裂的真实性。接下来的德隆王朝中子系统或关联系统与德隆之间裂痕的出现、矛盾的接连暴露，使德隆着力打造的产业链彻底开始瓦解了。特别是德隆左臂右膀的三驾马车的反戈一击，各人自扫门前雪，积极寻求脱离德隆的控制，更使德隆王朝最神秘的资金面纱被一层层揭开。德隆被空前的孤独包围着，德隆被无尽的烦恼纠缠着。德隆已到了无法自我解脱的危情之中。
　　迫不得已，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称华融公司)受中央银行之命拯救德隆。

6. 德隆系事件的管理者出现了什么问题

炒作股票，从中牟利

7. 如何构建金融业合规管理架构

合规管理组织架构是金融机构实施合规管理的载体。构建高效运作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既是金融机构有效管理合规风险的前提，也是其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 根据近几年合规管理的监管要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均基本建立起合规管理的组织架构，并设立了独立的合规部门或法律合规部门，设置了专职或兼职的合规管理职位，但不少金融机构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金融同业仍需继续对合规管理机制建设加以重视，通过不断的完善甚至修正来发挥合规管理工作应有的作用。 合规管理组织架构设置模式 目前，我国金融业有两种合规管理部门设置模式：一种是单一化的组织模式，即在金融机构的总部层面组建单一、完全独立的合规管理部门，在分支机构、各业务条线上设置合规管理部门或者合规管理岗位；另一种为复合型的组织模式，如设立法律合规部，既承担日常法律事务的处理又承担合规风险的管理职责。既然金融机构合规管理模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那么，如何设置适合本机构特点的合规部门应成为金融同业考虑的问题。例如，对于规模较大、业务条线较多或者是新设立的商业银行，有必要也有可能设立专门的合规机构；规模较小、业务单一的行业银行设立专门机构的成本高，必要性不强，则可以采用复合型的方式。但无论单一或复合的模式，合规管理的职责均应落实到某一特定部门，不可太过分散，形成由多个部门履行合规职责的状态。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金融机构的合规管理组织架构的设立应注意把握三项基本原则：其一，能够保障合规部门有效地管理合规风险，合规负责人顺利履行合规职责；其二，合规职能的独立性是必要前提，合规部门必须独立于业务部门、财务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其三，明确合规部门与其他内部控制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建立各内部控制部门协调互动的工作机制。 根据上述原则，如果金融机构采用复合型的模式，应注意复合职能部门的选择，其承担的其他职责均不得与合规管理职责相冲突，降低因利益冲突而令合规管理形同虚设的风险。 例如，因为合规管理职能应与内部稽核、审计职能分离，且合规管理职能的履行情况也应受到内部审计部门定期的独立评价，因此金融机构不应实行“合规与稽核审计部”的复合模式；合规管理部门与风险管理部门在合规管理方面应建立协作机制，合规部门更侧重事前的、全面的合规风险管理，而风险控制部门主要职责则是在业务过程中进行事中的风险管理，合规管理部门与风险管理部门应为既相互独立又有效协作的关系，金融同业也不适合建立“合规与风险控制部”复合模式。 金融机构合规结构层级解析 不同类型金融机构，普遍遵循合规管理的最终责任由董事会承担，在合规部门直接接受合规负责人领导、各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设置合规部门和合规岗位等惯例，但在专职合规负责人的地位、合规负责人对董事会负责还是对经营管理层负责等细节方面，则不尽相同。 1. 商业银行模式：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保险公司则为审计委员会）—经营管理层—合规总监—合规管理部门—各部门、各业务条线负责人。其中，合规总监不一定是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任命，对经营管理层负责。在这种模式之下，合规总监能够及时地了解、掌握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和业务信息，有利于合规管理职能的履行，由于合规总监对经营管理层直接负责，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受到经营管理层的干预或者影响，具有一定的履职压力，可能影响其保持独立性。 2. 证券公司模式：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合规总监——合规管理部门。合规总监直接对董事会负责，由董事会聘任，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合规部门对合规总监负责。此模式以合规总监为核心，合规管理体系与经营管理体系相对独立，合规总监与董事会、监事会共同构成层级分明的合规监督体系。 3. 保险公司模式：合规总监由总经理向董事会提名，董事会聘任，合规总监同时对董事会和总经理负责。此模式可以减少内部管理层级并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但在董事会成员与经营管理层高度重合的企业环境中，合规总监对董事会或总经理负责与前两种模式没有实质的区别。 合规岗位的职能定位 合规管理是金融机构内部的一项核心风险管理活动，根据规定，由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下设的合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合规总监、合规管理部门、合规人员、各部门、各业务条线负责人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合规管理组织体系。不过，要完全发挥全面合规管理的效果，不仅要做到全员参与，更要注重合理的职责分工。只有上述合规管理组织体系中的各个相关方面职能定位明确、职责清晰、积极协作，才能更好地实现金融机构的合规风险管理任务。 作者建议，金融机构可以按照以下模式设置合规管理的职能和责任：董事会，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合规运行负最终责任；其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则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履行日常合规管理职责，如商业银行的专门委员会根据授权通过与合规负责人单独面谈或其他有效途径，了解合规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向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合规政策的有效实施等；监事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及其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独立董事，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发表独立意见；合规总监，对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管理和执业行为的合规性进行审查、监督和检查；各部门（各业务条线）及分支机构负责人，对本部门和分支机构合规管理的有效性承担责任；合规管理部门及合规管理岗位，具体负责金融机构的日常合规风险管理；其他风险控制协作部门，如风险管理部、稽核审计部在整个合规风险管理系统当中，同样承担着一定分量合规管理职能。 应提起注意的是，合规风险管理需要配备大量的专业人员，为弥补合规人才的不足，金融机构同时也可以聘请外部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协助进行合规风险管理。例如，根据相关规定，允许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合规管理部门工作外包，并确保任何合规管理部门工作的外包安排都受到合规负责人的适当监督；证券公司的合规总监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公司名义聘请外部专业机构或人员协助其工作。 （作者：谭卫红） 注：本信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据此投资风险自负。

8. 曾经轰动的德隆系是怎么个样的事情

德隆系一夜崩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