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篇文章

2024-05-05 06:08

1. 鲁迅的一篇文章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7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的一篇文章

2. 鲁迅的一篇文章

《呐喊》读后感 
——自然的身影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3. 鲁迅的一篇文章

    《呐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②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③S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作者住在这会馆里。
④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⑤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鲁迅的一篇文章

4. 急需一篇写鲁迅的文章

我心中的鲁迅


一个世纪的时间有多长?巴金老人用温暖的目光娓娓道来。  
  一个世纪的跌宕就如同一本历史书。这本史书厚重而无悔。激流中总有像鲁迅那般执拗逆流的勇夫站出来,他们把链子从身上拽下来,用一生的气力砸进那条融浸着血泪的河流,有的激起回声,更多的则是无声无息。  
  一个世纪以前是一个黑暗遍地的时代,这一点是谁都承认的。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人是和我们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民,从秦王朝惨绝人寰的活坑尸冢里爬出来的人民,是从清政府九族不赦的文字狱里解放出来的人民,从甲午冲天蔽日地炮火中挣扎出来的人民。上帝轮转出一个不是人间的人间。而自由和反抗在历史中是一个从来不会过时的话题。  
  于是,就像宿命一样,鲁迅放下了自己的解剖刀。是不是他明白了这终究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过于沉重呢?或者是,命运赐予使命的时候,也往往谦恭地暗示。  
  在跋涉的路上,他是孤单的;阴险的对手躲在黑暗里妄想把他和他的执着片甲不留地打回去。被时间磨光心志的人们带着索然的笑容翻开汗青上的这一页的时候,已经被神化的他没有办法找出枯索无味的证据去缄封驳斥者的嘴。先生在我眼里,已经如同茫茫海上的灯塔,出世而独立,却最终逃不掉寂寞的命运。  
  古来圣贤皆寂寞。  
  狂人是寂寞的,周遭满是要暗害他的凶手,自己却无助。世人皆醉他独醒,他注定超凡而活在时代的逆流里。清醒是一种难能可贵,也是一种罪,一种没人理解的痛苦。  
  同时,阿Q也是寂寞的,除了世人对他的蔑笑,只有他是他自己的精神领袖;孔乙己是寂寞的,所面对的只有一片片的奚落,却没有哪怕一个人愿意站着看他写出茴字的四种写法。先生像是故意用残忍的笔锋写下这样无知的寂寞,是自己站在镜子前羞愧的折射,还是领悟,故作糊涂。  
  历史是一面抽象的镜子,当我们用带有时代偏见的狡黠去回望那些悠长模糊的过往,也许谁都有权对它们提出种种尖刻犀利的怀疑,或者是大胆的假设。只是,我们有多少把握自己真正地了解了他。即使是在一个世纪的光阴飞逝之后,他还是那么形单影只。  
  只是鲁迅先生在为人民写作的时候,一定没有设想将来的人们会怎样铺天盖地的评价他。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鲁迅先生同时也是不孤单的。无论是在历史长河中的哪一个分支,都不会缺少“离经叛道”的人。因为尽管是一张张不同的面孔,但下面都掩藏着其实掩藏不住的喧嚣的人的本性。即使人性的领域已经被史前的荒芜一吞而就,也始终会有几个不安份的灵魂在角落蔓延,在废墟上嘶嘶生长。他的背后,有已经略略模糊的范爱农,刘和珍。面容在时空的延转里慢慢褪色,轻若浮沙的名字却怎么也吹不散。  
  还有那些他仇过的猫爱过的隐鼠,看过的社戏和伙伴。它们的职责是完整地把一个我们不曾懂得的先生还原到了我们面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人间的那种血肉情怀,浓烈。  
  总会有人记住他,记得一个不太像的小白象的可爱模样,记忆从他的身上剥离,却没有变软失色。总会有人一直记得那些曾经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属于我们一部分的真实沉重的画面。他有自己的赞同者,追随者和驳斥者。不管声音是如何地不同,是泡沫还是沉甸甸的冥想。  
  我能想象,当一阵充满呐喊的罡风鞭过他的面庞,他的身边不会是孤单的;当他凝视自己充满墨和泪的文稿,也一定希望它们能留下来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种时代氛围下,鲁迅的所失,所望,所求,所怨,成就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性格。坦坦荡荡。他用自己的方式面对,寂寞也好,不孤单,也罢。  
  多少个轮回,多少次风烟,操的已不是当时的口音,见的已不是当时的所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确,一个失去了鲁迅的民族不能忘记深切的悲哀,和当时的记忆;而一个曾经拥有鲁迅的民族,永远不会,也不能,失落梦想与执着。

5. 求有关鲁迅文章

我很少回答这类问题,今天好好的回答朋友,是因为我喜欢鲁迅先生,现在回答如下:  
  鲁迅先生的人文业绩行谊风范,历来多有专门论著,本文仅限于对先生的文章特色略事诠释,或有助于青年们重读“鲁迅”时简练以为揣摩。 
  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 
  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而读鲁迅文,未竟两行,即可认定“此鲁老夫子之作也”。 
  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鲁迅这种强烈的风格特征,即得力于他控制文体之为用。文体,不是一己个性的天然自成,而是辛勤磨砺,十年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圆熟,片言只语亦彪炳独树,无可取代,试看“五四”迄今,谁有像鲁迅那样地一枝雷电之笔。 
  《野草》集,“秋夜”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 
  当“秋夜”被选入国文课本后,全国中学教师讲课时都为难了,怎么也无法解说这两句的巧妙,为什么不是“有两株枣树”,而却要“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呢,孩子们哈哈大笑,鲁迅先生不会写文章——这是鲁迅的得意之笔,神来之笔,从没有人用过此种类型的句法,乍看浅白、稚拙,细味精当凝练,这是写给成年人老年人看的——在文学上,凡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思维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绝处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语化,令人会心一哂,轻轻带过,不劳注目。 
  鲁迅发此一文,文坛为之震惊,它的艺术水准,可谓横绝一时,。论体裁,是西洋的散文诗,论文气,是离骚、九歌的郁勃骀荡。整体深蓝,“非常之蓝”,然后配以粉红(小花)雪白(灯罩)猩红(栀子)苍翠(飞虫),印象色彩,显示出一个画家的眼光和手段来。“秋夜”的调子是非常之蓝的背景,明艳的色点布置其间,读的时候宜一瞥而过,不要纠缠,这样就作者读者两潇洒,留下以后重读的余地。 
  “秋夜”虽偶露戾气,但非荒诞,夜半听到吃吃的笑声,竟发乎自己的嘴里,既魔幻又有深意——他退出自己,旁观自己,以构成美学:“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这三个“即刻”的连续出现,意象和节奏极有力度,而且优美神秘,紧接着在深蓝的夜的氛围中,突然拈出一支猩红的栀子,是画在雪白的灯罩上的,这对比,这反差,越显得诡谲明丽——文章已告完成,但余绪未尽,精彩尚在后头:“我点起一枝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前面先有“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麦子那么大,遍身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这是充分的伏笔,然后挥下最后一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神完气足,寓意深长。 
  再看《好的故事》:“河边枯柳树下几枝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吧,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被拉长,这时是泼辣奔迸的红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 
  此一段的绘画性之强,画家也该钦服,知先生之不尽也。画家都不忘为自己画像,尤其是伦勃朗,单凭他的几幅自画像就可名垂千古。鲁迅先生在其“一觉”篇中有意无意地作出了“文字自画像”,恬漠而庄严,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倦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 
与“一觉”同样写得好的是“怎么写”(夜记之一):“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是我至爱之句,只有鲁迅写得出。 
  鲁迅全集中我尤为钦佩喜悦的作品,谨列如下: 
  孔乙己 
  故乡 
  社戏 
  在酒楼上 
  孤独者 
  伤逝 
  秋夜 
  雪 
  好的故事 
  一觉 
  无常 
  范爱农 
  理水 
  采薇 
  铸剑 
  出关 
  怎么写 
  

求有关鲁迅文章

6. 我需要一篇鲁迅的文章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乾,阮〔王禹〕,应□(“汤”换王旁),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危页〕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7. 求鲁迅文章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期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惶》(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分享给你的朋友吧:人人网新浪微博开心网MSNQQ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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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鲁迅文章

8. 急需一篇写鲁迅的文章

我心中的鲁迅 一个世纪的时间有多长?巴金老人用温暖的目光娓娓道来。  一个世纪的跌宕就如同一本历史书。这本史书厚重而无悔。激流中总有像鲁迅那般执拗逆流的勇夫站出来,他们把链子从身上拽下来,用一生的气力砸进那条融浸着血泪的河流,有的激起回声,更多的则是无声无息。  一个世纪以前是一个黑暗遍地的时代,这一点是谁都承认的。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人是和我们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民,从秦王朝惨绝人寰的活坑尸冢里爬出来的人民,是从清政府九族不赦的文字狱里解放出来的人民,从甲午冲天蔽日地炮火中挣扎出来的人民。上帝轮转出一个不是人间的人间。而自由和反抗在历史中是一个从来不会过时的话题。  于是,就像宿命一样,鲁迅放下了自己的解剖刀。是不是他明白了这终究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过于沉重呢?或者是,命运赐予使命的时候,也往往谦恭地暗示。  在跋涉的路上,他是孤单的;阴险的对手躲在黑暗里妄想把他和他的执着片甲不留地打回去。被时间磨光心志的人们带着索然的笑容翻开汗青上的这一页的时候,已经被神化的他没有办法找出枯索无味的证据去缄封驳斥者的嘴。先生在我眼里,已经如同茫茫海上的灯塔,出世而独立,却最终逃不掉寂寞的命运。  古来圣贤皆寂寞。  狂人是寂寞的,周遭满是要暗害他的凶手,自己却无助。世人皆醉他独醒,他注定超凡而活在时代的逆流里。清醒是一种难能可贵,也是一种罪,一种没人理解的痛苦。  同时,阿Q也是寂寞的,除了世人对他的蔑笑,只有他是他自己的精神领袖;孔乙己是寂寞的,所面对的只有一片片的奚落,却没有哪怕一个人愿意站着看他写出茴字的四种写法。先生像是故意用残忍的笔锋写下这样无知的寂寞,是自己站在镜子前羞愧的折射,还是领悟,故作糊涂。  历史是一面抽象的镜子,当我们用带有时代偏见的狡黠去回望那些悠长模糊的过往,也许谁都有权对它们提出种种尖刻犀利的怀疑,或者是大胆的假设。只是,我们有多少把握自己真正地了解了他。即使是在一个世纪的光阴飞逝之后,他还是那么形单影只。  只是鲁迅先生在为人民写作的时候,一定没有设想将来的人们会怎样铺天盖地的评价他。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鲁迅先生同时也是不孤单的。无论是在历史长河中的哪一个分支,都不会缺少“离经叛道”的人。因为尽管是一张张不同的面孔,但下面都掩藏着其实掩藏不住的喧嚣的人的本性。即使人性的领域已经被史前的荒芜一吞而就,也始终会有几个不安份的灵魂在角落蔓延,在废墟上嘶嘶生长。他的背后,有已经略略模糊的范爱农,刘和珍。面容在时空的延转里慢慢褪色,轻若浮沙的名字却怎么也吹不散。  还有那些他仇过的猫爱过的隐鼠,看过的社戏和伙伴。它们的职责是完整地把一个我们不曾懂得的先生还原到了我们面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人间的那种血肉情怀,浓烈。  总会有人记住他,记得一个不太像的小白象的可爱模样,记忆从他的身上剥离,却没有变软失色。总会有人一直记得那些曾经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属于我们一部分的真实沉重的画面。他有自己的赞同者,追随者和驳斥者。不管声音是如何地不同,是泡沫还是沉甸甸的冥想。  我能想象,当一阵充满呐喊的罡风鞭过他的面庞,他的身边不会是孤单的;当他凝视自己充满墨和泪的文稿,也一定希望它们能留下来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种时代氛围下,鲁迅的所失,所望,所求,所怨,成就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性格。坦坦荡荡。他用自己的方式面对,寂寞也好,不孤单,也罢。  多少个轮回,多少次风烟,操的已不是当时的口音,见的已不是当时的所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确,一个失去了鲁迅的民族不能忘记深切的悲哀,和当时的记忆;而一个曾经拥有鲁迅的民族,永远不会,也不能,失落梦想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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