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通敌卖国，导致明亡”，历史上真是这样吗？

1. “晋商通敌卖国，导致明亡”，历史上真是这样吗？

明朝中期以后，晋商开始活跃于商业活动中。在明朝的商人中，晋商无疑是势力最雄厚的。其实，晋商的崛起只是从明中期开始，早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山西的商人就多次资助朱元璋，在这样的扶持之下，朱元璋也是投桃报李，给了晋商一个“盐引”文书，有了这个晋商从此就可以进行合法的盐铁贩运了。要知道，在古代，盐铁可是战略物资，自汉武帝时，就开始命令盐铁官营。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太暴利，堪比今天的军火毒品利润。晋商靠着这个通商特权，势力迅速崛起。成了明朝商业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支队伍。

由此可见，晋商的发家是离不开明朝历代政策的支持。后来明朝灭亡了，晋商凭借着家底子在清朝依旧稳健发展，甚至在清末慈禧光绪逃跑之时，晋商乔致庸还响应老佛爷号召一下子捐了十万两白银给她度过年关。慈禧为此还亲赐了一块“福种琅嬛”的匾额，让乔致庸在混乱的年代之中还能带领晋商再上一层楼。当年受朱元璋恩情的晋商，最终报效给了慈禧，对老朱家来说还真是极为讽刺的一件事。不过明朝灭亡几百年了，晋商为国出点力其实也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要说晋商卖国，笔者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

首先，晋商的经商活动完全合法。这是明政府明文支持的商业活动，如果非要把明朝的灭亡跟晋商扯在一起，那唯一能说通的就是晋商曾经在山西边境地区开展了针对东北和蒙古草原的边市贸易活动。晋商常年活跃于山西边境地区，用他们手中的盐铁等物资，换取东北地区的牛皮等特产。从中赚取差价，这只能说是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断然还牵扯不到卖国通敌的高帽子。


其次，当时与清朝互通贸易的不只是晋商一个势力。据史料记载，当时与清朝贸易往来的有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北，苏州等地的商人，他们统一在抚顺城交易。努尔哈赤起兵后，发了一纸文书，叫做“七大恨”，网上有人据此认定是晋商将这个文书带到内地，这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一来若是明朝真有民心基础，他努尔哈赤胡编乱造一个文书就能明朝灭亡，那还要那么多的士兵干嘛？二来，真正将这份文书带到内地的也并不是晋商，而是东厂的一个太监。这一点《明神宗实录》有明文记载。

最后，晋商即便确实是跟努尔哈赤贸易了。但并非是交易的盐铁等战略物资，而大多数都是一些丝绸等日用品。这一点有皇太极的口述《满文老档》记载，一件做衣服的丝绸就可以使诺大的明朝灭亡，那这样的明朝也太不堪一击了吧。况且打仗所需的铁矿石，人家努尔哈赤根本不需要明朝来提供啊。当时努尔哈赤早就自己开矿炼铁了，至于盐的话，更是可以自给自足。

2. “晋商在明末通敌卖国，甚至明亡都有晋商的责任”这种说法有几分真实性呢？

1570年，隆庆四年，明朝重臣王崇古改任总督山西、宣、大军务，力主与俺答议和互市，自是边境休宁，史称“俺答封贡”，“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谓“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
1571年，隆庆五年，明朝册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同年开放通贡互市，张家口就成了最早对蒙古开埠的边塞贸易口岸。除了官市之外，王崇古还推动民间明蒙贸易，由此在明蒙议和的形势下，明朝与蒙古贸易规模越发庞大，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注意，明朝与与土默特达成和议，却没有与察哈尔蒙古达成贸易条款。努尔哈赤崛起之后，抱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明朝才与女真死敌察哈尔蒙古达成贸易协议。努尔哈赤崛起过程中，明朝还曾与拉拢和扶植海西女真叶赫等。总之，明朝贸易制裁大棒并不僵化，反而表现的非常灵活，使用贸易拉拢分化打击敌人这一手，用得非常熟练，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就是被明朝逐渐削弱的，在明朝的基础之上，皇太极与清朝才能较为轻松的摆平蒙古。


17世纪初期，经过明朝200多年分化拉拢和打击，蒙古内部互相倾轧争斗不断。1627年开始，喀喇沁——土默特联军与察哈尔部，在张家口外、归化城（呼和浩特）等地多次交战。由于察哈尔部势力强大，喀喇沁逐渐不敌，于是向后金皇太极求援，后金再次西征。
1628年九月、1629年十月和1632年五月（崇祯五年），后金发动了三次西征，其中最后一次来到了归化城。后金来到归化城之后，有一个意外收获：利用土默特部名义，与明朝展开合法的贸易。
冒用其他部落的名义与明朝贸易，这叫做“挟贡”、“挟赏”，在当时来说极为普遍。明朝关闭与察哈尔贸易通道之后，察哈尔使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等的名义，对此明朝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追究。
因此，冒土默特之名的后金与张家口晋商贸易时，明朝地方官员应该有所耳闻，只是默许了这一行为。比如，1643年清兵第五次入口后，皇太极写信向朝鲜炫耀战果时提到“以地处甚远，令其各安地方，仍与汉人贸易”，当时明清关系势如水火，却张家口的明清贸易依然如火如荼。
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认为：一，我们熟知的晋商八大家，就是在这时与后金发生了联系；二，明朝晋商与后金的贸易，属于符合明朝外交政策的合法贸易，只不过是钻了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空子，说他们卖国纯属子虚乌有。


那么，晋商与后金（后来是清军）的贸易，真的只是打了擦边球的合法贸易吗？
商人千里只为财，既然明朝没有特别的贸易禁令，后金打着土默特部名义与明朝贸易，尽管肯定是商业道德败坏，但至少就当时的法律层面来说，也能勉强说得过去，毕竟法无禁止皆可为。
但，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贸易吗？
《明会典》中记载，“有假此（马市贸易）窥觇虚实者，中国罔利之徒，与直结交，甚至窃买军器，泄露军情，虽有监市分守等官，势不能禁”。可见，明朝尽管没有禁止贸易，或明朝官员体系中不少人与这种贸易有利益关系，而导致明朝没能禁止明金贸易，但至少在法律层面说的很清楚：禁止军器、情报等交易。所谓“窃买”，反过来说明了明朝有过禁令，否则何须从“中国罔利之徒”手中窃买？
其实，明朝与蒙古或女真的贸易禁令中，一直有不准交易铁器的禁令，即卖一把锄头给对方都是违法。另外，粮食、食盐等很多战略物资，也在禁令之中。

3. 晋商在明末通敌卖国，甚至明亡都有晋商的责任，这种说法有几分真实性呢？

明清时，张家口有一个山西介休籍的范姓富商家族，就是靠和满蒙地区做生意发的家。都说富不过三代，这个家族最终传承了十几代，后人做到了清朝的太仆寺卿，二品大员。
起初范家也是介休走西口的普通商人，但是明初朱元璋对漠北用兵，实行了食盐“开中法”。也就是商人帮助朝廷把粮食运到边境前线，然后换取“盐引”（食盐特许经营许可证），可以做原本由朝廷垄断的食盐专卖的生意。
范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的家。范家逐步发现了更大的生意可做，那就是跟草原上的蒙古人做生意。蒙古人除了马匹什么都缺，内地的东西，盐、茶、瓷器、丝绸、布匹、铁器，等等，只要能运来，就有销路。
明朝对蒙古各部时打时和。无论是打是和，对于范家而言，生意却越来越兴隆。榷场贸易，就大量跑货；边境封锁，就囤积居奇。
范家在张家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做出了口碑，成为了张家口有名的“晋八大商”。范家传到第七代范永斗这一代的时候，历史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


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讲信义，人称"贾于边城，以信义著"。他是张家口跟满蒙做生意最大的商家。他不但垄断了当时河东、长芦盐业这些传统基本盘，而且还在后金的帮助下，垄断了东北的人参收购。
而人参是明朝宫廷流行之物。努尔哈赤也不过只拥有50道敕书，可以直接到京城贸易人参，供应远远赶不上市场需求。所以大量的人参通过范永斗等晋商的渠道流入京城，范永斗等人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4. 历史: 由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在明后期，极大程度的促成了明朝的灭亡.为何这么说？晋商帮清灭明不能说明

商人一称始于周初，是商朝遗民，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他们喜好等价交换，后来，在君主集权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商人的地位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且愈演愈盛，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后有所好转，但由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在明后期，极大程度的促成了明朝的灭亡.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这些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在大明朝实施海禁的时候，东北的后金出了个励精图治有鸿图大略的大汗努尔哈赤，他通过多年的征战，统一了东北地区。将东北收为后金的国土后，努尔哈赤便把入主中原定为后金的基本国策。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就必须积蓄军力，扩充军备，就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此时，经过多年的征战，后金国库空虚，负担不起庞大的军需开支。这时候，努尔哈赤把目光投向了晋商，他向经常往来于中原和后金之间进行买卖的山西商人伸出求援之手，请求借予巨额钱款，他开出的利息是比较高的。商人的本质是追逐利润，既然回报丰厚，有巨利可图，国家社稷的前途就不放在心上了，这些晋商大亨们很爽快地答应了努尔哈赤，给后金提供了巨额借款。为了表示还款的信誉，努尔哈赤向借款的山西商人出具了盖有龙玺的借票以为证据，这就是传说中的“龙票”。
晋商的发迹始于明朝建国之初。明朝建国后，国防的重点在北方，主要是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朱家王朝在北方边境部署了上百万的军队，这就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质。为了解决军队的物质需要，朝廷以盐引为酬谢，鼓励商人把粮食草料运输到边塞，这就是明朝的“开中制”。所谓“盐引”，就是在政府专控盐业的条件下，获取购买销售食盐的额度凭证。
山西商人敏锐地捕捉了这个商业机会，他们从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地区将粮食运往北部边镇，以换得“盐引”，再折身辗转两淮、河东、四川等地出产食盐的地方凭“盐引”购买食盐，最后到全国其他地方出售食盐获利。
这是非常艰辛的商业历程，需要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好在山西商人吃得苦耐得劳，能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疲劳，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凭借自己的勤劳外出博取自己的幸福人生，挣了很多的钱，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商业帮派——晋商，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满清入关前，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与满清进行商业交易，那时候，和满清做生意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风险越大，利润也越丰厚，总有不怕苦不怕死的山西商人不顾明朝政府禁令，跋山涉水与满清进行贸易，为满清政府和百姓提供各种生活和军需物质。这些商人中，最著名的有八家，分别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都是大财阀，其中最显赫者是范家。后来，清王朝入主中原后，清世宗接见了其中最著名的八家，并御封为内务府的皇商。为了表彰晋商对大清建国的贡献，清朝把北方边境的贸易经营权全部给予了晋商，不许他人染指。具体做法是发给晋商龙票，凭龙票进行边境贸易。
努尔哈赤死后，清太宗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后金”为“大清”。皇太极十分钦佩山西商人的拼搏奋斗精神，更为他们的财富所吸引，皇太极继续和山西商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承诺将来入主中原后，所借银钱加利息一并奉还。因为，他知道山西商人的势力遍及中原各地，和山西商人搞好关系对入主中原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同时，他大力支持山西商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他们来做生意，给他们提供极大的便利，利用他们储备军用战略物质，还发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间谍，利用他们刺探大明王朝的军事经济情报，了解和掌握明朝的一举一动。
在晋商的帮助下，满清装备了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部队，粮草准备得非常充分，做好了入关攻打明朝的全部准备。终于在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满清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攻占京师（今中国北京），开始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
所以，晋商在满清灭亡明朝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晋商的财力，就没有满清军队的骁勇，满清就不可能战胜明朝夺取汉家天下，说晋商是明朝的掘墓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5. 晋商与徽商两大商业势力的兴起，与明朝实行的什么有关

　　1，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李宏龄：《同舟忠告》）而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
　　2，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但二者在选才范围上存在差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拔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勤苦、谦和、忍耐、变通、俭朴、知义理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茗州吴氏家典》载：“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其他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
　　3，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
　　4，在经营理念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赚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导孩子为官，把成功希望寄托于官场上。
　　5，在经营内容上：晋商以票号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徽商崇尚文化，亦儒亦商，培育“贾而好儒”的品格，主要以钱庄为主，经营盐、茶、木，或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
　　6，在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及以北等地发展；徽商主要在两淮、江浙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或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
　　7，在经营方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是从小商小贩作起，精打细算，资本逐步积累，稳定发展，且各成体系；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

6. 明朝中期，徽商，晋商纷纷暴富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明中期白银逐渐成为固定的流通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增长，为大商家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

　　晋商、徽商在兴盛时间上略有不同。
　　晋商最开始的崛起，依靠“政策”与区位优势的结合。
　　明朝时期，为了维持山西北部内蒙南部的边界驻军的部队给养，允许军民“互市”，也就是在部队驻地形成了市场。这个时候山西商人利用区位优势，将内地的货物贩运至边疆，赚到了第一桶金，在全国各地成为了最先富起来的一小批人。

　　徽商兴起，依靠区位优势，临近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大市场——长江三角洲最近。
　　长江三角洲是徽商经营获利的主要场所，在这里曾有“无徽不成市”之说。
　　集汇绩溪、敦县、休宁、婪源四邑水源的新安江横贯其境，沿新安江而下可达杭州，进入江浙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这里还有内河航道，通过内河可以连接苏、松、常、太各府州，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水网，徽州与长江、鄱阳湖、钱塘江开始连为一体，水的开放突破了山的封锁，由于水路运输都是顺流而下，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如此良好的条件大大促进了徽商的发展。

　　知识拓展
　　晋商
　　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俄罗斯、日本、韩国）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徽商
　　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晋商徽商的宅邸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
　　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
　　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

7. 明清第一商帮晋商，最后是如何走向没落的？

晋商在商界称雄五百年，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到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地缘、血缘、姻缘家族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清朝乾隆末年，出现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
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一旦时局动荡，贵族官僚提款，票号不敢拖欠，但贷给钱庄和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

正是因为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
山西商人在经营获利之后，缺乏创新意识，知足常乐，取而散之。晋商开始赚得的钱财主要是捐输助饷，购地置产，办学赈济，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 藏，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奢侈消费。

后来少数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投向铅矿、曲枋、池盐、植棉，以至机器采矿业，实现了商品经营资本(如茶庄、布庄、绸缎庄、颜料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如当铺、帐庄、钱庄、票号)相互渗透、混合生长，首开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结合之先河。
但是后者只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因为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而言之，出现了认知危机，又缺乏竞争的文化、创新的文化氛围、独立的商业人格和良好的监督、激励机制，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也不能保证事物沿着良好的路径演化。
晋商的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合力的综合结果。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晋商的演进发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进的。

8. 明朝后期为什么要默许八大晋商把大量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输送给皇太极

大明是比较开通的朝代，就转而利用商人。于是，大明出台一项制度，鼓励商人将大量物资运到边塞去。当然，这不是白运，国家会给商人食盐的特许政策。也就是，你如果将大量物资运到边塞出售，无论你赚钱还是赔钱，国家就给你一定数额的食盐贩卖的指标。晋商始终和国家以及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说通俗点就是官商勾结。然而，明末国家一片混乱，财政崩溃，晋商的生意做不了啦，勾结什么官员也没用。眼见坐吃山空，晋商突然发现一个门道可以赚到暴利。这就是：将物资销售给敌国满清。【摘要】
明朝后期为什么要默许八大晋商把大量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输送给皇太极【提问】
大明是比较开通的朝代，就转而利用商人。于是，大明出台一项制度，鼓励商人将大量物资运到边塞去。当然，这不是白运，国家会给商人食盐的特许政策。也就是，你如果将大量物资运到边塞出售，无论你赚钱还是赔钱，国家就给你一定数额的食盐贩卖的指标。晋商始终和国家以及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说通俗点就是官商勾结。然而，明末国家一片混乱，财政崩溃，晋商的生意做不了啦，勾结什么官员也没用。眼见坐吃山空，晋商突然发现一个门道可以赚到暴利。这就是：将物资销售给敌国满清。【回答】
努尔哈赤等人悬赏巨资要求晋商和他们做生意。但晋商一是因为暴利，二是判断大明就要垮台，试图勾结满清以获得政治资本，还是走私给满清大量积蓄的物资。在清朝入关前，晋商同满清的物资贸易，都是借助蒙古土默特的作为中间人。晋商只在大同和张家口卖物资，利用的是当年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有利条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