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的相关评论

1. 吴晓求的相关评论

吴晓求教授主编的《证券投资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部教材的第一版发行于2000年，第二版则于2004年出版，在国内的许多学校得到应用，并受到好评。这部教材不仅提供了完整的投资学理论框架，对投资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作了透彻的介绍。在内容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材介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特有的股权结构、信息披露的方式和交易程序等。包含了许多中国证券市场的实例，更易于学生理解。 这部教材的结构十分清晰，全书共分为5个部分。总论篇介绍了证券投资的基本工具以及证券市场的基础知识。基本分析篇系统讲述了证券价格的决定因素，并从宏观经济、产业周期以及公司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技术分析篇则探析了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基本假设、主要理论及方法，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技术指标的原理及应用法则。组合管理篇从介绍组合管理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证券投资的风险，讲述了投资组合的类型及基本方法，系统总结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及期权定价理论，并介绍了投资组合管理的业绩评价模型。市场监管篇首先系统讲述了证券市场监管的理念、要素、体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实践，分析了在开放条件下中国证券市场监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监管的思路。这部教材逻辑清楚，体系成熟，内容丰富，阐述详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证券价值分析和现代投资理论部分逻辑严密，具有一定的深度。教材的各章不仅包含有内容小结，还包括关键问题及思考题。内容小结有助于学生理清本章的脉络，关键问题有助于学生提纲挈领地理解本章的核心要义，思考题则可以使学生审视自己对知识的把握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教材洋洋万言的导论中，吴晓求教授以恢宏的笔墨阐述了现代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指出了现代金融业是经济运行的轴心。并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作用原理等三个方面论述了现代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根本区别，而是否拥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系的金融架构是否处在现代金融的特征性标志，发达的资本市场是金融深化的催化剂，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指出“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和经济发展的逻辑角度，而非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认识发展金融市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价值和作用”。吴晓求教授还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10多年历程，并充满信心地展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仔细研读导论，将会深刻地理解资本市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洞悉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2. 金融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4月11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由新华网思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新华网海南分公司承办的思客会在海南博鳌举办。其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晓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围绕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力量展开了一场妙语频发、思想交锋不断的深度探讨。

实体经济在未来五到十年将有质的提升
“中国实体经济在未来五到十年之内会有一个质的提高。”李稻葵在思客会上表示。

李稻葵作出上述判断是基于三大因素。一是当前世界实体经济正处在回升的起点，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处在回升阶段，预计未来五到十年，全球实体经济有望保持相对稳健的回升态势，中国实体经济要抓住这个机遇；二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正在改变世界的投资面貌，虽然人工智能不能立马改变人们的生活，但以新科技为主题的投资会“蜂拥而至”，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第三个因素最重要，中国实体经济能实现质的提高就在于实体经济的布局，中国经济是当今世界实体经济布局最完善的经济，既生产草鞋，也生产上万元的高端皮鞋；既生产最简单的自行车，也生产复杂的高铁、火箭、发射卫星以及大飞机，如此完善的布局，这是全球经济没有的。
说到企业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提金融的力量，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发展的机遇。李稻葵认为防控风险是未来五到十年金融领域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消灭、化解不良资产正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
目前金融监管常常用“堵渠道”的方法，但是“堵渠道”容易引发一些好企业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获得资金的问题，这样一来这些企业就要通过其他渠道借钱，资金压力也就随之转移到其他行业。
所以防范风险需要转变思路。李稻葵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不良资产是金融体系的肿瘤，现在要把这个肿瘤干掉。要消灭掉那些不断吸纳我们金融资产的坏的投资项目。该重组就重组，该关门就关门，该转给财政的就转给财政。这才是金融监管的根本，一定要把坏资产清理掉。”

吴晓求则聚焦了“在改革开放中管控金融风险”这一话题，他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是必然的，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金融风险,但又不能在停止中静态地控制金融风险。随着整个市场的开放，整个金融行业结构和金融业态会发生变化，风险也会变化。现在的风险已由以机构为主，变成机构和市场风险并重，这个时候，市场风险的重要性骤然加大。
吴晓求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也赞同李稻葵“堵渠道”不是监管重点的观点。“因为金融风险发生了立体化的变化，所以光堵渠道是没有用的。”未来中国的金融风险是立体的、高度流动的、市场化的，甚至是有国际传递性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风险了。

张燕生：要想解决目前企业的高杠杆，核心问题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
防风险的关键是“去杠杆”。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是重中之重。张燕生指出，“要想解决目前企业的高杠杆，尤其是国有企业，核心问题还是全面深化改革”。
张燕生认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如何解决其资本金问题，如何成为充分竞争市场中有效率的企业，如何对其非商业活动做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等，这些都需要全面的改革来实现。
快刀斩乱麻，加快金融监管改革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支柱，振兴实体经济，制造业是主战场。管清友指出，未来十年是我们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企业做强做大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核心在于制造业。我们已经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怎么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金融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几乎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力量。在这十年我们要完成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完成大量境外上市企业向境内市场的转变，要完成监管机构大框架的改革，要完成发行制度、交易制度的改革……这十年时间很紧张，我们需要快刀斩乱麻，要尽快完成这个转变，以便给“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提供金融力量。

管清友：未来十年是我们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企业做强做大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核心在于制造业。
境外上市企业怎么样能够大规模地转向境内上市？最近几个举措，比如独角兽回归A股，市场上也有非常多的评价，目前来看，管清友认为这个方式不足以解决所谓大量的中国企业在境内上市的问题。尽管现在已经形成了所谓大监管的格局，但是在很多具体业务上还面临着多头管理、监管缝隙过大的问题。什么叫监管缝隙？就是监管层自由裁量的余地太大，法治化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加快推进金融监管改革是十年窗口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行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改革，依托现在沪深两家交易所来完成这个使命是非常困难的。未来需要通过增量改革去倒逼存量的改革，这也解决了现在面临的大量企业境外上市，包括类似于同股不同权的企业无法接纳的问题。
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之一。李稻葵主张金融体系多元化，认为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

“我们金融体系太单薄，现在银行吸纳现金的量非常大，大量的贷款是经过银行出去的。银行是一个渠道，我们人为强迫很多贷款必须通过银行走，只要不通过银行，就好像你是歪门邪道，就是影子银行。从这个方面看，我们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打开渠道。”李稻葵强调，这里有一个误区，很多企业家总觉得上市是唯一的成功标志。坦率地讲，不一定所有的企业
都适合上市，上市是美国市场经济的玩法，其他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有大量的非上市企业长期都是家族或者投资者控制的，非常稳健，比如轮胎行业做得最好的是米其林，但是它不上市。所以企业应该把大量的资金用来搞研发，才能靠科技领先，变成全球品牌。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业处在一种脱实向虚的局面，吴晓求认为不要把金融业态的创新视为金融脱虚向实的表现，业态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必然趋势，是为了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金融有它自己的规则，当企业所在的领域信用非常差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因为资金的价格和信用是相匹配的。除非是基于大数据平台之后，发现虽然是小微企业但是信用也很好，那它融资贵的问题也能解决，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仅仅是提供融资，最重要的是财富管理，又被称之为风险管理。吴晓求表示金融还要为实体经济提供安全、便捷的支付服务，这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实现。现在人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金融要为企业提供投融资，而忽视了金融服务这个重要的环节。

3. 上海有可能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吗？

　　我认为是可能的。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让世界各大金融中心都陷入风暴的核心难以自拔。而已经率先看到经济复苏曙光的中国，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强烈愿望。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将在这次危机后发生重大变化，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比较优势，将促使来自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迅速崛起。经济学家吴晓求甚至预言：“纽约、上海、伦敦将会成为新世纪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且不论这一挑战的艰巨性如何，上海无疑已经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迈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步。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早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全球应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共同倡导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均衡的多元化，维护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G20峰会时表露，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将积极参与重塑国际金融新秩序。
　　大国崛起金融助力
　　在学界，关于中国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崛起，也是焦点话题。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的金融市场受到重大冲击，大量人才流失，机构缺乏资金，这就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会，尽快改善市场环境，迅速推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日前表示，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在这次危机之后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纽约、上海、伦敦将会成为新世纪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国已经完全具备成为新世纪国际金融中心所有的条件」。吴晓求表示，如果说中国没有新世纪的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崛起还是难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难以完成，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金融崛起必不可少。
　　汇丰中国区行政总裁翁富泽（RichardYorke）表示：“由于中国有望比其他任何大型经济体都更快从经济下滑中复苏，因此中国以及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很可能将得到提升。”
　　追星超港路途仍遥
　　当然，无论中国能从全球危机得到什么比较优势，要使上海转型为足以媲美香港和新加坡、甚至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道路相当漫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大趋势，但不要期望在短期内就发生。
　　因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不是短期能改变的，发达国家所掌握的大量技术专利和资本货物上的绝对优势，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所以，中国必须做长期努力的准备。
　　陆家嘴论坛简介
　　每年一度的上海经济盛事-「2009陆家嘴金融论坛」本周五将拉开帷幕。是次一连两日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将有百余位境内外重量级政治、学术界名人与会。包括中国国务院有关领导、「一行三会」及上海市主要官员、中国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国内着名专家学者，以及全球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国际经济组织领袖、国际着名金融机构高管和金融学者、市场运作专家都将与会发言，探讨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展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金融新格局下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本报获论坛授权作为境外合作媒体，将全程报道这场智慧的碰撞。
　　金融中心排名东京悉尼剧挫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城市悲观地宣称自己的经济状况将恶化至几十年前的水平。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纽约市政府就曾对记者表示，本地经济可能倒退至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水平。自从去年以来，华尔街的损失已经超过360亿美元(约2,800亿港元)，其雇员数量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伦敦纽约居前二
　　因海外需求锐减和日圆不断升值，主要靠外需拉动的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目前正经历35年来最严重的衰退。日本政府去年12月份的经济报告将当前景气状况描述为「正在恶化」，这是7年来首次作出这种评价。欧盟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15国经济下滑1.5％，这是欧元区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表明欧元区经济衰退程度进一步加深。
　　不过，根据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指，尽管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大金融中心遭受重创，但伦敦和纽约证明了他们比实力相近的竞争对手更具适应性，二者依然高居世界金融中心排行榜前两位。在这个3月份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上，伦敦以781分高居榜首；纽约以13分之差屈居第2；新加坡687分排名第3，香港684分名列第4，苏黎士659分和日内瓦638分排名第5、第6。
　　京沪排名未提升
　　另外一些城市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剧烈。东京和悉尼排名大幅下降，东京从第7退居第15，悉尼从第10降至第16位。一些原本在榜单内属于「二线」的城市正在迎头赶上--与东京和悉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加拿大温哥华和蒙特利尔，分别上升5位，晋升至第25和第26。
　　令人瞩目的上海和北京并未因为金融危机而大幅提升排名。亚太地区，上海排名第35，下滑1位；北京51，下跌4位；首次纳入调查的台北、吉隆坡及曼谷，分别排名41、45和50；此外，汉城排名53，滑落5位。
　　沪建金融中心倾向「大国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战略性布局调整往往是与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相一致。例如，工业革命后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崛起；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印度、东盟、东北亚的突出表现，使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战略性调整将趋向于亚太地区。
　　「大国模式」基础内需大
　　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其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一般而言更倾向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上大体有两种：一是「大国模式」，即凭借足够大的内需推动一个大而全的金融体系全面发展，比如纽约、伦敦和东京，其金融中心的形成依赖强大繁荣的经济基础，包括大规模的经济腹地、快速增长的贸易量和内需。
　　另一种发展模式是「小国模式」，即专注于发展有专业优势的金融业务，以此建立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金融地位，如瑞士苏黎世和新加坡。
　　大国模式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例。伦敦在18世纪初成为贸易中心，国内进口商品的80%和出口商品的70%都经过伦敦，后来40%的国际结算使用英镑，英国的海外投资占西方总投资额的一半，借助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伦敦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美国经济在两次大战间的崛起，1929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由1913年的38%上升到48%，纽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担负了向国际市场融通美元资金的角色，并以国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的繁荣，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采用「小国模式」
　　在小国模式方面，以新加坡为例，其经济规模不大，但具有非常完善的司法制度，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很高，在私人银行业务、账户管理及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走在亚太区的前列。其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和衍生金融工具日成交量可占全球的7%。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上海显然走的是「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大国模式」。
　　世界格局骤变海啸危机中各地「金融中心」提速撬动经济力争上游
　　4月2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沪权威解读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细则」……全球金融海啸肆虐，内地各省市建设金融中心却健步如飞。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关于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和变革世界金融格局的革命性思潮，正在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话题；另一方面，金融业作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支点，正契合了内地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计。金融「危机」变为发展「契机」，而在这波金融中心建设热潮的推动下，内地金融版图的整体布局已具雏形。
　　近年来，在内地经济转轨和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过程中，内地各经济中心城市争建金融中心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式确立为一项国家战略以来，旋即拉开了建设金融中心的序幕。中国加入WTO以后，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天津、重庆、武汉、济南、广州等城市相继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设想。据内地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加上最近这轮金融中心建设「冲击波」，截至目前，内地提出要建立国际、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多达90个。
　　而内地金融中心建设的整体布局也已初步显现：上海、北京和深圳分别依托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天津、广州、杭州、南京、重庆、成都、西安等经济中心城市对区域金融资源集聚的作用也在逐渐加强。
　　良好的地理位置，国家的支持，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发展等等条件，使得上海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变得可能。

4. 金融危机是怎么引起的？

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跳水导致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在2007年及之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都欣欣向荣，以致于银行都不顾个人购房贷款者的个人信用就随意发放贷款。
这时美国政府看到经济有些过热了就实行宏观调控——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两者提高了，银行就要提高购房贷款的利率。
本来许多购房者都是买房来投资，自己本身并没有太多收入，自然还不起，那么就导致银行也收不回贷款，只好收回房子再转手卖，房子的供大于求，自然价格就跌，而银行也无法收回资金了。于是，一场金融风暴蔓延开来。

扩展资料：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
从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来看，大部分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都是相伴随的。也就是说，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往往会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最近的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也不例外。这表明两者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其主要缘由在于，随着货币和资本被引入消费和生产过程，消费、生产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以生产过程为例，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投资阶段，便开始介入，货币资本由此转化为生产资本。
在第二个阶段里，也就是加工阶段，资本的形态由投资转化为商品；而在第三个阶段里，也就是销售阶段，资本的形态又由商品恢复为货币。
正是货币资本经历的这些转换过程，使得货币资本的投入与取得在时空上相互分离，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的不确定性和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断，资本投资无法收回，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
当这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中出现时，生产过程便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引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这便是为何金融危机总是与经济危机相伴随，并总是先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原因所在。
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排除金融危机独立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初便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政策措施，比如，通过大规模的“输血”政策，有效阻断货币信用危机与生产过程的联系，此时就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或深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