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1.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案情被告人胡某，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某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军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某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军，王军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某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2001年9月，胡某通过他人介绍，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2002年3月，胡某再次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某三次支付给苏富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2003年4月1日，胡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裁判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某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某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胡某与王军共谋，由王军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军，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某将王军伪造的光大银行白下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某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某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某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是银行、单位和个人凭以记载账务的会计凭证，是记载经济业务和明确经济责任的一种书面证明。据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向存款单位开具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权利凭证，其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凭证，它与存单同样起到存款证明作用。中国工商银行乙类转账支票、电汇凭证、进账单和出口结汇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进账单的第一联收账通知，是银行为收款人收妥款项后，出具给收款人的证明款项已收入其账户的凭证，应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被告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某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胡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并提出胡某的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胡某退缴赃款12万元，结合自首情节，希望二审对胡某减轻处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1900余万元，并且造成实际损失1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胡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某犯罪后自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的上述犯罪事实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进账单”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认定胡某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正确的。在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中，胡某主观上对王军利用伪造的银行开户证实书及银行进账单实施诈骗行为明知且态度积极、主动，客观上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上门吸储并以高息作诱饵，致使多次诈骗得逞，最终造成被害单位的巨额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属主犯。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犯罪事实及自首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鉴于胡某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其退缴了所得赃款12万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胡某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认定上诉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已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44万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某亲属为其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2万元发还被害人单位苏富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2. 贷款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贷款诈骗罪案例分析一、案情被告人：耿某，男，43岁，江苏省杨中市人，原系贵州申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开发部经理。1997年8月12日被逮捕。1996年9月中旬，被告人耿某以贵州申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开发部（以下简称第二开发部）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黎帮明代表的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东山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第二开发部开发的东山住宅楼。同时，黎帮明应耿某的要求，在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以黎帮明之名开户，账号为“5665”，将自己承包的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七分公司的钱款501000元存入，并将此款的活期存折交给耿某，作为工程保证金。耿某收到存折后亲自写下收条并加盖了第二开发部的公章及财务章，讲明待一个月内进场施工后退还。同月16日，耿某将黎帮明的存折拿到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作抵押贷款，用私刻的黎帮明的私章（私章刻为“黎帮明”），并以“黎帮明”之名与信用社签订了借款合同，共贷款36万元，期限自1996年9月16日至12月16日。耿某用100元另立贷款账户，账号为“5673”，该信用社并于当日将贷款利息11128.32元扣下备付。此后至12月10日，耿某陆续从“5673”账户将贷款全部取出。贷款期满后，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从抵押的黎帮明的存折上扣划了贷款及超期利息。黎帮明因一个月期满未能进场施工，向耿某追索存折未果，后到信用社查询，得知存折已被他人冒用自己之名抵押贷款，遂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信用社对贷款审查不力，应负将存折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该院判决：“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将黎帮明在该社5665号活期储蓄存款账恢复到1996年9月16日原状（存款501000元）……”，该判决业已生效。案发后，除追回被告人耿某用赃款购买的两部手机（价值11000元）外，其余赃款已被耿某挥霍殆尽。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耿某犯诈骗罪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耿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所骗的钱款是黎帮明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国家财产，请求对他从宽处罚。二、判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将他人财产作虚假担保并假冒他人名义骗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耿某犯诈骗罪不确切，应予纠正。被告人的辩解理由不实，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的规定，于1997年12月1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耿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耿某尚欠的赃款人民币349000元。宣判后，被告人耿某不服，以“诈骗的是私款，不是故意诈骗，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之名诈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予惩处。耿某上诉所称“诈骗的是私款，不是故意诈骗”，经查，耿某在一审当庭供述其将黎帮明的存折用作抵押贷款并私刻黎帮明印章与信用社签借款合同，骗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并先后将该款全部取出，与其在公安机关的历次供述一致，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耿某上诉无理，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3月6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维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刑事判决的第一、第二项，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耿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耿某尚欠的赃款人民币349000元。

3. 求近年金融职务犯罪案例+分析

　　内外勾结贪污银行巨款案
　　「案情」

　　被告人：薛根和，男，32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1992年12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贻全，男，52岁，海南省文昌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总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道先，男，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兼业务总经理。1977年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2年12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赵东方，男，42岁，河北省唐山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84年因犯诈骗罪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1993年2月25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杨绍琼，女，50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成员。1993年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德全，男，41岁，海南省琼山县人，原系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房地产部聘用经理。1993年2月23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元龙，男，25岁，四川省成都市人，原系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财务部聘用经理，系同案被告人熊道先之子。1993年1月14日被逮捕。

　　被告人：戴开业，男，28岁，海南省海口市人，无职业。1992年12月14日投案自首，1993年5月22日取保候审。

　　1992 年1月至4月间，被告人薛根和与被告人陈贻全经过共谋，以做生意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四张，以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益通公司）的名义，分别汇往甘肃省物资交易中心10万元，陕西省咸阳市旅游公司产销部5万元，山东潍坊经济开发投资公司10万元，陈贻全自带汇票到陕西省咸阳市解付10 万元，总金额35万元。此款被陈贻全占有使用。

　　1992年6月5日，被告人熊道先代表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陈贻全代表益通公司，双方达成“合并联合办公，共同办理出口山羊绒业务”的协议。熊道先提出急需解决100万元资金。经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后，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上100万元金额，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分行第一营业所，由熊道先指使其子、被告人熊元龙自带汇票前往解付。解付后，熊道先将其中的50万元转到海南明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将337500元归还海南百威装潢公司欠款，提取16万元交给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用于修改美元信用证条款的手续费，余款2500元由熊元龙作为解付汇票的费用。

　　1992年6月间，被告人赵东方、杨绍琼与熊道先、陈贻全、薛根和等人商定，由益通公司、远洋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筹备组（以下简称金龙公司筹备组）联合成立华南金龙企业集团公司。赵东方以办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和调剂美元为名，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先后汇给金龙公司筹备组人民币共500万元，由杨绍琼指使其子赵卫（在逃）解付。其中，杨绍琼用100万元偿还贵州省贵阳电视机厂的欠款；赵东方用 12万元在唐山市购买私房，用110万元作为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的注册资金。同时，还汇到远洋公司的海口帐户9万元，分三次汇到益通公司的海口帐户共计140万元（其中陈贻全偿还广东省徐闻县粮油饲料公司的个人欠款561100元）。余款129万元被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占用挥霍。

　　1992 年6月中旬，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共谋，为支付香港国华银行开出的600万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由杨绍琼与香港恒基公司蔡德基签订了所谓的山羊绒包装袋合同。同年6月17日和29日，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两张，以益通公司的名义，汇往广东省东莞市霄边商行人民币400万元，并由陈贻全将汇票带到广东省南海县交给赵东方、杨绍琼，再由赵、杨将两张汇票交蔡德基带到东莞市霄边商行解付。然后由霄边商行将人民币400万元兑换4494949元港币汇到香港宝生银行蔡德基妻子罗沛雄私人存折上。其中，蔡德基用于600万元美元信用证的开证费及中间人手续费2614000元港币，余款1880949元港币由港商邓××提取占用。

　　1992年6月18日，熊道先、陈贻全与薛根和密谋，以定购山羊绒需要资金为名，由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当着熊道先、陈贻全的面，按照熊道先提供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汇票金额2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远洋公司的业务员林晓彬到中国工商银行包头市分行环城路办事处解付。林晓彬按照熊道先的指使，汇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大英山办事处45万元并提取现金，交给海南昌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诗锦为熊道先、熊元龙、黄康仁、田静办理出国护照费用；汇105万元到包头市商检劳动服务公司，其中又转50 万元偿还熊道先在湖南株州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的个人欠款，转呼和浩特市土畜产进出口公司40万元作为定购山羊绒的定金，10万元由马长春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其余50万元由林晓彬提取现金后与熊道先、熊元龙等人共同使用。

　　1992年6月29日，熊道先、薛根和密谋策划购买房屋。薛根和将一张银行空白汇票带到熊道先的办公室，按照熊所提供的收款单位及帐户，以益通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并将汇票交给熊道先。熊指使黄康仁（在逃）自带汇票到广东省电白县解付，黄康仁将395万元转回远洋公司帐上。同年7月2日，又转到海南华秀开发承包公司3906757元用于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除广东省电白县石化公司占用5万元外，余款43243元被熊道先占用。

　　1992年6月至7月间，薛根和与潘正东（在逃）多次策划盗取银行资金。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五张，分别以海南昌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远洋公司的名义，先后汇往湛江市、长春市、南海县九汇镇等地，由潘正东等人解付，总金额为人民币559万元。潘正东用其中180万元购买7辆轿车（组装件），尔后将其中5辆车转给熊道先的远洋公司使用。薛根和用其中228万元为远洋公司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三号楼二单元和七号楼提供购房手续费，办理房产证费、装修费、电话安装费，办理美元信用证等费用；用30万元购买海口市岭下村70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36万元购买海口市沿江西路433号三层楼私人住宅一栋；用162000元归还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款；以许雪梅、麦惠芳的名义存入银行（定期）40万元；余款29万元被薛根和挥霍。

　　1992 年8月25日，薛根和察觉事情将要败露，找熊道先、张德全、潘正东策划携款外逃。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填写金额人民币400万元，交给熊道先、张德全带到湛江市通过陈丹（在逃）解付。熊道先交给赵东方60万元，先后两次又转回远洋公司100万元；陈丹交给薛根和和现金40万元；薛根和外逃时在陈丹处取走现金13万元。案发前陈丹转回远洋公司191万元。

　　1992年10月9日，薛根和与熊道先、陈丹等人共谋，以购买海口市滨海花园小区的两栋楼房需要装修费的名义，由薛根和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填写金额人民币150万元，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汇往昆明市（收款人李可文），由陈丹在昆明解付后汇回远洋公司帐户。案发后由于发现及时，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将该款分录冲销，故未造成损失。

　　1992 年10月9日，赵东方打电话给薛根和、熊道先，谎称已经搞到6000万元港币汇票，但需要手续费人民币600万元，并将收款单位、解付银行传真到远洋公司熊道先处。薛根和与熊道先密谋后，由薛盗用银行空白汇票一张，以远洋公司的名义，按赵东方提供的帐号，将人民币600万元汇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公司怡新商店。由于薛根和在填写汇票时没有打盖密押，此款被及时发现扣押，未造成损失。

　　此外，薛根和利用本人掌管同城票据交换、综合的职务之便，分别于1991年12月5日、12月10日先后两次伪造两张进帐单夹进原两张同城票据凭证的进帐单中，与二三五暂收款项对转入帐，以假充真，将4710元分两次转入益通公司陈贻全处。陈贻全提出现金4650元交给薛根和，供薛挥霍使用。

　　薛根和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分别挪用海口市化工三厂、海口市大海服务部、海口市橡胶三厂、海口市轮胎厂等企业单位结算资金共6笔，计人民币162458.03元，用于他人做生意及归还陈贻全的欠款。

　　1992 年10月15日，薛根和在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接到外地查询汇票电话后，觉察到自己和同伙的犯罪事实即将败露，便与熊道先、张德全、熊元龙以及被告人戴开业策划潜逃。熊元龙、戴开业即连夜开车将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送往广东省港江市。10月16日薛根和等人从湛江市郊劳务粮油公司购销部经理陈丹处提取现金后，由熊元龙开车把他们送到广西边境，当晚由戴开业找人带路，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偷越国境，逃往越南，案发后戴开业于1992年12月 14日到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审判」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等人，采取内外勾结，盗取银行汇票，擅自打盖密押，隐匿和销毁底联的手段，共开出银行空头汇票19张在外地银行进行解付，共同贪污公款3344万余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逐）。此外被告人薛根和采取伪造银行进帐单的手段，贪污银行代收手续费4710元。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与被告人薛根和相勾结，由薛根和采取盗取银行空白汇票，开空头汇票不上帐的手段，共同贪污银行公款。被告人薛根和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伙同贪污，均构成贪污罪的共犯。其中，被告人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本案主犯，被告人张德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本案从犯。被告人薛根和还采取涂改同城票据（代付）凭证的收款单位，编造假进帐单的手段，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经营部等企业资金共6笔共计人民币162458.03元，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国境，情节严重，均构成偷越国境罪。被告人熊元龙、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有重大犯罪嫌疑而协助他们逃避法律制裁，将他们转移、窝藏，均构成窝藏罪。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本案各被告人的具体罪责如下：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共同贪污人民币33444710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薛根和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6124650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2573912.34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陈贻全勾结薛根和并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12354710元。陈贻全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175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65941.7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熊道先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熊道先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749 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4685775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被告人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杨绍琼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赵东方与杨绍琼等人实际共同占用人民币311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12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杨绍琼通过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熊道先等人，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杨绍琼个人挥霍并与赵东方共同占用人民币339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和赃物折款共计人民币1264576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被告人张德全受薛根和的指派，与熊道先一起参与解付400万元汇票的犯罪活动，是本案从犯。张德全归案后能积极协助检察机关抓获薛根和、熊道先等主要案犯，对侦破此案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熊元龙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窝藏犯罪分子，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案发后尚能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并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对侦破此案起了积极作用，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共追回赃款人民币4974255.18元（不包括贪污未遂的600万元和工商银行冲销的150万元），追回赃物折款人民币6271570元，两项共计人民币11245825.18元，尚有14698884.82元没有追回，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的规定，于1993年8月13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薛根和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陈贻全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被告人熊道先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四、被告人赵东方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五、被告人杨绍琼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六、被告人张德全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七、被告人熊元龙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八、被告人戴开业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九、以下追缴的赃款赃物，依法退回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对依法不应退回的，上缴国库。（赃款赃物清单略）

　　十、本案中尚未追回的赃款赃物及与本案有关的查封、冻结的财产依法继续追缴处理。

　　宣判后，薛根和服判不上诉。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以他们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为理由提出上诉，熊元龙、戴开业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1）项的规定，于1993年8月28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死刑复核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确认一、二审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1993年9月9日依法作出刑事截定如下：核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薛根和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陈贻全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熊道先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赵东方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杨绍琼以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评析」

　　本案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贪污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薛根和骗取银行巨款的行为定贪污罪没有异议，但对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能否定贪污罪，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在主观上缺乏贪污的故意，客观上他们的行为是分别代表海南益通实业贸易公司、海南省远洋贸易公司和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实施的，是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法律上没有法人犯贪污罪的规定。所有款项均用于公司费用，他们并未非法占有，中饱私囊。而且他们四人均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行为均不构成贪污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多次勾结薛根和，由薛利用职务之便盗取银行空白汇票，他们向薛提供收款单位及帐号，并参与填写汇票。汇票填好后，又由他们亲自携带汇票或指使他人去外地解付，进行占用。杨绍琼明知汇票是薛根和从银行盗取的，却指使他人解付并共同占用。这表明他们主观上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2）陈贻全所在的益通公司和熊道先所在的远洋公司经查均没有国有资产，注册资金来源是诈骗所得的赃款，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按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关制度进行管理，分配方式也不是按全民所有制企业分配方式进行的。上述两公司是名为全民所有制实为个体的企业。且益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贻全的时间是1992年8月24日，在这以前陈贻全没有任何法人授权委托书。熊道先虽然有远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但其实施的行为已超过了授权委托范围。因此，陈贻全、熊道先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法人行为，应由他们个人负责。赵东方、杨绍琼所在的贵州金龙公司的注册资金是赵、杨勾结薛根和等人伙同贪污银行的公款，且该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注册登记的，而本案案发时间是在1992年10月15日，在此以前赵、杨使用贪污款所进行的经济往来是个人行为，并且是非法的。再者，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与贪污所得的赃款，绝大部分用来购买私房、金银首饰、豪华小汽车和其他个人挥霍。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3）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虽然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无职务之便可以利用，但他们与薛根和相互勾结，伙同贪污。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上述第二种意见，认定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是正确的。

4. 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07)一中刑终字第01756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某某，男,35岁(197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河南省禹州市，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06年11月13日被羁押，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某某犯诈骗罪一案，于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作出(2007)房刑初字第21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赵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赵某某，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某某与张红军(另案处理)在北京市崇文区天桥地区以贩卖假古董为业。2006年10月26日下午，被害人朱昌火在天桥见赵某某与张红军在摆摊卖“古董”遂上前询问。张红军、赵某某谎称展示的碗、杯等物品均是古董，后以人民币2800元的价格卖给朱昌火18件仿古玉器和陶瓷制品。
　　同年10月28日，被告人赵某某与张红军又到朱昌火家中，以人民币500元的价格卖给朱昌火1件仿古假玉狮子。后朱昌火到北京博古艺院做鉴定，证实所买物品均为假货。
　　2006年11月13日，被告人赵某某应邀再次到朱昌火家卖假古董时被群众抓获。后朱昌火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马玉海、鲁兴红、温超远、冀克刚证言，被害人朱昌火陈述，物证照片，文物鉴定书，扣押物品清单，报案记录，到案经过，工作说明，情况说明，身份证明等证据。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故依法判决：一、被告人赵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二、追缴被告人赵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三百元，发还被害人朱昌火。
　　上诉人赵某某的上诉理由是：其没有欺骗被害人，且只卖出800元的物品，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赵某某在本院审理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的欺骗手段，骗取公民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对于赵某某提出的上诉理由，经查，其伙同他人以仿古制品骗取他人钱款，符合法律规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亦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原判对其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量刑，于法有据。故赵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人民法院根据赵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定罪、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及判处罚金的数额均适当，对追缴违法所得的处理亦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柏 军
　　审 判 员 宋 磊
　　代理审判员 马惠兰
　　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范慧娟

5. 诈骗案例分析(急)

诈骗案例分析
   某日，李女士在家接到一个语音提示电话称：“您的电话5161217已欠费，我们准备给您停机，如需查询请按“0”如有疑问请按‘9’选择人工服务。”李女士不假思索按了“9”键，电话被转接，一名自称电信公司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李女士的姓名、身份证号后，告诉她可能遇到诈骗了，并称稍后让公安机关部门联系她。  随后，一名自称当地某派出所民警的男子打来电话自报姓名和警号后说：“你名下的这个电话号码和用来扣费的某银行卡涉入一起全国性洗钱案。” 对方的话让瞿女士很吃惊：“我一直遵纪守法，怎么会卷入洗黑钱呢，这可是大罪。”李女士认为是有人盗用了自己的资料参与犯罪，立即向对方问询。民警开始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别着急，称可能是犯罪分子动了手脚，“我给你接反洗钱的中心主任，他是这起案件的报案人，或许他更了解情况。”  随后，这名男子把电话转到“反洗钱中心”，一名自称“中心主任”的男子分析说李女士的信息可能被盗，被不法分子利用了。这话让李女士彻底震惊了。警告李女士：“您的账号涉案，将被冻结，否则钱会被犯罪分子转走。”“中心主任”表示，如果希望财产不被冻结，必须在当天下午1点前把钱转到安全的账户里。  接完电话后，为了杜绝自己上当受骗，她拨打了当地的114查号，手机上显示的号码确实是当地公安局的电话。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便在“中心主任”的电话遥控下，通过ATM机把几张银行卡内共计259万多元的现金，全部转到了“中心主任”指定的“安全账户”。在操作完成后，“中心主任”称48小时后他会同李女士联系，并要求李女士绝对保密，若影响案件破获，后果自负。 两天后，“中心主任”没有联系李女士，李女士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只得赶紧报案。  案例分析  此类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是：  1诈骗分子一般选择独自在家的老年人为行骗目标；  2使用语音电话提示后转接人工的方式，市民通常会习惯性地相信通话对象就是电信工作人员；  3诈骗分子往往冒充警察、电信公司或其他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多次给事主打电话，设下层层圈套；以银行卡欠费、涉嫌洗黑钱或账号被犯罪团伙利用为名，打电话诱骗、恐吓当事人将资金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再通过网上银行将资金迅速转移，非法牟利。事实上，司法机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    由于诈骗人往往掌握受害人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特别是个别不法网络运营商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任意显号技术软件，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时，可任意使受害人来电显示为其所在地司法机关的电话号码，受害人通过查询确认这些信息真实后，很容易上当受骗。 电信诈骗犯罪背后的犯罪网络    电信诈骗的犯罪组织比其他犯罪组织更为复杂。这类犯罪组织往往是多个犯罪组织纠合在一起，分为导演组、话务组、取款组、网络组、洗钱组等，每组都是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相对独立运作，相互利用谋利。每组都有一个管理者，各个组织在实施诈骗前，要经过严格的上岗培训。    导演组是这类犯罪组织的核心，操纵整个犯罪过程。他们负责编写“剧本”，即打电话时怎么说，对方怀疑后如何应对等。导演组还负责“分配”任务，获得居民的通讯信息后，把这些信息分配给不同的话务组拨打诈骗电话；话务组的电话都是通过网络组负责的技术平台拨打出去的，这个平台从网络运营商那里获取线路，提供电信服务器及改号服务等；一旦有人上当向账户打款，导演组立刻将大额款项分流到数个账户里，然后派取款组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取被骗款项；取出的钱被汇总后交给洗钱组，赃款最终流向犯罪分子手中。 

    那我们如何加强对电信诈骗的防范？     提醒大家在接到疑似诈骗电话或短信时，首先向公安机关“110”报警核实，尤其是对方要求向指定账户汇款时，千万不要汇款。或尽快告知家人或与朋友商量。从以往经验看，骗子往往不让对方有时间思考，很多人把钱一汇走就清醒了。且真正的公检法部门如果要转账和冻结账号，都有严格程序和书面通知，同时必须有两位以上工作人员到场才能进行，不可能凭几个电话就可以冻结账号或让人转账的”。  接到这类诈骗电话后，要主动向属地公安机关或电信部门举报，以提供线索便于破案和采取防范措施。  公众在接到类似电话时，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渠道核实信息： 1.拨打电信公司统一客服电话10000号进行核实；  2.通过当地公安分局的值班电话对“民警”身份进行核实； 3.拨打银行统一客服电话，向银行有关人员进行咨询。  我有四点建议，一是多看新闻多上网，及时了解电信诈骗的案例发生情况； 二是不管是什么借口，只要号码不熟悉，就不予理会； 三是在接了对方电话的情 况下，只需按对方号码拨打回去，电话会打到被冒充的部门，一下子就能识破骗局；  四是不管什么情况，不轻信、不转账、不给钱，因为公检法司执法部门是不会要求当事人直接转账的。

6. 票据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票据诈骗罪的案例分析案情被告人郭某，男，宜昌市襄谷物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1年3月19日上午，被告人郭某持一张票面额人民币3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中国工商银行三峡分行铁路坝办事处(以下简称工行铁办)申请办理贴现手续，并要求银行用电报方式查询汇票真伪。之后，银行通过查询证实该汇票为假。同年3月26日，被告人郭某再次到该银行时被当场抓获归案。审判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以郭某的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郭某辩称，该汇票是其融资所取得，取得时并不知道汇票是假的。辩护人认为，郭某在使用300万元的承兑汇票时，并不知道该汇票为假，不具备非法骗取银行资金的主观故意，请求法院对郭某宣告无罪。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郭某明知是伪造汇票而使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未遂)罪。被告及其辩护人关于不明知该汇票是假的等辩护意见没有证据印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郭某以票据诈骗(未遂)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万元。郭某对一审判决不服，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理由，上诉至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公诉机关在一审庭审中也仅是推理了郭某对汇票系伪造明知的可能性，且基本依据于郭某的供述，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达到确实充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重新开庭审理认为：郭某持伪造的300万元承兑汇票到工行铁办申请办理贴现手续，并要求银行用电报方式查询汇票真伪的事实属实。但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郭某在实施上列行为时，明知该承兑汇票系伪造。郭某当庭辩称其不明知的观点，与公诉机关提供的柳立华帐户查询结果、刘传新的证言相吻合，即可印证其并不明知。本案的重要参与人鲁新超、黄志明、柳立华均没有归案。故本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郭某的行为构成了票据诈骗罪。经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书面建议，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检察院对郭某票据诈骗一案撤回起诉。评析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对于被告人郭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一审法院存在以下几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郭某的行为已构成了票据诈骗罪。其理由是：被告人郭某明知是伪造的汇票而使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郭某犯罪数额巨大，与有关规定不相符，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郭某在被捕之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被捕之后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不好，应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另一种意见是：郭某的行为不构成票据诈骗罪。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以下的特征：1、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他人的财物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本罪的犯罪对象为金融票据，包括本票、汇票、支票。2、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上须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4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郭某明知3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假的这一事实，即不能证实其主观上明知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理由如下：第一、公诉机关指控郭某构成该罪的主要证据是其在侦查期间的供述，郭在被逮捕后翻供，对于郭某的口供是采信其在逮捕前的供述，还是采信其被逮捕以后的供述，必须结合其他的间接证据来认证。第二、对本案的间接证据分析如下：赵锡文、沈呜祥证实2000年8月或9月，郭某与宜昌市东山开发区洽谈投资，双方签订了一份投资意向书。印证郭某与宜昌市东山开发区签订过投资合同。刘传新证实工行铁办以汇票为真将郭某骗到该行的事实。储蓄存款回单、柳立华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储蓄交易查询结果，证实2001年3月26日，柳立华的帐户上收款34000元。印证郭某辩称：银行通知其3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真实的，其便给柳立华支付手续费34000元的事实。第三、本案的参与人鲁新超、黄志明、柳立华均没有归案。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郭某在被逮捕前所作的供述，与本案的其他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而本案的三个主要参与人没有归案，故公诉机关指控郭某构成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郭某宣告无罪。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在该案被发还重审后，认定郭某无罪的观点是正确的。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杜晓红

7. 诈骗案立案后的流程怎么走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刑事案件一般要经过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三个阶段。如果案情复杂会相应的延期。要经过侦查阶段，一般最长37天。移送检察院，这期间检察院有两次退侦的期限，一次一个月，移送审查起诉通常一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半个月。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诈骗罪立案后，办案机关就会开始着手调查，进入刑事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在进行调查锁定犯罪嫌疑人之后，就会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比如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8. 诈骗犯从被抓捕到接受法院审判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诈骗犯从被抓捕到接受法院审判过程，短则三四个月，长的有一年之久。以下是刑事诉讼流程，请参考。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刑事案件大致要经过3个阶段，即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和审判阶段（人民法院）。
一、侦查阶段：
　　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刑事拘留。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的案件情况。
　　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犯罪嫌疑 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二、审查起诉阶段：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除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
　　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开庭审理时，辩护律师为被告人辩护。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法庭审理后，人民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