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所提出的“侠义”可以分为哪几个层次

1. 司马迁所提出的“侠义”可以分为哪几个层次

司马迁的侠义精神，是他为人处世的一项基本精神。司马迁的时代，统治者对侠客采取扼杀的政策，那么司马迁的侠义精神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由他的家庭环境、个性、社会阅历及进步的历史观所决定的。明朝有人认为“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世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实，这仅仅是产生侠义精神的原因之一。司马迁从小受崇尚道家思想的父亲司马谈的薰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称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全。”这是一种重自然，重实际的思想法则。侠者正是以这种思想法则来衡量生活中的法、度、情、势的，对于违背者必不相容，不惜“以武犯禁”。这种思想法则与侠义精神是一肪相承的。《论六家要旨》又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这里强调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和侠者“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也是相一致的。司马谈的这些思想不能不深深地影响司马迁，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1）父亲而外，司马迁的亲朋师友也对他的侠义精神多有影响。司马迁的祖父是司马喜“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2）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腴”。中“有行”（3）之士；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在霍去病得势而“日益贵”、卫青失势而“日退”之时，“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4）另一好友田仁是黄老派田叔的少子，田叔死时，鲁王送来百金祠，田仁不受“不以百金伤先人名”（5）何等重义轻利！并冒险处死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6）关系的奸吏三河太守，获得了“不畏强御”（7）的称誉；此外，友人壶遂，史称“其人深中笃行君子”（8）；友人东方朔敢于向皇帝“直谏”等等，这些无不影响着司马迁的侠义精神。司马迁富有浪漫的性格。杨雄说：“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9）李长之先生亦云：“多爱不忍，是司马迁的同情之广处，爱奇，尤其是司马迁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10）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对受压迫而无可申诉、遭难处而无人排解的奇人，分外同情，歌颂了为此而默默奉献的“乡曲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赞美了各式人等的侠义精神。司马迁有三次大范围的游历活动，除广东、福建外，几乎游览了全国。他有意识地深入民间，“与燕赵豪杰交游”，广泛地了解下层社会的生活，这促使他搜集、采访了人世间的种种侠义故事，任太史令后，“  史记石室金馈之书”，在读万卷书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侠义精神，自然更多，《史记》中荆轲等侠义人物的事迹，就是有选择地参照了先秦史籍的记载。司马迁丰富的生活实践，低贱的社会地位和不幸的自身遭遇更是形成和强化侠义精神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司马迁遭受了李陵之祸，更认清了统治者专横凶残的本质，更深切地体会到救人急难的侠义精神之可贵。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求实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进步历史观，也必然冲破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羁绊，产生与统治者对抗的侠义精神。 要认识司马迁侠义精神的深刻性和进步性，就要与古人的观点进行比较。由于古人对“侠”的不同理解，对待侠义精神就有不同的态度。且不说文艺作品中的千差万别，即使在正史、稗史笔记等史籍中，对侠义精神也有不同的描述和评价。韩非子的《五蠹》篇，最早提出“侠”的概念，认为“侠以武犯禁”为特征，列为“五蠹”之一。荀悦的《汉纪》则称游侠为“德之贼也。”班固虽承认郭解之辈是“有绝异之姿”的游侠，但斥其“不入于道德”、“其罪已不容于诛矣。”（11）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侠者之义。《汉书》以后的正史不再为游侠立传了。在《史记》以前的稗史笔记中，明显地写到侠行的有《列子》、《燕丹子》等（12）。《列子》中与了一个“虞氏之灾”的故事：豪富虞氏“击博楼上”取乐，侠客率徒属路过，此时正巧“楼上博者大笑，鸢飞适坠其腐鼠而中之。”于是“侠客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常有轻易人之志，乃辱我腐鼠。’率徒属而灭其家。”这位侠客虽有侠气，却颇有鲁莽性和残暴性。产生于秦汉之际的《燕丹子》，故事虽然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内容大体相近，但是有的不符合史实（如荆轲以匕首击穿秦王耳朵）；有的怪诞不经（如乌鸦白头，马生角），可能是据当时的传闻写成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13）这样看来，在司马迁以前或同时代的人，对侠义的理论论述或形象刻画，有的持否定的态度，有的扭曲了形象，有的刻画得不够光彩，都不如《史记》中的侠者那样深刻感人，放射着侠义精神的光芒。司马迁对侠义的论述和对侠者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史记·游侠列传》之中。先看其论述。《游侠列传序》里，为了阐明侠义的内涵，司马迁首先把游侠和“独行君子”加以区别。自认为后者自视清高，脱离群众，为当世所耻笑，最多不过是独善其身而已；而“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后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讲信用、舍己救人，不矜羞伐，就是司马迁侠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司马迁还把贤卿相和“闾巷之侠”作比较，认为“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凭借玉者亲属的社会地位和富属势力，招贤纳士，可称为“贤者”，但不能称为侠者。因为他们的扬名，“比如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即他们的德行、名节声闻于天下，是靠侠义精神得来的，“是为难耳”。显然，司马迁所赞颂的是布衣的闾巷之侠。至于“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的“豪暴之徒”，司马迁更不屑于把他们和游侠比较，并为世俗把二者混同而悲慨。综上所述，可知在司马迁看来，只有其行为准则符合其侠义内涵、体现着侠义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侠者。再看司马迁描述的游侠朱家和郭解的形象。鲁国朱家的侠义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他救活豪杰几百人，凡人则更是“不可胜言”，但始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而且“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他解救了季布，后来季布又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就终身不愿相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节衣、缩身、简行，却热衷于振赡趋急：“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  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如此不欲名利、专苛己趋急的义侠形象，即使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也难能可贵。郭解是司马迁所熟悉的人物，其形象也更有丰采。除了侠义精神的共同性之外，郭解还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一是“自喜为侠”，且侠行渐趋成熟。“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如郭解出行，人人敬避，却有一人箕倨坐视，门下客要样他，郭解却说：“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并暗中为他向县吏说情，多次免掉了他的轮值服役。如此侠义修德，已是胸襟豁达、情操高尚的境界！二是能尊重人，不越俎代庖。有人请郭解到洛阳去作仇家的调停人，郭解却让他们听从洛阳贤人的调解，尊重当地的“贤豪”、“贤大夫”切合实情的处置。郭解到了外郡，先替人办事，能解决的就解决了，“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如此尊重人，可谓处处为对方着想，时时以“退让”自处的贤侠。三是能团结百姓、影响百姓。郭解貌不惊人，但在群众中有超常的凝聚力，能团结群众与他一起弘扬侠义精神。“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年，请得解客舍养之”，“争为用。”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郭解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给统治者带来的危害，大大超过郭解亲自杀人的力量，所以终被杀害。司马迁评论说：“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既惋惜郭解被害，又肯定其荣名不朽。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侠义精神的论述和对侠者形象的刻画，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对侠义精神的理解也是独具慧眼，史无前例的。 朱家、郭解这类以行侠为己任、具有多种多样侠行的大侠，历史上毕竟是少数，而且多被统治者扼杀而淹没，司马迁不可能作更多的记载，社会上各行各业里，更多的是讲侠义、有侠气的人，他们虽非侠客，却有侠义精神。《史记》中就赞颂了不少具有侠者某方面品质的各色人等，体现了司马迁侠义精神的丰富性。首先，司马迁赞颂了好于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如《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就属于这类人物。除曹沫原是鲁将外，其余四人都是布衣之徒，都有“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阨”的品质，因而符合司马迁的侠义内涵。司马迁所赞颂的并非是他们的行刺本身，而是侠义的精神。曹沫虽非游侠，但他劫齐桓公，乃出于抗暴，伸张正义，显然是一种侠义精神。因此，司马迁在传末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所世，岂妄也哉！”不论他们的行刺成功与否，都肯定了“其义”。这个“义”，就是“不欺其志”的侠义。《史记》中批判汉武帝的专制、酷吏的暴逆等，也可以说是从反面衬托、肯定、弘扬了抗暴的侠义精神。其次，赞美了不顾个人安危、以身作则的侠义精神。这是侠义精神在爱国方面的表现，此时的侠义精神与爱国思想是一致的。如《平原列传》中的毛遂，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在楚迁以据势奋威的侠态，促成合纵，邯郸解围。《廉颇蔺相如列》中的蔺相如，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敢于冒死取回和氏壁；敢于胁迫秦王击  ；为了国家的利益，又甘愿一再对廉颇退让，抱定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义则。司马迁评论说：“知死必勇，非死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懂得如何“处死”的人，是侠气非凡、智勇兼备的人，蔺相如如此，毛遂也如此。《魏公子列传》载，侯嬴在安排好盗兵符、夺兵权的计谋后，以自杀来激励魏公子完成救赵存魏的大业；协助魏公子夺兵权的朱亥曾说明平日不向魏公子回拜的原因是“小礼无所用”，可见两人是懂得如何“处死”法的，是知道把握国事的大关节的。再次，颂扬了不图报答、见义勇为，不惜以死抗争的侠义精神。如齐国人鲁仲连云游到赵国，正遇上秦军包围邯郸，加上魏国派辛垣衍劝说赵国尊秦为帝的危害，表明了自己宁可“蹈东海而死”也义不帝秦的严峻态度，终于说服了辛垣衍，又适逢魏公子夺晋鄙军来救赵，秦军退去。平原君欲封赏鲁仲连，却终不肯受，“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14）《荆轲传》中的阳光、樊于期为了促成荆轲的抗暴大业，甘愿自杀，更是动人心魄的侠义精神。第四，赞美不势利、重情义的侠义精神。《聂政传》载，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毁容自杀，无人知其姓名。聂政姐聂荣不顾“连坐”的危险，敢于前去向市人说明聂政的来历，并因“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鸣咽悲哀，死于弟尸之旁。对此，司马迁借一些诸侯的议论加以称赞：“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姐也烈女也’”。魏齐与秦之应侯有仇，投奔于友人赵国的上卿虞卿。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15）与魏齐间行至梁，以托庇于信陵君。不料，信陵君却畏秦而迟疑不决，魏齐自杀，使虞卿既失卿相，又困于梁。司马迁评论说：“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16）表面上似乎是批评，实际上是同情，正如李长之所说：“他也是为朋友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卒困于大梁的，司马迁此时对之当尤具有同情。”（17）所以司马迁的这一问句，实际上是在启发读者思考：虞卿完全懂得利害关系，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可贵的侠义精神所致。第五，赞美危难时刻不变节、不趋炎附势的侠义精神。《田儋列传》里的齐王田横，在统一全国后，率其徒属500余人入海岛。刘邦恐其为乱，派人赦其罪而招纳之。田横不愿奉诏，无奈何刘邦再次派使者来胁迫：“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不得已，田横与其客二人赴洛阳。到了洛阳附近，田横却自刭了。显然，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觅王封侯，而是为了保护其徒属的性命。自刭则是为了保持其高尚的节操。这一侠行感动了刘邦，称他为“起自布衣”的“贤”者。还为之痛苦，以王者礼厚葬之，封其二客为都尉。但是二客的志节不为所动，“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刭，下从之。”刘邦大为惊异，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贤才，就派使者去召留在海岛上的500人。结果，“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这一幕幕感人的为义死节，谁能说不是侠肝义胆的烈举呢！传末司马迁十分敬佩地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的侠义精神应是相当丰富而深广的。司马迁选择“扶义倜傥”、“倜傥非常之人”（18）进入传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他们往往显现出侠气，包蕴着侠义精神；而侠义精神正是司马迁的一种“人格理想”（19），是在处世做人方面的一种精神，讴歌侠义精神，“不仅表现了他的崇高卓越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他勇敢无畏，正义凛然的高尚人格

2. 司马迁怎样定义侠

1.史记游侠列传喜欢武侠小说的人，读《游侠列传》多半会大失所望。历史有时比小说有趣，但更多的时候是实际的历史打破了人们的梦。所谓顺治为了董小宛出家，雍正被吕四娘刺死，都是想象中的传奇，小说家的好题材。然而却不能深究的，否则就会发现董小宛二十八岁死时，顺治才十四岁，而雍正虽算不上好兄长，做皇帝却是最勤政的。我看《勇敢的心》后，就去查威廉-华莱士的历史，结果也是大失所望，华莱士死后三年，苏菲-玛索所扮演的伊莎贝拉王妃才从法国嫁过来，而且铁腕无情，被称“法国母狼”。 

我读《史记-游侠列传》前，压根没指望过它像金庸小说那般精彩，有点《三侠五义》的味道就行了，然而现实还是如冷水一般。 

《游侠列传》里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朱家、剧孟和郭解。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现在大大不同，虽然他也引述韩非子“侠以武犯禁”，但他强调的侠是见义勇为、人缘好，而不在乎是不是武艺高强。这三人的武功如何，一字不提，他们既没参加武林大会或是上华山论剑，也没有行走江湖、除暴安良。 

朱家自己并不富，却仗义疏财，另外就是帮助不少亡命之徒逃脱追捕，有点像《和平饭店》里收山后的杀人王，被他帮助的最有名的是季布将军。然而之后朱家却躲着季布，不愿受人感谢。 

剧孟就更没有具体的事迹了，光说他如何名气大，“以任侠显诸侯”，而他母亲死时很多人来送葬，并且宰相得剧孟大喜，“若得一敌国”——当时正是西汉七国之乱。然而具体点的光辉事迹，没有。 

郭解相对来说笔墨是最多的，但人品也最可疑。朱家私匿逃犯，我们或许还能容忍，而郭解却是“为人阴贼”——内心狠毒。他少年时就因为睚眦小事“所杀甚众”，到年长作风改变，开始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喜欢行侠，还不夸耀自己。于是就有很多人攀附，但司马迁还不忘加上“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也就是说内心狠毒没变，只不过有很多狐朋狗友帮他把事情摆平——“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帮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这多半是胡说八道，或是“春秋笔法”。郭解的事迹有三件。第一件，他的外甥倚仗郭解的势力强迫人喝酒，激怒了别人，被杀了，郭解姐姐大闹，而凶手恐怕逃不过，自己向郭解请罪，郭解却并不怪罪他，反说是自己外甥的错。第二件，有个人对郭解并不恭敬，他却嘱咐县尉免了那人的差役，就象是现在的免税，结果那人看他以德报怨，就服了他。第三件，郭解专门到洛阳调停完了一对仇家，却不居功，让这对仇家等着洛阳本地人士来调停，再正式言和，这就是说郭解照顾了本地“贤大夫”的面子。这三件事的前两件，从现代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么，甚至大有问题，第一件，郭解做得并不公平，他的外甥有错，但错不至死，可以说郭解牺牲了对他外甥的公平，获取了自己的名声；第二件就更是拿公家的利益来沽名钓誉。 

郭解是个布衣，靠着这样收买人心、养门客，最后树大招风。汉武帝都惧怕这些豪侠的威望，于是让他们迁徙到茂陵。而郭解虽然被迫迁了，却没意识到这时危险已经来了，还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的侄子先把迫他们迁徙的姓杨县吏给杀了，杨家人告状，郭解的人又把告状的人杀了。这回得罪了天子，缉拿归案，却找不出郭解杀人的直接证据——这是典型黑社会特征，老大们总不会亲手杀人，有人替他行凶。然而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严格的法制精神，皇帝想杀人，借口总是有的。曾经有个儒生在宴会上说郭解“以奸犯公法”，郭解的门客杀了他、然后跑路。御史大夫就说：“郭解区区百姓，却收养门客、玩弄权势，这么点小事都要杀人，虽然本人不知道，但却比本人杀人还严重，判——大逆不道。”这样郭解不仅本人被杀，还灭了族。 

这就是《游侠列传》里的侠了，说好些，像宋江，武艺怎么也比不过鲁智深之类，却在江湖上名头很响——及时雨；说坏些，就是雏形“黑社会”中的老大，靠着畜养门客“以武犯禁”，为非作歹，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朱家、剧孟还可以说是“宋江”型的，而郭解就明显属于“黑社会”型了。 

汉以后的侠会不会就武功大进，并且真正开始行走江湖，并以比武艺、争武功秘籍为要务呢？不去追究也罢，还是给令狐冲们留些生存空间。 

2.《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理论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贡献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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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3.唐宋传奇是侠义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明人王世贞编辑的《剑侠传》，收录了剑侠传奇33篇，除少数作品外，[1]绝大多数是唐宋传奇。我们在此即以该书为唐宋剑侠传奇的代表，来说明第三个阶段侠客形象的变化。 

唐宋传奇中开始出现了一批专写侠士的作品。如果将《剑侠传》中的剑侠与《史记》和盛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作一比较，我们发现前者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剑侠传奇中出现了大量超现实的神异描写，这是以往侠义文学中所没有的。如《聂隐娘》中的聂隐娘能白日杀人于都市而“人莫能见，”又能藏匕首于脑后而无所伤，最神奇的是竟然能化为蠛蠓，潜入人肠中，并能预知人将来的祸福；《李胜》中的李胜能在顷刻之间往返于三百里之外；《郭伦观灯》中的角巾道人则能藏剑耳中，并能“蹑之腾空而去”。如果说李胜近于《水浒传》中的戴宗的话，另外两位剑侠更近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其次，剑侠传奇中对剑侠的武艺多有夸张性的表现，这与以往侠义文学中平实的审美趣味是完全不同的。如《昆仑奴》中的磨勒在被甲士五十人包围后，却能“飞出高垣”，且“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兰陵老人》中的老人能同时舞剑七把；此外，如《僧侠》中少年飞飞、《车中女子》中的群盗、《宣慈寺门子》中的门子等等，无不有过人的武艺。同以往侠义文学中重德、重义的特点相比，在唐宋剑侠传奇中，高超的武艺成了剑侠必备的条件，且大有超过德、义的趋向。 

再次，剑侠传奇中开始出现了对剑侠嗜杀、食人以及一些违背人性的残忍行为的展示。如《扶余国王》中虬髯客之食人心肝、《张训妻》中张训妻之蒸食人头、《任愿》中青巾侠士之生食人头等。与此相应，剑侠们常常一意不合，即动杀机。洪州书生只因与一恶少年发生冲突，当晚便将他杀死(《洪州书生》)、解洵妻则因解稍移爱于妾，至将解洵断首(《解洵娶妇》)，最令人不解的是贾人妻在杀了仇人后逃走时，竟然将自己尚未断奶的亲生儿子也杀死(《贾人妻》)。 

以上三个方面是唐宋剑侠传奇有别于以往侠义文学的三个最主要的特点。显然，剑侠与盛唐诗人笔下的侠士是有着重大的差别的。具体说来，前者之神秘化与后者之理想化、前者之俗与后者之雅，前者之不乏野蛮与后者之完美无瑕，前者之多仅止于复仇惩恶与后者之常被作为时代英雄，皆足以说明二者虽均源于以《史记》为代表的传记文学，但在此基础上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侠义文学传统。而尚书三个阶段，正是我们在以往侠义文学发展历史的前提下，考察《水浒传》的必要的参照系。


4.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彷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 

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证〉、〈宣慈寺门子〉及孙光宪所撰〈荆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所收〈李胜〉、〈聂师道〉、〈张训妻〉、〈洪州书生〉与洪迈《夷坚志》所收〈花月新闻〉、〈解洵娶妇〉、〈郭伦观灯〉、〈侠妇人〉、〈八段锦〉诸篇，或有武无侠，或有侠不武，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惟〈郭伦观灯〉用武行侠，彰明较着。 

其次，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剑侠传》四卷，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率由旧章。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慨谓：「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如《剑侠传》之继起者有乔吉《续剑侠传》、徐广《三侠传》、邹之麟《女侠传》等；从此，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亦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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