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银行的利率一直是负利率吗？

1. 日本银行的利率一直是负利率吗？

日本地产泡沫从1991年自东京开始破裂，迅速蔓延至日本全境。直到今天都没有起色。
日本电子行业、汽车行业失去竞争优势。
资金需求不旺盛，只能维持低利率刺激经济。
马克思的利率决定理论是从利息的来源和实质的角度，考虑了制度因素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的利率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利率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换形式。利息的独立化，对于真正显示资金使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有积极意义。


扩展资料：
利率的调整，实际上是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在确定利率水平时，主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物价总水平
这是维护存款人利益的重要依据。利率高于同期物价上涨率，就可以保证存款人的实际利息收益为正值；相反，如果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存款人的实际利息收益就会变成负值。因此，看利率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名义利率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正利率还是负利率。
二是利息负担
长期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发展的资金大部分依赖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的变动对企业成本和利润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因此，利率水平的确定，必须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
例如，1996年至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极大地减少了企业贷款利息的支出。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减少企业利息支出2600多亿元
三是利益
利率调整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和银行上交财政税收的增加或减少而间接产生的。因此，在调整利率水平时，必须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
银行是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存贷款利差是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利率水平的确定还要保持合适的存贷款利差，以保证银行正常经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银行利率

2. 什么是负利率政策

3. 现在欧洲和日本央行实行负利率，所谓的负利率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负利率”实际指的是各国中央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它是经济活动中各种资金成本计算的基础。举个例子而言，银行的贷款利率就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一定比率。此外，基准利率也是衡量金融资产价格或投资收益的基础，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金融市场中。也正因为基准利率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也成为了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国家可以放松银根，即降低基准利率，从而使企业更加愿意去贷款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而一旦国家觉得经济发展过热，金融市场投机严重，那么央行就可以提高基准利率，减少市场上的流动资金，从而达到给经济降火的效果。

       在经济学上，央行公布的利率实际上只是名义利率，所谓的名义利率或者名义价格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在市场中看到的利率或价格。但是这种利率或价格并没有反应货币的真实购买力，简单的说由于物价的上涨，年初的一块钱能买到的货物到了年底可能就买不到了，这个价格上涨的比率我们称之为通胀率，也就是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由于通胀的存在，货币就会发生贬值，我们看到的一块钱实际上的价值随着CPI的提升就已经不足一块钱了，它的真实价值是1块钱相应扣除价格上升的幅度。名义利率也是如此，只有扣除通胀率的利率才是真正的利率水平，也就是实际利率。当然，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的都是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主要是用于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

       所以，通过上述论述大家就可以明白，有些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负利率，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用了0%的基准利率，当然这是名义利率，当其扣除这个国家的通胀率后，就变成负利率了。这主要是一些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疲软，国家为刺激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极端手段。

4. 日本银行的利率一直是负利率吗？

日本地产泡沫从1991年自东京开始破裂，迅速蔓延至日本全境。直到今天都没有起色。
日本电子行业、汽车行业失去竞争优势。
资金需求不旺盛，只能维持低利率刺激经济。
马克思的利率决定理论是从利息的来源和实质的角度，考虑了制度因素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的利率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利率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换形式。利息的独立化，对于真正显示资金使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有积极意义。


扩展资料：
利率的调整，实际上是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在确定利率水平时，主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物价总水平
这是维护存款人利益的重要依据。利率高于同期物价上涨率，就可以保证存款人的实际利息收益为正值；相反，如果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存款人的实际利息收益就会变成负值。因此，看利率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名义利率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正利率还是负利率。
二是利息负担
长期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发展的资金大部分依赖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的变动对企业成本和利润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因此，利率水平的确定，必须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
例如，1996年至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极大地减少了企业贷款利息的支出。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减少企业利息支出2600多亿元
三是利益
利率调整对财政收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和银行上交财政税收的增加或减少而间接产生的。因此，在调整利率水平时，必须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
银行是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存贷款利差是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利率水平的确定还要保持合适的存贷款利差，以保证银行正常经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银行利率

5. 日本实行负利率为什么会引起股市暴跌

负利率时代对日本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从利好方面来讲，对做多日元的空头是一个打击，对日本拉动本国经济解决老龄化社会当中养老资金的短缺可能会是一个弥补，同时也让日本能够稳定当前的证券市场，防止资产负债进一步下滑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竞争性贬值已经开始，后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如果日本推行负利率并且进一步扩大的话，首先会导致日本普通居民的资产进一步损失，同时也会导致本就已经很低的日本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这都是日本政府和民众不愿意看到的。
日元贬值的连锁反应是利好还是利空？ 背景资料：对于美国来讲，希望美元继续成为强势货币，中国在去年年底加入SDR对于美元还是有一定冲击的。美联储的加息也是希望让美元进一步走强，而美元越强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能力也就越强。如果日元在这个时候贬值，对于美元走强包括吸纳国际资本到美国是有帮助的。一方面，此举可以让美元被动强势；进而让“强势美元”在美联储暂时不加息的情况下，得到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则可以提振全球股市，进而缓解国际资本的避险情绪，而只要大家不再恐慌，那么就不会选择抛售股票去避险，而这种情形对于阻止美国股市继续下跌，显然是大大有利。
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短期之内好像日元在帮美元，但如果从长期来看，日元贬值对美元就是一个坑。说白了，日元的再次贬值，势必会引发其他外贸大国的货币跟风贬值，而美元只会继续走强，而不是走弱。如此一来，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产品，价格无疑将越来越昂贵，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本土的那些制造业产品，其他国家并非没有替代品。比如，大飞机方面，欧盟有空客，中国在去年刚刚总装下线的C919则是后起之秀；汽车方面，欧盟、日本、韩国亦都不弱……所以当日本实施负利率后，美国本土制造业未来的结局只会有两个。要么被其他国家的工业产品挤破产；要么迁出美国，前往成本更低的地区，比如墨西哥、东南亚甚至中国等等国家。而这两个结局不论出现哪一个，都会让美国的实体经济进一步空心。再者，日本此举对全球股市暴跌一事来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在随后的日子里，反而有可能加剧全球股市的动荡。那么日元贬值对美元、欧元甚至人民币又会形成那些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对中国是利好还是利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经济问题专家陈凤英：
我认为是利空，是负面溢出效应。首先在汇率方面，日元贬值会引发新一轮贬值潮，对亚洲货币将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日元是亚洲货币，而亚洲货币实际上是美元圈。虽然我不认为已经达到“货币战争”这么严重的程度但一定会出现货币的竞相贬值，结果就是美元升值压力提升。
从美国政府来讲，不希望美元升值这么快，因为这样会打击美国的国际竞争性。现在很多评论认为美国经济很好，其实并不好。因为事实上美国还在依靠国际市场来拉动国内制造。如果美元升值过快，竞争性优势就会明显减小。第二，日元贬值引起了不确定性，美联储的决策就更难了。美联储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将连续七年的零利率提升了25个基点，如果从原则上讲，预计2016年会有3次或者4次以25个基点为标准的加息，但是这个步骤现在被打乱了。新一轮非美元货币的竞相贬值使得美国要考虑是不是还要加息，如果加息美元就会继续升值。现在美国并不担心资本更多流入，他不需要更多资本，他担心的就是美元升值过快影响竞争性。所以现在这种局面在2016年美联储至多可能还有1到2次加息，做不到4次加息的速度了。
当然对亚洲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局面更是不希望看到。因为我们的竞争性货币就是日元。日元贬值所有亚洲货币会竞相贬值，对人民币也是这样。人民币现在正在和美元脱钩走向一揽子货币，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必须实行汇率自由浮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的贬值和升值都应该由市场决定，现在日元贬值，人民币相对也会存在很大压力。所以把我们的政策也给打乱了。所以很多经济专家认为日元这次的负利率是出乎意料的，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日本也会这么做。因为日本经济原则上虽然增长不高但复苏势头还是在持续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日本不应该加入负利率的行列。而它选择了这样做，这就意味着负溢出效应和竞相性货币贬值又被点燃了。

6. 负利率政策

负利率政策是一种政府要求中央银行对超额准备金收取利息的政策，是政府管理金融市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之一。因为当利率降低时，银行存有资金成本增加，负利率政策会鼓励商业银行提出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从而鼓励银行向民间发出贷款，负利率政策通常是央行对龟速经济成长、通货紧缩或去杠杆化等的应对手段。
 1930年，经济学家费雪曾指出，若银行持有民众的资金时没有任何储存成本，且花现金买商品没有任何额外花费，则该名目利率应为正。反之，如果持有现金有储存成本，例如将现金放在银行保险箱要交保管费用，则此时存款在银行不但无法产生收益，还会被收取保管费用；存在银行中的资产会随时间减少，利率就可称为“负”。

7. 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之后日元怎么就开始暴涨了

日元之所以具有避险货币属性与以下原因有关：

　　一是日本常常被投资者看作是战争避险货币。经历二次世界大战惨败之后的日本宣称和平立国，根据日本和平宪法，日本军事实力只能维持在自卫所需的水平，名义上没有军队。因此，不难看到，在近两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爆发之际，瑞士法郎和日元都往往作为安全资产被买进，成为战争避险货币。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时，中国“8·11”汇改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及2016年开年后全球市场恐慌情绪升级之时，瑞士法郎和日元都呈升值趋势。

　　此外，日本国债收益率在过去20年都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最低。例如，在风险偏好降低时，市场趋向于购买安全资产，从收益率角度而言，接近0的低利率日本国债被认为是最安全资产之一，作为低利率货币日元也被认为是安全货币。

8. 为什么说日本错过了调整低利率政策的最佳时机

　　日本泡沫经济的成因是复杂的。就本文对其形成和破灭过程的分析来看，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教训：(1)日本货币政策的失误；(2)国际经济协调的困难。
　　(一)日本货币政策的失误。
　　1.教训一：货币政策应该是圆润的、稳健的，过度扩张与突然收缩都有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泡沫经济破灭的时候，突然收缩的货币政策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不少人认为，日本的泡沫经济是由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造成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确出现了大幅升值，但真正对日本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当局允许日元大幅升值，但又担心货币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问题，因此，在1986-1988年实行了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严重资产泡沫(黑田东彦，2003)。
　　从1986年到1987年2月，在短短的14个月里，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大幅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而且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1987年，日本政府减税1万亿日元，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后又补充2万亿日元财政开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日本的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1987-1989年，日本银行的货币供应量(M2+CD)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0.8%，10.2%和12%，造成国内过剩资金剧增。在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大量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暴涨。
　　与货币政策的极度扩张一样，货币政策的突然紧缩也同样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并引发危机，至少从直接感受上是日本银行刻意挑破泡沫的结果”(清水启典，1997)。因为在泡沫无法自我支撑时，正是经济系统存在流动性压力和危机的时候，此时的正确做法是采取“凯恩斯疗法”，即先放松银根，然后再慢慢收缩，这样能够使泡沫在一种有序的政策引导中有一个时间过程去慢慢地释放。而1989-1990年，日本银行紧急收缩信贷的做法“无异于拒绝向一个掉进冰窟中的醉汉提供他所需要的酒和毛毯一样，可能致他于死地”(罗宾斯，1979)。实际上，面对经济泡沫，如果只是简单地采取收紧银根政策，必然会对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破坏性影响，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就好比城里有房子失火，消防队不是向房子喷水，而是掘堤淹城一样(三木谷良一，2002)。
　　2.教训二：货币政策决策应是科学的，慎重的，任何重大的失误都有可能把经济推入绝境。同时，货币政策应是灵活的，必须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如果日本银行能在1987年或1988年就提高利率、紧缩银根的话，日本的泡沫经济问题或许可以避免”。
　　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至少有两次因为日本银行对形势的判断的失误，错过了货币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一次是1986年，日本出现了“日元升值萧条”，实际上，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非常短暂，完全是日元升值后市场的自动调整，很快日本经济便恢复增长。然而，日本政府由于判断失误，作出了过度反映，并由此开始实行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另一次是1987年秋天，当时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1987年9月底，美国、德国等开始调高利率，日本也准备于1987年年底以前提高中央银行贴现率。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灾”爆发。“黑色星期一”之后，世界经济很快恢复增长，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寻找机会，提高利率，日本银行却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维持中央银行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日本银行是在1989年5月份才提高贴现率的，这时距离黑色星期一已经19个月了，距离日本银行实行超低利率已经27个月了(见图9、图10)。“长期的超低利率政策，使得本来资金已经十分富裕的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引发了资产价格的恶性膨胀”(铃木淑一，1993)。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日本银行及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的话，日本的泡沫经济问题就有可能避免”(清水启典，1997)。  3.教训三：货币政策应该是独立的，不应该过分迁就行政干预和国际压力。货币政策的调整关系到宏观经济稳定和国民福利水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货币政策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当贝克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开始实施时，中曾根政府与里根政府正处在外交政策上的密切合作期，此时，日本政府曾把货币政策作为改善美日贸易关系、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政治工具。
　　比如，1986年，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固然有应对“日元升值萧条”的原因；同时也是受大藏省干预而不情愿作出的。大藏大臣竹下登同样也是屈服于中曾根和美国的压力。如上所述，在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的行为中，第四次降息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第五次降息更是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在七国首脑会议中获取政治上的主动权而采取的行动。
　　又比如，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之后，由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日本银行打算提高利率、收紧银根，而且此前美国和德国已经上调了其中央银行贴现率，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黑色星期一”心有余悸，认为此时日本实行紧缩性政策、提高日元利率可能会导致日元大幅升值、美元大幅贬值，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所以，一再要求日本和德国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银行最终放弃了提高利率计划，一直到1989年5月。正是这一拖延造成了日本资产价格的剧烈膨胀。与日本的情况相反，德国政府置美国反对于不顾，1988年开始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1988-1992年德国贴现率由2.5%提高到了8.7%，保证了经济的稳定运行。
　　实际上，德国也是当时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国家，但是，由于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所以，每当美国就货币政策问题向德国政府施压时，德国政府总是以德国《中央银行法》为依据，毫不含糊地向美国政府表明，德国的货币政策是由德国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作出的，德国政府无法影响之，更无法干预之。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日本一桥大学清水启典教授曾说过，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成就了德国经济；日本中央银行的依附性损害了日本经济。很明显，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西方七国中最弱的一个(清水启典，1997)。
　　4.教训四：虽然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低通胀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但是日本的案例表明，在低通胀条件下，仍有可能发生资产价格膨胀；并且在低通胀条件下，资产泡沫破灭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危害，因此，即使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形势下，中央银行也要对资产价格膨胀保持警惕。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为什么日本银行无视资产价格的剧烈膨胀，坚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呢?一个重要原因与其货币政策目标有关。根据日本《中央银行法》规定，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从物价水平上看，日本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都非常稳定，即使是在资产价格急速上升的1986-1990年间也是如此(见图11)。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现实使日本银行相信日本经济仍处在正常运行之中，忽视了资产价格的膨胀。资产价格过度膨胀是造成日本泡沫经济的主要原因，对资产价格的忽视是日本中央银行的一个深刻教训。日本银行在反思泡沫时期的货币政策时认为，当时拘泥传统的物价水平目标，忽视了资产价格是一个重大失误。  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一个物价水平低而稳定的环境中，可以保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但是，日本的案例表明，即使在低通胀条件下，仍有可能发生资产价格膨胀。因为当物价稳定，名义利率下降时，“货币幻觉”会使人们误认为实际利率也在下降，从而发生大规模的借贷活动。同时，在低通胀期间，中央银行容易认为货币供应量上升是货币实际需求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的结果，从而继续扩大性货币供给。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低通胀条件下，资产泡沫破灭可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更大的危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价格的实际调整只能通过名义价格的大幅下降来实现，而名义价格的急剧下降会对家庭、企业和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产生严重冲击，进而危及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安全。不仅日本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学家Kent and Lowe通过对澳大利亚20世纪70年代初与80年代末两次房地产泡沫比较分析后发现，虽然这两次资产价格实际跌幅相近，但由于前者发生在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期，后者发生在物价水平较稳定时期，因此，后者的名义价格跌幅更大，造成的经济衰退更严重。为了避免资产价格膨胀和最终崩溃所带来的破坏，应当把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监测目标范围之中。即使是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时期，中央银行也应该对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