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名人轶事

1. 季羡林的名人轶事

 在季羡林留学德国期间，他通过好友田德望认识了街坊迈耶一家。他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论文需要先打成清稿再送给教授看。可是他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适逢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自己又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的字。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季羡林常到迈耶加做客，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但是，季羡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与伊姆加德恋爱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然而，放弃这段感情，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最终，他做出决定，回到中国，不再与其联络。 1991年，八十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有读者读过《留德十年》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寻找到伊姆加德小姐，发现她终身未嫁，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季羡林支持聊城大学的发展，曾经几次来聊城大学，并欣然受聘任名誉校长，与家乡的这所大学留下了难分难舍之情。1981年，聊城师范学院正式建立的第二年，季羡林应邀来学院参加新生开学典礼，举办了《从比较文学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讲座， 并成为聊城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聘请的校外兼职教授。1982年10月10日，受聘任该校名誉院长，还热情洋溢地挥笔写下了“鲁西最高学府，山东璀璨明珠”、“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题词。1999年建校二十五周年，又应邀题写了聊师校训“敬业、博学、求实、创新”，并从北京赶来参加校庆活动。教育部批准聊城大学更名后，他又为学校题写了“聊城大学之成立，诚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盛举。行将见桃李遍鲁西，文风满山左，流风余韵普及神州矣。为鲁西庆，为山东庆，为祖国庆！”的贺词。2002年9月26日，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郝斌代表北大和季羡林先生专程到校参加仪式，并带来了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榻上写的《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的发言》，他代表季羡林接受了名誉校长的聘书。

2. 季羡林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季羡林读书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4]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望采纳

3. 季羡林的故事？

在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因病去世后，需要4万元丧葬费用，季羡林要求儿子季承出2万，但一个要求出，一个不愿意出，导致了父子交恶。那时的季羡林便扬言要与儿子断绝关系。因为季承自小很少得到季羡林的教诲，父子关系一向冷淡。
到了1995年，季羡林父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并最终决裂，13年不曾相见。13年后，双方终于冰释前嫌。2002年，季羡林住进301医院前，季承想见季羡林很方便。在2002年后，季承再想见季羡林时，确实受到了“某些人”的阻挠。2008年11月7日，73岁的季承，到北京301医院看望98岁的父亲季羡林老先生。13年无法见面的一对白发父子，久别重逢, 喜极而泣。

扩展资料：

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字希逋，又字齐奘。季羡林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先生并称为“南饶北季”。
季羡林先生早年曾留学国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通于吐火罗文，这种语言是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而季先生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的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季羡林

4. 关于季羡林的故事

季羡林
     我的童年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它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十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渝，业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千枣充饥-最后还足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梁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坚煮水，崦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叫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付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地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风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抬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是坑害子女。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宫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我在故乡只呆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做没有法子!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梁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垫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竞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爱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活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只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骡”字。我认出来了，于是定为高一。另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有认出来，于是定为初三。为了一个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轶事吧!
      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的意思，觉得他是非我族类。
我虽然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看小说。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做“闲书”，闲书是不许我看的。在家里的时候，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梁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红偻梦》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王整天哭哭啼啼，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里，用不着防备什么，一放学，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个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来。常常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我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自己当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有一回，一个小朋友朋友告诉我，把右手五个指头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二，一直到几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能够戳断树木。我颇想有一个铁砂掌，信以为真，猛练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厂，鲜血直流，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遂停止不练。
    学习英文，也是从这个小学开始的：当时对我来说，外语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我认为，方块字是天经地义，不用方块字，只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对于我就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万没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
    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什么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接受外面信息，仅凭五官。什么电视机、收录机，连影都没有。我小时连电影也没有看过，其余概可想见了。
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呀!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真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可是他们偏偏不知道旧社会，就拿我来说，如果不认真回忆，我对旧社会的情景也逐渐淡漠，有时竟淡如云烟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来，不管还多么不全面，不管怎样挂一漏万，也不管我的笔墨多么拙笨，就是上面写出来的那一些，我们今天的儿童读了，不是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从中悟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吗? 赞同1| 评论

5. 季羡林的故事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季羡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学习，一年后，进济南一师附小念书，后转入新育小学插入高一。10岁开始学英文，1926年，在正谊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他也是著名翻译家，懂多国语言，有即南斯拉夫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吐火罗语、斯拉夫语、巴利语、吠陀语。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大一随叶公超学英文。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并另外旁听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的课。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阿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罗摩衍那》，至1977年，终将这部鸿篇巨著基本译完。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2008年，与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共同受聘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文化艺术顾问。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

6. 季羡林的故事

季老小时候很顽皮，打架很厉害，而且上课还偷看书。“他的桌子上放着课本，桌底下偷看各种书。他什么书都偷看。在中学时代他把《金瓶梅》看了。”此外，季老小时候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数学百分制的考卷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出身贫农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23岁科去留洋在德国十年，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却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这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

有一年一位北大新生看见一个老头在报名处，就对他说：“大爷，你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次日当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他就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时真的吃惊不小，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入学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后来他在北大听到一个新故事，清新而感人。一批刚刚走进校园的年轻人，相约去看季羡林先生，走到门口，却开始犹豫，他们怕冒失地打扰了先生。最后决定，每人用竹子在季老家门口的土地上留下问候的话语。然后才满意地离去。



拓展资料：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享年98岁)，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的散文，质朴而不失典雅，率真而不乏睿智。

7. 季羡林的故事

一． 高考数学4分　　
季老小时候很顽皮，打架很厉害，而且上课还偷看书。“他的桌子上放着课本，桌底下偷看各种书。他什么书都偷看。在中学时代他把《金瓶梅》看了。”此外，季老小时候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数学百分制的考卷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
二． 布衣教授：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出身贫农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23岁科去留洋在德国十年，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却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这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　　
有一年一位北大新生看见一个老头在报名处，就对他说：“大爷，你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次日当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他就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时真的吃惊不小，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三．糟糠之妻：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他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季羡林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

拓展资料：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享年98岁)，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8. 季羡林的故事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