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这一句话该如何理解:

1.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这一句话该如何理解:

王莽新政的具体措施
1、实行土地国有。
  国家禁止私人买卖土地，并对拥有土地的数量严格控制，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的一律没收。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
2、耕地重新分配。
  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3、冻结奴隶制度。
  对现有的奴隶数量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使其自然消灭。
4、强迫劳动
  凡是无业游民，政府制定惩罚措施，每人每年缴纳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政府强迫其服劳役，并在劳役期间供给饮食。
5、专买专卖和货币、自然资源归中央
  实行酒、盐、铁器政府专卖，禁止私人贩售。剥夺富豪铸币的权力，货币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山上水中的自然资源全部国有，由政府开采。
6、建立贷款制度
  人民因丧葬或祭祀需要，可以向政府贷款，只需归还本金，不收利息。如果因从事农业、商业生产向政府贷款的，政府收取纯利润的十分之一做利息。
7、政府干预经济
  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购买，反之则有政府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8、征收所得税
  政府对一切工商业都征收纯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者平抑物价的资金。
其中后四条可以作为是经济改革的尝试

2. 作者黄仁宇到底揭示了什么历史大规律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

《放宽历史的视界》 (2张)
 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3. 作者黄仁宇到底揭示了什么历史大规律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
《放宽历史的视界》
(2张)
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4.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什么

黄仁宇以其深厚的历史功底、独特的视角以及流畅的运笔，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以及《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他的书内容丰富，有趣味，少说教，可读性强，尤其是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为什么称为“大历史”?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这样写道：“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面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 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 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 除了用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黄仁宇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目前注重实用的教育体制中，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是否真的有必要事无巨细、通盘接受?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对学者思维方法的训练与养成。 
  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历史上很多事情的意义，都要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方看得明白。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和增税的认识。由于封建国家向全部编户齐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基于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就竭尽其力扶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一到土地兼并盛行，政府的财源被阻塞，就引起政局不稳甚至朝代倾覆，而小自耕农更是入不敷出，痛苦万状。增税也总是让百姓怨声载道。因此，从古至今，反对兼并和增税之声，不绝于耳，均视其为祸源。降低税收、与民休息也总是作为历史上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有了数千年历史的纵深，黄仁宇指出：“既不兼并由私人组织，又不增税让政府组织，只好让所有服务性质的事业都没有人做。其平等的悲剧，也就是长时期有系统地在历史上制造全面贫困。”这个见解显然有其独到之处。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就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对于其“大历史”，黄仁宇还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长日坐在地球上，就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大历史”有似天文学家之望远镜，用之观测其他星球之相对位置才能体会到我们自身运转之程度与速率。用“大历史”的望远镜来观察历史，需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一个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与历史的发展过于接近，反而不容易了解它变动的真谛。也因此，他研究的对象，动辄牵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那么，研究的跨度稍短一点如何?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可见，作者自身很清楚其“大历史”的定位。不论宏观和微观都是研究的不同领域和侧面，强调一点并不等于另一点可以废弃不顾。黄之“大历史观”在当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的风气下，为历史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注入了新鲜空气。历史研究者看清历史之大，也能更加客观， 摒弃狭隘观念，用事实发掘真正的关系。这样，“大历史”就不仅代表着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提倡着一种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胸怀。 
  黄仁宇研究历史，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他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使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史料的庞杂与晦涩，因此，他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与写作对于初学者以及非专业人士的历史常识普及均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史学工作者以新视角整体把握历史，提纲挈领，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借鉴。当然，归纳和综合也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了开阔的视野，从而言人所未言，实践了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至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等新名词以及他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则为我们在“大历史”下如何研究提供了借鉴。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有其侧重和局限，只有恰当驾驭这一工具方能促进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5. 黄仁宇所写的中国大历史中的和议指的是什么？

南宋小朝廷被金人打得很惨，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在1141年签订绍兴和议的事情。 
事实是，自从金人南下和南宋交战后，几乎就没有赢过。建炎元年(1127年)第一次攻宋，因东京留守宗泽坚守东京，黄河北又有大量抗金军民，不敢深入。 二年二次攻宋，进至长江，因缺乏渡江准备撤军。三年三次攻宋，金军因预有准备，迅速渡过长江，但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重创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几被全歼。此后宋金角逐川陕，自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年)，金军在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地（都在陕西，甘肃境内）遭秦风路经略使吴玠军顽强抗击，大败而归。此时，南宋政局已渐稳定，于是整饬军备，建立了川陕、荆湖及江淮三个战区，分兵防守，互相支援。使得金军“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此时金军已无力南犯。而南宋也开始转入反攻。绍兴四年，岳飞率军攻刘豫，收复了襄阳六郡。当年秋，金、齐联合攻宋，东在承州(今高邮)，西在庐州(今合肥)，分别为韩世忠、岳飞军击败，金全线撤退，淮南地为宋全部收复。六年，宋军攻齐，收复了商、虢(今陕西商县、河南卢氏)二州。此后中原就是岳家军的天下了。金人在黄河以南几乎无法立足，如果不是南宋政权对大好形势估计不足，也可能是赵构的私心作怪，南宋收复全部国土也不足怪。而绍兴和议在大胜的情况下，把大宋陕西，甘肃，河南的大片国土割让给金国，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史上，实在算是件最莫名其妙的事情了.

6. 应该怎么去评价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和论述方式？

在我看来，黄仁宇的《万里十五年》倒更像是小说演义，学术性的内容还是不够深入，虽然有对明朝末期社会的分析、朝政的剖解、从皇帝到阁员、其他官员的心态描摹，但是也只能当做小说来看。另外作为一名学者，从事研究首先要客观冷静，不偏不倚。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7. 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 
                                          
 【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褒贬参半，解读各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主张要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本文试图从黄仁宇众多著作中简单提炼关于大历史观的形成原因，对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原因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抗战结束，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 年毕业，被派往国防部。但具体的工作，黄先生并不太感兴趣，按黄先生的话说，是“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他于是毅然在 1950 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这一年，黄先生已经 32 岁，他从本科开始读，到 1954 年，获得学士学位，到 1957 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 1964 年，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 50 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之后，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 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研究工作。1980 年黄仁宇被纽普兹分校解聘后，专事写作。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关于黄仁宇大历史观形成原因，有多重因素组成，具体的有三部分：
  
  一、主观原因 
  
  1.个人经历 
  
  黄仁宇说：“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黄仁宇曾说：“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读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他在总结自己大历史观生发的原因时，将之大部分归因于“命运之安排”。
  
  典型的两个生活的例子，比较恰当的说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他的亲身经历与经验有关。一个是他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时，为了补充兵源，曾到乡下抓壮丁。他提出疑问：“何以一千多年和两千年来统治者不把被统治者当作人的做法，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依然存在？”对此，他的解释是关键在于“以大批小自耕农作税收基础，收入有限，无法支持现代型的政治”。黄仁宇的结论是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才能看清问题，要了解现今的中国，最少也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四百年。
  
  另一个例子是在教学期间，紧凑的课程安排，使得他必须在短短 50 分钟内讲述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他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是每次复习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需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正是在美国教书的经验，使黄仁宇具备了大处着眼、化繁为简的功夫，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其大历史观的产生。在写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之后，这种宏观及放宽视野的观念则臻于成熟。
  
  2.民族气量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源于一个中国人站在高度对苦难中国的深沉思考。黄仁宇认为：“大历史的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化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因此黄仁宇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黄仁宇希望找到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将中国进行货币上的管理，扩大参考架构，这样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黄仁宇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
  
  二、客观原因 
  
  1.父亲影响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潜在的内在因素来自他父亲黄震白的教导于影响。黄震内生于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清末加人了“同盟会”，先后经历了共和时期、反袁世凯帝制的二次革命时期，并经历了袁世凯死后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也许是遭遇了太多变故，黄震内逐渐养成了凡事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给儿子黄仁宇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黄仁宇哪怕在极为冲动的时刻，也还是会像父亲一样慎行事。父亲还让黄仁宇认识到，虽然自己参过军打过仗，甚至还受到过政府的表彰，但归根结底是个历史幸存者，而非英雄。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跳出自己的狭小世界来看历史。历史局势变幻莫测，置身其中的人往往当局者迷，只有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彻。父亲的教导不仅让黄仁宇具备了一个史学家的视野，最重要的是让他在面对自己的人生处境时，有了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一个人之所以对世间之事有情绪，大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有关，但如果以一种跳出红尘的“冷眼旁观”的姿态看待，就会释然很多。父亲对他的教导让他一生受益无穷。黄仁宇说：“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许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间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 又说：“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的确，黄震白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引发黄仁宇的思考还是直接的教导引发确实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产生影响很大。
  
  2.时代背景 
  
   黄仁宇生活的时代里，中国战乱动荡、政局不稳、摇摇欲坠的几十年，世界从“二战”到“冷战”的历史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黄仁宇不断思考短期与长期、个人与集体等中国未来命运。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使他关注历史发展趋势时，不得不把视界放宽，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站在高度看待东西两方文化与各种差异，这种将东西文化相并区分糅合的看待就使黄仁宇的历史观具有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特点。他解释之所以称大历史：“是因为只有大才能容，只有大才能找到解释得通的道理”。在中西两种文化环境中，黄仁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环境的熏陶。正因如此，他“才对东西两方社会有了一段切身可靠的认识”。在东西方的比较中，黄仁宇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迟滞消极，西方国家的积极变革，而且他强调“我们光是抓着两方一人一事而比较，是比较不出其所以然的”。于是，他一再申明，要在“大历史”的范畴上探讨中西历史的进程，才能厘清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明了历史发展“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 
  
  三、其他学派 
  
  1.年鉴学派 
  
  从黄仁宇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 其学术思想的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 1902 ～ 1985 年)的影响。“整体史”观的概念是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之一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 并经第二代领袖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努力与创造从而成为影响整个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种史学范式, 即整体史观的年鉴模式。他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 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而地理、气候 、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 ,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可以看出, 地理学的 、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整体史观并不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政治决定论, 而是要求建立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即提倡史学多元化发展。黄仁宇借鉴“长时段”概念而提出了“长时间”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同样秉承了年鉴学派所主张的跨学科、忽视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的信条。他曾总结说，布罗代尔的“整体史”（total histroy）和其“大历史”相似，都不带政治成见。需要注意的是，黄仁宇也同时深受这一学派包容多元化史观的影响，在大历史观的阐释中更多地体现了不拘成见、尊重异己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大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2.剑桥与哈佛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和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直接影响了黄仁宇学术思想特别是大历史观的形成。哈佛学派并没有给黄仁宇可资吸收的理论源泉，但出于对他不同意的史学观念的反向思考反而提出了大历史观。黄仁宇指出：“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黄仁宇又说：“1970 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 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黄仁宇是一个注重综合的人，正是这种反面的刺激，激励了黄仁宇在研究时更主张综合和归纳，于是产生了大历史观。
  
  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则使黄仁宇受益匪浅。有着经济社会史研究传统的英国，使黄仁宇的史学观念找到了皈依。尤其是与黄仁宇私交甚好的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方法，正暗合了黄仁宇的学术追求。以综合归纳为主导，是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所体现出的重要特点。1967年 7 月，黄仁宇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参加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计划，之后他们一直书信联系，他给黄仁宇简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风格和他的史观。黄仁宇说：“李约瑟不受限于任何预设的想法，也没有选择性的视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许多精巧的发明，不但中国政府官员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现代科学家也无从得知。经过长期观察，社会能否适应科学的问题因此浮现。在李约瑟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迹，也是耻辱。……我读到这些段落时，感到非常高兴。就我自己的观察，中国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没有足够的‘连结环扣’来串连 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我的观察正符合院长的立论。”又说：“我在1972 年至 1973 年的一年居留剑桥……1974 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英国学术界尤其是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黄仁宇的指导与交流，让其在无形之中踏上了寻找大历史观的征途。

8. 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

以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的历史 。这是黄仁宇几乎所有历史著作的核心，理解这句话你几乎就能看懂他的所有知识体系。
  
 黄仁宇在中国实在太有名了，很少有近代的某个学者能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欧美都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更少有学者能够得到专业学者和非专业大众读者广泛的赞誉，黄仁宇则是这少数中的少数传奇。这与他曲折传奇的经历有关：他生在革命年代，抱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目的选择读工科成为工程师。又在青年面临外族入侵而辍学，便和大多数理想主义知识青年一样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转战缅北，还幸运地活了下来。解放战争初期随远征军编组的新一军、新六军两大国民党王牌部队进入东北担任参谋，仅仅三个月就被选派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习，又侥幸躲过了新一军、新六军在辽沈战役的覆灭，从此又开启他后半生浪迹海外，卸甲从文的路程。等到他在80年代初在美国学界声名鹊起时，又恰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百花齐放，各种思潮涌入，他因为曾经与一些革命先辈有旧，他的书成为最早从欧美引进的学术著作。又因为他早年在国民党的经历，他的学说在台湾也成为众相追捧的经典。
  
 正是这样伴随国家巨变的经历，让黄仁宇跟他所在的那一代甚至几代人看待历史都更是带着问题去学习，而非当下大部分人将历史当成娱乐的谈资。他们学历史首要目的是解答为何中国近代会为世界主流文明所遗弃？为何中国会衰落至斯？为何中国的革命最终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来那么多次的转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通向哪里？
  
 而要解答这样宏大的问题，他的视角就不能局限于西方史学研究常用的 分析法 ，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显微镜去看历史，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以一个大视野的角度着眼，用他的话说叫用望远镜看历史，是一种 归纳法 ，这就是他的 大历史观 。
  
 这种大历史观其实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做学术讲究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但当你把研究的领域覆盖面铺得太广了，你就很难去归纳总结其中的共性。因为历史的线索是纷繁复杂的，到底哪条线索是主因，哪条线索是次因，就像许多力作用在一个物体导致其向某一个方向运动，你需要分析这个合力可以分解为多少个分力，每个分力的方向和大小。所以严谨的西方史学研究也是以断代史为主，很少动不动写本书总结英国、法国上千年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属性，更何况是中国这个比英法大不知多少倍，历史长数千年的文明大国、古国。
  
 大历史观这种提法在中国史研究中不算最新，其实在黄仁宇之前的钱穆，在抗战期间编纂的《国史大纲》，旨在救亡图存中唤起中华学子的历史观，也是以一种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用归纳法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但钱穆的历史观还是更多从中国传统史料入手进行的归纳，而黄仁宇的视野则更有国际性，这种国际性视野就表现在他不断强调的“ 技术 ”。
  
 简而言之，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像一个“ 三明治 ”，上层是少数精英组成的系统化的 官僚集团 ，底层是庞大的农民组成的 乡村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农村。而这个中间的连接起官僚集团统治阶层和底层农民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就是“技术”，也就是统治阶层如何通过一种“技术”来整合底层的资源的问题，这个“技术”整合效率是多少的问题。这就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最重要的论点。
  
 黄仁宇认为，农耕文明中国的“技术”是一种表儒里法为核心的道德统治手段，也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所倡导的以德治国，这种“技术”是维持农耕社会中央集权运作的最低成本机制，简言之，这种 运行机制运转成本很低，但组织效率也很低，在农耕时代早中期比较具有竞争优势，而一旦要面临向更高效的工业化转型则困难重重 。
  
 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这种机制大约成型于秦汉，至汉末运行崩溃。在魏晋南北朝经过外族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再次整合，在隋唐被再次发扬光大，随后又在外扩中又走向瓦解。此后中国的文明转向内向型发展，在宋代大胆采用重商主义改良了之前的机制，但又因为“技术”不成熟，导致改良失败，进而导致中国文明走向更封闭的方向发展，这条路最早是越走越窄，在万历十五年其实已经显现了这条道路被西欧发展路线摔在了身后，预示了两百多年后的大危机（这便是他的另一本名著《万历十五年》的主旨），直至清代完全走到一条死胡同，必须靠着外力打破死循环。这大致就是黄仁宇以“技术”视角分析的大历史观。
  
 总得来说，黄仁宇的历史观受到了西方直到20世纪初还流行的“ 中国停滞说 ”的影响，都坚持中国文明在农耕时代很早就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官僚体制和与之配套的精神文化，但这种早熟体制和文化也导致了中国的工业化转型艰难，以致中国在16世纪对比欧洲普遍开始工业化转型时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甚至更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从秦朝建立完备的专制统治开始就是一个自闭的循环，没有发展。无论是后者这种极端的停滞说，还是黄仁宇的有变化但最终死循环的停滞说，其实都在今天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的中国历史研究新成果中受到不少挑战。
  
 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复杂的，想用一个规律解释几千年的历史，难免容易走到大而化之，以偏概全的路子上去。不过，黄仁宇的大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种宏观的视野，可以跳出中国传统的历史天命论和西方历史西方中心论的谬误，去比较中国历史发展和西欧历史发展的异同。另外，要更深层次理解他的大历史观和中国农耕社会的运作，不妨在阅读《中国大历史》之余再参考黄仁宇的另一本书《万历十五年》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前者主要解析黄仁宇“三明治”理论的上层——官僚集团的运作机制，后者主要解析“三明治”的下层——中国传统农村的运行机制，再回过头结合这本书的“技术”，基本上可以吃透农耕中国这个“三明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