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城市管理队伍。
2、二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3、三要切实加强综合整治，推行“门前三包”和市区单位与社区结对共建办法，落实长效管理措施，彻底改变脏乱差现象。
4、四要切实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

新型城镇化战略实质与战略意义：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标志、动力和必由之路。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涵义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城乡文明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新型城镇化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那么没有新型城镇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2.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途径

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与传统提法比较，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粗放式用地、用能，提出新型城镇化后必须从思想上明确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的重要性；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中心城市带动，提出新型城镇化后更应该强调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配合发展的必然性。“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和要求：（1）规划起点高。城镇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使城镇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中始终处于“龙头”地位，从而解决城市建设混乱、小城镇建设散乱差、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等问题。（2）途径多元化。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发展很不平衡，在基本原则的要求下，中国城镇化实现的途径应当是多元的。中国东中西部不一样，山区、平原不一样，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不一样，不同地域特色不一样……不能强调甚至只允许一种方式。与工业化的关系处理也应该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同步，有的可能要超前。（3）聚集效益佳。城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要在增加城镇数量、适度扩大城镇规模的同时，把城镇做强，不能外强中干，有些城市就虚得很。（4）辐射能力强。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周边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辐射，带动郊区、农村一起发展，这是城镇责无旁贷的义务，它应该做到而且也可以做到，问题是我们要有这种意识、视野、规划和措施。千万不能搞成孤岛式的城镇。（5）个性特征明。中国的城镇要有自己的个性，每个地方的城镇，每一个城镇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要突出多样性。城和镇都是有生命的，都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也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6）人本气氛浓。我们不能为城镇而城镇，发展城镇的目的是为人服务。所以，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要树立牢固人本思想，创造良好的人本环境，形成良好的人本气氛，产生良好的为人服务的功能。总的来说，就是要使城镇具有人情味，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是相反。（7）城镇联动紧。笔者在表述上使用的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其内涵是要把城市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解决好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或畸轻畸重的问题。60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两万多个小城镇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梯队，不能人为地分割开来。（8）城乡互补好。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体现一盘棋的思想，要打破二元结构，形成优势互补、利益整合、共存共荣、良性互动的局面。市带县体制也好、城乡一体化也好，其出发点都是要走活城乡这盘棋。因为农村可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形成坚强后盾，城镇可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而全面拉动农村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谋求城镇的进步，这是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是一条教训，当引以为戒。为此，我们必须努力“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十六大报告”语），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同于传统发展老路的城镇协调发展、城乡共同繁荣的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呼应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来。

3. 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正确性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积极影响：①促进农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向城镇聚集，合理配置资源。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发展。③扩大就业，增加人们收入，促进共同富裕。④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4. 如何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1．强化服务导向，引导城市自发的生长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城市人口的集聚。新移民（外来人口、农村人口）抵达城市之后的首站栖息地通常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相比西方国与国之间移民的流动，我国的“城中村”容纳的主要是本国“移民”，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在将近7亿城镇人口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即“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在城市中暂住在“城中村”。数以亿计的人口外迁，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撑起了城市的经济。城市要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就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其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的住房、设施和服务，促进外来人口向城市市民转化。“城中村”是乡村移民成为城市一员的第一站，也是必要的一站，我们不能恐惧它的产生，只能容纳它的到来。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英国，其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更新极具代表性。在城镇化初期，工业的空前发展，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匆匆建立的住宅、工厂和服务设施成为后来的“旧城”和“内城”，也是更新的主要对象。19世纪伦敦的市民至少有40%是外来人口。随着政策的调整与环境的提升，伦敦这一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等方面也有极大改善。重点解决了城市贫困、住房需求、低收入者和就业机会丧失等问题，并以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城市更新的有效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尤其注重人性化尺度和人的需求，结合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小规模的、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如伦敦市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改造项目等。 

　　对我国而言，“城中村”中的人能否顺利流向城市主流社会，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设施和服务，满足他们的生活保障乃至安全和社会归属等心理需要。改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教育设施，并促进“城中村”产权明晰化，不然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规划设计手法方面，宏观上，规划应与城镇化水平相适应，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形成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社区规模和动态、有机的平衡结构。中观上，要调整好新住宅区内的区域划分和功能布局，强调社区设计，创造有利于邻里融洽的优美和谐的环境。在微观上，要营造文化氛围以改善环境，在宜人的空间尺度上创造新移民负担得起的现代新居所。 

　　2．凸显创新导向，注入城市升级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曾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美国、德国、瑞典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要素驱动，如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进行建设。近年来受投资驱动的特征鲜明，如依赖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建设。过去1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我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改变，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附加值的升值，即由生产向创新、设计、高端服务等产业链高端化转变；另一种是不同产品、产业结构间的升值，即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随着产业升级，进而实现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应追求的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是城市的升级。即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包括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等多方面的提升。为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可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并提升创新型企业的激励和带动机制。综观我国主要城市的上市公司统计情况，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的有三座城市：北京因央企众多而高居榜首，上海以总部经济为凝聚力吸引了众多上市企业，深圳作为改革先锋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先导孵化了中兴等优秀的本土企业。反观武汉、长沙等城市，上市企业构成与当地的主导产业、规模经济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以高校资源为依托有东湖高新、华工科技等上市企业。长沙与其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定位紧密联系，有中联重科等企业。为当地传统产业链的完善，城市产业升级、创新力、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先导作用。 

　　3．关注就业导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就业保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一个适合创业、就业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应充分吸纳农业溢出人口。新城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新城建设意味着大量人口将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安家落户成为市民。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住房来保证新增城镇人口能够安居乐业。因而，针对新城营建趋势，应避免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这一“城镇化陷阱”，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注重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使城镇化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 

　　新城是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成功的新城不应仅提供给人们居住的场所，还应提供就业的机会，新城不只是一个“睡城”。世界上较成功的新城开发主要有田园新城、边缘新城、TOD新城、产业新城、副中心新城和行政中心新城等，它们各自都有优劣点，但无一例外地做到了紧密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和现实状况，实施严密规划，促进职住平衡，逐步有序地进行新城的开发与建设。如英国建立新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其成为就业与居住平衡的社区。伦敦新城尤其强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为了有效增加新城就业机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银行贷款、土地租金、税收等各个方面为新城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新城哈罗，超过85%的就业人口工作在新城，在空间布局上，将无污染工业、第三产业有效地与居住功能适当混合以保证就近就业，并成立相应的技能培训机构，帮助居民就业。 

　　4．坚持环境导向，营造更具生态魅力的健康城镇 

　　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城市生态的“多色效应”：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拥堵效应、白色的采石秃斑效应和杂色的垃圾效应等。城镇化中的“先规模后效益”发展途径，使得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文明建设被严重忽略。极端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交通模式等环节对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等生态容量的漠视。若严格按照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如北京奥运、深圳大运期间通过实施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后空气质量极大提升。但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产业、民生等多个因素综合考虑。

5.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措施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若考虑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镇的因素，则差距更大。差距也是潜力。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任务紧迫而艰巨的情况下，多方着力，挖掘城镇化的潜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一要以人为本，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这一群体已达到2.53亿人（2012年）。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不少措施改善农民工境遇，但由于涉及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许多农民工还是难以较好地融入城市。接下来，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工等群体创造更多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机会;要持续加强保障房建设，为农民工等群体在城市安家提供基本条件;要大幅提高农民工社保水平和覆盖面，减少其在城市落户生活的后顾之忧;要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财政保障，使其与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二要统筹城乡，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基础，时刻不能放松;广大农村地区即使再经过二三十年仍将有数亿人口居住，丝毫不能忽视。因此，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要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要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分享更多收益：要进一步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确保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要大小并重，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当前许多城市面积急剧扩大，而管理服务水平则相对较低，不少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而人口仍在不断涌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由于经济实力较弱、公共服务不足而发展迟缓。据统计，目前我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接下来，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一方面则要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引导产业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合理布局，降低城镇化的门槛，避免形成畸大畸小、畸重畸轻的城镇格局。四要集约节约，在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建设。我国规模庞大的城镇化既是空前的机遇，也必将伴随资源环境的巨大挑战。以土地资源为例，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幅度，城镇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土地资源浪费严重。显然，若继续以类似方式使用资源能源，我国城镇化将难以持续。为改变这一现状，要尽快推进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要鼓励引导形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和产业体系;要加快节能建筑发展、推动新能源的普及应用，使我国城镇化走上绿色、低碳的健康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我国城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毋庸讳言，我国城镇化还存在着很大不足，但只要我们把握住新型城镇化的方向，采用日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全力推进，相信城镇化一定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生活的巨变，也给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6. 新型城镇化将带来哪些发展机遇

　　前瞻网摘要：发改委日前透露，国家新型城镇化方案即将出台，仍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各地两会也热议打造城市圈。前瞻产业研究院认为，随着新一轮城市圈的规划和建设热潮，城市轨道交通也将迎来发展机遇，受此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市场有望快速扩容。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预计，未来十年，中国轨道交通市场将建7395公里地铁线，总价值达3万8千亿元，截至2020年，中国将有33个城市配有177条地铁线。在经济特别发达的一些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区，城市轨道交通开始向城际轨道交通领域拓展，这三个地区都在以城市轨道交通的理念编制城际轨道交通发展建设的规划，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7.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背景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在2012年多次中央级别的会议预热之后，有消息传出，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年)》已经编制完成，已上报国务院，即将对外发布。该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编制。 负责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透露，近日即将出台“城镇化规划”。

8. 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但城镇化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顺势而为，妥善引导，城镇化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走得不好，也会带来诸多矛盾和问题，患上“城市病”，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近段时间以来，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讨论非常多，地方上冠以城镇化的各种规划层出不穷。但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各种含糊不清的认识确实掩盖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模糊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政策重点。例如有的地方领导认为城镇化就是建新城、扩老城，不断扩大城市面积，就是刺激房地产，就是搞工业化，还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拆掉农村、消灭农村，就是让农民抓紧“上楼”，等等。城镇化概念被随意“泛化”；城镇化变成了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政策重点被错误理解，这些苗头已经十分明显。 　　只有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正确理解，才能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当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要在认识上回到正确的逻辑起点上，认清城镇化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要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为什么城镇化在地方实践中会“跑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探讨在哪些方面能凝聚对城镇化的共识，推动城镇化沿着一条主线健康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逻辑起点是“人” 　　从理论上来看，城镇化是人的行为过程，即乡村里的人“化”为城镇里的人。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从历史背景看，在我们国家，城镇化主要是指乡村人口突破几十年来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进入城镇工作、生活。显然，农民以及农民的转化形式——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体。建国以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限制了农村人进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有所放松，但是农村人要想进入城镇工作与生活，至今仍然会遇有各种或明或暗的“隔离墙”。 　　从现实情况看，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6%。按照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通常情况，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城镇化率可能最终会达到70%以上。也就是说，未来二三十年，还将有近3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同时还要看到，目前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多数农民工，他们还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所有公共服务，这部分人口约有2.5亿，可以称为“半城镇化”人口。两者相加，5亿多人口如何市民化就成为中国城镇化中一个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从政策设计来看，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许多方面还有巨大差距。近年来的多份中央文件反复强调，要通过制定一系列城镇化政策，积极稳妥地推动农民继续进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推动农民、农民工与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理论、历史、现实及政策设计意图来看，城镇化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一个“人”字，本质就是市民化。农民工与农民是城镇化过程中主要的行为主体，也是最重要的受益主体。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就是要让农民工与农民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能跟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就是农民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人是城镇化的逻辑起点，农民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本质与主要任务。围绕超大规模的城镇化，我们就应该在集约、节约用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的承载能力；应该加快发展各种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满足进城人口的各类就业需求；应该积极支持与发展各种租赁房、保障房，解决进城人口的安居问题；应该合理预测进城人口的规模与速度，有序、分类、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积极稳妥推进农民进城，保持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探寻城镇化偏离本源的原因 　　一是认识问题。对城镇化的概念、历史、现状以及对城镇化部署和政策认识不够或者认识有偏差。有的地方领导认为城镇化就是城镇建设，就是城镇投资，就是盖楼造房，就是让农民上楼，而且越快越好。 　　二是路径依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到下，对城镇化的热情都非常高。各地形成了一些传统的模式或者叫路径。比如，东部沿海一些城市通过撤县建区、撤县建市等做法，扩大了城市面积；一些地方通过工业化引领，上了一批大项目，积累了财力，改进了城镇基础设施；一些地方通过大搞房地产，城区里高楼林立，体现了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当前，虽然热议“新型城镇化”，但行动上不少地方还是在按以往的轨道往前走。 　　三是对地方领导的考核评价机制。目前的考评主要是看地方政府有没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因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还需要通过各个地方来分解、承担。另外，城市面貌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可比性高、可视性强，容易为地方官员树立政绩。上级领导去一个城市考察，往往都在参观这个城市最宽阔的马路、最亮丽的街道、最气派的地标建筑，夸奖的主要就是这个城市的外在面貌。 　　四是本地户籍人口会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本地人口给当地政府施加或明或暗的压力，要求当地政府优先满足本地户籍人口在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种种需要，并对外来人口给予一定限制。 　　凝聚共识，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机遇之一。如果我们清晰地认清城镇化的逻辑起点，沿着正确的主线推动城镇化发展，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城镇化的综合效应、长期效应、全局效应，推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形成人口转移有序、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良好、产业支撑有力、城镇形态合理、发展成果共享的城镇化发展新局面。 　　如果找不准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迷失了城镇化的主线，城镇化带来的将只是片面效应、短期效应、局部效应。这样的城镇化会过度消耗未来的资源，会积累城乡矛盾、积攒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会带来更加难以根治的各种“城市病”。从根本上看，跑偏了的城镇化将会损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大棋局”，贻误我国通往现代化的宝贵时机。 　　凝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共识，形成科学的城镇化发展观，这是当前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尤其是各个城市，要提高对城镇化科学内涵的认识。思想认识对头了，行动才可能正确。 　　第一，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城镇化的规律，研究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条件，总结以往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要力求在掌握城镇化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第二，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积极稳妥、适度推进城镇化。未来我国还将转移相当于半个欧盟或两个日本的农业人口，同时还要有序解决现有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镇化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城镇化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在发展速度上要适中。 　　第三，城镇化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要优先、着力解决好3000多万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家属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好“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妥善处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 　　第四，城镇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要通过改革，在户籍、土地、社会保障、住房、投融资、设市体制方面有所突破，减少农民进城的阻力，增强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并通过发挥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效应、长期效应、全局效应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更好更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城镇化不等同于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增长，不是一味地扩大城市面积、大上工业项目、大搞房地产、大举拆迁。城镇化的关键内容是一系列深刻的改革，是改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上要把握好。 　　第五，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取决于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要推进城镇化，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的省、市、县、镇之间，东部与中西部政府之间，人口输出地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新老市民之间，会有一系列资源分配与利益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的大变革。城镇化政策的要义在于找到能够撬动城镇化的杠杆支点，找到各方可以接受与包容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