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玉君的科研项目

1. 连玉君的科研项目

“中国上市公司流动性管理行为研究：动机、方式与经济后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1.01-2013.12. 负责人: 连玉君.“转型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09.12-2012.12. 负责人.“广东科技型企业研发模式和研发效率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9.10-2011.10. 负责人.“金融计量学（实验课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试验课程资助项目，2009-2011. 负责人.“实证金融实验教学课程建设”，中山大学研究生实验教学改革项目，2009-2011. 负责人.“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研究——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2007.09-2009.09. 负责人.（已结题）主要研究成果期刊论文[25]“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Equity Incentives using PSM: Evidence from China”, 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2011(2), forthcoming. (with M. Foley, Y.D. Gu, Z. Su)[24]“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管理世界》, 2011(01). (with 李增福, 董志强)[23]“我国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 《管理世界》, 2010,(12):27-33. (with 彭方平)[22]“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民工荒——基于湖北汉川的农户调查”, 《世界经济》, 2010(11):99-116. (with 范红忠)[21] “融资约束与流动性管理行为”,《金融研究》, 2010,(10):158-171. (with 彭方平,苏治)[20] “我国行业周期非同步效应——基于微观视角”,《经济学(季刊)》, 2010,9(3): 1071-1082.(with 彭方平)[19]“贷款利率改革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经济学家》, 2010(01): 76-85. (with 应千伟,陆军)[18] Shao, X.D., Y.J., Lian, and L.Q., Yin. Forecasting Value-at-Risk using High Frequency Data: The Realized Range Model. Global Finance Journal, 2009, 20(2), p.128-136.[17] 程建, 连玉君, 刘奋军. 信用风险模型的贝叶斯改进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2009(01):63-68.[16] 连玉君,苏治. 融资约束、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管理评论, 2009(01): 19-26.[15] 连玉君,常亮,苏治. 供需不确定性、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 南方经济, 2009(01):11-22.[14] 卲锡栋,连玉君,黄性芳. 交易间隔、超高频波动率与VaR—利用日内信息预测金融市场风险. 统计研究，2009(01):96-102.[13] 连玉君,苏治,丁志国.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吗? 统计研究, 2008(10): 92-99.[12] 连玉君,苏治. 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静态权衡还是动态权衡？世界经济,2008(10): 84-96.[11] 程建,连玉君. 信用评分系统的建模及其验证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2007(6): 50-59.[10] 连玉君,程建.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融资约束还是代理成本. 财经研究, 2007(2): 37-46.[9] 连玉君,钟经樊.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南方经济, 2007(1): 23-38.[8] 连玉君.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综述. 经济学动态, 2006(12): 101-105.[7] 程建,连玉君. 变量序别化在信用评分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2006(8): 60-65.[6] 连玉君. 目标资本结构确定与经理人行为模式. 南方经济,2006(7): 54-64.[5] 连玉君,李丹. 财务比率的行业特征：差异性及收敛性. 南方经济, 2006(3): 81-90.[4] 连玉君,程建. 不同成长机会下公司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关系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 2006(2): 98-104.[3] 连玉君. 城市垃圾按量收费的经济分析. 南大商学评论, 2006(2): 171-188.[2] 程建,连玉君.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协整分析. 经济科学, 2005(10): 16-24.[1] 连玉君. 人力资本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机制.财经科学,2003(5): 95-98.

2.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分析 模型有哪些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观点基于如下理由：由于市场的不完美性，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具有不可替代性，内源融资具有成本优势；由于企业投资受融资因素的影响，不同财务特点的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融资成本不一样；当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大时，企业将保留盈余用于投资，其受内部现金流波动较大；当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小时，那么投资对盈余的依赖程度便较小，当内部现金出现波动时，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融资把握投资机会。因此，等学者认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可以作为融资约束的度量。

3. 融资约束是什么意思？

4. 朱松的发表论文

 张平淡、朱松、朱艳春，2012。环保投资对中国SO2减排的影响---基于LMDI的分解结果。《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7期，84-94。 　　张平淡、朱松、朱艳春，2012。我国环境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126-133。 　　牛海鹏、朱松、尹训国、张平淡，2012。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 第4期，160-166。 　　朱松、乔恒、牛海鹏，2012。推进“十二五”环保工作，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第8期，72-74。 　　朱松、张平淡、牛海鹏，2012。治污减排对需求结构的影响研究。《环境工程技术学报》，第2期，146-153。 　　张平淡，朱松，葛玉良，2012。经济结构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基于中国1985-2009年的实证分析。《兰州商学院学报》，第5期，59-64。 　　朱松。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吗？ 　　朱松。经济周期、流动性预期与信用评级。 　　朱松。持股金融机构、负债融资与债务期限结构。 　　朱松、陈关亭。集中持股下的独立审计研究：基于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的分析。 　　朱松、杜雯翠、高明华。政府支持、行业景气与企业风险决策。 　　朱松、杜雯翠。持股金融机构、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储备。 　　朱松、杨丹。持股金融机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资金配置效率

5. 急求公司金融理论中文版的下册 PDF 愿意分享人大经济论坛的VIP账号

　　实话说，我是急切求人大经济论坛的VIP，也只能帮你找到这么一点内容。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目前，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融资行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资本成本分析、融资偏好分析、资本结构的决定、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在资本成本分析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法、Modigliani and Miller的平均成本定价法等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在融资顺序和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多以实证研究为主，而且大多依据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模型来探讨可能的经济影响变量，进而确立要进行计量检验的模型，在有关实证结果的分析中，重点也是判断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是否符合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结论。主要的研究结论有：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呈下降态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除了资本成本、行业因素以外，还包括企业规模、盈利水平、企业成长性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在上述研究中往往忽视了企业经济性质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制度约束，没有控制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公司投资政策研究
　　主要包括企业并购的绩效和动机研究，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现象的研究，而对实际的研发投资、库存投资等实物投资范畴研究得较少。在并购绩效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类是基于并购行为的市场反应；另一类是比较并购前后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对并购双方的总体并购绩效是否得到改善并无统一的结论。有关并购动机的研究结论认为：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协同效应、多元化效应并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投资的“融资约束” 研究方面，主要应用了Fazzari 和Habbard的“融资约束模型”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进行检验，初步的结论是大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要高于小公司。
　　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状；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股利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以及什么样的信号效应。此类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企业特征、持久盈利和代理问题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总的研究结论认为代理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目前海内外学者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金融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以往的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研究存在着不少缺陷。在理论研究上，没有结合中国转轨经济背景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在研究上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和深层次的理解，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有关利益各方的决策影响力和利益配置情况分析不清，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的公司金融理论；二是国外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隐含的前提是有效资本市场，而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具备弱式有效性，股价操纵和投资者的短视使得股票价格严重背离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价值。由于以上原因，致使我国目前的公司金融研究要么不能解释实际情况，要么解释得非常牵强、片面。   西方公司金融理论的前提与我国研究情况的差异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是以欧美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为背景，其主要的理论假设和制度背景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股权结构不同
　　西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极为分散，由此造成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权掌握在经理人手里，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多，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掌握在大股东的手里，所以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而不象英美资本市场那样，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
　　债权约束制度不同
　　在西方，债权约束是一种硬约束，在公司面临金融困境时，债权人将会获得“相机治理”的控制权，企业是进入破产清算还是进行债务重组，债权人拥有一定的决定权，即债务契约是与破产机制相联系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约束是一种软约束，公司的破产机制中非经济因素较多，政府的行政干预对破产机制影响较大，而作为债权人的贷款银行往往被排斥在破产清算工作之外，对企业的财产清算没有表决权。由于有政府财政的担保（免掉坏账），所以债权银行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进行对金融困境企业的相机治理。
　　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不同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虽然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合同因素的影响，但是认为在给定的信息前提下，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行为和股价操纵的现象较多，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也较弱，所以投资者并不能根据有关的金融信息正确地甄别出企业质量的信号。
　　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同
　　在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中，认为投资者在市场上具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当公司现任的管理层在经营上无效率时，原有股东或者新的收购企业会收购足够股票，以获得公司的控制权，产生了新的接管者。虽然近年来美国的法律对公司接管有了更多的法律限制，但是公司的接管市场在外部监管的功能方面还是基本有效的。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由于存在着 “一股独大”的现象，当公司的现任管理层经营无效率时，除非大股东愿意进行场外协议转让非流通股，否则外部人很难购买足够的流通股以达到接管公司的目的，即公司的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善很难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
　　经理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
　　在英美成熟的市场模式下，形成了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的聘用、任免和其职业声誉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理努力工作，避免股价的下跌、公司被接管或者企业的破产。但是在我国，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公司高层人事的任免权掌握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手里，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家族时，高层经理人往往由家族成员来担任，通过经理市场来聘任的专业经理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高层经理的任免和其以往的职业声誉没有太大的关系。
　　税收制度不同
　　在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税收因素是影响金融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法定税率为33%，但是上市公司整体执行33%的法定税率的比例很小，普遍享有优惠税率以及许多非税率的优惠，而且不同行业、地区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法定税率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税收因素对企业金融行为的影响。   从以上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金融决策行为与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研究中，可以借鉴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有关视角和方法，但照搬其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则是不恰当的。   中方的研究建议及方法   青木昌彦曾经说过：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它的制度与习俗历史来选择哪种公司治理结构最适用于转轨经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设计转轨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必须具体地确定每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或是不同的模式的结合)的运作所需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转轨经济中能否得到，以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最有效率的途径，我们不能忽视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存(path—dependent)或循序演化的性质。与此对应，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中，也不能离开中国经济的路径依赖性、实际现状、制度特点，否则结果将会偏离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一）公司金融研究中要考虑的两大因素   1.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我国转轨经济下的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变迁性，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英美市场主导模式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贷款银行缺乏“相机治理”的权力，机构投资者的消极性等因素，核心控股股东对贷款银行和中小投资者的侵害成为主要的代理问题。由于缺乏制衡机制，这种现象还极为严重，这种理财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金融目标和金融行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的公司金融时应该关注制度因素的影响。   2.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由于转轨经济的背景，我国股票市场成立的背景和定位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改革提供融资、解困的工具，种种转轨制度的合作博弈的结果是资本市场功能的混乱，寻租现象较多，投资性较浓，很难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这将对公司的实际金融决策产生下列影响：(1)从绩效测量角度来看，市场反应研究只能研究对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而不能考察非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2)股市存在较为强烈的炒作风气，使得事件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3)与西方理论不同，股价的变动不会影响到控制权的安全性，对公司经理层没有太大的压力；(4)上市公司通过金融决策来进行盈余管理或者传递信息以操纵股价。   （二）有关公司金融研究的基本方法   我国公司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和最优金融决策研究。   1.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在对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中，要根据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确定特定金融行为的决策者是谁，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有什么约束条件，由此又导出了什么样的公司金融决策。而不能像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那样，认为公司处于一种理想的公司治理状态，金融决策者的目标函数都是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例如，在我国，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可以判断出，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是核心大股东，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为了获取“控制权租金”的最大化（在不同的具体金融决策范畴中，“控制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转变为不同的具体目标），约束条件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他的利益制衡方和资本市场的现实条件，最后由此可以解释其实际的金融决策行为。   2.最优金融决策研究。在有关上市公司的最优金融决策研究中，首先需要确定金融决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然后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理念。在古典的公司治理理论中始终强调“股东中心主义”。但是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公司目标并不是股票市值最大化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被描述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结果，并无一个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以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方向以及公司治理中采取哪种理念尚无定论。   西方公司金融研究都是以最大化公司的价值为目标，就其本质仍然是以出资者为核心，而且由于其股东的股票为全流通股，债权人的债券也可以交易流通，所以就最大化公司的价值就等同于最大化公司股票和债券市价。但我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公司债务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不能交易流通，债权人追求的是公司金融的安全和本金偿还性；其次，股东中的大部分股票是非流通股，其只能进行有限的协议转让，转让价格约等于净资产，所以，这部分非流通股东若要最大化其价值，必须最大化其所拥有的净资产额；而流通股股东的股票能在市场流通转让，则最大化股票价格就成了其追求的目标。以上三部分的公司出资者的追求目标不同，就决定了在最优化公司金融决策时的目标函数有不同的选择。可以设想，在目前这种非流通股股东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金融决策行为体现了控股股东“控制租金的最大化”的意图。而将来随着国有股的逐渐全流通、治理结构中引入机构投资者、或者是主银行制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将导致不同的公司金融目标，所以在今后的公司金融研究中，无论在进行行为解释还是进行最优化设计，都不能离开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6. 现金流，融资约束 之间有什么关系

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在三个命题上保持一致：
①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超额劳动供给；
②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
③经济政策在绝大多数年份是重要的。
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因袭，而是认真对待各学派对原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刻地反省，同时吸收并融合各学派的精华和有用的概念、论点，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凯恩斯主义。

7. 企业如何做到投资适度

投资活动是企业的主要财务活动之一。由于投资问题关系到企业的业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特别受到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关注。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很多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常言道，过犹不及，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企业如何才能做到投资适度呢？对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经营特点、财务特征和管理模式，因此各阶段引发投资问题的原因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分析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改进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保证企业可持续稳健发展。
　　一、相关理论及分析
　　传统意义上，投资过度是指企业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仍然进行投资的一种现象。投资不足则是指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大于或等于零的情况下，企业却放弃投资的一种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关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信息不对称
　　作出投资决策的关键问题是要有充分的信息。正确的投资决策依赖于信息的掌握和处理能力，这就需要投资决策人有通畅的信息渠道和极高的处理信息能力。然而，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在获得、传输、处理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信息时会产生偏差，有时甚至会出现误解。
　　Myers (1984)认为,由于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致使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这就会产生“融资约束”问题，出现公司对较高收益的投资项目无法融资， 还有可能出现使股东主动放弃对债权人而言有利的投资项目， 这些都会导致企业发生投资不足。
　　Narayanan（1988）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准确通过投资项目的NPV将企业按质量的好坏完全分离，只能以平均价值对所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NPV估价，因此形成的市场均衡是包含许多不同的以平均价值估价的发行股票的混合均衡。这样项目的NPV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发行被高估的股票中获利，从而弥补NPV小于零的项目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企业将会接受一些NPV小于零的投资项目，因而发生投资过度现象。
　　Stiglitz和 Weiss（1981）分析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银行无法准确地把握投资项目的风险。为了减少不良贷款的损失，实行信贷配给成为银行最优的政策。在信贷配给中银行需要更多地考虑企业的偿债能力。从理论上讲，企业资本数量越多，银行越容易保证自己的权益。因为银行对于企业资产质量情况并不是很清楚，所以银行更多的是根据企业的名义资产量进行信贷配给。因此规模越大的企业获得贷款越容易，融资成本越低。另外，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收入或政绩，会特别扶持规模大的“明星”企业，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得到政府的青睐，在融资时获得政府的帮助。在企业“做大”好处多多的时候，他们会饥不择食地找资金、上项目，大肆地兼并收购以扩大规模，出现投资过度。
　　（二）委托-代理理论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完全相同，当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代理人有违背委托人利益而独立实现自身利益的倾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督成本的存在，也为代理人实现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Jensen（1986）认为，当公司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量时，公司的经理人就会不顾股东的利益，为构建自己的“帝国大厦”，产生将这部分现金投资于公司规模扩大的新项目上的动机，以满足获取公司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各种金钱和非金钱收益的欲望，导致投资过度。根据这一理论，治理投资过度，主要途径就是加强负债融资的比例，因为伴随负债比例的提高而带来的破产威胁，可以阻止经理人采取减少价值的投资。另外，负债的运用以及负债比例的提高将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抑制经理人因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过多而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过度投资行为。
　　（三）有限理性
　　企业的经理人和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企业的投资决策会受到经理人和投资者双重非理性的影响。
　　在对经理人的非理性研究中，Roll(1986)认为，企业的投资收购活动很多是源于经理人的过度自信。当经理人考虑投资收购时，对于投资项目分析的准确性过度自信，这将可能会导致过多的投资收购活动。在投资者非理性的研究中，Stein (1996)认为，当投资者过度悲观时,股价被低估。由于企业为投资项目融资的成本将会过高，将不得不放弃一些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此时出现投资不足。但当投资者对一些投资项目过度乐观时，如果经理人员认为这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想当然地认为投资者知道更多的信息，那么经理人就可能将投资者过于乐观的情绪误认为是有客观基础的乐观，从而投资于一些具有负NPV的项目，出现投资过度。
　　二、问题的提出
　　在学者们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研究中，无论是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还是从经理人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出发，都很少结合企业的生命周期进行分析。然而，企业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其投资特点、现金流量、管理模式也不同，导致的投资扭曲方向自然不同。因此，针对不同阶段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采取的措施是否也应有所偏重？
　　另外，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依靠项目的净现值来界定。一般情况下，净现值法用于投资项目采纳与否的决策中。在只有一个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如果该项目的净现值大于零，则进行投资；如果该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则放弃投资。在多个投资项目的取舍决策中，则是净现值大者优先。在资金无限量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时,仍然进行投资，就是投资过度。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肯定对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不利，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应采取措施对投资过度行为进行规避。同样，在资金无限量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大于或等于零的情况下,放弃投资，就是投资不足。但现实生活中的企业不可能获得无限量的资金，出于企业可持续稳健发展的考虑，并不是所有的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都要进行投资，所以对投资不足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在资金充裕时的投资不足可能是过度稳健的表现，会丧失企业发展的大好机会；而在资金紧张时的投资不足则是理性的表现，可以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破产压力。
　　基于以上分析，企业应在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分别应对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尽量做到投资适度。
　　三、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投资扭曲问题与对策
　　企业生命周期是指企业从创办开始，到其消亡为止所经历的自然时间，包括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一）初创期
处于初创时期的企业，一般拥有一定的专有技术，资金来源主要是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有少量的债务。此阶段的企业组织结构简单，创业者一般集投资者、生产经营者、管理者于一身，管理体制一般采取集权治理模式，委托代理问题不明显。企业投入多、产出少，盈利能力较低，现金流转不顺，自由现金流量甚至为负。但初创时期的企业一般拥有新发明或新技术，这些新发明或新技术转化而成的新产品又孕育着新的市场机遇，因此，投资项目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资金的制约，在此阶段企业一般不会出现投资过度，主要的问题是投资不足。
在企业初创期，由于融资困难产生的投资不足问题，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缓解。企业应积极向市场上的风险资本传达高收益投资项目的详细信息，通畅信息渠道，使市场上的风险投资者能有效地将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与其他企业的劣质项目区别开来，提高投资者的鉴别能力，从而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向银行融资时，通畅的信息可以让银行准确把握贷款的风险, 通过签订合适的贷款合同减少企业违约风险，同时提高企业取得贷款的成功率。
（二）成长期
处于成长时期的企业，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新产品逐渐被市场接受，客户稳定增加，生产销售量提高，产品成本下降，业绩增长速度加快，市场竞争能力逐渐增强，企业在行业中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市场定位。业绩的快速增长会带来大量的现金流量，同时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组织结构由单层逐渐形成多层，由简单变复杂，所以集权治理模式不能适应成长期企业发展的需要，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发生分离，分权经营管理模式逐渐得到完善，随之委托代理问题也开始出现。成长期的企业投资不足问题仍然显著，但同时要防范职业经理人员在企业扩大规模的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发生违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导致成长期投资不足的原因中，资金来源紧张仍然占主要地位，积极的信息传递有助于投资者正确理解企业的高成长性，对企业投资项目保持乐观的态度，提高股票的价格，降低为投资项目融资的成本。同时股利政策应采取少量的现金股利和高比例配股、送股，既提高收益留存率，满足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又能传递企业高增长的信号。对于日益显现的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投资过度现象，此阶段宜采取股权激励的方法解决。经理人持有股份的增加可以使经理人和所有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减少其可能侵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成长期的股票期权可以为经理人带来大量的好处，并且通过保持与企业价值最大化一致的行为，比逆向选择更容易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经理人持有股份的多少可以向企业外部传达他们对公司运营前景的信心。另外，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董事也能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过度投资。
（三）成熟期
处于成熟时期的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产品市场份额稳定，企业盈利能力强，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成熟期的企业由于产品市场趋于饱和，存在行业生命周期进入萧条的可能。为保持竞争力，企业会出现跨行业、跨区域、跨文化的规模扩张行动。成熟期业务的复杂化使企业管理更加困难，客观上需要职业经理人员进行实际运作和管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经理人为了构建自己的帝国，增加在职消费，非常容易出现投资过度的行为，加上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客观存在，更为投资过度提供了条件。另外，企业为了保持持续的竞争力，需要增加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新业务。
为缓解成熟期的过度投资，首先应执行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并通过适当的股票回购，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同时可以提高股东的价值；其次，根据Jensen的“控制假说”，提高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率，通过承诺支付未来现金流，减少经理人可以自由决断使用的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经理人及其组织的行动，减少代理成本，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引起的过度投资。
在这一阶段，发行可转换债券将具有很好的作用，可转换债券是具有双重性质的融资方式。在初始发行时具有负债性质，但以后根据条件可以转换成股票，因此可转换债券能在以后改变公司的负债比例。相对于可转换债券，由普通债券和股票组成的资本结构具有刚性，改变公司的债务水平相对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可转换债券给予其投资人单方面把债券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理人的自由决策，对控制经理人的利己主义行为非常有用。
在企业成熟期，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新产品、新业务、新市场的投资开发，以延长企业生命周期。在对这些项目进行决策时，引入期权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草率决策引起的投资扭曲。传统的净现值项目评估方法，忽视了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价值，并且认为只能马上投资或者不再投资，因而错误估计了投资项目的价值，忽略了有价值的项目或投资于无价值的项目。期权理论指出，项目的价值应该由两部分组成：静态净现值和灵活性管理的期权价值，企业可以根据经济环境、投资项目和企业自身条件等情况的变化，对投资战略、投资项目进行调整。当情况不利时，企业可以延缓投资或转换投资，以减少风险，等待有利状态的到来；当有利状态出现，投资项目的产出和市场比预期的好时，企业可以不同程度地扩大投资规模。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时，具有这些期权的项目更具有价值。
（四）衰退期
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十分困难，银行信用贷款收紧，企业筹资能力下降。在企业现金流转不畅、融资困难的条件下，企业的财务状况开始恶化。管理阶层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严重，投资决策中考虑“小集团”利益等问题突出。衰退期的企业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通过业务收缩、资产重组延缓衰退；第二条是通过被接管、兼并等形式完成企业生命周期；第三条是通过新产品、新业务的成功开发蜕变进入新的成长阶段。
衰退期的企业一方面迫切需要投资于新产品、开发新业务或进行业务重组和整合，寻求新的增长点，但由于此阶段企业融资困难，会出现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若企业被竞争对手接管和兼并，将会对经理人的利益构成威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经理人又会迫切地实施反兼并措施，如进一步的扩大规模，增加被兼并成本，使竞争者感到兼并无利可图而放弃兼并等。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的情况发生，出现投资过度。另外，较大的企业规模会使管理人员内部形成利益不同的“小集团”，造成管理控制不力和决策权的分散，更加重了投资扭曲的现象。在衰退期，既要形成新的竞争力又要预防被兼并的双重压力，使得企业可能出现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无钱投资，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优先上马的矛盾局面。
经历了发展的辉煌时期，衰退期企业的股权分散度相对较高，广大的中小股东监督经理人的成本很高，失去了监督的积极性。企业可能就会变成经理人的“帝国大厦”，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随心所欲地作出投资决策，把股东利益抛到脑后。针对衰退期的这种情况，集中所有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Pindada和Torre(2002)发现“集中所有权”的监督缓和了主要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防止了对负净现值项目的投资。因此集中所有权被视为是过度投资的控制机制，使得大股东有监督经理人的决策制定的激励，防止经理人作出不利于股东的分散资金、降低企业价值的投资。但应注意的是，所有权集中度过高也不行，因为掌握控制权的所有者在衰退期会选择“掏空”企业的做法，从掠夺中小股东利益中获利。
企业管理阶层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引起的投资扭曲，主要是由管理内部的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上一级管理部门作为委托人，下一级部门作为代理人，他们之间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造成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争夺利益。解决方法除了对机构进行精简，减少委托—代理层次外，主要还是通过约束和激励机制减少投资决策人的道德风险。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投资决策人作为代理人，其行为受制于委托一代理的契约关系，即受制于投资决策人作出决策而产生的结果和投资决策人本身的利益关系。如果投资决策人的利益对决策结果不敏感或者无关，投资决策人就有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如果契约规定投资决策人对投资决策后果承担责任，则投资决策人就有寻求规避投资的倾向，其行为将趋于保守。因此应建立投资决策者和投资结果相关的契约关系，包括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增大其懈怠或机会主义的成本，可使其谨慎决策，避免投资过度；建立决策者业绩激励制度，决策结果作为各级管理人员考核的硬指标，从而使其决策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成功开拓新产品、新市场。
综上所述，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投资扭曲的方向不同，因此缓解投资扭曲的侧重点和策略也应不同。在分析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时，应根据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的经营特点、财务特征和管理模式，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治理，对症下药，做到投资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