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隶书对联书法欣赏

1. 赵之谦隶书对联书法欣赏

赵之谦隶书对联书法欣赏
上联：德连木理仁挺芝草
下联：凤鸣朝阳龙翔景云

2. 赵之谦书法精选的目录

楷书·振作从容八言联楷书·齐民要术八条屏行书·黄柑白莲七言联行书·半长一庵七言联行书·天机心地七言联篆书·史游急就篇书轴篆隶二体书圑扇·刘熊碑残字行书圑扇·钓龙台颧宋梅有感行书·老气古曲八言联行书·诗书天人七言联楷书·出宰读书言五联行书·大文耆好七言联行书·大痴百岁四条屏行草·致潘祖荫信札（一）行草·致潘祖荫信札（二）行草·致潘祖荫信札（三、四）行草·致潘祖荫信札（五、六）楷书·瘗鹤铭集联行草·耳根得所七言诗轴行草·冯谁凿破七言诗轴行草·致稼孙信札行草·致梦惺信札

3. 赵之谦书法精选的介绍

趟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宁益甫、羁叔，号悲庵，别号铁二、无闷、冷君、憨寮、梅庵等，晚清杰出的篆刻家和书画家。趟之谦祖籍浙江嵊县，后遥会稽大坊口。他家数代经商，幼年时，家道衰落，十五岁时又因其兄之讼案以致家产荡尽，生活〔日益危苦，经岁奔赴卖衣续食〕。趟之廉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了鬻书卖昼的生涯。他当过塾师，后人绍兴知府缪梓幕中。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中恩科乡试第三名，成了举人。曾居京师应礼部试，取为国史馆誉录，后议叙补缺，历任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四十四岁时，应巡抚刘坤一之邀离开京城去江西，担任修编《江西通志》的总编，五十六岁卒于南城官舍。趟之廉一生才华横溢，书画、篆刻均造诣精深，又是诗人、学者。着有《悲庵居士文本》、《诗剩》、 《八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等。赵之谦的书法，浸淫北碑，熔铸汉魏，广采博取，以其活泼的姿态和飞动的气势，独树一帜，开辟了晚清碑派书法新的境界，管领一代风骚。

4. 赵之谦是什么朝代的书法家？赵之谦生平简介

赵之谦是清朝后期著名书画家以及篆刻家。赵之谦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想法和作品都对近代写意花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之谦善于模仿学习，同时还能吸取同时代各派作品的特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才能自成一派。在篆刻领域，赵之谦也有着很大的成就，并且很多大师都从赵之谦的身上受惠良多。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赵之谦这个人物，想了解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
     
 “赵之谦是个大才，就是活的岁数太小了。”书法家孙伯翔先生如此感叹。赵之谦终年55岁。若天假以年，让他活到80岁，他的成就将不可估量。可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已然架构起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山。
 
 赵之谦是晚清的一位艺术天才、奇才和全才。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汉族，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ī)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
 
 赵之谦少年时家学渊源，藏书丰厚，天资又高，悟性极强。两岁能把笔作字，六岁学汉学，九岁学诗，十岁后潜心宋学七年。十七岁起师从金石学家沈复粲十年。因此说，赵之谦从小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
 
 尚未步入社会的赵之谦开始变得命运多舛。父亲因哮喘病终年卧床。十四岁，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撒手人寰。十五岁，其兄为仇诬以讼破家。十九岁的赵之谦成家后为谋生计，开馆授徒。不出数年，妻病危，父去世，乡试甚贫不能赴。接着战事频发，举家外迁，颠沛流离。
 
 三十四岁两女夭折，妻病殁，居室遭焚。此后，三上京城，四试不第。最后得友人资助，以捐官补缺分发江西，主修《江西通志》五年，后历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所去之地条件恶劣，苦不堪言。
     
 在江西任上，赵之谦务实笃行，恪尽职守，能力才华尽显，却常遭人诬陷嫉妒，正直清廉的赵之谦与昏天黑地的清朝官场格格不入。加之厄运不断，病体在身，窘迫不堪的赵之谦已经精疲力竭。赴奉新未接印，家中出命案;赴南城未满一年，家中无人不病，随着继室病故，一代艺术巨匠赵之谦走完了他五十六岁的人生，病逝于南城官舍。
 
 赵之谦的性格是倔强不羁的，年纪轻轻便展现了他卓尔不群、不合时俗的为学从艺思想。三十四岁前后成书的《章安杂说》，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有关书法、绘画、碑碣、诗文等方面的思想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咸丰三年(1853年)，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云：“弟离世俗绝人也。离世，必世离我;绝俗，必世绝我。”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在一方白文印刻款云：“皆貌汉铸，似尚不入俗趣也。”同月，为小谷作行书五言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可见，赵之谦对于“俗”是时刻警醒的，这为他此后书画篆刻上的特立独行和创新求变埋下了重要伏笔。不俗也成为他收弟子的标准。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致魏家孙函介绍他的弟子钱生，“渠年十八矣，书可学，颇无俗骨……”
 
 在书画印的学习上，赵之谦眼界颇高，临摹重意不重形，由此常感叹非世眼所合，知音难觅。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题牡丹款云：“田水月后，吾谁与语。”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月坡画题款云：“非姚复庄，吾谁与语。”
     
 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为魏家孙作花卉图册题句：“天下奇树谁能识，尝遍酸甜体乃涩。”他在三十六岁前后致友人函云：“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赵之谦的艺术之心是孤寂苦涩的。
 
 赵之谦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后逐渐信佛，于道家、八股深恶痛绝。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作《效苦瓜和尚作花卉》四屏并题诗：“富贵非吾愿，神仙吾友于。”
 
 同治二年(1863年)，三十五岁的赵之谦自题《二金蝶堂印谱》云：“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可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他曾致友人函云：“弟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34岁)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局面。……天若假我以年，笔墨以外，更要潜心著述，完我夙愿。”从中可窥见他的初心并不在官。然而，和众多封建文人一样，抱着不负国辱亲的思想，他只能去追求仕途，希冀“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
 
 赵之谦一生窘迫，却知足常乐，豁达洒脱;孝敬父母，忠爱家人，对朋友弟子情深义厚，关怀备至。从一些诗作、题款和信札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还是一位性情中人，戏谑、嬉笑、怒骂皆不拘行迹，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平叔作《夜来香草》折扇，题句云：“殊不成画，漫缀数笔，请留以驱蚊勿取之障面也。”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致魏稼孙函云：
 
 “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
 
 同治九年(1870年)，赵之谦为魏性之作行书自作诗折扇，曰：“幸我今是菠萝蜜，只是可看不可吃。若是波罗揭谛时，从前性之或相识。性之索画太急，佛生催画太恶，故深涂之”。通过这些信札诗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之谦与友人间关系之近，情感之真。
 
 赵之谦才华横溢，经史子集、金石词章、诗书画印均有卓越成就，是晚清少有的一位杰出文人、一流学者和书画篆刻巨匠。赵之谦生在那个时代是不幸的;赵之谦又是有幸的。
 
 他去世后，其书画印作品被大量出版收藏乃至流入东瀛，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他的创变思想、探索精神和独特书风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有益启示。

5. 赵之谦的书法生涯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记道：“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其于颜体，用功极勤。然而时世之变，帖学渐衰，碑学方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为所说的：“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赵之谦处于此时此境，以其性格，绝不甘落人之后，凭其才能，亦必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赵之谦避走温州后，有空闲得读《安吴论书》，深为包安吴理论所折服。在《章安杂说》中已看出他倾心六朝古刻之心态：“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模，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又云：“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为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其于书不满足于二王也如此。于是，他开始了学习书法的转折，渐与二王系统分道扬镳了。在他赴京之后，与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孙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时他正着手重编《补寰宇访碑录》，大量搜罗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最为之心仪。35岁前后年余时间，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奇赏疑析，晨夕无间。赵之谦逐步地完全放弃了颜体书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36岁为祁季闻书写楷书自作诗十二开册，可以说是他学北魏书初期经典。赵之谦还保留着颜体书风，仅仅一年的时间，他的书风便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常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从此，他弃颜入魏，一发而不可止。37岁时，致胡培系（子继）函中述道：“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汉军，名德林，包氏弟子之一）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其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艺舟双楫》是赵之谦由颜体转为北魏书的指导理论。郑道昭的诸刻石，使其领悟到了“卷锋”的行笔方法。张宛邻（名琦，1764～1833年）书法，又开阔了赵之谦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隶的书法互用。而邓石如的书法，使其悟出了行笔的顿挫韵律。此外，赵之谦还特别称道张琦之女张纶英（1780～？年），以为“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郑僖伯以后一人也” 。张纶英善北碑，以郑道昭为法。与赵的作品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赵的影响。然而，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甚至是40岁前后书，风格虽初步形成，而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这一“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在行书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确切说，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信然！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融会贯通赵之谦于篆书，或因其学篆刻，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当时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大篆作品极少，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故不足论。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这在赵的时代已成定论。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钱坫、孙星衍等篆书高手，皆重玉筋篆，乏变化，不合赵之谦性格，故不为赵所重。邓之后，张惠言、吴让之、德林传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则于此道有专长。赵在54岁为弟子钱式临《峄山碑》册时写道：“峄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熙载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绎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这其中透出种种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则是师法邓石如。然而，赵之谦与吴让之的最大区别，便是不墨守成规，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化人为己用。他评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因此，从心底里，他也不服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除却“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赵之谦34岁临《峄山碑》册及前后篆书作品，结构在邓石如、胡澍之间，笔力尚乏沉雄。中年为鹤年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等篆隶二体团扇中篆书，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在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出新意。而此新，则主要在于“结构”之美。　隶书对于赵之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附带性的书体。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称“仅能作正书”，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而隶书亦自成家。赵之谦于隶书涉猎很广，从其传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学。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35岁进京后，广搜碑版。曾为沈均初藏《刘熊碑》作详细考证，以天一阁宋拓本及翁方纲摹刻江秋史巴予籍双钩本为底本，逐一校勘，并作释文题记。又别出双钩之法，大量钩摹汉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皆稀见刻石残字。45岁为李文田补摹《西岳华山庙碑》残本96字，即因“旧双钩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钩过《西岳华山庙碑》。他在35岁时刻《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作铭云：“不能响莪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可知，赵之谦于隶书，用功亦勤矣！赵之谦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以赵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体，甚至某碑，故其师法汉隶，终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为幼堂隶书七言联》（40岁）、《隶书张衡灵宪四屏》（40岁）、《为煦斋临对龙山碑四屏》（41岁），则已入汉人之室，而行笔仍有邓石如遗意。晚年如正书，如篆书，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有同出一辙者，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5岁时，在四月为厚夫作行书七言联：“参从梦觉痴心好，历尽艰难乐境多。”还依然颜面，而在一个月之后为子莼作行书八言联：“春云乍阴，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游仙。”则开始疏远“颜风”了，在十月作篆书四言联为魏稼孙补款时，则字形由长方变方扁，虽然点划还未完全脱离“颜风”，而已由量变开始质变。36岁之后此种颜体行书便再不复作。37岁前后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多牵强之处，其自评之“起讫不干净”5字病，在这一时期可以明显看得出，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众所周知，赵之谦北魏风行书是其独创，前无古人。邓石如开北魏书风气，而其行草则不作中锋行笔，而用卷锋，裹笔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则未脱唐人风范。唯有赵之谦，始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因此，它没有前人所遗留下的“参照物”，而且由于北魏书独特的用笔方法：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对此，赵首先是在“文稿”小行书，或者说小字落款中得以解决。40岁前后的款书已经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虽笔力还不够浑厚，而行笔已无不畅。从某种意义上讲，其行书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书、篆书以及隶书，是最后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岁以后，心手双畅，已能随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从笔驱毫，挥洒自如。赵之谦曾自称：“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其实赵之谦晚年作品中行书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间以北魏正书论赵之谦，而忽略其它书体，以至于视北魏风行书为“赵之谦北魏书”，而不予以区别。大凡有成之书家，必自正书入，而以行书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书法，多挂轴于墙面来欣赏，更是注重行书作品。尽管赵以北碑名世，传世仍以行书为多。这大概是世人对书家的要求。一个人的书风，各种书体最终如果能得到统一，则其必具独到风格。50岁之后的赵之谦，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赵之谦平生少作草书，从中年草书《为犍汀草书集圣教序联》观之，浑厚质朴中见飘逸，亦全出自北魏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